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死后只留下岛上东海角的一个破烂小屋和六英亩[1]地，大部分的土地上只长着乱糟糟的黑莓丛蔓，和一些伐完后又长出来的无用杂树。还有什么？让我想想。三辆开不动的卡车——其中两辆是皮卡，一辆是运浆车，四捆木柴，杂货店的账单，五金店的账单，石油公司的账单，殡仪馆的账单……你们还想听更精彩的吗？他下葬不到一个星期，那个酒鬼哈里·杜塞特就拿着一张该死的借条来要钱，说乔和他赌棒球赛，欠他20美元！

乔就留给我这些，但你们以为他会留给我他妈的保险金吗？想得美！不过呢，后来事情的发展倒是有点因祸得福。这个我待会儿再说，但现在我想说的是，乔·圣乔治真的不是人，他简直是套在我脖子上的石磨。不，比那更糟，真的，因为石磨不会喝醉酒，然后在半夜1点回家，浑身酒臭味，还想搞你。可这都不是我杀了那个龟孙子的原因。不过我想，从这儿开始说起倒也不错。

我告诉你们，小岛可不是个杀人的好地方。因为似乎老有人在附近，在你最不能忍受时，探头探脑地想知道你的家务事。那就是我当时做这件事的原因，我待会儿也会提到这一点。现在我只想说，薇拉·多诺万的丈夫死于巴尔的摩城外的一场车祸，当时，如果他们不在小高岛上避暑，就会住在巴尔的摩。大约在她丈夫死后三年，我做了那件事，那时候，薇拉的身体还很好。

乔走了以后，家里没有收入，我真是陷入了困境。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一个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女人更觉得绝望的。当时我差点就决定离开小岛，看看自己能不能在琼斯波特找到工作，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或者在餐馆里当服务员。这时，那个蠢女人突然决定要整年住在岛上，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但是我却不太惊讶——反正那时候她已经常常在这儿住了。

那时为她工作的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不过安迪，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那个总穿紧身裤的愚蠢的欧洲人，他裤子紧到全世界都看得见他那儿有多大，跟梅森罐差不多。他打电话给我，说“夫人”（他就是这么称呼她的，“夫人”，我的天哪，他可真蠢）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当她的全职管家。好吧，从1950年起，一到夏天我就成了他们家的管家，所以我觉得她在找别人之前会先打电话给我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当时，这份职缺就像是应验了我的祷告一样，我当场就答应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担任她的全职管家，直到昨天上午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撞到她愚蠢的头为止。

安迪，她丈夫是做什么的？制造飞机，是吧？

哦，是啦，我猜我听过那种说法，但是你也知道岛上的人喜欢嚼舌根。我只知道他们很有钱，超级有钱。他死后，她得到了所有遗产，当然，要除掉政府拿走的一些税金，不过我怀疑政府是不是拿到了实际上该抽的税金。迈克尔·多诺万可是像图钉一样，尖锐得很呢，也很狡猾。虽然从薇拉过去十年来的作为来看，没人会相信这一点，但是她其实和他一样狡猾，这份狡猾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她死了为止。不晓得她会不会知道，如果她不是心脏病发，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过世，会害我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今天大半天都待在东海角，坐在那些摇摇晃晃的阶梯上，想着这件事……这件事和其他上百件事。首先，我会想，不，一碗燕麦也比薇拉·多诺万聪明，然后我记起她在吸尘器这件事上的态度，我想着，也许……对，也许……

但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从煎锅里掉进火坑了。我很想在屁股烧焦之前，把自己拉出来，如果我还能这么做的话。

我刚开始是薇拉·多诺万的管家，后来变成他们所谓的“支薪看护”。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两者的不同。当薇拉·多诺万的管家，我必须一星期五天，一天八小时地做牛做马，忍气吞声；当她的支薪看护更累，我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

1968年夏天，她第一次中风。当时她正在看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电视转播。那次只是轻微中风，她常将那次中风怪罪到休伯特·汉弗莱[2]头上。“我看了那个快乐的浑蛋太多次，”她说，“然后我那该死的血管啪的一声就爆裂了。我早该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这也很有可能会发生在尼克松身上。”

1975年，她再度中风，那次比较严重，而且她也没有政治人物可以怪罪了。弗雷诺医生告诉她最好戒烟戒酒，不过他大可不必和她多费唇舌，傲慢自大又自视甚高的薇拉·多诺万才不会理会奇普·弗雷诺这种平庸的老乡村医生说的屁话。“我会把他埋了，”她以前常常这么说，“然后坐在他的墓碑上，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

之后她就像真会这么做似的，他继续唠叨，而她依然我行我素，就像玛丽王后一样。然后到了1981年，她第一次重度中风，第二年那个欧洲人就在大陆因车祸身亡了。那是1982年10月，就是我搬去和她同住的时候。

