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明清痛失的改革机遇
明末抗御后金将领袁崇焕建成关外宁锦防线，并取得宁锦大捷。宁锦防线是宁锦之战的防务依托，宁锦大捷则使宁锦防线得以巩固。本文就宁锦防线、宁锦大捷及其相关诸问题，粗作分析，进行探论。
主持人王一鸣：改革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相伴而生，也是我们发展的强大动力。总书记最近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2013年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会议审议通过的决定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路线图，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深化改革的信心。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要以史为鉴，挖掘隐含在历史背后的内在逻辑，为当代改革提供丰富的思想启迪。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先生。阎老师在《百家讲坛》做过很多次演讲，今天到场的很多同志也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人还买了他的光碟。阎老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日、韩等多国文字，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了《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等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我想大家都充满了期待，下面我们把时间留给阎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为我们讲解《明清痛失的改革机遇》。
阎崇年：从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到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共2132年，中间经历了上百名皇帝。有人统计是219位，有人统计是350位，因为取样不同，所以统计的数字不同。而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执政200年以上的只有4个：西汉、唐、明、清。这4个大一统王朝，汉和唐，离我们太远；明和清，离我们比较近，可以借鉴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就选择明、清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作为今天的主题。
我国有两位著名的大历史学家，很巧都姓司马，一个叫司马迁，另一个是司马光。司马迁用10个字给历史研究的使命作了规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为了当代的发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向宋神宗进书表里也说过一段话，概括来说是6个字——“考古今，知兴替”，知道历代王朝的兴替，也是为了当下更好的发展。为了今天的发展，要研究历史的兴替经验，研究历代王朝改革的成败经验和教训。明朝和清朝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兴盛、衰落和灭亡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内在机制发生作用。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研究明清社会发展就要研究内在的原因怎么演变的。
一、明朝的兴替与改革
第一，明朝的兴起及贡献。
明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贡献巨大。明朝有16个皇帝，历经276年。这16个皇帝当中可以称作雄才大略之君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另一个是明成祖朱棣。朱元璋17岁出家做和尚，碰上灾荒，他就托钵游食、乞讨要饭三年。他回到皇觉寺做和尚时，正赶上元朝末期民变四起，就从军了。朱元璋起兵后，经过了16年的拼搏，于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明朝，他又在位31年。加起来，他在政治舞台上待了47年，接近半个世纪。
在这半个世纪的纷争中，朱元璋做了很多事情，《明太祖实录》大约68万字就是讲他的贡献。但我个人认为，朱元璋的历史贡献主要就一条，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话出自《明太祖实录》第26卷，这16个字意义重大。中国从北宋算起（北宋和辽是并立的），一共是167年；接下来是南宋和金的并立，共157年；之后蒙古取代他们，统治了98年，合起来算接近400年的时间，特别是在北方，契丹、女真、蒙古不断更迭政权，当时老百姓最大的渴望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而朱元璋做到了。
