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面对不确定世界的决策需要跨学科的思维
早在30年前，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跟随经济学教授杨小凯先生学习超边际决策分析的时候，我便开始了对“决策”问题的思考。
不可否认，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的决策模型具有理论分析的逻辑严谨性，但主流经济学的边际决策理论的核心，就是在给定战略或商业结构后的资源分配的计算问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计算能得出最优解，那还需要决策者的决策吗？而在超边际决策分析的思想框架里，只有超越现有结构或带来结构变化的，才是真正的决策，所以我一直关注具有超边际性质的决策问题。同时，我们看到，总是有太多的可量化和不可量化的要素以及思考维度在影响我们的决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不可用概率来预测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因为不确定性是尚未来临的现实。这些原因一起构成了一个算无可算的局面。而决策者又必须在当下做出针对未来的决策，并对此决策产生的结果负责，这才是决策的难点。
对“面对不确定性该如何决策”的思考伴随了我30年，无论是我在商界观察、亲身实践和总结时，还是在商学院和企业授课时的讨论、研究和思考中，都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在超边际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引入“有限理性”“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和“知识无形化”的概念，从而让决策场景更符合我们所处的现实。其次，我将复杂系统理论的二八法则或幂律法则、麦肯锡风险矩阵和行为博弈论引入融合。最后，我梳理出了一个既反映理论高度，又具有实用意义的不确定性决策框架：通过行为、系统和价值三个维度上的考量，让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的有限理性决策者，做出更加接近理性主义所预期的决策选择。
对决策的研究和思考是跨学科的行为。很多有价值的知识点来自不同的专业学科，比如经济学、管理学、数学、心理学等，但这些学科相互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交集。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称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学理论”，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2]也将超边际决策思想视为与他的企业战略管理思想产生共鸣的经济学知音。
波特是研究企业战略的，而战略是研究如何构建新的局面或结构的管理决策思想。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是在给定结构下的资源配置的最优计算，无法给波特的战略研究提供理论和工具的支持。而超边际分析恰恰是分析制度和结构变化的理论，正好可以支持波特的战略研究。
这说明，在决策问题上，管理学与经济学是可以也应该相连的，这正是我这些年来研究和教学的关注点，本书就是对这些思想成果的提炼和总结。
在整个思考分析过程中，我做了几件有趣的事：
▶ 我将复杂系统理论网络思维的“少数要素起到了大多数作用”与决策要抓住主要矛盾的理念相结合。其实，博弈论研究的就是主要要素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也即主要矛盾。两者之间的结合，就搭建了复杂系统理论与博弈论之间的思想桥梁，使得我们可以针对复杂的具体问题构建以博弈论为核心的分析模型。特别是我还将麦肯锡风险矩阵进行了扩展，让复杂系统理论的不确定思想与博弈论有了逻辑和工具上的关联，使复杂系统理论可以为实践者所用。
传统的博弈论教学是给定博弈结构后的最佳策略的计算，然而，我恰恰将关注点放在博弈结构（类似界定游戏规则不同的特征）的变化和演进上。从博弈角度来看，企业的战略、创新和制度演进都是在博弈结构上发生的维度的变化，比如大家所说的蓝海战略改变的实际上也是博弈结构。这样的做法不仅让博弈论变得富于变化、有趣且更实用，而且也在超边际决策理论与博弈论之间构建了逻辑严密的联系。
▶ 我将哲学家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3]提出的“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思想的意义用博弈论进行了结构性的诠释，在决策博弈中引入“无限游戏”的概念，丰富并完善了现实决策场景。卡斯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价值观——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让游戏玩下去的策略是更优的策略。我用博弈论阐述了这个理论，证明了现实中的游戏其实都是重复博弈，把游戏玩下去比在单轮博弈中获胜更有意义。
▶ 我把心理学和实验法引入了决策模型，而不是依赖构建数学模型来分析决策者的有限理性[4]，这让有限理性可以在现实中被观察和解读。
我引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克瑞的次高价拍卖法，帮助决策者理解面对不确定性决策的理性逻辑。我通过对维克瑞的次高价拍卖法的原理进行扩展，阐述了面对不确定性的决策者如何决策的底层逻辑，明确了不确定性决策的核心是寻找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并指出确定性决策与不确定性决策的不同目标：确定性决策追求收益最大化，不确定性决策通过最大化的努力来最大化机会。
我还发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 虽然有限理性假设推翻了许多传统经济学的推论，让人们认识到个体理性决策往往不是最优解，但是实验发现，在有限理性决策的过程中，不同观点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会抵消每一个独立决策者思维中的非理性部分的影响，最后的决策与基于完全理性假设所预期的最优结果更接近，即经过平等、透明、公开讨论的决策会减少决策过程中个体的非理性成分。所以，遇事先不要急着做决策，可以多听听不同意见，决策高手的特征就是会主动寻找反对的意见。
▶ 不确定性不是坏事。除了不确定性决策的最大化机会的原则符合中国人“尽人事，听天命”的风格，对不确定性的敬畏还会让人产生自发的道德约束。
▶ 现实决策更接近无限游戏场景，无限游戏强调“把游戏玩下去”而非只关注单轮输赢的观点，让当下的决策场景有了自带的惩罚机制和有效的价值观约束。这说明，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用好公序良俗、宗教信仰确实有着鼓励人心向善的作用，从而可以节约很多管理和制度成本，而法律等强制约束和监督却往往会带来很高的管理和制度成本。
本书突破了主流博弈论教学一直采用的在给定结构下寻求均衡算法的范式，从博弈结构上寻找两难的突破。除此之外，本书还特别强调，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人面对不确定性时的行为特点，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突破两难的机会。
这本书是我基于多年思考的一个总结，是结合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对决策思维的一个尝试，相信读者对这本书的思考和批评会给这个领域带来更多的贡献。
[1]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
[3] 詹姆斯·卡斯，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著有《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
[4] 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认为人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