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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尔弗与吉伯林的党争

但丁·阿利吉耶里于1265年生于佛罗伦萨的圣皮埃尔马焦雷区，该区位于今日的圣母百花教堂与领主广场之间。圣皮埃尔马焦雷是该城一个体面的行政区。贵族、工匠、商人以及社会地位较低的其他阶层都居住于此（今日来到佛罗伦萨的游客能够访问的但丁故居大部分是20世纪早期建造的）。在但丁的时代，佛罗伦萨是欧洲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比伦敦要大得多。但丁的父亲约于1220年出生，是一名公证人，属于佛罗伦萨中等商人贵族阶层。家族的姓氏“阿利吉耶里”（Alighieri）可能意为“展翅者”，来自拉丁文“aliger”（有翅膀的）。诗人的教名“杜兰特”（Durante）并无基督教含义，这一情况在13世纪的佛罗伦萨稀松平常，当时只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孩童以天主教圣徒命名。杜兰特的意思是“忍耐者”或“抵抗者”，后来缩写为但丁。

但丁的父亲并无政治权力，但作为佛罗伦萨上层阶级的一员，他在城外有两个较大的农场：一个在菲耶索莱附近，另一个在蓬塔谢韦附近。他能够负担得起孩子们的教育。作为一名精明的财产管理人，他将地产租赁给农民。虽然他外表正直，可他的主要事业却与基督教道德格格不入：根据基督教教义，通过投机方式挣未来的钱是错误的，因为未来仅属于上帝。而且，他还从事借贷行业。但丁谴责这一行为是“高利贷”（并无通常的反犹含义）。但丁把高利贷者、渎神者以及鸡奸者一道放置在地狱的第七层。在那里，高利贷者被迫注视着挂在他们脖子上的沉重钱袋，钱袋用华丽纹章装饰，就像装着今天风险投资人获得的红利佣金一般。读者如果认为“一张关于意大利的罪恶清单占了《神曲》中一大部分”（W. B. 叶芝语），也并不为过。借贷者靠钱生钱，犯下了“对自然的暴力”，必须为此忏悔弥补。埃兹拉·庞德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地狱诗章》，将但丁笔下的地狱想象为一家腐败的伦敦银行，高利贷者在那里饮下“因粪便而变甜的鲜血”：

充满烦人骗子的泥潭，
愚行的沼泽，
恶毒的愚行，更多的愚行。
土壤是活体的脓液，充满害虫，
死去的蛆虫产出活的蛆虫，
贫民窟的所有者，
高利贷者挤着阴虱充当官员的淫媒……

对庞德和但丁来说，高利贷是对人类“艺术”（arte，自然之女）[21]犯下的罪行：上帝教导人类通过辛勤劳动谋生，而被《圣经》严令禁止的高利贷并不是真正的劳动。问题来了：在多大程度上，但丁的父亲可以在日常工作中无视经文的禁令，继续“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行事？毫不为奇，但丁在《神曲》中完全没有提到父亲，后者如幽灵一般消失了。然而诗中其他角色倒确实提到过但丁之父。十四行诗诗人浮雷塞·窦那蒂（在《炼狱篇》中出现）是但丁之友，他曾传言但丁的父亲“在深坑中”（tra le fosse），即在佛罗伦萨的债务人监狱里。佛罗伦萨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商人的那种借贷收息的交易行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承受了忽视宗教信仰的风险。虽然借贷是一个危险的行业，但它马上就要将佛罗伦萨变成欧洲第一个金融中心，使其地位如同今日伦敦。这两地的商人实际上还兼任银行家，经营货物和金钱，买进卖出、接收典当、交易外汇、投资保险。