分裂和战乱自安禄山始，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北京起兵，打到洛阳，打进了长安，从此唐朝衰落，出现藩镇割据，以及后来的五代十国，再到朱元璋时（从755年到1368年），中间经历了600多年，朱元璋把这个局面改变了，中国重新出现了统一。朱元璋说要立纲陈纪，就是要恢复到盛唐时期的典章制度。朱元璋做皇帝在位31年，还是在实践这16个字。我认为，朱元璋这16个字概括起来说就是两条：一是民族，二是民生。前8个字是民族——“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后8个字是民生——“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点。
永乐皇帝朱棣经过靖难之役后做了皇帝，主要有两个贡献：第一个是派郑和七下西洋。这是中国航海史、交通史、文化史上的一个空前壮举，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永乐皇帝还派亦失哈八次到奴儿干（现在黑龙江入海口庙街，俄国叫尼古拉耶夫斯克），其意义可以与郑和七下西洋相媲美。因为派亦失哈到奴儿干并设立奴儿干都司，明朝的国土就一直扩展到黑龙江的入海口（包括库页岛，即今萨哈林岛），这个在明朝之前是没有的。永乐皇帝在那儿建立了一个名为奴儿干都司的军政机构，派遣官员视察，而且定期朝贡。所以，我认为永乐皇帝是雄才大略之主，既派郑和七下西洋，又派亦失哈八下奴儿干。第二个贡献就是迁都北京。原来明朝都城在南京，后来往北推了大约3000里，整个政治中心的北移，标志着中国的版图向北方的拓展和巩固。特别是迁都北京之后，天子守国门，皇帝亲自把守国家的大门。尽管永乐皇帝犯了很多的错误，但就这两个贡献来说，永乐皇帝确实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所以，明朝朱元璋叫明太祖，朱棣叫明成祖，明朝称祖的只有这两个人。
第二，明朝的灭亡与改革的拖延。
明朝后来为什么会灭亡？原因太复杂了，如果从侧面选一个点来说，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上的缺陷。在讲清朝十二帝之一努尔哈赤的时候，我认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其实，讲明朝，可以说朱元璋既播下了明朝强盛的种子，也埋下了明朝衰亡的基因。历朝历代基本都是这样，所以需要改革。这个基因是什么？朱元璋埋下了后来明朝灭亡的基因是什么？努尔哈赤埋下了后来清朝灭亡的基因是什么？事情很复杂，我今天只举两个例子来做分析，明朝举一个例子，就是分封藩王制；清朝举一个例子，就是八旗制度。
先说明朝。朱元璋做皇帝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他认为宋、元灭亡是因为宋、元时皇帝太孤立了，没有把子孙分封建国，所以宋朝和元朝都先后灭亡了。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学习汉高祖刘邦的分封做法，分封诸王，以此来强固明朝的根本，这是朱元璋的本意。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就是让子女生活得好一点，给个金饭碗。
分封藩王制埋下了明朝灭亡的一个祸根，因为这个制度有不可持续性。到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分封藩王4年后，有人就看出问题了。这个人叫叶伯巨，官不大，山西平遥的训导，相当于现在平遥县教育局的干部，一个未入流的小知识分子。他怎么想起来给朱元璋提意见呢？当时正逢天变，星象有变化，朱元璋求直言，征求意见。一看朱元璋征求意见，叶伯巨便写道，朝廷存在最大的弊病就是分封诸王，这事要研究、要改。上报后，朱元璋说了三句话：“此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你这小子离间我和我儿子的骨肉之情，马上派人把他抓到南京，我亲手用箭把他射死。当时的宰相还不错，趁着朱元璋高兴的时候，说这个人先关监狱里头再说，就把叶伯巨关监狱里了。后来，叶伯巨死在了监狱里。朱元璋失去了这次改革的机会，问题越发严重。
明朝藩王分封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我把这个制度总结为四个“请”和几个“不许”：一要请名，王生了孩子，要有名字，报到北京，由皇帝批；二要请旨，才能结婚；三是人死了要请葬；四是出城要请示。结果导致有些王爷的儿子、孙子到了40多岁还没有名字，不能结婚；王爷、郡王的女儿、孙女，有的都30多岁了，没名字也不能出嫁。死了以后不能葬，尸体都臭了也不能葬。朱元璋还规定王子王孙不许为士、不许务农、不许务工、不许经商、不许从军、不许教书，即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军。这样一代又一代，问题就层出不穷了。