我当时有必要这么做吗？我不知道，应该没必要吧！就像老哈蒂·麦克劳德常说的，我自己有社会保险。钱不多，可那时候孩子们早已不在我身边了——小皮特就像可怜的迷途羔羊一样，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我还是想办法存了一些钱。住在岛上本来花费就不高，虽然现在的物价比以前高，但和大陆那边比起来，还是省钱多了。所以我想当时我没有必要去和薇拉住，真的不需要。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和她已经很习惯彼此了。这种事男人是不会懂的。我想这位拿着速记本、笔和录音机的南希可能会了解，她现在可能不方便说话。我们习惯彼此，就像两只老蝙蝠习惯相互挨着，一起倒挂在同一个山洞里一样，可我们远远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最好的朋友。而事情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把我上教堂穿的礼拜服挂在我衣橱里的家居服旁边，真的算是最大的变化了，因为在1982年秋天之前，我就已经每天白天都待在那里，也几乎都在那儿过夜。我拿到的薪水多了些，不过还没多到让我能付得起我第一辆凯迪拉克的首付，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哈！

我猜当初我会这么做大概是因为她身边没有其他人了。她在纽约有个业务经理，叫格林布什，但格林布什可不会到小高岛上来，好让她可以从卧室的窗户朝他大吼，要他晾床单，还一定得用上六个衣夹，四个可不行。他也不会想搬进客房，帮她换尿布，擦她肥屁股上的屎，而她还会指控他偷了她该死的陶瓷猪里的硬币，说一定要他付出代价，送他进监狱。格林布什给她开支票，我帮她清大便，还得听她叫骂，抱怨床单、吸尘器和她那该死的陶瓷猪之类的事。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并不期待可以因此得到勋章，更不用说得到紫心勋章。我这辈子擦的屎已经够多了，听过的屁话更多（别忘了，我嫁给乔·圣乔治十六年了），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软弱。我猜我最后会去陪她，是因为她已经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了；要么我过去，要么她进疗养院。她的孩子们从没来看过她，这一点让我替她感到难过。我并不指望他们会帮忙照顾她，你们可别以为我会这么想，但我就是搞不懂，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为什么他们无法尽释前嫌，偶尔来探望她一下，陪她度过一天或者一个周末。她是个讨人厌的臭婆娘，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她好歹也是他们的妈啊！而且那时她也已经老了。当然，我现在比当时知道更多的事，但是——

你说什么？

是的，我说的是真话。如果我说谎，就让我遭天打雷劈好了，我的孙子们就喜欢这样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尽管打电话给格林布什那个家伙。我真期待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会的，这种事情绝对会刊登出来的，到时候在班戈《每日新闻》那堆多愁善感的文章当中，会有一篇报道这个美好的故事。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故事一点也不美好，根本是个他妈的噩梦。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一定会说是我给她洗了脑，让她那么做，然后害死了她。我知道会是这样，安迪，你也知道。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这个世界，如果人们想往最坏的地方想，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他们。

但是呢，那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没有逼她做任何事，而她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她爱我，或者喜欢我。我猜啊，她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她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她那独特的作风可能让她觉得她亏欠我很多。不过照她的怪脾气，这种事她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这甚至也有可能是她感谢我的方式……并不是因为我帮她换尿布，而是因为在那些电线从墙角飞出来或是尘土怪从床底跑出来的夜晚，我陪伴着她。

我知道你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是待会儿你们就会懂了。在你们打开那扇门、走出这个房间之前，我保证你们会了解所有事情。

她有三种糟蹋人的方式。我知道有些女人花招更多，不过对一个基本被困在轮椅上或是床上的老女人来说，三种就够了。对那种女人来说，他妈的三种就够了。

第一种就是，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你们还记得我刚刚说的衣夹吧，我一定得用六个衣夹来夹床单，绝不能只用四个。那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为傲慢自大的薇拉·多诺万女士工作，事情一定得照她的方式做，而你绝对不会想忘记哪些事该怎么做。她一开始就告诉你事情该怎么做，我现在告诉你，我真的就照她的方式做事情。如果你忘记一次，你就要挨她的骂。如果你忘记两次，她就扣你薪水。如果你忘记三次，那一切就结束了，你卷铺盖走人，她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那就是薇拉的规矩，我倒是还应付得来，只觉得规矩很严厉，不过也很公平。如果她告诉过你两次将烘焙食物从烤箱里拿出来后该搁在哪个架子上，而且绝不要像贫穷的爱尔兰人一样，将架子留在厨房的窗台上来凉食物，但你还记不住的话，那你就永远也不用记住了。

