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清朝兴盛的历史宝鉴

引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从上述论断中得出一点启示，就是要重视历史，要敬畏历史。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书表》说：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苍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司马光的结论，“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我们以清朝兴盛为例，探讨清朝兴盛的原因。

清史中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清朝兴起与强盛的原因是什么。满族本来是东北边陲一个弱小的民族，它进关以后，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国家强盛，其兴盛的原因是什么？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新中国的学者专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清朝兴起与强盛的原因很多，可以写一部大书。本文从五个角度、五个侧面、五个切入点，来阐述对清朝兴盛之因的浅见。

清朝的兴盛，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就是“合”字。它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诸王大臣协合、民族关系统合、经济多元整合、文化传承融合、社会编制聚合。“合”字的含义：既有合力、合作、合聚的意思，也有配合、会合、统合的意思。“配合”如《诗经·大雅》：“天作之合”；“会合”如《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统合”如《左传》：“水火合也”。“合”字，汉朝许慎《说文解字·合》曰：“合，亼口也，从亼口。”清朝段玉裁注云：“三口相同是为合。”《说文解字·亼》又曰：“亼，三合也，从人一，象三合之形。”总之，“合”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甚至对立的两面合在一起。清朝以“合”为圭臬，为中国历史与人类文明作出三项重大的贡献：奠定中华版图、多民族的统一和传承中华文化。

下面从诸王大臣协合、民族关系统合、经济多元整合、文化传承融合、社会编制聚合五个方面，对清朝兴盛之因，加以分析和探讨。

一、诸王大臣协合

诸王大臣协合是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清朝的诸王大臣（领导班子），主要有大汗或皇帝和宗室诸王、异姓贵族。清初的“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帝、圣祖康熙帝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帝、高宗乾隆帝，他们是如何处理同宗室贵族与异姓贵族这两个群体的关系，并使之不断协和，从而形成一个坚强的力量？

第一，异姓贵族。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十三副遗甲”、四五十人。他的事业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关键是有一个坚强稳固的领导群体。这个群体的核心，先是开国的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努尔哈赤起兵时，长子褚英4岁，次子代善才两个月，其他诸子尚未出生，所以努尔哈赤主要依靠五大臣。五大臣中的四人同他的年龄相近，安费扬古和他同岁，何和礼比他小3岁，额亦都比他小4岁，费英东比他小6岁。额亦都作战勇敢，“攻巴尔达城，至浑河，秋水方至，不能涉，以绳约军士，鱼贯而渡，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兵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卒拔其城”。额亦都爱护士卒，“每克敌受赐，辄散给将士之有功者，不以自私。太祖厚遇之，给妻以祖妹，后以和硕公主降焉”。他国而忘私，“额亦都次子达启，少材武，太祖育于宫中，长使尚皇女。达启怙宠而骄，遇诸皇子无礼，额亦都患之。一日，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众皆愕。额亦都抽刀而言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众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清史稿·额亦都传》）努尔哈赤说费英东：“此真万人敌也！”“费英东事太祖，转战，每遇敌，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摧锋陷阵，当者辄披靡，国事有阙失，辄强谏，毅然不稍挠，佐太祖，功最高。”（《清史稿·费英东传》）其他三位大臣，也大体相似。努尔哈赤把其中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何和礼、额亦都，把长子褚英女儿嫁给费英东。安费扬古“少事太祖，终无贰志”。扈尔汉在努尔哈赤起兵6年时来归，才13岁，被收为养子。当年，猛士如云，五大臣团结，全体将士团结。何和礼死后，努尔哈赤说：“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矣！”他们同努尔哈赤同生死近40年，相处欢洽，始终如一。

第二，宗室贵族。诸王贝勒协合，是通过斗争增强的。虽然宗室贵族内部有几次大的斗争，但都没有酿成大的分裂。

第一次是处理舒尔哈齐和褚英的问题。这不是“太祖秘史”所说的“为了一个女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结果舒尔哈齐被幽死、褚英被处死，诸王大臣领导群体更加强固。褚英死后第二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