有一个小王爷不念书，又不做工，做什么都不行，他没事干，看上了他爸爸的妾，把这个妾给奸淫了，老王爷发现后，就打了儿子的老师，说因为老师没有教育好，实际上等于杀鸡给猴看。但小王爷不但不接受教训，还想了一招毒计。八月中秋节，小王爷请老王爷来赏灯，他事先设好埋伏，老王爷以为自己儿子学好了，就去赴宴了。结果埋伏好的人手突然跳出来，把老王爷用锤子砸死了，又把尸体打扫干净，换上干净衣服，抬到大堂，说老王爷得急病死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心肌梗死，报到皇帝那儿，又哭又搞祭奠。后来，有人揭发了他，皇帝派人一验尸，才发现真相。
还有的皇子王孙更瞎闹了，拿弹弓打行人的眼睛，犯了法以后，知府、知县都不能管，因为他是皇子王孙，享受法律上的特权。有一个小王子要选美，把城门关闭后，开始选了600个美女，又从中筛选剩下60个人，没选上的不让回家，让家里拿钱来赎人。本来把人抓了去选美，就已经民怨沸腾了，再让人家拿钱赎人，更激起民愤了。还有一个王爷看好旁边一家民宅，他要占那房子，人家不同意；王爷就打算花很少的钱买，人家也不同意。于是，王爷就找几个彪形大汉到这家去，既不打人，也不骂人，专等那人吃饭的时候把碗夺下来，一天三顿不能吃饭；喝水的时候把杯子夺了，不让喝水；睡觉的时候躺在主人身子旁边，不让睡觉。这么折腾若干天，就把人给活活折腾死了。如果告他，他既没打你，也没骂你，也拿不出证据来。有的皇子王孙就这样为非作歹。
到了弘治皇帝的时候，有一个叫倪岳的礼部尚书，提出分封藩王制度不合理，需要改进。由于他地位高，就报到皇帝那儿了。皇帝说，这事研究研究再说吧，就给拖下了。本来弘治皇帝比较强势，对这个制度做点改革也还是可以的，结果一拖再拖，就没办成。
第三次是嘉靖的时候，皇子王孙吃饭成了问题。一个名叫林润的御史，正式上奏疏建议改革藩王制度。他说天下财富，供京师的大米一年400万石，光各个藩王每年给粮食853万石，还有官员的工资、俸禄、军队的用粮。因此，他提出，藩王制度已经影响到国家政权，要改革。嘉靖皇帝看到奏折，让礼部先讨论并提出方案，礼部上报一个方案后，嘉靖皇帝又让听听各个王府的意见。嘉靖皇帝还是不负责任，又将此事拖下去了。
嘉靖死后，他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机会又来了，有一个叫戚元佐的礼部郎中，上个奏章，这个奏章特别长，不算标点符号2303个字。他就讲一个道理，说朱元璋的时候，亲王、郡王一共49个人，公主当时才9个人。到本朝是28492位，比原来多了近500倍，禄米供不上，所以要改革。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祖制不敢擅变，祖宗定下的规定不能擅自改动。戚元佐就驳斥说，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在理论上，在事实上他也拿出数据了。他说，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就变了，开始时亲王5万石粮食，供应不上了，减成1万石；到永乐的时候减成2000石，永乐也在变；太祖、成祖当年也在变，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也会变的，只不过他们作古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变。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比如说封爵的限制、祭祀官员的限制、亲疏的限制、公主女眷的限制，等等，送到隆庆皇帝那儿。隆庆皇帝说这个办法礼部先研究一下。礼部就专门开会讨论，还找了一些其他相关部门一块儿协调，讨论之后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又报上去了。皇帝让把方案送到各个王府征求意见，王府就提困难，说，不行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就又搁下了。
过了一段时间，河南巡抚栗永禄又提出这个问题来，这人很大胆，上奏章说这问题不解决不行。他说查了《玉牒》（皇帝的家谱），现在有28924位，比上一次又多了，一年光禄米（粮食）供给王府的就是870万石。国家在不闹灾荒的情况下征收一年是400万石，边境还要打仗，还有兵和官员的俸禄、粮饷，皇宫自己还要吃饭。他又提出了非常详细的改革方案，共933个字，当时来说也很长了。但又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是祖宗制定的，你怎么能变？栗永禄说，两个祖宗（明太祖和明成祖，就是朱元璋和朱棣）那时候叫作“酌时通变”（用我们今天的话叫作与时俱进），所以我们也应该像祖宗那样“酌时通变”。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让礼部负责召集相关的部门开会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时候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讨论完之后大家意见一致，就是这事还是要变。皇帝说，这事很重要，还是征求各个王府的意见吧，很快王府就全给顶回来了。改革就是动这些既得利益者，你要与虎谋皮那肯定不行，这事情又搁置下来了。