但丁十分严肃地对待诗中那些父亲般的角色，因此他对生父的沉默不语透露出很多信息。《神曲》中最重要的长辈角色不是阿利吉耶罗·迪·贝林丘内，而是但丁的高祖父卡洽圭达·德·艾丽塞。我们对此人的历史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一名托斯卡纳贵族，文献记载其出生于约1091年。但丁对卡洽圭达的家世记载可能并不属实。据但丁称，虽然卡洽圭达仅拥有“微不足道的（高贵血统）”（poca nobiltà di sangue）[22]，但他由皇帝康拉德三世册封为骑士，之后参加了对抗伊斯兰教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并死在了耶路撒冷。但丁宣称自己的先祖参加过十字军，可能是为了洗清自己有个放高利贷的父亲这一污点。在《天国篇》中，卡洽圭达的幽灵称但丁为他的“骨血”“后裔”“枝干”，但丁很少如此执着于强调自己的家世。虽然但丁并非贵族成员，但他写作的口吻就好像自己是一名贵族。学者们从但丁对卡洽圭达的溢美之词中推断，诗人确实认为其父在某方面有所欠缺。令人恐惧的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高利贷者是不能作为基督徒下葬的。

但丁出生时，父亲阿利吉耶罗约45岁。但丁的母亲名为贝拉，于1270至1275年间某时在生产中去世，当时但丁还不到10岁。除此之外，我们对贝拉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但丁的父亲很快便再娶了另一名女子拉帕·德·齐雅丽希墨·齐雅路菲，随后诞下男女子嗣各一，女儿名为弗兰切斯卡，儿子叫葛塔诺。1266年，作为当地基督教教会入会仪式的一部分，但丁在八边形的圣约翰洗礼堂里受洗。这座洗礼堂是罗马式建筑，它的大理石柱子来自古罗马时期佛罗伦萨城的广场（今共和国广场）。教堂内部展示着佛罗伦萨各个年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们的作品：马赛克镶嵌画、塑像、挂毯、银制祭坛、十字架还有圣物匣。教堂为纪念圣徒施洗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Giovanni”是“John”的意大利文拼法）而得名，他是佛罗伦萨的保护圣徒——圣马可是威尼斯的保护圣徒，而圣彼得则是罗马的。这座洗礼堂建于1019至1128年间，是佛罗伦萨城内最古老的宗教建筑之一，今天，它是那里最受人尊崇、最为神圣的地点。人们认为，圣约翰是耶稣基督降临前的最后一位希伯来先知。在但丁的时代，这位圣徒的圣遗物被保管在这座洗礼堂里，包括他的下颚以及两根手指，其中一根食指就是圣约翰称呼耶稣为“上帝的羔羊”时指向后者的那根。因此，佛罗伦萨是“施洗礼者（的城市）”。在但丁因政治斗争被放逐期间，他将带着苦痛的渴求回忆起“美丽的圣约翰洗礼堂”。他希望有一天能在那里戴上诗人的桂冠，可这愿望从未实现。在洗礼堂的穹顶上有幅描绘三头恶魔吞噬罪人的马赛克镶嵌画，恶魔三张鲜血淋漓的大嘴各咬着一名罪人，而《地狱篇》末尾描述的撒旦也是这样一个流着口水、长有蝙蝠翅膀的食人魔王形象。

每年的6月24日是施洗者约翰的节日，在那一天，但丁的父亲会带他前往圣约翰洗礼堂做祷告。我们今日所知的圣母百花教堂其时尚未建造。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佛罗伦萨还未拥有乔托的钟塔、布鲁内列斯基的穹顶、美第奇宫、横跨阿尔诺河的老桥，以及安放着《圣经》中那位大卫的裸体大理石雕像的领主广场。但丁童年时的佛罗伦萨还是座中世纪城市，那里的后街弯弯曲曲，昏暗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因此，在《地狱篇》中，巧言奉承者被浸在一条灌满了人类排泄物的沟里（但丁很明确地指出，里面的东西不是动物粪便），这一场景借鉴自但丁时期佛罗伦萨的真实场景，就是城墙外一条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阴沟。那时佛罗伦萨尚未成为“意大利的雅典”。直到15世纪末，希腊风格的建筑，以及由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建造的佛罗伦萨-多利安式样的建筑奇观，才开始在城中出现。要想了解但丁那时的佛罗伦萨是何等模样，现代人可以去附近的圣吉米尼亚诺看看。E. M. 福斯特的小说《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给这座被城墙围绕的托斯卡纳小镇带来了永恒的名声。此处还留有17座堡垒一般的塔楼，它们让该镇看上去仿佛飘浮在绿树和天空之间，炫耀着它的财富和权力。在《地狱篇》第三十一章中，但丁将一群耸立在地狱第九层的迷雾中的巨人误认为“许多高耸的碉楼”（molte alte torri）。这些黑暗碉楼令人望而生畏，事实上它们是撒旦的巨人守卫者，分别叫宁录、厄菲阿尔特斯、安泰俄斯。但丁时代的佛罗伦萨城中到处耸立着类似的高塔，它们高过房屋，当派系之间的斗争爆发时，可作为攻防战的工具。富有的托斯卡纳人是如此互相仇恨，以至于他们觉得有必要把住房修建在防卫森严的碉楼底部。他们就像今天高层商业小区的居民一样，俯视着穷苦百姓。

