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个人”成就“一座城”

张謇“半生文章、半生事业”，地方自治是伴随“半生事业”的主线。其政治主张几经变化，但对地方自治的执着却从未改变，他说自己一切活动“最后的目的，则尤在纯粹自治”。苏北小城南通，为何能借助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在全国上千个州县中脱颖而出，成为享誉中外的“模范城”；与同时期各种地方自治的理念和探索相比，张謇的实践有着怎样别具一格的特点？

《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绩》

无疑，张謇是南通地方自治的总设计师。他凭借其个人声望与影响，以地方自治之名，在家乡进行早期现代化的综合性试验。1915年，《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出版，标志着张謇地方自治思想走向成熟，其实践初具规模。前一年的6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向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详细了解南通的自治事业。张謇与张詧等人商议，委托得意门生江谦领衔，组织编写《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绩》，进而示范全国。全书由实业、教育、慈善和自治等章节构成，对每项事业的历史缘起、运作系统、预算等细节，都作详尽说明。张謇频繁与张詧、江谦和地方官员通信，对书的结构框架、内容风格和写作进度，具体提出要求，强调条理须明而不繁、简而不漏，要用逻辑方式来表达事物的重要性——例如工厂的利润是如何为学校的建立提供资金来源，师范学校是如何带动小学和中学的发展，勘测的需要是如何导致了师范学校中测绘科目的建立。他建议，书中不仅包括已完成的工程，而且也要包括正在实施和将要施行的项目，还主张引用比文字更能有效表达的地图、表格、专栏和统计数据。此书原名《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绩》，正式出版时被张謇改为《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所谓“十九年”，张謇认为其地方自治始于筹办大生纱厂的1895年。该书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南通地方自治的历程，充分反映了张謇地方自治理念，无疑对地方自治在南通及其他地区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昭示和引领作用。

张謇地方自治思想的发展，从自在自发到自觉自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滥觞（1886—1894）

张謇地方自治思想的萌发，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前。其振兴实业的责任在士大夫的观念，最早是在1886年第一次会试落第后萌生的。那时张謇除为科举备考外，作为乡绅的他“尽力乡事”。比如，谋求通海花布减捐，倡导改良和发展蚕桑业，主动参与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向学部为当地争取扩大拔贡名额，主持赣榆、崇明等书院，编修东台等县志。再如，积极从事慈善公益及其他社会事务，设立具有赈灾平粜功能的义仓，恢复慈善机构溥善堂，一度受调任开封知府的孙云锦之邀，协助治理黄河，赈救灾民。另外，还筹办民间自卫组织“滨海渔团”。在经营乡里的过程中，张謇对百姓疾苦和社会实情有了进一步认识，积累起治理乡务的经验，这也可看作是他地方治理的最初尝试。更重要的是张謇由此开始思考依靠实业、教育、慈善推行自治的最初方向。不难看出，他所拥有的“穷则兼济一方”的士子初心，超越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书生观念。

（二）孕育（1895—1905）

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产生于他实业和教育救国的实践。巨大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双重刺激，是促使张謇走上自治之路的重要原因。甲午战败成为张謇人生的拐点。面对外侮纷扰、内政腐败和黎民疾苦，张謇毅然把救亡图存的理想付诸实施，先是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实业，后来又开办了通州师范、南通博物苑等教育文化事业。张謇还创立了一些自治机构，如1904年成立南通总商会。与此同时，张謇对地方自治的认识更为深入，在此期间他提出了一些改良和立宪政治主张，如1895年《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1901年《变法平议》，就涉及地方自治内容。1903年，张謇对日本进行考察，日本市町村实行的地方自治做法，对他启发很大。

（三）形成（1906—1914）

伴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张謇地方自治思想逐渐成形。1906年，清政府开始预备立宪，地方自治成为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张謇认为“立宪基础，首在地方自治”。此后，清政府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自治范围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事业、筹集款项等八项。在此前后，张謇开始使用地方自治一词，公开亮出地方自治的旗号。如在1906年《请拨给捐款补助通州中学公呈》中，他就提及地方自治，“今国家方宏普及教育之仁，父老亦将有地方自治之望”。张謇对照清廷地方自治章程，对南通“原已举办者”“甫经创办者”“尚待筹办者”“不能强办者”仔细研究，详加规划，他后来的实践远远超出清政府所规定的自治范围。1908年，通州地方自治会成立，张謇担任议长。1912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有关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兴办实业、发展慈善四个方面的主张，对张謇触动很大，并在已有成效基础上，对南通地方自治进一步规划，逐步加以提升。