到万历的时候，当朝宰相张居正提出改革，他与李太后、宫内大太监冯保的关系很好。张居正改革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主要是吏治，他的政令一直能下到基层，行政效率提高了；第二条是经济层面的改革，就是丈量土地，把原来隐没的土地、不纳税的土地清查出来，这样国家的财富增加了；第三条就是财税层面的改革，增加财政收入。这三条都有一定效果，但我个人认为，史学界还有其他学界对张居正改革估计过高。张居正改革的确难能可贵，初有成效，但是张居正改革的要害是省、州、府、县，矛头向下，而影响明朝生死存亡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张居正却没有触碰。就是这么一点点改革，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即使张居正改革收到了一点成效，最后也失败了。张居正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和当权的万历皇帝取得共识，所以万历皇帝反过来整治张居正。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后来不郊不庙30年，就是不祭天、不祭祖30年，不上朝、不临朝20多年。
这时候，满洲兴起了，已经威胁到了皇权，70多岁的大学士举着奏章在宫门前头跪了三个时辰，要万历皇帝在文华殿举行会议，共同商议怎么对待女真兴起的问题。万历皇帝不召见群臣，不讨论对策，照样不理政事，更谈不到改革了。万历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泰昌皇帝，在位一个月就死了，也谈不到改革。再以后就是天启皇帝，16岁做皇帝，在位7年，喜欢做木匠，不理政事，魏忠贤专权，23岁死了，那更谈不到改革了。到崇祯这时候，改革也晚了，一边是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都起来了，一边是满洲崛起，沈阳、辽阳都丢了，皇太极后来改国号为清，内外两边全都打明朝，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总的来说，就王府分封藩王这一件事情，明朝至少有5次机会进行改革，但一次一次地失去改革的机会，最终灭亡。下面来说清朝。
二、清朝的兴替与改革
第一，清朝的兴起与贡献。
清朝前期的贡献，主要有三条，第一个贡献是版图。有人说中国版图汉武帝时候最大，有人说唐太宗时期最大，都不能这么说。是清朝的版图最大。清朝的疆域，北到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现在俄国叫萨哈林岛）一线，东北到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西到帕米尔，西南到喜马拉雅山，东南到台湾，南到曾母暗沙。有没有根据？有，我们有舆图。康熙的时候测绘了《皇舆全览图》，那个图的特点是实测。那时候，外国向中央朝贡和往来的一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我一直认为南海诸岛是我们中国的，是没有问题的。舆图证据、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都证明曾母暗沙等南海岛屿都是中国的。明清强盛的时候，国土有1400万平方公里。现在我们的海域是3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18000公里。这是明清奠定的，主要是在清朝。
第二个贡献是民族。我国当今有56个民族，当年都生活在中华这块土地上。从秦始皇到明朝，民族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蒙古问题没解决。清朝把这道难题解决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时候把内蒙古（漠南蒙古）解决了，康熙把外蒙古（今蒙古国）解决了。后来，雍正、乾隆的时候，把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解决了。所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话说得对，历来长城是防蒙古的，清朝时蒙古成为我们国家防御俄国等外来侵略的坚固的长城。我个人认为，从秦始皇到清朝，民族问题纠缠了我们2000多年，清朝是解决得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处理民族问题，还是要研究我们自己的民族问题的管理经验，特别是清朝在这方面的管理经验，既不能照搬苏联，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民族管理经验。
第三个贡献是文化。满洲人的母语是满语。现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传统文化历经3000年没消亡的只有中国。古埃及文字中断了，古印度文字中断了，古巴比伦文字也中断了，只有我们中华文明没有中断，是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文明维持下来了。清朝没有中断，修了《四库全书》，编了《古今图书集成》；还出了《五体清文鉴》，这是本汉、满、蒙古、维吾尔、藏五种文字对照的大字典；包括前面提到的康熙时的《皇舆全览图》，等等，这些都是国家一统、民族协合、文化融合的表现。