据但丁说，卡洽圭达时代的佛罗伦萨以其公民的自豪、正直以及贵族的彬彬有礼而著称。洗礼堂标志着一个内部联系紧密、辛勤劳作的城邦的边界。其时教皇和高阶神父还未用权力和金钱腐化整个意大利半岛。在《天国篇》中，卡洽圭达回忆起古时的佛罗伦萨（后来变得腐败不堪），称当时该城居民可谓“过着和平、简朴、贞洁的生活”（in pace，sobria e pudica）[23]；如同一名“端庄的主妇”，这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城市并不穿戴“绣花裙子”“俗艳的腰带”和“宝冠”[24]。城里的居民蔑视化妆品和珠宝。贵族们身着用简单的骨扣扣住的无袖兽皮上衣来回走动，有时也穿没有衬里的动物毛皮。女人永远“不施粉黛”，因此“充满美德”。她们满足于坐在纺纱杆前，或是照料自己的婴孩，就像优秀的家庭主妇应该做的那样。[25]可这样的佛罗伦萨真的存在过吗？写作上述描述时（很可能在1313年，甚至更晚），但丁已经被放逐超过30年。诗人在此指的是一个不明确且早已逝去的远古年代，我们很容易想象思乡之情是如何激发了但丁的幻想。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思乡之情”（nostalgia）不在但丁的词汇表里（这个词直到1688年才被造出来），但这个说法确实很应景：“思乡之情”一词来自古希腊语“归乡”（nostos）和“痛苦”（algos），意为“想回到家乡的痛苦渴望”。我们可以原谅但丁这位流放者的思乡之情，毕竟夸大其词是诗人的权利。正如一句托斯卡纳谚语：“如果不添油加醋，故事就不够动听。”

但丁年代的佛罗伦萨是由教会和贸易行会共同统治的独立共和国。当时它是半岛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多达10万人，只有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可与其媲美。贸易行会的组织方式类似微型共和国，每家都有自己的官员、委员会和纹章旗帜的举旗手。所谓的“大行会”（Arti Maggiori）的代表来自律师、银行家、医生、商人以及其他“专业人员”群体。他们掌握着城市实际的管辖权。共有6名大行会成员——佛罗伦萨每个行政区各一名——担任参议员或“行政官”（priors）。为了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行政官的任期仅有两个月。此外还有一名所谓的“正义的掌旗手”（gonfalconiere），他的职责是限制和平衡权力，以防滥用。“小行会”（Arti Minori）的代表来自手工艺人、小贩和羊毛工人群体。大小行会联合代表了“民众”——这里的“民众”并不具有现代民主制话语体系下“人民”的含义，而更接近于我们今天“中产阶级”的概念。在佛罗伦萨，“民众”与有权有势的古老家族或封建大贵族对抗，后两者被简称为“大人物”。不久之后，但丁就担任了行政官一职，但我们将会看到，他的政治抱负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和流放。

