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最后的舞会

1月28日，星期六

柏林已连续冻了几周。新年前夕，冷霜急降，连最大的万湖和米格尔湖也已消失在厚实的冰层下。现在又下起了雪。舍讷贝格市政公园边上的阁楼公寓里，卡尔·楚克迈耶站在镜前，穿着燕尾服，拉正了衬衫领口的白领结。今天穿晚礼服出门，不是为了什么诱人的事。

楚克迈耶不热衷于大型聚会，他常常感到无聊，一有机会就会悄悄溜走，和朋友们消失在某个小酒馆里。但新闻舞会是柏林冬季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富人、权贵和美女的展台。不露面会是个错误——舞会能让他这个文学界的新星名气更甚。

这样的机会他不会放过。刚当作家那几年的惨状，楚克迈耶记忆犹新。钱包见底时，他还拉过皮条，在宵禁后搜罗在大街上冒险的柏林游客，带他们去后院非法的破烂酒馆。有些黑店里的女孩半裸着，只要客人要求，她们半点都不含糊。有一次他甚至带了几包可卡因，想在陶恩齐恩大街趁着夜色交易。但他很快就洗手不干了。他人高马大，并不胆小，但这桩生意太危险了。

贫穷和冒险的日子随着《欢乐的葡萄园》的上演成为历史。在完成四部极其悲怆、一败涂地的戏剧后，楚克迈耶开始涉足喜剧，第一部是德语神经喜剧(1)，主角是他的故乡莱茵黑森一个葡萄种植园园主恨嫁的女儿。对葡萄种植和卖酒之类的行当，楚克迈耶无所不知。整个故事在他手里变成了一出民间戏剧，每种语调都对味，每个包袱都在点上。柏林的剧院起初看不上这种乡村滑稽剧。1925年圣诞前夕，楚克迈耶冒着风险在造船工人大街剧院进行了首演，这部看似轻飘飘的闹剧出人意料地锋芒毕露：绝大多数观众捧腹大笑，一小部分人因楚克迈耶讽刺顽固的退伍老兵和军团学生乱嚼舌头而恼羞成怒，然而他们的愤怒却让《欢乐的葡萄园》更快蹿红，并大放异彩。它成为戏剧舞台的明星，也许是20世纪20年代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还被拍成了电影。

七年后的今天，柏林剧院的剧目表上同时有楚克迈耶的三部剧：自由人民剧院正在上演《流寇雄风》，腓特烈斯海恩的玫瑰剧院正在上演他轰动一时的《科佩尼克上尉》，席勒剧院上演的则是《卡特琳娜·科尼》。此外，他正在为托比斯公司(2)制作一部童话电影，《柏林画报》也很快就会预印他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即将出版。他前途辉煌，没有多少作家能像他一样，三十几岁就有如此大的成就。

他在屋顶露台上看着柏林夜晚的灯光，从无线电塔到大教堂的圆顶。这是楚克迈耶的第二处居所，另一处位于萨尔茨堡近郊的房子是他用《欢乐的葡萄园》的版税买下的。这套顶楼公寓的内部格局一览无余，只有书房、两个小卧室、儿童房、厨房和浴室，但他喜欢，尤其喜欢在这里俯瞰城市的美景。他从奥托·费尔勒——汉莎航空的飞鹤标志就出自这位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之手——那儿买下了它。如今，费尔勒已经成为柏林富有的上层社会和文化人士最热捧的建筑师，不再造阁楼的他，设计了一排又一排的别墅。这一晚，楚克迈耶当然想不到，两年后费尔勒将在波罗的海岸的达尔斯半岛为一位飞黄腾达的部长建一座乡村别墅，那个人名叫赫尔曼·戈林。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属于新闻舞会，这已是柏林多年的传统。乌尔斯坦出版社给楚克迈耶寄来了贵宾券，他的妻子爱丽丝立刻找了套新的晚礼服。母亲从美因茨来看望楚克迈耶，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今天她也穿着新裙子，那是楚克迈耶送给她的圣诞礼物，银灰色，镶着花边。这是母亲的第一场大型柏林舞会，楚克迈耶能感觉到她的兴奋。

