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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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湖州入狱

本书要从一份公文开始。因为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由此公文引起的。

这份公文是一位桀骜不驯、真诚坦率的天才撰写的。他曾对月感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泛舟长江赤壁高唱“大江东去、浪淘金、千古风流人物”,他沉醉西湖美景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你大概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苏轼。

公元1079年3月,浙江湖州。苏轼刚刚从徐州调到湖州任知州不久,按照惯例要给朝廷写一份谢上表——无非是惶恐地坦白自己才德不足,感谢皇上知遇之恩。这种谢上表,纵横官场近二十年的苏轼已经写过多次,每次新任一职,都需要“表”一次心扉。这本是一件极其寻常的小事。苏轼完全可以交给下官去代笔,或自己下笔,甚至套用之前所写的上表,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表一些忠心耿耿的言即可。

这种文字对于苏轼来说太简单了。可苏轼就是苏轼,老父亲苏洵为其名“轼”,告诉这位大儿子要像“马车的扶手”那样低调,可天才的苏轼实力太强、性格太过于坦率,甚至还带有一些天真、浪漫、文艺、潇洒和不羁,这在交友上是极其吸引人的优点,而在仕途上则似乎都是容易招致祸患的弊病。

苏轼的文学天赋,加上其外显的性格,却总是不允许其低调。

随着饱蘸笔墨的笔在纸上恣意挥洒,苏轼渐渐抑制不住心中愤懑之情,那种豪爽、真性情、不善于掩饰的性格慢慢通过墨汁流淌为文字:苏轼想到了新法改革给百姓带来的疾苦,想到了路边流离失所的难民,监狱中含冤的百姓,苏轼统统归罪为新法操之过急,苏轼再失其沉稳,忘记了父亲和弟弟为官要低调要隐忍的嘱咐,在这份极其严肃的谢上表中发了牢骚,让人读来,不禁感觉苏轼对于新法、新政、新党颇有微词,甚至借着谢上表含沙射影地抨击朝政。

新党一帮人已经暗地里观察多时、忍耐多时、期盼多时,他们分析、观察保守派每一名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字一文,就好像暗地里蹲守着的饿狼,等待着猎物出现破绽,时机一旦到来,他们会立即扑咬,致猎物于死地而后快。而保守派其他官员太过于低调、谨慎,毫无把柄可抓。唯有苏轼,敢说、敢言、敢写,而且能写。

他们之前已经广泛搜集了苏轼的诗词文章书信,等到看到官家邸报上《湖州谢上表》,纷纷弹冠相庆!他们一边被苏轼文采所感染,感慨苏轼之才华,谢上表都写的绚烂华章,一边认为攻击苏轼——进而全面打击旧党的机会来了!这些新党,迅速集合在一起,暗暗谋划如何运筹此事,这些人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诟病诬陷、打击倾轧是他们的专长。

新党新晋官员有:李定,攀附王安石变法,官至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御史中丞。舒亶,新法的坚定推行者,借此攀援上升,官至御史中丞。吕惠卿,苏轼的同榜进士,借势变法迅速升至参知政事,仕途顺利而通达。何正臣,追随王安石,官至监察御史。此时推行变法的王安石都已被罢相,退居金陵。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由于新党的权柄被小人所掌控,逐渐由单纯政见上的不同,变为打击报复政敌的手段。

这些新党官员执掌大权,开始了不讲武德的打压,满嘴念着阿弥陀佛、仁义道德:苏轼啊苏轼,休怪我等无情,政治斗争本就如此残酷,只有将旧党击败、只有杀一人,才能警示旧党,只有如此,新党新政才能得以畅通无阻的实施,大宋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才能不受外族欺负啊!

就这样,新党打着伟大的旗号,开始了他们的罪名罗织、证据搜集和审查审讯,并将几乎所有的火力,对准了苏轼。苏轼虽然政治地位还没有那么耀眼,但是破绽最多,诗文影响力巨大——当然,不排除新党中有人公报私仇、或者是嫉妒苏轼的才华而借以报复。

苏轼的敌人,当然不仅仅限于以上几位,纷纷在暗地里将这份谢上表研究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也一起读一遍这份谢表。这份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文字狱案件导火索: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他们读后窃喜、大喜,无论是嫉妒苏轼才华的,还是真正秉公无私,为推行新法革除阻碍的,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打击苏轼。

为了找到破绽,他们像科考前温习功课一般、像研究经典一样,逐字逐句,标注重点、疑点、难点、纰漏,想方设法挖掘、发散、升华、迁移。对你研究最透彻的往往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忠实的敌人。

监察御史何正臣率先开炮:这哪里是谢,字里行间流露的全是牢骚。这分明是对朝廷的不满、对自己任职的不满、对新法的诋毁、对圣上的不敬。作为朝廷官员,怎么能够表这种言论,议论诋毁朝廷新政,蛊惑人心!?