第二次是处理代善的问题。天命五年（1620年），小福晋德因泽告发代善与大妃有暧昧关系，代善次子硕讬告发代善对前妻之子不公平，结果代善受到处理。从此，诸王大臣、四大贝勒关系更加密切。代善事件第二年，努尔哈赤夺占辽阳、沈阳，进入辽河平原。

第三次是“八王共治国政”，就是在满洲宗室内部实行贵族共和。皇权顺利过渡，产生新汗皇太极、福临（多尔衮、济尔哈朗摄政）。

第四次是处理阿敏、莽古尔泰的问题。尔后，打败林丹汗，统一察哈尔；随之，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出现新的军政局面。

第五次是处理多尔衮问题。八旗内部的利益失衡，得到及时调整，出现中原底定、华夏统一的新局面。

第六次是处理鳌拜的问题。皇权与相权关系得到新的调整，赢得平定三藩的胜利，接着统一台湾、反击沙俄侵略，签订《尼布楚条约》，出现康熙盛世的局面。

第七次是康熙晚年的皇储问题。雍正登台，整顿改革，扭转康熙晚年官贪政弛的局面，雍正成为康熙与乾隆之间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第八次是制定秘密立储制度，出现乾隆前期的兴盛局面。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集团的大分裂，自相残杀。明朝“靖难之役”也是领导集团内部的大分裂，自相残杀。但是，清朝没有这样的大分裂、大屠杀。这是清朝“三祖三宗”兴盛的重要原因。

二、民族关系统合

清朝以满族为主导民族。它无论在东北，还是在全国，当时都是一个少数民族。满洲要在东北地区、在华夏中原，占据统治地位，面临一个最大难题就是民族问题。摆在清初决策者面前可供选择的对异民族政策有：或者屠杀，或者分治，或者统合。屠杀明显是一个错误的民族政策，金代女真对蒙古施行的屠杀政策失败，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分治也是错误民族政策，明朝对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失败又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当时，努尔哈赤选择民族统合政策，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政策。

努尔哈赤起兵之时，建州女真分为本部五部——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王甲部、董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三部——讷殷部、朱舍里部、鸭绿江部，东海女真——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海西女真——叶赫部、乌拉部、哈达部、辉发部，黑龙江女真——萨哈连部、萨哈尔察部、呼尔哈部等。女真重要的部至少有18部。《尚书·梓材》曰：“合由以容。”意思是不要互相残伤、彼此虐杀，要用大道以容之。就是要多包容，要多和合。努尔哈赤经过十年的时间，“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完成建州女真诸部合一。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经略集》中说：“自建州之势合，而奴酋始强。”也就是说，努尔哈赤之所以强，他是从民族“合”开始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合”——使建州女真合，使海西女真合，使东海女真合，使黑龙江女真合，逐渐使整个女真合一。并使漠南蒙古合，使降顺汉人合。合则土地广、人口众、兵力强、马匹壮、财力富、国势盛——“夫何敌于天下！”

在东北地区，满——通古斯语族有：满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把他们合在一个政权下；蒙古语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等，把他们合在一个政权下；汉语族——汉族，以及朝鲜族等，都合在一个政权下。

清入关后，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高山族等，各民族都统合在清政权之下。乾隆朝纂修的《五体清文鉴》——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五种文字合在一起，这既是文化、学术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清朝民族统合政策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明清之际，多元政权分立：南明——福王弘光、唐王绍武、桂王永历、唐王隆武、鲁王政权，以及台湾先是荷兰侵占，后是郑氏政权；农民军政权——李自成大顺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北部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西北准噶尔汗国等。清朝中国统一，中华金瓯合一。《礼记·乐记》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多元统合，化为而一。清中央政权之下的各个民族，共同生活在大清的疆域里：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正北临贝加尔湖，东北到库页岛。中国金瓯一统，民族协合，国力强盛，屹立世界。

清朝兴起与强盛的历史说明：民族要合不要分，合则部众，众则力大，大则强盛，盛则坚固。这是清朝“三祖三宗”兴盛的重要原因。

三、经济多元整合

清朝光有政治合、民族合的政策，而没有经济合的政策，也是不可能兴盛的。《左传·闵公元年》记载：“合而能固。”清朝在政治合、民族合的同时，还有经济合，这样才能使社稷强固。