现在，他们想先去一家好餐馆。夜会很长，这样的舞会之夜最好不要开始得太早，他们更不能空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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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的组织让克劳斯·曼大失所望：西区鲁本太太家的化装舞会寡淡而无聊，让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他已经来柏林三天了，像往常一样住在法萨内克膳宿公寓。在维尔纳·芬克的地下墓穴剧场，他遇到了妹妹莫妮(3)，就是她邀请克劳斯参加这位鲁本夫人的舞会。芬克的节目乏味、没劲，但至少他在舞台上又看到了卡迪佳(4)——韦德金德两姐妹中害羞的一个。他喜欢卡迪佳，她差点就成了自己的小姨子。(5)

克劳斯·曼最近总去看卡巴莱表演。这不仅是出于职业兴趣，毕竟现在他自己也在慕尼黑干这行，还加入了姐姐埃丽卡与特蕾泽·吉泽(6)、马格努斯·亨宁共同创办的胡椒磨歌舞剧团。他和埃丽卡一起写短歌和小品，埃丽卡、特蕾泽和另外两人上台表演，马格努斯制作音乐。克劳斯会把亮点用到新段子里去，但地下墓穴的节目并没什么看头。当芬克的演员开始在舞台上用穿插的调侃和即兴笑话来戏弄克劳斯时，他觉得太傻了，节目还没结束就走了。

鲁本太太的化装舞会他也没久留。他无法忍受乏味，因此很早离开，尽管他知道这样做有多么不合适。在这个沉闷的晚上，还不如回公寓，犒劳自己一份吗啡来解闷——而且是一大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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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斯·艾斯勒(7)作曲、布莱希特创作的教育剧《措施》今天在爱尔福特的帝国剧院首演。但警察中断了工人歌手战斗团的演出，理由是该剧“以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表现了引发全球革命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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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克迈耶带着爱丽丝和母亲来到动物园大厅，乍一看，一切都和往年一样。当晚预计有5000多名来客，其中1500人像他一样持有贵宾券，剩下的都是看热闹的——为了能在本国名流中混上一晚，这些人要花高价入场费。

在门厅，到场者先要经过两辆豪车，一辆艾德勒的敞篷轿车，一辆小奇迹巨匠，两辆车都被擦得锃亮，是柏林新闻协会福利基金抽奖的主奖品。一进入口，人流就分散开来，各个大厅和走廊传来探戈、华尔兹、布基乌基(8)的音乐。楚克迈耶带着两位女士走向华尔兹大厅。在这里几乎所有饮食偏好都能得到满足，有俱乐部氛围的酒吧，有奢华的咖啡厅和啤酒台吧，也有较安静的次厅供音乐家独奏。

装饰最豪华的是两层楼高的大理石大厅，到处摆满鲜花，栏杆上垂挂着华丽的波斯古毯。舞台前的舞池中，人们跟随管弦乐，成双结对地旋转着。从舞池上方的回廊能看到正厅两侧厢座和正中长排条桌之间的访客通道。

今年，即便最优雅的女士也都穿着让人无法忽视的亮色，流行的款式显然是那种小领口的长礼裙，背部的开口直抵腰线，甚至更低。

在乌尔斯坦出版社的包厢，楚克迈耶终于远离了人流。这里更通风，没那么挤。侍者立即为他和女伴们备好桌子、酒杯和饮料。“您就喝吧，只管喝。”一位出版社负责人向他们打招呼，“谁知道您下次在乌尔斯坦包厢里喝香槟会是什么时候呢？”他说出了每个人多少都有所觉察、却谁都不愿意真正承认的话。

中午时分，去年12月初才成为总理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倒台。任期短到可笑，还不满两个月，除了新的权力阴谋，简直没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并且在严重至极的经济危机期间，白白浪费了时间。晚上传来消息，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授命组建新政府，接受任务的人偏偏是施莱歇尔的前任弗朗茨·冯·巴本。显然，政治家们黔驴技穷了。巴本虽然是德国中央党（又称天主教中央党）党员，但在议会中没有值得一提的权力基础。与施莱歇尔一样，他也是在各党派已经无法以多数票压倒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极端分子的情况下，才得到兴登堡恩准，通过紧急法令上任的。但是，华而不实、在政治上毫无头绪的巴本更有可能因为发动政变而被记上一笔，而不是因为有能力带领共和国回到合理稳定的民主状况。

