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膨胀的年代。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的活力和人类的进步。然而，随着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性别歧视、生产安全等环境和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为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了包括消除贫困、性别平等、气候行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行为在内的17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也强调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集了大量资源的企业，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被认为是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中坚力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角色。为强化企业对于社会的贡献力量，满足社会对于企业行为的期待，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应运而生。

善治需用良法。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酵，理论界逐渐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开放性和性质的综合性。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业已由传统的概念界定、性质界定等教义学论证转向了如今的强制法抑或任意法、自治抑或他治等可操作性探讨。如何利用法律工具改变“一切照旧”的商业模式、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提升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企业社会责任促进领域讨论的重中之重。由此，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路径研究便具有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价值。从国际立法实践来看，现已形成了三大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路径类型：一是软法规制或反身法路径，即通过信息披露和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二是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路径，即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最低支出标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他律；三是可持续公司法路径，即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融合促进“外部责任内部化”，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治理。

本书拟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性质的界定，明确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开放性、多元性的概念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正当性基础和实现机制；通过对目前国际社会成形的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路径、软法规制路径、反身法路径、可持续公司法路径四种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路径的成因、发展及效果的梳理，探讨各路径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治、自治、德治”的法律化路径和体系化构建提供竞争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