事实上，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性质只是徒有虚名。当地相互对立的派系和家族比比皆是，操控了政治，各自党同伐异，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得如同君主一般。象征着封建制度的石制碉楼讲述着家族冲突以及其他为了利益明争暗斗的故事。托斯卡纳的城镇依家族裙带关系和“归属感”（cultura dell'appartenenza）而建，后者指一种从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感觉中汲取力量的心理状态。佛罗伦萨的贵族成员有义务以暴力形式洗刷屈辱。“百年世仇让人如母亲怀抱中的婴儿那样年轻”，一则佛罗伦萨谚语如是说。复仇不仅是伸张正义的手段，还是维护个人荣誉的方式。在13世纪中晚期的佛罗伦萨，公开处刑司空见惯。但丁说他见过别人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周围满是冷嘲热讽的群众。他在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目睹了火刑的场景。

很明显，中世纪文学作品很少谈到童年，但丁在作品中对自己的童年也所书甚少。我们猜测，但丁在大约6岁时开始接受正式教育。阿利吉耶里一家雇不起私人教师，因此但丁在13世纪70年代早期进入了一家教授语法（拉丁语语法）的市立学校。此外他还学习逻辑、修辞、数学、地理和音乐。在日后的学习中，但丁熟读古典作品，能够阅读奥维德、维吉尔、卢坎和西塞罗等罗马作家的作品。人们认为他最早使用的语法书是由4世纪的语法学家埃利乌斯·窦纳图斯所作的《论语法》（Ars Grammatica）。但丁后来将窦纳图斯的灵魂与其他饱学之士一同放在了《天国篇》中。[26]大部分教学都用佛罗伦萨方言进行。但丁日常所用的佛罗伦萨语言使他能够学会拉丁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拉丁语”），并让他踏上了“求知的大道”。但丁肯定认识到了拉丁文教育的重要性，但年轻时接受的正式拉丁文教育几乎不足以让他读懂程式化的拉丁文法律文献。那时但丁应该已经掌握了拉丁文的基本词序并能够对其进行翻译，但能力大概也就如此。当然，后来在开始写作《新生》之前，他已经学习了拉丁语语法和音韵学，并对古典文学作品有了深刻理解，成了一名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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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就像罗马一样，”巴杰罗宫（Palazzo del Bargello）一面墙上的一段1255年的铭文宣称道，“她永远旗开得胜。”然而，在金币玫瑰色的闪光下，隐藏着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意大利教皇政权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长达数世纪的纷争给但丁的童年打上了印记。在佛罗伦萨，这一纷争表现为两大贵族派系，即贵尔弗党与吉伯林党之间的斗争。简而言之，贵尔弗党支持教皇，吉伯林党则站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边。两派都宣称意大利半岛上数不胜数的封建领主和城邦应对自己效忠，并尊皇帝为名义上的欧洲世俗权力之主，而教皇则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袖。私人或家庭恩怨很容易扩大化，成为两党斗争的一部分。由于教皇和皇帝都无法从远方实施有效的控制，佛罗伦萨的街道就成了他们斗法的演武场。相同的情景也发生在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其他城市，比如锡耶纳、卢卡和皮斯托亚。在托斯卡纳，如果某座大城属于贵尔弗党，它周边的小城就很可能效忠于吉伯林党，不言自明，它们需要寻求远方势力的保护。或许那时佛罗伦萨的许多人，可能也包括年轻的但丁，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只知道两党争斗不息。在麦克斯·毕尔勃姆写于1919年的幽默故事《“萨伏那罗拉”·布朗》（“Savonarola” Brown）中，舞台上毫无缘由地频繁出现说明“贵尔弗党和吉伯林党打斗着入场”，片刻之后又有“贵尔弗党和吉伯林党离场，他们仍在打斗”的字样。

虽然贵尔弗党支持教皇，但他们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当然，教皇理所应当拥有权力，但不能太多。当某地的人担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甚于教皇圣座时，此地就往往由贵尔弗党主导。贵尔弗党是新贵党派，成员包括银行家、商人，以及任何希望佛罗伦萨成为一个管制更为松散的共和国的人。相反，加入吉伯林党的则是那些在封建等级制度中获益的人，或是对附近不断扩张领土的教皇国家感到不安的人。