去年夏天，巴本就已经取缔了普鲁士政府——同样在紧急法令的庇护之下。从那时起，这个帝国中最大的地区就由隶属帝国政府的临时内阁管理。这已然是一种政变，即所谓的普鲁士政变，它破坏了国家联邦制的基础，其结果便是如今施莱歇尔下台后，普鲁士失去了领导地位。

大理石厅的政府包厢就在乌尔斯坦包厢旁边。楚克迈耶可以从他的座位上很轻易地看到，那里几乎没什么人。侍者无所事事地靠在空空的毛绒扶手椅之间，一支支没开封的香槟酒瓶伸出了冰桶。前几年，部长或秘书长在这里搞社交，貌似不经意地把出版商和社论作者拉入谈话，从自己的角度向其解释世界。可现在，就连这种轻轻松松的政务显然也没人想管了。

剩下的消遣无非就是在人群中找一找名人的脸。他一眼就看到了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威廉·富特文格勒高大的身影。还有严肃的、目光总有些忧郁的阿诺德·勋伯格(9)，在节日的喧嚣中他给人一种奇怪的格格不入的印象。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10)和维尔纳·克劳斯显然是演出结束后直接从御林广场的剧院过来的，他们眼下正在扮演梅菲斯特和浮士德。马克斯·冯·席林斯的光头也出现了，这位已经很久没有新作品问世的作曲家最近担任了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院长。

一位摄影师打断了楚克迈耶，请他离开包厢，与阴差阳错凑到一起的几个人合影：两位年轻的女演员，还有歌剧女明星马法尔达·萨尔瓦蒂尼，以及波恩教授——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政府顾问，身为商学院院长的他胸前带着一条挂有徽章的相当愚蠢的金色链子。

很快，《蓝天使》的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作为著名导演的他身边自然少不了妙龄金发女明星的簇拥。玛琳·黛德丽没和他在一起，而是独自留在好莱坞。楚克迈耶曾参与《蓝天使》的编剧工作，由此认识了亨利希·曼，这部电影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垃圾教授》。他喜欢这个拘谨的老男孩，也欣赏他的书。然而，在楚克迈耶看来，曼竟试图让他当时的情人特露德·黑斯特贝格替代玛琳·黛德丽担任影片主角，实在是自取其辱。曼用他那一板一眼的字体给制片人写了一些短信，与其说是表明黑斯特贝格作为演员的水平，不如说是泄露了他对她的痴迷。

回到乌尔斯坦的包厢，楚克迈耶碰上了敦实、活泼的恩斯特·乌德特和他的女伴埃米·贝赛尔。乌德特和楚克迈耶都很兴奋。两人相识于战时，楚克迈耶当时经常作为观察员被部署在前线，或者被安排在炮火中修理断掉的电话线。他已经算是个大胆的人了，但和乌德特依然没法比。乌德特是轰炸机飞行员，有着斗牛士的风度，优雅、高傲、肆无忌惮——流氓和枪手的混合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二十二岁的乌德特已经是飞行中队队长了，将军们在他胸前挂满了勋章，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头满身鲜花的献祭动物。他曾在空战中一对一地击落对手。这位驰骋在比武场上的现代骑士对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上瘾。战争结束时，他已经从天上打下来62架飞机。这个高危的行当里，只有一位德国飞行员比他更成功——他的指挥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那位“红男爵”。然而，战争结束的几个月前，里希特霍芬被防空炮击中身亡。后来一位名叫赫尔曼·戈林的司令取代了他。戈林虽然不是有如此天赋的飞行员，却对处理正确的政治关系得心应手。

楚克迈耶的母亲对乌德特特别着迷，爱丽丝也很早就认识他，了解他那种铤而走险的魅力。这位作秀的天才有真材实料，不靠战时荣誉也能倾倒众生。如今他在全欧洲和美国表演特技：关上螺旋桨俯冲、盘旋、翻跟头、贴着草地飞，用机翼拾起地上的手帕。他始终是个快乐的亡命徒。乌发电影公司发现了他，让他与莱尼·里芬斯塔尔合拍了几部惊险片，为此他经常表演驾驶飞机在高山冰川上降落或穿过机库，把围观的人们吓得扑倒在地。柏林的八卦小报喜欢乌德特，喜欢他和埃米·贝赛尔等女演员的绯闻，喜欢他那辆全市闻名的美国道奇跑车，也喜欢他与里芬斯塔尔、莉莲·哈维、海因茨·鲁曼等影星家喻户晓的友谊。