第二，清朝的衰落与改革机遇的丧失。
清朝也存在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八旗制度问题。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的社会制度，前朝没有，后世也无。清朝兴也八旗，亡也八旗，八旗盛则清朝兴，八旗衰则清朝亡。努尔哈赤制定八旗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清朝定都北京后，多尔衮把八旗制度往全国推行。这个八旗制有12个“定”。
第一是定身份。现在，很多人都管在旗的叫旗民。我认为这么说不对，在清朝，旗是旗，民是民，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他们叫旗人、民人（老百姓）。旗人身份不能转成民人，民人身份也不能转成旗人，特殊情况除外。所以定身份，世世代代都定了。
第二是定旗分。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的永远是上三旗，下五旗的永远是下五旗。旗与旗之间的旗分是不能变动的（皇帝恩准的例外）。
第三是定佐领。清朝八旗制实行三级管理，基层叫作牛录（佐领），中层叫作甲喇（参领），上层叫作固山（都统）。牛录300丁，按照人数来说相当于现在一个营，我认为大体相当于现在一个团的建制。甲喇相当于一个师，固山相当于一个军，说24旗相当于现在的24个军。最基层的佐领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团长，佐领主要有五类：勋旧佐领、优异世管佐领、世管佐领、互管佐领、公中佐领。佐领不仅是军事首领，还是行政首领，同时是宗族的族长、总负责，其职务如互管佐领是世袭的。
第四叫定住地。北京北城是黄旗，东城是白旗，南城是蓝旗，西城是红旗，固定了，每一个胡同都定好了。
第五是定钱粮。旗人有钱粮，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六是定土地。多尔衮率清军入关的时候，跑马圈地，都定好了每个人多少地。由于土地不能流转，这问题就来了，不要说万世一系，到入关以后的第二代——康熙年间，土地矛盾开始激化。
第七是定生计。八旗子弟跟明朝宗室一样，不许做工，不许务农，不许经商，但是许当兵，并且当兵有指标，一家一个当兵，后来增加兵额到两个。如果一个家庭有7个儿子，那剩下的5个也没有办法。
第八是定学校。哪儿的旗人，学校就在哪儿。
第九是定服饰。各旗有各自的衣服，配饰也是固定的。
第十是定婚姻，满汉不通婚，但后来又变通了。
第十一是定法律。旗人、宗室犯了法，知县、知府都不能管，由单独的佐领来管，这就是法律特权，同罪不同罚。汉人和满人发生冲突，汉人归汉官判，旗人归旗官判，旗人官员可以豁免或重罪轻罚。
第十二是定丧葬。死了埋在哪儿还得定。倘若你是福州将军，派到福州死在那儿，还得把尸体运回来，埋到固定的营地。
到了清朝宣统时期，北京的旗人100多万人，养活这些人口成为很大的问题。清朝后期，好多旗人没饭吃，规定给的粮和米却迟迟拖欠。就像明朝中后期，一些贵族开始当强盗，烧杀抢掠，还有一些隐姓埋名去当雇工，以谋生计。常说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提笼架鸟。如果一个旗人如此，是家庭教育不好，如果一个胡同旗人如此，则是地域风气不好，如果整个八旗子弟如此，那则是八旗制度所致。因此，要改革八旗制度。
第一次制度改革机会是在多尔衮执政时。清军进入北京城后，面临的形势变了，掌握全国政权跟在关外不一样，要考虑长治久安的问题。多尔衮照搬了他爸爸努尔哈赤和哥哥皇太极的办法，在北京实行八旗制度。顺治帝英年早逝，这个问题就要由康熙帝来解决。康熙帝在位61年，他登极20年之后全国局势基本安定下来，连续41年中原地区无战争。从秦始皇到宣统的2132年中，只有康熙一朝40多年中原地区没有战争。因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余年，中原地区也没有战争，给我们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条件。
康熙帝看到了住房难的问题，就拨了款项盖了2000间房子，旗人不胜感恩。但是2000间房子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把这个重任就转给了雍正。雍正帝一登极就连着发了11道谕旨：给总督一道，给巡抚一道，给布政使一道，给知府一道，给知州一道，给知县一道，给总兵一道，给提督（各省军区司令）一道，等等。那时候，没有电脑，只能手写，每个总督一份，每个巡抚一份，当时1300个县，给知县的得抄1300份，都得事前准备好，正月初一这一天全发出去，雷厉风行。现在好多搞清史研究的说雍正帝是改革家，的确雍正帝做了一些改革。但是，他的改革还是矛头冲下，总督要廉洁，巡抚要廉洁，知府、知州、知县要廉洁，否则三尺俱在，严惩不贷。雍正在位13年，没有触动清朝体制的问题，特别是八旗制的问题。他虽然做了一点尝试：移民，给旗人钱、地，搬到关外去生活，自给自足。但是，钱发了，有的人却不去了。还有领了钱去了，马上又回来的，所以这个办法行不通。按道理，雍正帝这个强势的皇帝可以推行一部分改革，但八旗制度最为关键的十二定，一条都没改。
