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人民日报驻南非记者站

1979年11月，人民日报驻坦桑尼亚记者站建立，首任记者是李红。津巴布韦独立后，人民日报记者站于1984年9月由坦桑尼亚南迁至津巴布韦，首任记者为马世琨、鲍世绍。1995年5月，人民日报记者站再度南迁至南非。人民日报驻南部非洲记者站两度南迁的背后，既有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也反映了非洲大陆政治格局的发展和变化。

1991年8月至1993年8月，我在人民日报驻津巴布韦记者站任记者。1994年下半年，我被告知非洲大陆正等待着我“二进宫”，且行期相当紧迫。

在此之前，人民日报驻非洲记者站尚未有记者“二进宫”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之后，南非反种族主义政权斗争成为驻津巴布韦记者站报道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津巴布韦报道南非，总有“隔雾看花”之感。在津巴布韦工作的第一个任期内，我曾于1991年12月和1993年2月两次进入南非，现场报道黑人和白人第一次坐下来为未来谈判的“民主南非大会”“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声援大会”和多党制宪谈判等活动，第一现场报道的真实、鲜活与深刻使我愈发感到在南非建立记者站的必要性。在“二进宫”成为新的使命之时，我明确提出了在任内完成将驻津巴布韦记者站迁至南非的建议。

在那前后，对于将驻津巴布韦记者站迁往南非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有意见认为，虽然新南非已经诞生，但毕竟没有同中国建交，人民日报怎可向一个与中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驻记者？也有意见认为，恰恰因为台湾成为症结，人民日报记者就应该深入进去，抢占阵地，推动中国与南非关系积极发展。

后一种意见最终在报社领导层面获得认可。当我再赴津巴布韦一事得到确认后，一份关于将人民日报驻津巴布韦记者站迁往南非的报告随之呈送上级单位和主管部门。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报告在我出发之前得到了批准。

1994年11月28日，我与妻子踏上前往非洲的旅途。与第一次常驻非洲不同，此次妻子可以同往，但6岁的儿子仍将留在北京。出发前一天，儿子是那样缠绵地偎依着母亲。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儿子最终还是被同事从痛哭的妻子怀中抱走，我们才强扭过头来，向海关出境处走去……

重新走进非洲大陆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我除了每日尽力圆满完成日常报道任务外，还要逐步谋划和实施迁站工作。我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与南非外交官员进行了接触，向对方通报了拟将记者站迁至南非的计划。对方在向其国内请示后给予我积极反馈。

撤掉一个已有10余年历史的记者站，并重建一个记者站，这意味着多少奔波和劳累！恰如每一位驻外记者的家人都作出了这样、那样的奉献一样，妻子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鼎力相助，默默无闻地付出了大量辛劳，做出了很多牺牲。

在长时间超负荷的高速运转中，我连续数日高烧不退，终于躺倒了。中国医疗队两位湖南籍医生闻讯后赶到记者站，为我打了两天点滴。这种卧床打点滴的体验对我而言尚属首次。

撤站工作千头万绪，件件需要周到细致。一辆多余汽车通过拍卖得到妥善处理。大件家具和图书资料等可通过跨国搬家公司装车搬走。没想到最麻烦的问题出在了卖房款上。

驻津巴布韦记者站建站之时，花费1万多美元购买了一处宅院，这处房产最终卖出价格已相当于3万多美元。麻烦在于津巴布韦银行不允许将卖房款折算成美元带走，否则必须出示原始单据，证明此房购买时使用的是美元外汇。中国人在津巴布韦买房当然使用的是美元外汇，但在提供多种证明、反复交涉之后，津方银行就是一个“不”字。最终是一家中资机构帮忙解了这一困局。记得提取现金那一天，我拿了一个大书包，提款之后迅即将现金全部装进包内，随后一路高度警觉地完成了兑换事宜。

津巴布韦记者站内有一条看家护院的大黑狗“杰特”。就是这条狗，我在时隔一年多再次回到记者站时，竟认出了我，很亲热地向我扑来。离开津巴布韦前，我四处打听为它找到了一个专业寄养之地，似乎有所察觉的它离别时竟两眼含泪。

还有一位已在记者站工作了10余年的花工，名叫莫泽斯。来自马拉维的他天天推着一辆小推车工作。离别那天，他指着那辆小推车颤抖着声音问：“我能不能……”“拿走吧！”没等他说完，我便答应下来。随后，我按规定将补发的2400津元交给了他——莫泽斯这一生或许从未一次拿到那么厚厚一叠钞票。

1995年5月30日上午8时6分，在与中国医疗队王茂武医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叶国成夫妇等人挥手告别后，我开动那辆车牌为“533-535D”的奔驰牌汽车，与妻子一道离开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一路向南驶去。当天下午3时后抵达位于津巴布韦与南非交界的贝尔特布里奇海关。此前曾为过那两道海关过程之繁杂忐忑不安，但结果竟令人出奇的顺利。

下午4时，通过贝尔特布里奇海关后，我驾车经过南非边境小城麦西纳，继续向南非北部城市彼得斯堡驶去，从此开始了我作为人民日报首任常驻南非记者的生涯。这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首次向一个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国家派驻记者。我感慨地对身边的妻子说：“我们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又是新一轮的千头万绪，新的挑战一个接着一个。在此后的近1000个日日夜夜里，我在南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独行侠”般孤身一人，四处闯荡。在曾关押过曼德拉近20年的罗本岛监狱、在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唯一的核电站、在世界最深（深入地下近4000米）的金矿井内、在化煤为油的工作现场、在令南非白人谈虎色变的黑人城镇索韦托等地，我都是第一个进行现场踏访报道的中国记者。我多次采访南非第一位民选黑人总统曼德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前的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等人。1996年11月27日下午4时，当曼德拉向全世界宣布南非将同中国正式建交时，我是身在现场进行采访的唯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从而成为中南关系中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