有乌德特在就不会无聊，但楚克迈耶从不和他谈论战争，见面时他们只喝酒。今天也是，两人从香槟酒一直喝到白兰地。乌德特惊讶地注意到，许多舞会客人都把勋章和徽章挂在了燕尾服上：“你瞧瞧那些蠢灯架。”前几年的新闻舞会和平得多，突然之间，军旅经历就明显受到了重视。乌德特也戴了他最高级别的勋章——大蓝徽十字勋章。但大家都做的事他从来都不喜欢，于是把它塞进了口袋里。“听我说，”他向楚克迈耶提议说，“我们现在把裤子脱了吧，光着屁股去包厢护栏边上靠一会儿。”

爱丽丝和埃米立即警觉起来。她们了解，这些事男人们可真干得出来，尤其是在喝高了互相吹捧的时候。的确，他们马上就解开了背带的扣子。爱丽丝知道自己此刻的角色，她低声地恳求他们不要制造丑闻，男人们也就没继续脱，这才不至于丢了脸。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纷纷猜测希特勒会被任命为总理。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兴登堡最终想在一个还算稳固的议会基础上重组政府，并且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社民党参与，那么他和巴本基本上就只剩纳粹党这一个伙伴了。可希特勒斩钉截铁地表过态，作为议会最大党的领导人，他不会满足于区区部长的位子。他要求获得总理职权，否则就继续留在反对派中。要么全交出来，要么没门。

这些思考没有让舞会的气氛更轻松，人们和往年一样跳舞喝酒，但总是感觉忐忑不安。某些不可预知的东西正向所有人袭来。一种做作的快活诡异地四散着。这时已经是周日了，乌德特邀请楚克迈耶和他的两个女伴去他的公寓继续玩。他那辆显眼的道奇跑车停在动物园大厅前，就像是他用来自我宣传的广告牌。外面天寒地冻，他看起来很清醒，但所有人都知道并非如此。因此楚克迈耶和他的妻子宁愿叫出租车。只有埃米和楚克迈耶的母亲敢上乌德特的车，后来她们兴高采烈地讲，根本就没开车，是穿街飞回来的。

乌德特的公寓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都来自他曾拍过电影的地方。一进走廊，就能看到墙上挂着的犀牛头和豹头标本，还有几对鹿角。公寓里还有一个射击场，已经有报纸报道过，乌德特会用枪从那些盲目信任他的朋友嘴里打掉香烟。但那是男士们的夜生活。今天，乌德特把客人们请到了他自己布置的小吧台边——他的“螺旋桨酒吧”，用飞行生活和电影界的轶事来招待女士。其间，楚克迈耶从墙上取下乌德特的吉他，唱了几首小酒曲，那是当年他作为民谣歌手在柏林的酒馆间游荡时的营生。

这是个愉悦的凌晨，但大家并非无忧无虑，说到底，这是场告别。此夜过后，楚克迈耶和乌德特就只再见过一次面。1936年，楚克迈耶怀着相当大的勇气和鲁莽，离开了萨尔茨堡近郊的家，去往柏林。纳粹忘不了他在《欢乐的葡萄园》和《科佩尼克上尉》中对军方令人捧腹的讽刺，他的戏剧和书也早已被禁。可楚克迈耶没被吓住，还是出发了，去见他的演员朋友们：维尔纳·克劳斯、克特·多施和恩斯特·乌德特。乌德特总说自己不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可柏林新闻舞会之夜的三个月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在老司令戈林手下的航空部里混得风生水起。

最后那次悲伤的会面，是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两人又一次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乌德特恳请朋友尽快离开这个国家：“进入世界，永远别回来。”楚克迈耶问他为何留下，乌德特回答说，飞行是他的全部，还谈到作为飞行员为纳粹工作的无限可能：“我离不开。但有一天，魔鬼会把我们全都带走。”

