第2章 《别问路在何方，大踏步往前走》：从山村走向城市
1999年7月，随着中考的落榜，我的天空不再湛蓝晴朗。尽管在师长和亲友的眼里，我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最终还是落榜了。
认识和了解我的人，都摇着头叹息着：“一定是发挥失常了，真是一棵好苗子，可惜了。”只是没人知道，我是故意考砸的。
1998年父亲出了车祸，那时的我还处在懵懂无知的年纪，虽然，也极度地悲伤难过，却并没意识到，父亲的这场车祸会对我以后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直到父亲卧床不起后，所有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母亲肩上，仅仅半年时间，家里就已经入不敷出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清楚地记得，学校每次哪怕只交几块钱的杂费，我常常几周都交不上。然后，便会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批评，再之后，我的名字便会被写在校园的通告板上，供全校的师生阅览，而接受班主任老师三令五申的训话，就和家常便饭一样寻常。
那个时候，没人懂得我的孤单和无助。明明知道家里没钱，可是为了能在学校交差，我还是一遍遍地问母亲要。只是每次母亲都拿不出钱来，于是，我便号啕大哭着离开家，而常常是我哭母亲也哭。
那段时间，因为交不上学费的事情，一向备受嘉奖的我却数次受到老师的批评，于是，我在学校也变得越发自卑起来。下课后，我几乎不出教室，就是害怕同学们嘲笑；就连去卫生间，都是一阵风似的跑过去，然后，再像做贼一般地跑回教室。
那个时候，我连睡觉做梦都特别希望自己家里能有钱，慢慢地我就萌生了出外打工的念头。
可是我又不甘心，因为，我正是上学的年龄，我也渴望走进更高的学府，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也从未想过此生我会与大学无缘。我太清楚了，对于一个农村的姑娘来说，早早失学意味着什么。每次，看着那些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姑娘，怀里抱着孩子，可仍是一脸稚嫩和青涩的懵懂时，我便觉得自己此生绝对不能过那样的日子，一定要好好上学，永远地走出这座大山。
只是每次被老师催着交费时，我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尤其是每每看到为了一家生计累得骨瘦如柴的母亲时，更觉得有无数的钢针在心头扎。我甚至常常担心，母亲会不会被一阵风就刮倒了。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啊，叫我如何忍心把自己的未来建立在她的血泪之上？
无数次的纠结、迷茫之后，我只能以故意落榜的方式来减轻母亲的负担。
当卧床休养的父亲听到我落榜的消息时，躺在床上泪如泉涌。他觉得一定是他的突然出事，才影响了我的正常发挥。
我却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实则心如刀绞，因为，我知道我与大学从此便失之交臂了。
那时，同村有在省城打工的女孩。听说在饭店里做服务员，一个月有两百多块的工资，我便去找她，请她带我一块儿去。但当我和她说好之后，回家却遭到了母亲和父亲的强烈反对。
虽然，我落榜了，可在他们心里，仍觉得我是块学习的料。
父亲和母亲在一次次的争执中反复地协商，最后的结果是：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让我继续上学。复读或者去上职高卫校，两条路由我选一条。
我有一个亲戚是卫校校长，他说我毕业后可以做护士。只要我的成绩好，毕业后他能推荐我进三甲医院。那样不但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我第一次固执地没听父母的话，焦虑而烦躁地告诉他们：“我什么学也不想上，只想出外去打工。”
母亲第一次动手打了我，上学的事情也陷入了僵局。
不是我不喜欢父母的安排，而是我清楚地知道，那两条路无论选择了哪一条，都意味着我要让家里至少多负担三年。看着母亲孱弱消瘦的身体，我不敢想象四年后的母亲，会苍老成什么样子，甚至都不知道她是否还能支撑到四年后。
在何去何从的矛盾中，我眼前是一片灰暗的迷茫。于是，我便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小河边暗暗垂泪。有时，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难道我也要像村里绝大多数的姑娘一样，早早地走上结婚、生子的道路？很多时候，一想到那样的场景，我就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很快，半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我去镇上给父亲买药，突然看到街道上张贴着县劳务局的招工启事：学习电脑操作三个月后，可安置工作，我觉得那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于是，我激动异常地撕下了招工启事，一路上心都在“咚咚”跳。20里的山路，我徒步一个小时就到了家。当我气喘吁吁地把招工启事放到父母面前，跟他们讲清自己的想法时，他们也觉得毕竟有了一技之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便接受了我的建议。