乾隆在位60年，大权在握，皇恩浩荡。乾隆帝也发现了住房难的问题，很多旗人从顺治、康熙、雍正，再到乾隆，已经第四代了，还住在南锣鼓巷等地，院里住不下了。乾隆帝说盖几百间房子象征性地解决一下，结果也没解决，特别是八旗制度这十二定，一条没解决。明朝养的是朱元璋104个封王的皇子和他的家属。清朝养的是八旗，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一共24个旗和他们的眷属，人数就多了，全由国家包养起来。
嘉庆帝登极，白莲教折腾了8年，花了2亿两银子把这事平息下去了，也没改。重任又转给了道光。
作为皇帝，首要责任是怎样填补制度上的罅隙、漏洞，但道光帝没有。鸦片战争战败，道光帝不但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反而认为林则徐不好，把他发配到新疆伊犁，没有真正地研究鸦片战争为什么失败，该怎么解决，或者实行改革。历史上，我们看不到道光帝改革。道光帝要承担历史责任，中国清代第一个和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割地赔款的，就是道光皇帝。
咸丰帝时期，内有太平天国，外有英法联军，咸丰帝顾不上改革，31岁逝于避暑山庄。同治6岁亲政，实权很快掌控在慈禧手中。光绪帝家中母子不和、叔嫂不和，就更顾不上改革了。虽然想做一点改革，但遇到了戊戌政变。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慈禧逃到西安发现改革的重要性，再要改革已经晚了。
总的来说，清朝历史有8次改革的机会，都丧失了。最后，清朝统治被辛亥革命推翻。现实是很痛苦的，清朝的大贵族、亲王都要靠卖字画、文物为生。一般的旗人没法生活，拉洋车又没体力。像德胜门、安定门里，一般的旗人，家庭妓院很多，就靠女性卖身来养家糊口，最后损害的还是八旗自己的人。
所以，明、清兴盛的种子是明太祖、清太祖播下的，灭亡的基因也是明太祖、清太祖埋下的。清朝讲究“祖宗成法”“率祖旧章”，即祖先定的章程一定遵循不能变。凡是祖宗说过的话，后来的皇帝都不能变；凡是祖宗定的制度，后来的皇帝都不能变。因此，矛盾越积累越深，社会问题越积累越多，最后连皇室自己的人都养不起了，那老百姓就更养不起了。明朝灭亡、崇祯自缢，这个坟墓是朱元璋开始挖的第一锹，后来清朝宣统皇帝被推翻、清朝灭亡的坟墓是努尔哈赤挖的第一锹，后来一代一代接着往下挖。因此，从明、清来看，改革既是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明朝朱氏家族和清朝爱新觉罗家族自身生死存亡的问题，历史是严肃的，不带感情的。
附录
提问
王一鸣：刚才阎老师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他抓了两条线来说明、清。明朝分封诸王制，清朝八旗制度，一直想改，有方案，部门也讨论了，但最后没改动，利益格局没有被根本触动，最后丧失的还是自身的利益。下面把时间交给大家，与阎老师讨论交流。
提问1：阎教授，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您曾经讲过，当年皇太极进攻北京城的时候，他久攻不下，然后使了一招离间计，崇祯皇帝中计，把袁崇焕抓起来了，凌迟处死，老百姓就买他的肉，用一个铜板买一块肉，这个史书上说叫啖其肉，也就是生吃他的肉。如果以这个事情为背景，您怎么理解“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这句话？
阎崇年：关于袁崇焕的事情，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们能看到满文材料、档案，的确是皇太极用了反间计，崇祯皇帝中计，把袁崇焕杀了，这是直接原因，当然还有间接原因。另外，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满文材料，是袁崇焕杀毛文龙，毛文龙私通后金讲和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背着朝廷是不可以的。当时，杀袁崇焕公开宣传，理由就是他要投敌，要引敌进北京城，这当时激起了民愤。杀了袁崇焕，老百姓买他的肉，吃一口生肉喝一口酒。这个事情来自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而且只有这本书记载了，其他的史书基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我对这条史料的看法，第一就没有见到更多的材料来说这事情，可信度值得研究。因此，我在书里引了这条材料，说这个可信度还需要其他材料做旁证。第二，明朝从永乐迁都北京以来，第一次碰到满洲军队打到北京城，有一种民族的愤恨。老百姓都认为这个事情是袁崇焕做的，把所有罪名加到他身上，所以民众有这种激愤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崇祯皇帝为什么非杀袁崇焕不可，他头一年十二月初一把他抓了，到第二年八月十六才杀了，中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中国明清皇帝，包括明清以前的皇帝，有一个惯用的手法，当老百姓对某个事情不满的时候，找一个替罪羊，把所有不满情绪加到他身上。