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1996年）、《古典经济学》（1998年）和《从“边际革命”到“凯恩斯革命”》（原书名《边际革命与新古典经济学》，2004年）撰写于20世纪90年代，它们可称为“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三部曲”，是我对这一学科领域的传统模式进行反思并试图创建新模式的一项主要成果。

在完成《古典经济学》之后，出于形势发展之需，我曾暂时中止了第三部书的撰写，而转向了关于经济价值论和经济剩余论的专题研究，其主要成果就是两本专著：《劳动价值学说新探》（2001年）和《经济剩余概论》（2009年），外加一部关于价值论研究的论文集（2002年）。这些著述尽管也都包含着经济学说史的内容，但它们本质上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理论著作，其焦点在于重建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价值论和经济剩余论），因而不完全属于一般学说史的范畴。

上述情况表明，在重新研究经济学基本理论之前，我对传统经济学说史的反思和重建已经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此后关于价值论和剩余论的研究，则是对一般学说史研究的延续和深化。正是因为中间穿插进行了这一段专题研究，致使上述系列著作中的第三本《从“边际革命”到“凯恩斯革命”》直到2004年才得以问世。

改革开放以前，外国经济学说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在内）这个学科的教学研究，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一样，以教条主义充斥、形而上学横行而闻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苏联专家教学影响下，一切以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特别是《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依归。不仅出现在学说史中的人物及其学说均以这些著作为限；而且学说史的主线也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准绳，对此两论以外的内容或不予置理，或一笔带过；至于对学说史中人物及其学说的评价，则以重复和强调马克思著作的论述和判断为唯一依据，未能也不允许越雷池一步，致使本应充满历史和现实感、极有助于以史鉴今的经济学说史这一学科失去了其生命的活力，成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又一教条主义范本。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推动我对经济学说史的传统模式进行了认真系统的反思。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个信念贯穿于我反思和研究的全过程；在外国经济学发展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那些主流派和主要人物以外，还出现过为数不少的所谓非主流派和非主要人物，他们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价值论和剩余论的确是经济学发展的一条主线，然而它们并非经济思想史的全部，诸如贸易、金融、货币以及经济发展方略等宏微观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曾经是学说史上的热点和焦点，都应纳入我们的视野；至于对各历史时期各种人物及其观点的评价，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都需要依据实践标准，重新提出客观公正的看法。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模式熏陶的中国学者，目睹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内外世事变迁，并亲历中国改革开放曲折进程，我深感对经济学说史传统模式的反思，固然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自我解放和升华。也许只有北大和清华的校训才足以表达我从事这项事业时所追求的精神：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当此系列著作结集问世之际，重温我的老师陈岱孙教授近30年前为此系列著作所撰序言，备感亲切和感激。岱老在这篇序言中，对这些著作的特点，以及我所提出的许多新观点，做了准确的概括和中肯的评价，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岱老指出：“本书的特点在于打破现有经济学说史著作已形成的旧模式，在较全面、较系统的新模式下,对于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中出现的重要观点、理论和人物,提出若干具有创见性的论述。”岱老又指出，“（对于作者所提出的）与前人不同的见解和判断，读者可以对这些见解和判断仍然提出不同的意见。学术的问题是允许讨论的。真理愈辩愈明。这也许是作者所祈求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这些著作时，能够首先关注和重视岱老对我的这些劳动成果的评价、期待和要求。

本系列著作再次问世，得益于商务印书馆领导和各位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作，特此深致谢意！

晏智杰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