1941年11月，乌德特在他柏林的公寓中开枪自杀。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失败，戈林把责任全推到他头上——总得有人当替罪羊。自杀前，乌德特用红色粉笔在床头写下他对戈林的谴责：“铁人，你抛弃了我！”

纳粹说他的死是场意外。听闻此事时，楚克迈耶正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农场流亡。据他后来回忆，当时这个消息让他很久都走出不来，最后他终于坐到书桌前，用不到三周的时间写出剧本《魔鬼的将军》的第一幕。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空军将军的故事，他鄙视希特勒，却出于对德国和飞行的爱为希特勒卖命。战争结束时，剧本写完了。它将是楚克迈耶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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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21岁就成为受邀贵宾、进入文学界名流之列，这让卡迪佳·韦德金德感到自豪。但在舞厅里被人流推来推去，她并不怎么舒服。她不适应过道的拥挤，宁愿独自躲在背景里。她更喜欢远远地观察，而不是非得在其他人之间开出条路来。

她的家人中可没有谁这么腼腆。母亲蒂莉和父亲弗兰克曾是德国戏剧界的大佬，总是很善于制造点儿轰动。弗兰克1918年就去世了，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挑衅者，一个狂徒，喜欢在剧中斥骂顺民畏首畏尾的体面。没有他带不上台的禁忌话题：卖淫、堕胎、手淫、虐待狂、同性恋。他有一种从不失手的天赋，随时随地都能挑起丑闻，突然发起脾气来，连朋友们也不能幸免。蒂莉多年来一直都是备受追捧的女演员，主要出演她丈夫的戏剧，露露这个角色曾让她红极一时，那是个不受约束的放荡女孩，为了取乐虐待男人，而她自己也同样被男人虐待。蒂莉和弗兰克本可共同享受一种令人惊赞,也令人敬畏的戏剧界伉俪的生活，可弗兰克时时爆发的疯狂与嫉妒把妻子——包括他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地狱。他两次把蒂莉逼到自杀。现在她已经守了15年寡。

卡迪佳的姐姐帕梅拉比她大五岁，遗传了父母的某些气质和才能。她从小就在舞台上如鱼得水，有一副好嗓子，喜欢表演父亲的歌，也像他从前那样用鲁特琴伴奏。她拥有卡迪佳缺少的一切：勇敢、主动、坚持己见。卡迪佳曾在日记中写道：“帕梅拉个性极强，又才华横溢；在她面前，我只能谦卑地退到背景里。”

1918年父亲去世后，帕梅拉和卡迪佳在慕尼黑结识了托马斯·曼的长女埃丽卡和长子克劳斯。他们几乎算是邻居，两家之间步行只用不到半个小时。曼氏姐弟被帕梅拉的才华迷住，很快便爱上了她，三人组成了一个让成年人有些不安的早熟的组合，总是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架势。那时卡迪佳还太小，无法加入。化妆且从不避讳自己是同性恋的克劳斯，在1924年与帕梅拉订婚，并用两周时间写出了室内剧《安雅和埃丝特》：讲述了一对沉溺于找寻爱情和生命意义的忧郁的寄宿学校学生的故事，充满了对帕梅拉和埃丽卡的同性爱情的影射。这部剧没什么价值，只有提纲，并非深思熟虑后的作品。但伟大的戏剧天才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对此很感兴趣，发来一封慷慨激昂的电报，说服三人与他一起出演这部青年题材作品，并在全德巡演。

这部剧被骂得狗血喷头，评论家们没有因为伟大的托马斯·曼之子尚还年少而原谅他的罪过。但它在剧院引起了轰动，门票场场售罄。上蹿下跳的诗人之子和年轻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情欲纠葛激起了观众的好奇，更何况埃丽卡后来还嫁给了格林德根斯，虽然谁都知道后者更受男人的吸引。有好几个星期，各种副刊和五颜六色的画报上全都是这四个人。他们扯一扯线，报纸就木偶似的跳起来。还有什么能比这四个人的关系更好地表现疯狂、贪婪、放纵的二十岁？