御史中臣李定慷慨激昂:这份谢上表,把我们置于何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说的大概是我和李定、舒亶、吕惠卿吧?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说自己老不生事,意思是说在朝的元老年老无用还经常惹事?

监察御史舒亶上奏道:岂止是这份谢表,苏轼平日所作诗词文章,已经有很多抨击新法的了,甚至藐视圣上。新法乃富国强兵之良策,上可安国家社稷,下可富黎民百姓,苏轼身为朝廷官员,不支持倒罢了,却始终固执一己之见,诋毁抨击新法,甚至公开对抗新法,有法而不执行。

安徽灵璧县国子博士李宜之,这位基层代表也抓住这次机会,张开大口,咬上苏轼一口,借此向新党献礼:变法于国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轼之言行误国害民,若是有更多人效法,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咬完之后,果然很快得到擢升,调到开封。他们就是要让那些梦想着擢升而没有门路的小官吏们知道,想升官,有捷径,就是起来揭发检举攻击苏轼。

司天监沈括,这位苏轼的同年进士、同学、好友,也莫名其妙地背叛了苏轼,其昔日向苏轼求得的墨宝诗文,都被当做礼物献给了新党一派,这位科技天才郑重说道:臣读苏轼的诗文不觉下汗惊恐,臣虽愚钝、和苏轼交好,但是也不敢包庇、不敢不呈报给朝廷!诗文里面处处都是哗众取宠、恃才傲物、抨击新法、藐视朝纲、包藏祸心。很多年以后,苏轼原谅了沈括,仿佛此事都没有发生过。

这是一次借机攀援的好机会。所有想在仕途上飞速进步的官员,无不趁机攀附、落井下石,而所做的非常简单,只要你脸皮足够厚、胆子足够大、想象力足够丰富,你就可以尽情发言、诋毁。

远在湖州的苏轼,呈上谢上表之后,公务之余,继续畅游湖州山水,有时候欣赏书画,练习书法。怎么也难以想到,自己所上的谢表,已经被以吕惠卿为核心的新党、特别是已经依靠变法得以擢升的官员、想搭上变法的末班车得以擢升的官员,暗地里研究了无数遍,一场精心构设的案件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即将从开封飞往湖州,把苏轼罩住,使其逃脱不得、辩解不得,这张谢上表即将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

这是黑暗前的黄昏,大风大浪之前的平静。新党添油加醋、夸大其辞、煽风点火之后,对苏轼一向信任的神宗皇帝似乎也有些怀疑:苏轼如此不堪?为了推行新法,这位皇帝不得不同意:先将苏轼带到开封审查,待查明后再说。

就这样,朝廷新党选派一名最雷厉风行的官员:黄甫遵。新党知道,苏轼朋友众多,或许会有人为苏轼通风报信,到时苏轼提前销毁其窝藏的其他诗词就不好了。他们要求黄官吏星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黄州,将苏轼带到朝廷审查。有朋友为苏轼报信,驸马王诜最先得到这一消息,便告知苏辙,苏辙惊恐万分,知道此事严重,便立即让其女婿王适也从开封出发到湖州,提前通风报信。

这两路,怀着不同的目的,开始了比赛。随行黄甫遵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两名官吏,他们四人一路快马加鞭,沿途官驿换马,将给苏轼通风报信的王适远远抛在后面。似乎是天助苏轼,黄甫遵的儿子途中患病,中途只得在润州(镇江)休息,便落在了王适的后面。王适终于先行到达黄州,告知苏轼此事,苏轼大惊,惊慌之余,得以提前销毁了部分诗词文章。

公元一零七九年的八月,一代文豪苏轼被带到开封乌台,吃上了牢饭、住上了牢房、穿上了囚服,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磨炼、精神上的洗礼。而苏轼的家人也仓皇收拾行李,被迫离开了湖州府衙,在王适的陪同下,走水路赶往开封。船行至宿州,又遇到官兵搜剿,查抄苏轼的诗词文章,官兵好像是土匪强盗一样,在船上翻箱倒柜,但是一无所获。官兵走后,王闰之气愤的说道:写诗文有什么用?不能当饭吃,还招来祸害,将苏轼的文稿烧去大半。

而此时的苏轼,已经下狱,正接受审讯,御史台到处搜索苏轼的信件诗词文章。放言出去,若是有私藏苏轼书信文字的,主动上交,可以从轻处罚,上交并检举的,可以奖励擢升,窝藏不交被查出的,从重处罚。

他们要用这些材料织一张特殊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