当然，在某些方面，上述区分标准会显得过于整齐划一。正如近期意大利历史所示，意大利政治有种不断细化的趋势。没过多久，贵尔弗党内部就出现了斗争，吉伯林党则出现了贵尔弗化的倾向。实际上，两党的身份特征都不稳定：商业、宗教和家族范围的纷争经常让看似黑白分明的党派界限变得模糊。此外，虽然在贵尔弗党的宣传中，吉伯林党信仰异端，但事实上，后者的大部分成员承认教会的宗教权威。他们反对的只是教皇插手世俗事务的行为，以及在南意大利建立一个法兰西王国来取代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即神圣罗马帝国）的企图。

根据官方记录，阿利吉耶里家族属于贵尔弗党，但他们不可能是其重要成员。在但丁出生5年前，即1260年，托斯卡纳的吉伯林党在锡耶纳附近的蒙塔培尔蒂击败了贵尔弗党。随后，所有贵尔弗党成员被逐出佛罗伦萨。获胜的吉伯林党曾威胁要将佛罗伦萨夷为平地，但后来只是摧毁了100座属于贵尔弗党的宫殿、600座房屋以及90座碉楼。假如但丁的父亲被准许留在城中（他的房屋也免遭损毁），那也只是因为他社会地位低微，够不上流放的惩罚而已。不管怎么说，吉伯林党只掌控了佛罗伦萨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之子曼夫烈德是吉伯林党的铁杆支持者，他于1266年在意大利南部本尼凡托被安茹伯爵查理率军击败。借着流放中的佛罗伦萨贵尔弗党银行家提供的贷款，查理帮助贵尔弗党重夺佛罗伦萨政权，并对留在城里的吉伯林党分子施以报复。现在意大利整个南部和中部，以及西西里和托斯卡纳［查理在此受封为皇帝代表（imperial vicar）］都处在贵尔弗党的控制之下。

在但丁的整个童年时期，佛罗伦萨都由贵尔弗党统治，但这种统治实施得并不容易。但丁的家族通过赞助人的身份正确地站到了贵尔弗党一边。他们知道，想要击退共同的吉伯林党敌人而不被推翻，自己应该与家族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保持同一战线。很少有政治、经济上的世仇包含了如此多的内斗。贵尔弗-吉伯林党争的记忆甚至仍在今天的意大利留存着。都灵画家兼医生卡洛·莱维（与普里莫·莱维并无亲缘关系）在他1945年的回忆录《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中追忆了自己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流亡的情景。他将意大利南部偏远地区加利亚诺的农民比作支持教会的贵尔弗党，把该地的乡绅比作支持封建世俗势力的吉伯林党。两派之间毫无和解的希望，永远争斗不息。

但丁的父亲靠从事金融工作带给家人较为舒适的生活。他与佛罗伦萨的商人、银行家族（包括佩鲁济家族和巴尔迪家族）建立了商业关系（用今天的意大利语来说，即“raccomandazioni”）。这些家族的生意遍布欧洲各地，从西西里到伦敦都有。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政治权力越发落入大银行家家族手中。银行业（banking，来自意大利语“banco”，意为“柜台”）在根本上起源于佛罗伦萨。但丁并不反对金钱。但在他日后看来，贪婪导致追求利益，最终导致欺诈。在某种程度上，他对银行家和商人的敌意被历史证实了。美第奇银行于1397年在佛罗伦萨建立，运作方式仿佛黑手党财团的原型，它不但拥有可随意支配的巨额财富，还将触手伸向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所称的“高层”（alti luoghi），在那里，各地有权阶级通过家族和婚姻的纽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明面上，这张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减少欺诈行径，但它也意味着，一旦失信行为真的发生，它引发的背叛感会更加深刻，更易转变为个人恩怨。经历了兴衰起伏，佛罗伦萨的银行家阶级通过于1252年——但丁出生10多年前——开始流通的一种24克拉金币，积攒起数额堪比天文数字的财富。这种金币名为弗洛林（fiorino）。同佛罗伦萨一样，弗洛林得名于托斯卡纳俗语中“花”（fiore）一词。弗洛林价值几何？人们认为一枚弗洛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10英镑。在但丁的时代，一名奴隶少女或者一匹骡子的标价约为50枚弗洛林，约合5500英镑。

