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与非洲有着怎样的史前碰撞？

“地球伤疤”东非大裂谷中的人类起源考古

肯尼亚是东非六国中的一个国家，北临埃塞俄比亚，东北临索马里，索马里南部有一部分临印度洋；向南是坦桑尼亚，向西是乌干达，西北是苏丹。从埃塞俄比亚（也有人把红海算上）一直到东非高原、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一条长好几千公里的大裂谷带，是地球的一个奇观。宽处上百公里、窄处几十公里，这条大裂谷带是古代人类集中分布的地带，在人类起源研究中非常重要。

如前面提到的“露西”化石，就发现于大裂谷带，在我们发掘遗址北部的图尔卡纳湖附近。大裂谷腹地是由几个湖形成的，如图尔卡纳湖、博高利亚湖、巴林戈湖、纳瓦沙湖等，湖泊相连的就是东非大裂谷腹地，这是东支大裂谷。在乌干达的维多利亚湖为西支大裂谷，那里也出现过2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但是没有东支大裂谷有名。

大裂谷地区是古人类化石的宝库，那里曾先后有几十个重量级的考古队，当然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考古队。我们的考古队是中国第一支现代人起源考古队。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次加入人类起源考古的“国际俱乐部”，很多外媒也进行了报道。

我们的团队在非洲工作了几年，得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单一起源说”和“多地起源说”都是比较片面的，人类走出非洲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

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在距今7万—5万年前走出非洲，经过欧洲、西伯利亚到东亚，甚至一直到北美的腹地，以及中国的华北。这一次，非洲境内绝大多数的古人类全部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各自遇见不同的环境，或基因突变，形成世界主要地区的现代人和人种。因此，按照从7万—5万年前到1万年前的阶段，来研究人种和现代人起源，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新途径。

许昌人化石挑战非洲人类起源说？

2017年，我们关于许昌人遗址的研究报告发表以后，有媒体评论：“许昌人挑战了非洲起源说。”我现在想说的是，虽然“挑战”了非洲起源说，但绝对没有取代非洲起源说（许昌人出土于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遗址，年代为距今10.5万—12.5万年，2007年由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李占扬主持发掘）。

许昌人的头骨化石，只能证明从北京人到许昌人、从70万年前到十几万年前这一阶段（北京人最早的年代数据是70万年前，许昌人是十几万年前），人类在中国北部地区生存，这一阶段没有外来人类侵入，进化是连续的。但是许昌人以后，即距今十几万年以后的情况，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许昌人遗址主要有两个文化层，下面是十几万年前的一层，上面是1.35万年前的一层。其中上部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器、艺术品，以及其他的文化遗物。但是上部文化层和下部文化层，在人类演化上其实并没有关系。许昌人及其文化消失后，便不知去向。许昌人去了哪里呢？是和丹尼索瓦人合为一体了吗？这也不是不可能，有人认为许昌人就是丹尼索瓦人。我们再看遗址上层。通过研究上部1万多年前的细石器文化层，我们发现这里同华北、贝加尔湖地区，甚至欧洲、非洲的细石器文化极其相似，属相同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还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细石器文化7万—5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3万多年前到欧洲，2.7万年前左右到贝加尔湖地区，2万年前到华北，再过几千年跃过黄河，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许昌人的后裔。

因此，发现许昌人，不是取代“非洲起源说”，只是补充了从北京人到许昌人这几十万年的空白。但许昌人之后的年代是连不起来的，而通过非洲发掘的遗址材料能把年代连起来。所以“非洲是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不是空穴来风，考古发现和研究资料都有所证明。

我们发现了两个许昌人头骨化石：许昌人1号头骨和2号头骨，1号头骨比较完整，脑容量比较大。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之前说它具有古老性，与北京猿人遗留下的特征相同。比如现代人的头骨最宽的地方是在耳朵上方两侧，而许昌人的头骨最宽处在耳朵下方。同时许昌人头骨相对比较厚重，且低平些，这都是中国猿人系列演化的结果。

另外，它还有一些早期现代人的特征，包括头骨比猿人相对薄一些；眉脊部分，原来北京人的眉脊较厚重，到许昌人的时候则变得纤细；还有脑容量的增大，这都是早期现代人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许昌人还有西方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通过仪器测量与复制，发现其枕骨和内耳迷路（即内耳的形状），同尼安德特人几乎一模一样。这就说明他们有共同特征。

许昌人怎么会和遥远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有共同特征？我们推测，在十几万年以前，有一个大的冷期，为了躲避严寒天气，许昌人就向西发展。因为西方有大西洋暖流的庇护，他们在那里躲过严寒期，在比较温暖的时候又迁回。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一定全面。

此外许昌人的石器也和西方尼安德特人的莫斯特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和西班牙的石器非常像，石料和制作方法都非常相似。通过将这些典型遗址与非洲的遗址进行对比，我们能得到一些现代人起源方面的线索。