女真原是渔猎经济。建州女真迁到赫图阿拉后，逐渐实行农耕、狩猎、捕鱼、采集、畜牧等多元经济。进入辽河流域后，更重视手工业经济。

当年，蒙古实行游牧经济，到了中原以后，把大片的农田荒芜长草，游牧狩猎，对中原农耕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清朝不同，为多元经济，对蒙古的游牧经济、赫哲的渔猎经济、汉族的农耕经济，都能接纳。满洲缺乏的手工业经济，它们也能善待、学习。《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的话：“有人以为东珠、金银是宝，那是什么宝呢？天寒时能穿吗？饥饿时能吃吗？收养国的贤人，理解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制造出国人不能制造的物品的工匠，才是真正之宝。”（《满文老档》天命六年六月初七日）

努尔哈赤进入辽河地域，对贤人、对工匠，不仅不排斥，而且把他们看作国家之宝。他在辽东地区开矿、冶铁、制盐、造船，特别是皇太极在沈阳制造红衣大炮，向先进学习。

由于清入关前采取的多元经济，所以入关后很快能同中原经济协合，而不是排斥。这同元朝初年不一样。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喝马奶、衣羊皮，是游牧经济。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把大片农田变为牧场。北京南郊的南海子（南苑），史称“下马飞放泊”，就是元代皇家的猎场。蒙古皇帝、王公贵族，在这里牧马打猎。

清军入关后，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康熙治河，功绩很大。雍正、乾隆，重视农桑，下令编绘《耕织图》，配以耕织诗，出书立碑。今北京颐和园的《耕织图》就是很好的例证。

总之，清在辽沈地区，在中原地区，没有排斥农耕经济，而是采取同中原经济融合的政策。经济多元，整合发展。这是清朝“三祖三宗”兴盛的重要原因。

四、文化传承融合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元文化。中国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整体以汉文化为主体，所以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没有中断。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文字都中断了。古巴比伦在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帝国征服，公元前4世纪又被古希腊西北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征服；后来，古巴比伦文字已经消失，由希腊文字取而代之。7世纪后则为阿拉伯人所占，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古埃及在公元前300年被古希腊人侵占，此后又被古罗马人统治，古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7世纪，阿拉伯人占据古埃及后，阿拉伯文成为唯一通行的文字；伊斯兰文化涌入古埃及后，古埃及的宗教崇拜、法老制度等传统文化全部消失，古代语言文字完全消亡。古印度公元前13世纪遭雅利安人入侵，7世纪中亚突厥穆斯林开始不断侵入古印度，10世纪建立了穆斯林王朝，统治古印度6个世纪之久，迫使印度人改变了宗教信仰，近代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几千年来始终维持了独立的民族生命，虽然历史上也有短暂分裂，或建立少数民族政权，但我们的文化从夏、商、周以来传承连续，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承延续不断。有位哲人说过：“当世列强，有今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中国，有古有今。”

大家知道，中世纪罗马教皇“十字军东征”，强迫推行天主教文化。清朝满族没有向各族强制推行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至于其强令汉人剃发、易服另文讨论）。而是对汉文化、蒙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各民族文化的政策，如同《礼记》所说“合内外之道”。清朝对中华各民族的多元文化，总的态度、总的政策是：吸收、融合。

对蒙古文化，用蒙古文字母拼写满洲语言，创制满洲文字。对蒙古喇嘛教，加以尊崇，进行笼络。皇太极在盛京兴建实胜寺，乾隆改北京雍亲王府为雍和宫。这是两个尊重蒙古文化的实例。