一枚弗洛林大概含3.53克纯金。硬币的一面是象征着佛罗伦萨的百合花，另一面则是施洗者圣约翰的形象。在市民领袖和商人银行家（往往是同一批人）的授意下，黄金将身为市民的荣誉感和宗教习俗合宜地融合了起来。1237年，佛罗伦萨设立了一家铸币厂，铸造了银制的弗洛林，在那之前，该城一直使用日渐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涅尔（denaro），但这种钱币已经贬值。弗洛林是那个年代的国际通用货币，地位如同今天的美元，英格兰人称它为“佛罗伦萨”。13世纪末期，弗洛林已经被广泛使用于欧洲各地的贸易中。这种钱币是用来进行严肃交易的。不可避免的是，在但丁时代的佛罗伦萨，将所有交易货币化以及将所有财富转化为金钱越发显得重要。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样呢？一旦佛罗伦萨人可以操控弗洛林币，用它进行借贷，使其增长“繁殖”，他们能花在上帝身上的时间就远不如花在玛门[27]身上的多了。后来但丁写道，弗洛林是“被诅咒的花”（maladetto fiore）[28]。这花盛开在将利润置于道德之上的人中间。

1277年1月9日，但丁还不到12岁。那天他与一名叫作“杰玛”的女孩订立了婚约，她是窦那蒂银行家族的女儿，年龄应该比但丁还小。婚前的协商文件于2月9日在数名证人和一名公证员的见证下签署，其中规定，嫁妆为200枚小弗洛林（fiorini piccoli），比125枚金弗洛林的价值稍高一些，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单位约为13750英镑。对当时佛罗伦萨的上层家族来说，这笔钱就算称不上巨额财产，也实属可观了。根据中世纪的婚俗，但丁的订婚仪式在新娘家而不在教堂进行。公证人以“神圣的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荣耀的圣母马利亚，以及全天国的名义”将两位新人结合在一起。这份协商文件是记录但丁生平的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基督教社会中，儿童这样订立婚约并不罕见。婚约的目的是确保有一份可观的嫁妆，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其时但丁和杰玛尚未达到法定成年的年纪（男性14岁，女性12岁），还属于少年。虽然双方的家庭已经通过婚约订下了誓盟，但是，两人真正圆房还得在多年之后（1283至1285年间）。在但丁的年代，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30岁，女子通常为15岁。

窦那蒂家族是佛罗伦萨贵尔弗党内的超级政治动物。他们通过客户、联系人和联姻组成的毛细血管般密集的网络获得了支配地位。大约8年之后，可能是1285年，但丁与杰玛正式结婚了。他们育有4名子女，分别是乔万尼、彼埃特罗、雅各波和安东尼娅，都出生在但丁被流放之前。对这些孩子我们所知甚少（安东尼娅后来成为一名修女，名为贝雅特丽齐）。正如但丁从未写过他的童年那样，他也未曾写到妻子和子女。我们所知的关于但丁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乔万尼·薄伽丘。薄伽丘告诉我们，但丁哪怕到中年也都是一名“充满情欲”（lustful）的男子，可他从婚姻中得到的只是无尽的纷争。薄伽丘睿智地做出了如下结论：所有天才（filosofanti）倘若结婚，等待他们的就是这样的命运。事实上，但丁的婚姻很可能并不比其他人的更糟。他的妻子杰玛无法忍受但丁在幻想中倾心于另一个女人——她“如花朵般柔软”，具有一种异域的娇俏，令杰玛相形见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女性早在1277年但丁订婚之前就已经进入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