嘉靖皇帝的时候，蒙古俺答汗率兵打到北京，先把兵部尚书杀了，因为你不好，所以出了这个问题，不作自我批评。袁崇焕的时候，皇太极打到北京，贵族的、太监的皇庄受到很大的损失，老百姓的利益损失也很大，所以崇祯皇帝决定让袁崇焕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多种因素加在了一起。我认为当时老百姓不了解真相。但是，仔细一想，剐刑我们没见过，我只见过照片，太悲惨了，所以，肉一片一片地刮，鲜血淋漓，拿着酒一面吃肉一面喝的场面，我觉得不大合常理。写历史书的人，有人也是根据这个传说记录下来的，然而吃袁崇焕的肉这条史料，还需要考据。搞历史的人有两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要查这个材料出处，出处有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要考据这个材料是否可靠，有没有别的材料证明这个材料，这就属于学术工作。
提问2：阎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在研究当中是如何处理正史和野史之间的关系的呢？
阎崇年：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正史，什么叫野史。传统的观点认为，官方正式编修的史书叫正史，民间写的史书叫野史。《二十四史》都算正史，而一些笔记就算野史。据我了解，现在的清史学者就是将非官方的记载，如笔记、文集、刊本、正式出刊的稿本等作为史料来对待。对待这些史料要甄别，要考据。虽然这些材料是野史，不是官方记载的，如果有其他的材料可以互相旁证，这个材料可靠就可以用，没有其他的材料旁证，也可以用，但要注明这个材料没有旁证，只是一家之说，只是供大家参考，将它区别处理、区别对待。谢谢。
提问3：阎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以八旗制和分封制为例，我记得您提到一个数据，就是您各统计了明、清分别有几次改革的机会，请问改革的次数、时机您是怎么确定的？是根据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还是综合判断？为什么他们的改革没能更进一步？
阎崇年：每一次改革都有标志性事件。比如说康熙，八旗问题提出来了，他就解决几间房子，没有进行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开放，很多人都问，康熙帝如果像彼得大帝一样，再进一步发展一下不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了吗？康熙怎么不往前走一步？康熙帝晚年封闭了，雍正帝就跟随着康熙的脚步，没有把这个机会扩大，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发展。比如数学，康熙帝自己特别喜欢数学，数学水平很高，康熙帝的数学水平相当于当时的数学家的水平。所以，他跟大学士说，没有人跟我讨论数学，你们了解一下谁的数学好，我要跟他讨论数学。大学士经过研究，说有一个人叫梅文鼎，他写的数学书水平很高。康熙帝说好，找到他，我跟他谈一谈。康熙帝于是在南巡的时候跟梅文鼎进行了交谈，有的书上说，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跟一个大数学家谈三天三夜，你得懂数学，否则你没法对话。我怎么知道数学难呢？我认识一个人，写了一本数学专著叫《四色定理》，送到中科院数学所（现在的数学院），没有一个专家对他提出评论意见。专家们说他的书有错也没关系，因为几个人看了，没法对话。后来，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去，他拜托我：把这本《四色定理》带到美国去，请他们的专家看一看，给出评论，否定也没关系，否定之后知道错在哪儿。我说我是学历史的，如何找数学家呢？他告诉我先带着，有机会就谈，没机会就带回来。碰巧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他们请我吃饭，请了10个博士，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我说我是搞历史的就不参加了。他说你看看，不同国家的博士都是什么样，恰好有一个人会中文，我就跟他说这个事。他告诉我芝加哥大学有两个教授就研究四色定理，他们用计算机计算的，而且出了专著。他认识的那位先生是拿铅笔算的。我问出了书可以复印吗？他说可以，我们吃完饭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那边图书馆是24小时开放的，他夜里就到图书馆去复印。大概凌晨三点多钟，他通知我说，阎老师，我复印好了。我便把复印版本带回来送给了那位先生。我告诉他，人家出书了，这是成果，您可以看一下。后来，这位先生再没找过我，就说明对话要有一定水平才能聊到一起。如果当年康熙帝做出一个规定，科举考试加一门数学，那我们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但他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把改革没有再往前走一步？这之中是否有更深的原因。为此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刊登在《辽宁大学学报》2014年第一期，文字较长，15000字，其中讨论了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觉得三两句说不清，先说到这儿。