卡迪佳跟不上，也不想跟上姐姐的生活节奏。她的母亲蒂莉越来越少在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而是不断地投入新的爱情。卡迪佳在乌尔斯坦出版社包厢里看见的那个飞行员乌德特曾有一段时间是蒂莉的最爱。与乌德特坐在一起的楚克迈耶也时不时去拜访她的母亲。卡迪佳当时12岁，楚克迈耶会陪她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他刚一走进昏暗的走廊，她就袭击了他，从衣柜跳上他的脖子，手里拿着一把长菜刀，要剥他的头皮。

然而这几年，她的母亲与一位名叫戈特弗里德·贝恩的医生有了一段更稳定的关系。贝恩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蒂莉很迷恋他，但贝恩总是与她保持着距离。当他终于有时间陪她、带她出去时，蒂莉会兴奋得像个小女孩。她甚至拿到驾照，买了一辆小型欧宝敞篷车，在夏天和贝恩一起郊游踏青。有一次贝恩的女儿奈勒也在，卡迪佳和她很合得来。

但卡迪佳不喜欢这位阴郁的贝恩。她曾去过他在柏林百丽联盟大街和约克大街街角的公寓兼诊所。他的确是个有趣的人，但她终究还是觉得他讨厌。她其实不太明白贝恩和母亲的关系。有一天夜里，她没打招呼就回了家，所有房间都亮着灯，却找不到人，直到汉斯·阿尔贝斯从她母亲的卧室走出来。

但她不在乎这种事。卡迪佳想的不一样，她首先想做个好人，能让别人的生活更轻松的好人。可她常常缺少必要的精力，不明白别人每天从哪里获得力量去工作。上中学的时候这就已经是个问题了，1928年她去德累斯顿艺术学院读书时更是如此。当时她的老师保证，如果她更用功一点，就会成为大画家。但她觉得这难得要命，自律和勤奋不是她的长处，这一点她很清楚。

在施塔恩贝格湖畔阿默尔兰度假时，她感觉最幸福。母亲的一个演员朋友莉莉·阿克曼在那儿有一栋房子。早些年，卡迪佳会定期去她那儿打发时间，或是和莉莉的儿子格奥尔格一起玩。当时他才十岁，但卡迪佳无所谓。两人一时兴起，建立了一个名叫卡卢米纳的帝国。在这里，在这个梦想的王国，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她的意愿就是法律，她让格奥尔格和他的朋友们加冕自己为卡萝拉一世女王。他们一起设计旗帜、起草宪法，格奥尔格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还要创建军队。游戏将持续三个星期，在下一个假期再次见面时，他们会继续打造自己的幻想世界。

本该准备去柏林学院深造的当口，她却回忆起这段时光。她被推荐给了乔治·格罗兹的老师埃米尔·奥尔利克。可哪怕只是让她把在德累斯顿时期的作品订在一个文件夹里，她也不寒而栗。每张画都充斥着她毫不遮掩的不情愿。她宁愿坐下来，写一写她的帝国卡卢米纳的故事。她想，这可能会是一部小说。毕竟，这个故事讲述了那些远古而经典的主题：对青春的告别、成长的艰难、爱情的萌动。她的父亲一直想写小说，但从没成功过。当她第一次展现出自律和意志力的时候，野心就更大了。她感到，那些古老的主题似乎在她的手稿中独自获得了轻盈的新魔力。

卡迪佳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她曾经不知道的天赋——写作。只要给她时间，她就能结出文学的果实。舍尔出版社也相信她的能力，还把她的书《卡卢米纳：夏天的小说》列入了出版计划，并为此预付了1000马克！她把其中的900马克给了母亲——母亲作为演员的收入越来越少，已经不得不悄悄当掉首饰来支付房租。

对卡迪佳来说，她刚刚发芽的天赋比钱更重要，她希望未来能遇到有利的“天气”，让这幼苗成长起来。吵吵闹闹的舞会上，她在包厢和桌子之间碰到的每一个熟人都在鼓励她。起初她根本不信听到的话，像往常一样感到尴尬、害羞。但后来她渐渐开心起来。谁都没法抗拒这么多赞许。有那么一刻，她让自己被说服了，也许她也能成为一个人物。她感受到出乎意料的勇气，甚至狂妄，她想：我，我就是新闻舞会的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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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也没法拒绝新闻舞会的邀请。更何况，他刚完成新小说《三个战友》的初稿，想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犒劳自己，放松一下。这几个月他没住在德国，但在柏林仍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他开车来了，解决一个个预约，最后在舞会拼命闹腾了一番。