三振出局，规矩就是这么定的，绝对没有例外。因为这些规矩，这些年来，我在那栋房子里和许多不同的人共过事。我以前听人家说过好几次，为多诺万一家人工作就像是走旋转门。你可能转一圈或两圈，有些人可以转到十圈或十二圈，不过你最后一定会被甩到人行道上。所以，当我刚开始为她工作的时候，那是1949年的事了，我整个人都忐忑不安，就像要踏进恶龙的洞穴一样紧张。但是她并不像大家描述的那么坏。如果你能耳听八方，就可以留下来。我就这样做了，那个欧洲人也这样做了。不过你必须随时留意，因为她很精明！因为她总是比其他来岛上度假的人知道更多发生在岛上的事……也因为她可以很刻薄。即使在她遇上所有不幸的事情之前，她也可以很刻薄。对人刻薄可能是她的嗜好吧。

“你来这里做什么？”第一天上班时她就对我这么说，“你不好好待在家里照顾小婴儿，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做丰盛的晚餐，来这里做什么？”

“卡勒姆太太很乐意一天帮我照顾塞莱娜四个小时，”我说，“太太，我只能做兼职。”

“我也只需要一个兼职的，我相信我在本地那家破烂报纸上登的广告就是这样写的。”她马上恢复了本性，但只是让我见识到她的伶牙俐齿，还不像她后来许多次说出口的伤人的话那么尖酸刻薄。我还记得那天她正好在织毛衣。那个女人的编织速度像闪电一样快，一天织好一双袜子，对她来说简直轻而易举。即使她10点才开始，也可以织完。不过，她说她得在心情好的时候才行。

“是啦，”我说，“的确没错。”

“我的名字不是‘是啦’，”她一边说，一边放下编织的东西，“我的名字是薇拉·多诺万。如果我雇用你的话，你得叫我多诺万夫人。在我们熟到可以改称其他名字之前，你就这么称呼我，而我会叫你多洛雷丝。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多诺万夫人。”我说。

“好了，看来我们有个好的开始。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多洛雷丝，你自己有个家要管，为什么要来这里当管家？”

“我想多赚一点钱过圣诞节。”我说。我在来这里的路上就已经想好，如果她问我的话，我就这么回答。“如果到时候我让您满意，如果我喜欢为您工作，或许我会再待久一点。”

“如果你喜欢为我工作。”她重复我的话，转了转眼珠，好像这是她听过的最蠢的话似的，哪有人会不喜欢为伟大的薇拉·多诺万工作？然后她重复道：“圣诞节的钱。”她停了一下，一直看着我，接着用更挖苦的语气又说了一次：“圣——诞——节的钱！”

她可能怀疑我去应聘是因为我已经穷得没半毛钱，婚姻也出了问题，而她只想看我脸红，垂下眼睛的样子，以此来确定她的猜测。所以我没脸红，眼睛也没垂下，虽然当时我只有22岁，要那么做也很简单。我也不会向任何人承认，我的生活真的出了问题，谁都别想从我嘴里套出话。不管薇拉的语气有多挖苦，告诉她圣诞节的钱这个理由就可以了，我只允许自己承认，那年夏天，家里的开销有点紧。过了好多年，我才能承认那一年，我入虎穴去她家工作的真正原因是，乔每天花钱买酒喝，每个星期五晚上还在大陆那边福吉酒馆的扑克桌上输钱，所以我必须想办法贴补家用。那时候我还相信男人对女人的爱和女人对男人的爱比人类对喝酒的爱还强烈，相信爱情最后会浮到上面来，就像牛奶瓶里面的奶霜一样。往后十年我学乖了。有时候我们就是得从现实生活中才能学到教训，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吧，”薇拉说，“多洛雷丝·圣乔治，我们都给彼此一个机会好了……虽然你可能会表现得不错，但我猜你大概一年之内又会怀孕，那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

其实当时，我已经怀孕两个月了，但还是那样，谁都别想从我嘴里套出话。我要得到这份周薪10美元的工作，我也拿到了，要是我说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你们最好相信我的话。那年夏天，我像牛一样拼了命工作，劳动节到来时，薇拉问我，他们回巴尔的摩之后，我想不想继续做这份工作。你知道的，像那样的大房子真的整年都需要有人照看。我说：“可以。”

我一直在她家工作，直到小乔出生前一个月，他还没断奶我就又回去工作了。夏天的时候，我请阿琳·卡勒姆帮我带小孩，因为薇拉这个人不喜欢家里有小孩哭闹的声音，她不允许。不过，在她和她先生回巴尔的摩之后，我就带着小乔和塞莱娜去工作。塞莱娜大部分时候不用人陪，尽管还不到3岁，但很让人放心。我每天就用推车推着小乔去工作，他是在薇拉的主卧学会走路的，你们大可相信，薇拉绝对没听过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