提问4：阎老师，您好，当前，我国电影电视作品特别喜欢和历史相结合，历史剧也特别火爆，如《甄嬛传》《雍正王朝》等。这些影视剧对历史有一些歪曲，但最后的结果又是惊人的相似。您如何看待历史的正确传播与电视作品改编之间的矛盾？如何才能让民众在娱乐的同时清晰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而不歪曲它呢？谢谢您。
阎崇年：记者经常问这个问题。第一，我认为一定要分开处理。历史是科学，影视是艺术，这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历史作为科学来说，必须真实，只能正说，戏说就不是历史。因此，这条底线一定要守住。史学界一直要坚守这个底线，我研究历史，解读历史，尽我最大努力保持历史真实性。然而，影视，过去叫听戏看戏，现在叫看电影，是把戏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影视剧要编故事、编情节，要塑造人物，而真正的历史人物不能塑造，是什么人物就是什么人物，你需要做的是把材料集中起来，尽可能反映这个人物。这个界限要划清楚了。
第二，《甄嬛传》我虽然没看，但我家里人看过，看完之后经常问我，电视剧里出现的情节有没有？我说，没有。雍正这个名字是真的，甄嬛这个人物却没有，他的那些后妃更是都没有。那我们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该如何对待？我认为您就把它作为电视剧来看，别当作历史来看，千万别把电视剧当作历史，这条底线要守住，那么看看也很有意思。家里人看，亲戚看，大家聊起来津津有味，我告诉他们可以把它作为故事来看、作为戏来看，别当作历史来看。谢谢！
提问5：阎教授，您好，您刚才提到，研究民族问题，应该研究清朝民族管理的经验，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条清朝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
阎崇年：谢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即使简单介绍也需要2个小时，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只有一条要着重强调，我讲《康熙大帝》的时候，我讲了雅克萨反击战，其中有满洲人、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等参加这个反击战，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尊严作出了贡献，当时我自己觉得很全了，加了好几个少数民族，还加了“等”字。后来，我去了鄂温克，鄂温克旗原来的一个书记，他说，阎教授，您的节目我看了，我有一个建议，希望您在“等”字前头再加一个鄂温克，我们鄂温克人在雅克萨战争中也作出了贡献，很多人牺牲了。他问我：“您为什么不加上我们鄂温克族？您是不是不知道？”我告诉他我知道。他问我：“那您为什么不加？”我解释说，电视台给我32分20秒，所以用等字省略了部分民族名称。他问我，是否有办法补救。我告诉他，电视讲座没法补救，只能在中华书局出书再版印《康熙大帝》的时候，我把它加上。后来，我要求中华书局再版时加上鄂温克这个民族的名称。新书出版后，我把这本书给这位老先生寄过去了。他说，那好。他心理得到安慰，虽然他们民族很小，但他们作出贡献了，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一定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国家发改委这个机构太重要，我个人觉得既要防止少数民族个别人的地方分裂主义，同时也要防止汉族里个别人的大汉族沙文主义，两者都要防止，因为这两个都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谢谢！
主持人：我想可能还有很多人想问问题，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只能到此结束了。我们相信，也期待以后还会有机会邀请阎先生再来讲座。最后，感谢阎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结束我们此次活动！
尊敬的阎崇年老师，您百忙中应邀参加我委第35期青年读书论坛，在委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感谢您对论坛的大力支持！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本文系2014年11月19日国家发改委机关党委的讲稿，后刊载于2014年2月28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青年读书论坛（第35期）；王一鸣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