对西藏文化，在皇宫兴建雨花阁，在承德避暑山庄仿照拉萨布达拉宫的法式，兴建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就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普陀宗乘之庙占地22万平方米，有近40座庙宇，是承德外八庙中最大的一座寺庙。庙宇建成正值乾隆60岁寿辰。内蒙古、外蒙古（今蒙古国）、新疆维吾尔族上层人物前来祝贺。《热河志》记载乾隆的话：“自乾隆八年（1743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蕃字（藏文）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虚心讨论，深知真诠。”这可以看出清朝皇帝虚心学习蒙古、西藏文化的态度。又在承德建须弥福寿之庙，俗称班禅行宫。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从西藏日喀则来到承德，庆祝乾隆七十大寿。乾隆命按照班禅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样式建造。后来，六世班禅到北京，因病圆寂。乾隆为他在北京黄寺修建清净化城塔。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融合了我国汉、满、蒙古、藏、维吾尔等多民族的建筑文化艺术，是“合”在建筑文化艺术上的体现。普宁寺为纪念平定准噶尔叛乱而建，庙内碑亭有满、汉、蒙古、藏四体文碑，碑文记载其事就是一个例证。

对伊斯兰文化。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署安徽按察使鲁国华条奏：“回民戴白帽、设礼拜寺、妄立把斋名目，请严行禁止。”雍正帝谕曰：“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既为国家编氓，即皆为国家赤子也。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至回民之自立为一教，乃其先代相传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其来久矣。历观前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也。”[《清世宗实录》雍正八年（1729年）五月甲戌]命将鲁国华交部严加议处。

对汉族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汉族文化努力学习、积极吸收，满族做得是很突出的。

第一，学习汉族的制度。如考试制度，实行科举考试。满洲八旗、蒙古八旗都参加科举考试。如麻勒吉，满洲正黄旗，通满、汉文，顺治九年（1652年）中状元；崇绮，蒙古正蓝旗，同治三年（1864年）中状元。

第二，施行六部尚书、侍郎二元制。辽代的契丹官制，《辽史·百官志》记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金朝的官制，《金史·百官志》记载：金承辽制，但有损益。清朝中央六部的尚书、侍郎实行“满汉双轨制”或称“满汉二元制”，即尚书，满、汉各一人；侍郎，左、右满、汉各一人。这比辽朝、金朝、元朝的官制应当说是一个进步。

第三，翻译汉族典籍。大量翻译汉族的儒家经典及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用满文翻译《红楼梦》《西厢记》《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法方面，满文篆字；文学方面，比如纳兰性德，其父为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22岁中进士，一个说满语的叶赫青年，著有《纳兰词》，主编《通志堂经解》。他被誉为清代第一词人。其《长相思》云：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这首词上下片各18个字，自然、隽永、清逸、淡雅，被王国维誉为“千古壮观”。

第四，吸纳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采取吸纳的态度。如国家图书馆收藏意大利音乐家内普里迪（中文名：德里格）的小提琴鸣奏曲的手稿。他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来华的耶稣会士，曾担任康熙帝的音乐师。他还同葡萄牙人、耶稣会士徐日升等参与《律吕正义》的编纂工作。2002年，李岚清同志访问意大利，将此手稿复制品赠送给意大利总统作为纪念。

第五，学习汉族文化。满族既没有强迫停止使用汉族的语言文字，也没有排斥汉族的宗教信仰。中华传统文化在满族居于主导民族地位的清朝没有中断，而是继续发展。特别是清代，满洲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都同汉族不同。但是，满洲学习、吸纳、整理、总结汉族的传统文化，如编纂《全唐诗》《全唐文》《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皇舆全览图》《京城全图》《五体清文鉴》，以及《大藏经》（满文、蒙古文、藏文）、《四库全书》等。有人说，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是“‘四库’出而古书亡”。当然，乾隆修《四库全书》有它的负面作用，如抽毁、窜改、封禁、错漏；然而，因修《四库全书》使3500多种、79000多卷、230万页的珍贵古籍得以保存，传先哲精蕴，益后学披览。现存《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三种完整的珍本，还有文澜阁本（残本）。这是迄今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另如《大藏经》于雍正、乾隆时雕印，是木版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全书7600万字，印制100部，724函，它共用梨木雕刻经版79036块，重480吨，两面雕版，保存完好。

清朝的文化汇合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发展，以使各个民族如《礼记·礼器》所言：“合于人心。”就是文化合、人心合。这是清朝“三祖三宗”兴盛的重要原因。