火山灰下的遗址

我们在非洲发掘的吉门基石遗址是比较典型的由火山灰形成的史前遗存。受到雨季的冲刷和切割，变得支离破碎。现在我们在附近可以看到好几套堆积，有好几个时代，甚至能看到500万年前地层的动物化石。我们就在离遗址不远的高地，发现了一块河马化石，时间大约是500万年前，是目前最早的河马记录。

现在这里的植被主要是合欢树，发黄的叫金合欢，还有仙人掌、灌木和草，是干草原的环境，有旱季和雨季之分。雨季的时候暴雨频繁，时有山洪暴发。由于暴雨频繁，道路时常被冲毁，所以我们一般需要赶7、8月份旱季的时候把工作完成，但这时赤道地区又烈日当空，很少降水。这里水源稀少，而且湖泊都是咸水湖和碱水湖，类似于丘陵地带，但是周围分布了很多火山口，许多都是活火山。

我们在遗址中发掘的东西都是从火山灰里找出来的。通常大家会以为火山灰很疏松，但其实火山灰经雨水浸泡，变干胶结后会非常硬，就像水泥块一样，用手铲发掘行不通。所以我们就用自己做的工具，如锥子或钢钎，一点一点地挖，非常困难。

但是许昌人遗址就不一样了，它是泉水形成的露天遗址，所以布方和发掘比较便利。2023年5至6月，我们的团队又联合法国考古队在法国西南部图尔托瓦拉克洞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人类化石、石器和动物化石等2000余件，为欧洲旧石器时代莫斯特、格拉维特时期，距今6万至2万年，揭开了2023—2025年山东大学和法国波尔多大学合作考古发掘、研究现代人起源的序幕。我们也计划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遗址开展一些工作，那里地势开阔，发掘起来应该比较容易，但是要找的遗物不会那么集中，可能不易找一处适合发掘的遗址。

所以说，各有各的情况。我们会通过几年的时间，尝试发掘每种遗址，把这些发现进行分析和对比，看这些文化从哪里来，走到哪个地方，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这样变化，而不那样变化，这些变化到底和人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将来如果发现有一些人类骨骼，我们也可以做DNA检测，和人种方面的研究联系起来。我们做的是一个综合的考古研究，但很多方面都是刚刚开始。考古是很漫长的，没法急躁。

纵观东非地区，一方面，这里气候恶劣，有火山爆发；另一方面，树木资源贫乏，没有什么可利用的植物。此外，这里气候炎热，湖泊在萎缩，水越来越少，含盐（碱）量越来越高，植物、动物也越来越少。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人类就开始走出非洲。

“未完待续”的人类起源问题

在主发掘点吉门基石遗址，我们发现30万—20万年前到7万—5万年前的重要堆积，这个地方的考古潜力非常大。在30万—20万年前这个时期的手斧，开始有了勒瓦娄哇技术，在石头上面预制石核，再打下石片，比较规整。勒瓦娄哇技术是在法国命名的，但是在东非大裂谷最先形成。

遗址上层的细石器是一种楔形石核等剥离出来的长石叶，使用燧石或黑曜岩这些优质的石料，以间接技术制作出来，有非常精致的刀片器、钻具、刮削器，还有其他一些工具。因为便于携带、好移动，人类就愿意带一些细石器在更大范围流动生活。原来的石器都比较笨重，石器带不动，也就走不远。所以准备一些细石器，就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这为大迁移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欧洲发现的细石器种类要多一些，有100多种这样的工具。这个时期，具备现代人特点的工具增多了，洞穴壁画、泥塑、雕刻等艺术产生了。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人发展得更快了。很可能是技术上、艺术上的发展刺激到人类的大脑，也可能是基因改变加速了现代人起源。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人类起源”过度简化、理想化。比如中国北方的人类，在1.2万年前暖期来临的时候，不适应，向北退，中原地区形成了2000年的真空期，这时从洞庭湖过来的一些新石器文化进入，东扩西传，形成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使用细石器的人退到长城以北，在东北地区、呼伦贝尔草原等地，一直延续到3000年前，过着亦农亦猎的生活。

最早的中国北方现代人中有从南方过来的原来就使用小石器的人，也有细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人，还包括其他周围同时期的群落。在这一生存环境之中，加上基因变化，形成了东亚的蒙古人种。在欧洲，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气候对当地人产生影响，同时生产工具、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食物结构都会对人产生影响，导致人的体质和人种发生改变。

我们在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的考古活动虽然取得了初步收获和认识框架，但有些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例如在年代学方面的研究就遇到了困难。遗址由一套火山灰地层组成，用传统钾氩法测定年代应该可行，但我们无法从中提取出可用的火山灰样品，测年工作只能止步不前。绝对年代的缺失，直接影响文化上的对比研究。另外，田野考古发掘和资料研究是一个时间漫长的过程，欧美的考古队在非洲，一般要经过十余年的发掘和研究，才有重要成果发表，同他们相比，我们显得后劲不足，这也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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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亨利·哈本丁著，彭李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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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梦》，李占扬著，海燕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