他在乌尔斯坦包厢看到了楚克迈耶，但这个晚上，楚克迈耶的心思似乎全在恩斯特·乌德特身上。雷马克和楚克迈耶认识整整四年了。1928年，雷马克把快写完的战争小说《西线无战事》手稿寄给了德国最重要的出版社S.菲舍尔出版社，但被拒稿。乌尔斯坦的编辑们反倒热情高涨，发动整个集团，尽可能地为这本书打响他们认为配得上的第一炮：先在乌尔斯坦旗下的《福斯日报》连载宣传；小说上架后，同属乌尔斯坦集团的《柏林画报》把发行日从通常的周日提前到周四，以便在首卖日准时登出乌尔斯坦出版社的作者楚克迈耶评论雷马克作品的文章。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评，也不是文人间常见的吹捧。楚克迈耶的文章是擂鼓，是军号，是烽火，更是预言：“现在，一个叫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人写出了一本书，书里的故事有数百万人经历过，这本书也将被数百万人阅读——不论现在还是未来……这本书属于教室、阅览室、大学、所有报纸、所有电台，却仍还不够。”

《西线无战事》讲述了一名一战前线士兵从1914年被迫中断学业到1918年死于战场的故事。雷马克用简洁、没有诗意却充满感情的句子，记述着战壕里的惊骇和死亡，记述着炮火猛攻下整夜煎熬的恐怖，记述着冲入敌人枪林弹雨的疯狂和近战中刺刀屠戮的凶残。

这些事楚克迈耶也都亲身经历过，但他并未找到一种能够为此承重的言语表达。《西线无战事》更让他兴奋的是：“雷马克在此第一次十分清晰、十分深邃地表现出这些人的内在，说出他们心中发生了什么……”整整一代人迷惘、嗜杀、惶惶不安的经历，被这部小说赋予文学形式，终于得以倾诉。对于楚克迈耶而言——他预感到，不只是对于他而言——这如同摆脱梦魇。“我们所有人，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关于战争，什么都不能说。没有什么比讲述战争经历更为可悲。因此，我们沉默着，等待着……但在这本书里，雷马克让命运本身第一次有了形态，所有的一切——其后、其下燃烧的，及其残留的。如此去写、去创造、去生活，就不再只是现实，而是真理，纯粹、有效的真理。”

的确，成千上万人与楚克迈耶有着相同的感受，不仅有当年前线的战士，还有那些从未当过兵但想要了解老兵们经历的人。几周后，小说印数已达50万册，同年被翻译成26种语言。这是世界性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挑衅，它刺激了所有试图粉饰战争和士兵之死的人，尤其是对于德国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来说。他们用民粹主义的谎言诋毁小说及其作者。那些顽固重复、试图给公众洗脑的谎言声称：雷马克的书侮辱了逝者，嘲讽他们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把所有军人的高贵都拖入污淖；雷马克是个骗子，他没有真正参加过战争，甚至不了解战争，因为他只在前线待了七个星期就重伤入院了；雷马克本名用字母K（Remark），而笔名的que（Remarque）却偏偏取自死敌法国的语言，因此他们说他是人民的叛徒，并且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权利书写那些为德国的荣誉献出年轻生命的人的英雄事迹。

1930年，《西线无战事》的美国版电影在德国影院上映，宣传战升级了。首映次日，戈培尔派他的冲锋队打手进入柏林及其他城市的电影院，扔臭气弹，放白老鼠，威胁甚至殴打观众，直到放映被迫取消。当局非但没有保护电影和观众，反而摇尾乞怜，五天后下令禁止该电影继续放映，“因为（它）会危及德国的声誉”。戈培尔“踌躇满志”地“庆祝”纳粹党首次竞选大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沥青民主’(11)与具有德意志精神的国家道德的权力斗争。我们第一次在柏林记录下这个事实：沥青民主已被打倒。”