五、社会编制聚合

满洲兴起，对部民，怎样组织？降服部民，怎样组织？完全用明朝的办法不行，完全用蒙古的办法也不行，因为文化背景、经济条件、民族习俗、社会传统不同。那么，怎么办呢？

努尔哈赤想起了女真人的狩猎组织。八旗制度源于早年女真人在狩猎时的编制。当时，为了狩猎方便，10个人为一队，各取一箭，其中一人为大箭，满语叫“牛录”，大箭者为主，满语叫“额真”，合起来叫“牛录额真”，就是“大箭主”，也就是十人长。后来，牛录组织由临时性演变成长期性，由狩猎组织演变成军事组织，一牛录由10人演变成300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将牛录整编为四旗，每旗按三级编制：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立牛录额真；每五个牛录组成一甲喇，设立甲喇额真；每五甲喇组成一固山，设立固山额真。后来，汉语名称为：牛录额真为佐领，甲喇额真为参领，固山额真为都统。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随着战争的胜利、土地的拓展、人口的激增、军队的扩大，四旗扩编为八旗。旗的颜色开始不甚规范，后加以规范。原有四旗的旗帜颜色分别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新增加的四旗颜色分别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分别将旗子镶上红边，镶红旗则镶上白边。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的“正”字怎样读？是读“正”还是读“整”？都可以。如正黄旗的“正”可以理解为“整幅黄旗”“整幅红旗”“整幅白旗”“整幅蓝旗”；也可以理解为对“镶”字而言，则是“正黄旗”“正红旗”“正白旗”“正蓝旗”。后来，又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加上满洲八旗，实际上共24旗。当时规范的叫法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通常叫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其中满洲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其他的为“下五旗”。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大创造。八旗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经济、司法、宗族组织，总之是一元化体制。通过八旗组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原来分散的女真——满洲人，将征服或降顺的蒙古人、汉人、朝鲜人、锡伯人、达斡尔人等，用八旗编制起来，形成“出则为兵、入则为民”，亦耕亦战、寓兵于农、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组织。这种编制在战时，发挥了独特的巨大作用。八旗制度适应“打天下”的战争形势，对全民实行军事化管理，是努尔哈赤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

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前世未有，后世也无。八旗制度兴，则清朝兴；八旗制度衰，则清朝亡。清兴在八旗，清亡也在八旗。八旗制度为大清帝国命运之所系。

清朝国策“合”的三项最大成果是：奠定中华版图、多民族的统一、传承中华文化。“合”的反义词是“分”。合则成，分则败；合则强，分则弱；合则盛，分则衰；合则荣，分则辱；合则存，分则亡。这是明清易鼎的历史经验，也是清朝强盛的历史宝鉴。

清朝重“和”与“安”——清改明皇极殿为太和殿、中极殿为中和殿、建极殿为保和殿；清改明承天门为天安门、厚载门为地安门；再加上皇城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国家与民族的“和”与“安”，成为清朝治国的国策。

清朝后来为什么衰落、败亡了呢？如果说清朝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合”字，那么清朝衰落的根本原因也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僵”字。具体来说，诸王大臣协合，强调君主，而忽视民主；民族关系统合，强调民族联合，而忽视民族平等；经济多元整合，强调“以农为本”，而忽视近代工业；文化传承融合，强调继承传统文化，而忽视科学技术；社会编制聚合，强调八旗严密组织，而忽视民人根本利益。总之，以上五个问题，“敬天法祖”“率祖旧章”，却没有跟上世界发展大趋势，没有顺应历史潮流，缺乏不断维新，不能与时俱进，最后落伍，被淘汰出局。

总之，清朝强盛必然有一重大的内因寓于其中。这个内因是什么？就是中华文化精髓和中华民族精神——“合”的价值观，这是清朝强盛的内在因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在因素。清朝兴盛的基本经验“合”——诸王大臣协合、民族关系统合、经济多元整合、文化传承融合、社会编制聚合，就是领导合、民族合、经济合、文化合、社会合。这是清朝兴盛的主要原因，也是清朝兴盛留给后人的历史宝鉴。

（本文系2005年11月15日在深圳南山宾馆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