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传呼岁月的冷暖
现在提起传呼机，很多人一定不知所谓何物。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呼机在中国却风靡一时。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腰上能挂一个传呼机，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相当自豪的一件事情。
尽管当时市场上已出现了手机，但那时的手机不但不像现在的手机这样小巧轻便，且造价极高。一部手机动辄几万，再加上好几千的入网费，而信号还时强时弱的，极不稳定，通话像被打了马赛克一样，总是磕磕绊绊、断断续续的。因此，常见使用手机的人一边拔出长长的天线，一边大声地“喂喂”着，然后，再四下走动寻找最强的信号源。
在那个年代，能用得起手机的人极少，而手机俨然就是成功人士身份的象征。事业有成的商人、位高权重的领导，无不因拿了一部砖头一样的手机而让人另眼相看。特别是香港影片中身份尊贵的“大哥”，也常常拿着大砖头似的移动电话，趾高气扬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因此，那时的移动电话又被人们称为“大哥大”。
而于实际功能方面，“大哥大”不仅代表了人们显贵的身份，更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与人之间便捷的通信功能。
那时的西安，工薪族如果能拿到两千的月薪，已属于高级白领了，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远没有今天这般富裕。因此，价格比较亲民，同样也能实现人与人快捷联络的传呼机，便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和青睐，而传呼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引领了社会潮流。也正因如此，拥有一部传呼机，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那时，传呼机又被称为“call机”，有数字和汉字两种。数字传呼机有一个代码本，一些简单的用语都有对应的代码，用户收到传呼再到代码本上进行核对，一些简单的信息便一目了然了。
打传呼时，需要先打电话给传呼台，每部传呼机都像现在的手机一样有自己的特定号码。例如：请帮我call某某号，如果有重要的事情，便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并在电话机旁等对方给你回电话。
那时的大街小巷都是IC卡电话机，青年男女站在暮色下煲电话粥，也是那个年代独具特色的风景。
相对于数字机，汉字传呼机的造价就高一些，因为，有什么事情对方可以直接留言，机主能直接看到汉字消息，显得更为便捷。
传呼这一通信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必须有发射信号的中转基站，传呼台就是实现这一功能的中转基站，而我们的工作便是负责接听电话并发射代码。从事这个职业的都是声音甜美柔和的女性，美其名曰：“传呼小姐”。
1999年12月，我们结束了定向培训，通过传呼台的招聘考核后，便成了实习的“传呼小姐”。
我们去的是一家军工企业的下属传呼台，在全国有四十多家分台。此前西安分台的传呼小姐，多数都是家境优越的干部子弟，个个都是趾高气扬的大小姐，我们这帮农村姑娘的到来，无疑更让她们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只骄傲的“孔雀”。
自此，台里类似于打扫卫生、爬高踩低、搬拿提扛的脏活、累活，都下派给我们这些实习生。尽管心里也有不公的委屈，可毕竟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再加上山里女孩的纯真朴实，便默默地咽下那些委屈和心酸，只求能有个好的发展。
在传呼台的那段时光，唯一让我感觉温暖的便是冬至那天，带我实习的师父从家里带来了一盒饺子给我。
师父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能成为你的师父，也是你我的缘分，你们也真不容易，还这么小就出门了。冬至要吃饺子，吃了饺子不会冻耳朵的，快趁热吃了吧！”
尽管一整天在台里接的电话都是“请呼某某，请他冬至记得吃饺子”，但冬至要吃饺子，在我们老家并没有这个习俗，自然没有太多的感慨。而直到此时此刻，看到师父递过来的这盒饺子时，想着这段时间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方觉得感慨良多，眼泪扑簌簌就掉了下来。
我哽咽着叫了一声“师父”，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拍拍我的头转身走了。
一刹那，我只觉得一股暖流迅速传遍全身，盯着那盒饺子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然后，把它紧紧抱在怀里，深深地嗅着那浓郁诱人的香味，却一个也舍不得吃。我第一次觉得，这个陌生而冷漠的城市原来也有温情。
我打开饭盒数了数，一共16个饺子，便决定跟我的姐妹们一起分享。下班后，我紧紧地把那盒饺子抱在胸前，一路穿大街过小巷，尽管天气冷得连呼出的气都带着一股白雾，然而，我的内心却有无数温暖的火苗在跳跃。回到宿舍，我把饭盒放在蜂窝煤炉上的开水锅里蒸热了，分给姐妹们一人一个，我自己剩下4个。尽管很多年过去了，甚至在吃过德发长的饺子宴后，我仍然觉得师父送给我的饺子最香。
那天，大家一边吃着饺子，一边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台里的事情，都觉得我特别幸运，遇到了一位好师父。
尽管，那年冬天冷得出奇，但因为有了那盒饺子，即使滴水成冰的日子，我亦不再觉得冷瑟，也没有冻坏耳朵。