几个月后，电影的大幅删减版还是上映了。但雷马克已经对国家失望至极。无论做什么、说什么、写什么，他都是右派的眼中钉。幸运的是，《西线无战事》让他有了钱。他在距阿斯科纳几公里远、位于瑞士境内的马焦雷湖畔买了一栋别墅，离开了越来越陌生的德国。

因此，新闻舞会后，雷马克只在酒店暂住了一夜。谁将在施莱歇尔之后成为新总理，基本上已经与他无关。这次舞会是不是共和国的最后一场舞会，他也不在乎。周日清晨，一吃过早饭，他就坐上了一辆蓝旗亚迪勒姆达——他爱快车和高速——出发驶向瑞士边境。那是一段漫长而寒冷的旅程，从北到南穿越冬日的德国。直到将近二十年后，他才再一次见到自己的祖国。

几周后，雷马克在马焦雷湖畔的住址在流亡者间像内幕消息一样传散开来。雷马克的慷慨尽人皆知。他为出逃者提供了住所，塞给他们钱，为他们提供去意大利或法国的机票。恩斯特·托勒(12)找过他，犹太记者费利克斯·曼努埃尔·门德尔松也是他的客人，并在他那里住了几天。但4月中旬，门德尔松被发现死在雷马克家附近的一条沟里，死于颅骨骨折。是跌死？还是被打死？瑞士报纸说是一起事故。托马斯·曼读过报纸后确信：这是纳粹一次失败的暗杀，刺客在黑暗中“可能把年轻的门德尔松当成了雷马克”。

(1) 　又称脱线喜剧或疯狂喜剧，是流行于经典好莱坞时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类型，主人公往往是一对行为古怪夸张的情侣，并且以穷小子迎娶富家女为主要情节，影片通常会通过激烈的打闹喜剧的方式来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

(2) 　一家葡萄牙电影制作公司。

(3) 　即莫妮卡·曼（Monica Mann，1910—1992），托马斯·曼的第四个孩子，本人也是一位作家。莫妮是莫妮卡的昵称。

(4) 　卡迪佳·韦德金德（1911—1994），德国作家、记者、插画家和演员。她的父亲弗兰克·韦德金德是德国著名剧作家，是那个时代作品上演次数最多的剧作家之一。她的母亲蒂莉、姐姐帕梅拉都是著名演员。

(5) 　克劳斯·曼曾与卡迪佳的姐姐帕梅拉订婚，后取消婚约。

(6) 　特蕾泽·吉泽（1898—1975），德国著名女演员和卡巴莱艺术家，犹太人。她被认为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作品的最知名和最好的诠释者之一。

(7) 　汉斯·艾斯勒（1898—1962），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他是布莱希特的亲密合作伙伴，曾为布莱希特的诸多戏剧作曲。因犹太血统和共产主义信仰，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迫流亡海外。

(8) 　20世纪20年代后期流行的音乐流派。

(9) 　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理论家，犹太人。他被认为是继德彪西之后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第二维也纳乐派的核心人物。

(10) 　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1899—1963），德国戏剧和电影演员、导演。他因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扮演梅菲斯特而声名鹊起。纳粹时期，他被戈林先后任命为柏林剧院的导演、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总导演。克劳斯·曼以他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梅菲斯特》，将其作为纳粹时期艺术家奉行机会主义的典型例子。

(11) 　源自术语“沥青文学”，在德国被用来指“不再扎根于本土的大都市文学”。1918年首次出现，1933年5月10日，戈培尔在柏林歌剧院广场焚烧书籍的演讲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从而在第三帝国开始流行，是纳粹对现代主义文学以及一切反纳粹文学的贬称。1936年版的《迈耶百科词典》将“沥青作家”定义为“对无根的城市作家的称呼”，包括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等受到纳粹政权迫害的作家，见本书第117页。

(12) 　恩斯特·托勒（1893—1939），德国作家、剧作家、政治家和左翼社会主义革命家，犹太人。年轻时因参与巴伐利亚独立社民党活动和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遭到魏玛政府逮捕。在狱中的五年，他创作了《转变》《群众与人》《亨克曼》等大受欢迎的剧作。由于其犹太身份和作品中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作品被纳粹列为禁书，遭到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