然后，他们便四处借钱。1500元的学费，外加每个月300元的生活费，东拼西凑，总算在出发的前一天凑齐了。
我从家里走时，穿着一件绿色碎花的短袖和一条灰色的裤子，那是我挖了一个月的兰草苗赚钱买的。因为学习的地点在省城，听说城里人都穿皮鞋，于是，我还花了25块钱买了一双皮鞋，那也是我的第一双皮鞋。随后，我独自坐车到县城和大部队集合。
我一步三回头，母亲一直把我送出好远。那年，我只有14岁，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好在只是去学习。
我想到三个月后，就能拿到劳务中心承诺的每月600元到800元的工资时，便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怕了，心里幸福得跟花儿一样。
就那样，我满怀憧憬地到了县城，一同前往的女孩有12个。也许是年龄相仿，再加上是一个县的同乡，很快，大家便在叽叽喳喳中熟悉了。
我们坐在劳务公司包租的中巴里，经过四个多小时翻山越岭的颠簸，最后终于到了省城。尽管第一次离家那么远，可面对着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内心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感觉既兴奋，又好奇。
后来，我们被安置在东郊的一个子弟学校内上课，那是陕西钢厂办的一个职业技校。除了我们微机班，还有电子班、钳工班等，总共300余人。微机班，除了我们一起来的12个女孩子，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关中地区的女孩子。
而问题很快便来了。
由于关中地区的女孩子比我们离省城更近，接收外界的信息比我们便捷，因此，她们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装扮都比我们这些来自山村的女孩要时髦很多，所以，她们便时常嘲笑我们的穿着打扮。
不过，那时我们也真是懵懂，大红的外套配上翠绿的毛衣亦不觉得招摇；杏黄的衬衫配着鲜红的裤子满操场跑，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那些关中女孩子便常常指着我们的衣服窃窃私语，性格泼辣一些的便会指手画脚地哈哈大笑，更甚者会带着弦外之音，旁敲侧击地冷嘲热讽。
我们听了，自然是针锋相对。有一次，双方的言行过于激烈，竟然不小心擦枪走火，大家乱糟糟地撕扯到了一起，直到校长来了，才平息了这场“战争”。那天，我们整个班被学校罚在寒风里站了四个小时的军姿。从那以后，关中女孩在我们眼里就成了“哈家伙”（方言，坏家伙），而我们在关中女孩的眼中变成了“山蛮子”。
初到城市，最让我们惶恐的事情，莫过于过马路了。
因为一直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山村，车自然就少。如今，每次当我们需要过马路时，看着呼啸而来奔驰而去、川流不息的车辆时，会显得既慌乱又紧张，总害怕会被车撞到。
记得第一次过马路，我们一帮姐妹手拉着手，在纬十街尖叫着一窝蜂似的跑了过去。那时，路边有闲人看到我们的窘迫神情，一猜就知道我们是农村来的，竟然故意吓唬我们：“快跑，快跑。”然后，一竿子人在我们身后哄堂大笑，还有人吹起了尖厉的口哨……
最心酸的是为了省钱，我们去康复路买衣服。听别人说，西安康复路的衣服是最便宜的，周末，我们便一起去了。结果在一个狭小的过道里，不知是谁不小心碰掉了一个摊位上的袜子，然后，那摊主听我们口音是外地人，硬逼着我们买下整包的袜子，我们不买，他们竟动手打人。
最后，在被迫中我们买下了整整60双袜子，每人5双。很多年后，每次买袜子时，我都能想起那时的情景和心酸……
在那些饱经磨难的岁月，我们常常梗着脖子问：来自乡村怎么了？内心其实却非常自卑。于是，大家便暗暗在心底跟自己较劲：一定要改变自己，改掉那些不好的习惯。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慢慢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而且各方面的能力也在进步，变得一个比一个清新，一个比一个雅致……
我们不但在形象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还有了满意的工作，有的甚至有了自己的事业。
十年聚会时，当我们衣香鬓影地举着酒杯，在美味佳肴前谈笑风生忆及往事时，也不过是云淡风轻地莞尔一笑。
尽管现在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位优雅的知识女性，也有人在初次见到我时，看到我温润沉稳的气质，总觉得我从小家境优越，一定是被养在蜜罐里，饱受幸福滋养的女子……
每当这时，我都微笑着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来自陕南小镇的农村姑娘。
这些年，每当在城市里看到一些懵懂无助的农村姑娘需要帮助时，我都会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她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因为，看到她们，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十几年前的自己。我始终坚信，假以时日，只需要一季雨水和阳光的滋养，她们也能在这片新鲜的土壤里长出自己的花红柳绿，散出自己的清香怡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