很快到了春节，我们实习生要留在台里值班，原本望眼欲穿的实习工资，被台里以节前财务已经封账为由而调到年后发，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晴天中的一个霹雳，因为，我们都没钱了。
本以为节前能拿到工资，想着参加工作了，我们都不想再问家里要钱，却没想到陷入了这样的危机。那时，老家还没有通电话，写一封信回家再到父母汇款，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而远水终解不了近渴。在这场断粮的危机中，大家决定同舟共济。
于是，大姐提议，把所有的钱放在一起。开始，我们天天吃米线，那时一小碗米线仅需一块钱，每日两顿；后来看看实在不行了，便开始吃油饼、喝开水；四毛钱一个油饼，一天两顿只需八毛钱。
我记得那年的大年除夕，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似乎在诉说着别人的欢愉；而第一次在异乡过年的我们只能吃着油饼喝着白开水，坐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暗暗垂泪。
在那举家团圆的日子，又有谁会在意我们的惆怅和失意。
春节的时候，街上卖小吃的商贩都回家过年了，我们连油饼也吃不上了，大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如何不饿肚子熬到发工资，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还是大姐想到了一个办法：买来挂面放在烧开水的铝锅里煮着吃。一把八毛钱的挂面，够四个人吃，加上盐巴和葱花，一天每个人只需要五毛钱的伙食费。尽管买不起油，可即使是那样的白面条，我们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在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正是靠着那些面条，我们才勉强支撑到发工资。
今天再回忆起那时的艰难和苦涩，连自己都有点儿佩服我们那时的毅力和坚忍。
拿到工资那天，大姐提议我们下次馆子。于是，每人交了十块钱。我们去了离传呼台不远的一家叫香香大盘鸡的饭店，花了一百块点了十个菜。也许之前太过艰难，所以，对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每个人都吃得小心翼翼而又无比沉默。
对那一顿饭我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对香香大盘鸡也有了特殊的感情。那家店虽然几度装修，但招牌却一直不倒，而我现在的家离它极近，也便成了那里的常客。只是每次吃饭时，一回忆起那年某日的场景，心底总荡漾着异样的情愫。
年后，台里的工作又恢复了正常，我们也过了实习期，但我们这群来自大山深处的女孩子，依然是那些骄傲“孔雀”眼里的丑小鸭。
记得有一天台里的卫生间堵了，好像有人把一次性筷子扔进了便池，不知是谁报告台长问题出在我们身上。台长不问青红皂白，竟然把我们几个农村女孩集中到一起，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说我们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习惯不好，给大家造成不便，罚我们打扫一个月厕所。
尽管真的不是我们，尽管委屈不服，可是没人敢吱声，因为，在这个地方，台长就是女王。
有一位性格刚烈的女孩据理力争，结果当场被扣了三个月奖金，这一处罚终于引发了我们的集体抗议，我们商量后决定台里不撤销处罚，我们到了上班时间就不去接班。
台长知道了此事，轻蔑地看了我们一眼说：“也不看看你们几斤几两？要想闹事，等你们翅膀硬了再说，谁不想干了可以当场走人，我欢送。”
那一天，有两个忍无可忍的女孩冲动离职，结果台长即刻就批了。
真应了那句话：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我们的现实不但骨感，也消瘦得可怜。
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毕竟那里凝聚着父母的心血和期望，况且薪水还不低，工作既轻松又体面……
而我们打扫厕所的时间也由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
回到集体租住的民房里，我们尽管也义愤填膺，却别无他法。除了心酸的哭泣，也只能是背地里发发牢骚，因为，我们要生存，我们都是离开了父母保护的小鸡，而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地一遍遍回想着台长的话：“什么时候，自己的翅膀才能真正硬了？”我第一次开始苦苦思索今后的出路，并一遍遍地问自己，究竟路在何方？
在那一段惨不忍睹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争气，慢慢变得一个比一个努力。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并不断地成长和进步，我们开始适应了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开始拿台里的优秀员工奖，开始学习城里姑娘的优美仪态和时尚……
尽管后来传呼台很快就不景气了，手机慢慢取代了传呼，我们又一次面临更多新职业上的艰难和选择，姐妹们也像飘散的蒲公英，开始散落在这个城市里的各个行业当中，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异常艰难时光的磨炼，才造就了我们坚忍不拔的心性，我们才有了更多对抗艰难和挫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才一步步变成了现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