（四）成熟（1915—1926）

张謇在人生最后十年，大力总结、宣传和展示南通的地方自治。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愤然辞职的张謇，从此“遁居江海，自营己事”“盱衡世界潮流之趋向，斟酌地方事业之适宜”，推动南通地方自治取得更大的成效。1915年张謇不无得意地评价说：“南通自治为全国先，历十余载……南通自治，似亦足备全国模范之雏形。”海内外慕名而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他对地方自治认识也上升到民族存亡的新高度，认为，“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国亡而自治精神不变，虽亡犹不亡”。1922年，张謇拟举办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中的分类展览场馆有：实业，包括农、垦、盐、工、商等方面物品的陈列；教育，包括初高小学、中学、男女师范、幼稚园、盲哑学校和农、商、纺织、医诸校办学业绩的展览；慈善，包括育婴、养老、贫民工场、游民习艺、残废、济民、栖流等情况介绍；公益，包括水利所建各堤闸、涵洞、河渠、桥梁和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从《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绩》出版到筹备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不难看出，在张謇的经营下，南通不仅是推行地方自治起步最早的地方，同时也是成效最为突出的城市。20世纪20年代初，荣德生、卢作孚等实业家纷纷来通考察，效仿张謇的做法。

效仿泰西和师法田畴

地方自治发端于近代欧洲，本意是为了平衡中央、地方权力和发展地方事业，而采用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地方组织形式。张謇拿中西历史进行对比，认为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说到底是官治，因而废而不举，西方国家受专制政治的影响较小。他希望借西式的民治来销蚀中国的专制。对于自己推动地方自治的初衷，张謇多次加以说明：“痛乎！言于前清政府大官者，二三十年而莫之听；言于今政府，亦莫尽听也。乃本吾良知，奋吾良能以图之。”另一次，他说：“欧美学说之东渐也，当清政之极敝，稍有觉于世之必变，而为之地以自试者，南通是。”不过，张謇并不是将泰西地方自治学说全盘照搬，而是注入东方式的内涵与解释。

儒家思想对张謇影响很大，张謇十分推崇顾亭林、颜习斋经事致用的主张，痛斥“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张謇地方自治的最初灵感，源自1700多年前的“无终山都邑”。东汉末隐士田畴，为避战祸而带领族人逃到无终山，后来集聚此地的人越来越多，形成都邑。田畴订立“相杀伤、犯盗、诤讼”二十多条法律，制礼仪，办学校，民众自觉遵守，路不拾遗。张謇对辞官不受、遁居僻壤、匠心营国的田畴大为景仰，写下“雄节不忘田子泰”诗句，发动通师和农校学生探讨田畴现象。张謇立志不做官，办厂种田兴教育，处处以田畴自况，把垦牧公司厅堂题为“慕畴堂”。张謇试图将西方地方自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精神结合起来，打造现实版的“无终山都邑”，志在“以一隅与海内文明国村落相见，不辱我中国”。

其一，基本取向：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张謇强调，“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以成自治之事”，其实质就是要探索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近代社会范型。在无法求助于政府和社会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发展，满足民生，来确保社会安定，因而他说：“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自治始于自立自强，张謇认为，“自治当从自重、自苦、立信用始。信用为吾人之自助。舍此，吾未见能自治”，要广泛参与，“一人、一家、一村、一镇皆吾人自治之藉”，要各尽其力，“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要点滴积累，“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自治应体现民生之本。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目的是“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张謇曾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张謇在民生事业中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把实业、教育、慈善作为地方自治的支撑，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创办医院、盲哑学校、育婴堂、养老院等社会慈善救助机构，开创近代社会区域保障体系的先河。

自治离不开社会安定。在外有列强干涉、内有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张謇竭力周旋各方，在政局动荡之中努力维护区域安定。大生系统建有专职保卫实业、维护治安的武装，从最初组织不脱产的“工团”，发展到拥有建制武装的“实业警察总队”，官兵人数近1000人，为自治和事业发展打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其二，空间路径：成聚、成邑、成都。张謇借用先贤智慧，推进地方自治。在《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中，他表达了自己向往远古贤君发展实业、经营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政治理想，张謇的宏大愿景是以南通为示范，将这种地方自治模式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并谋求与外国的先进“村落”作文明之竞争。

张謇在南通的地方自治实践，源自1895年在唐闸建大生纱厂。唐闸位于南通城西北，原来只有不多的几户人家，但交通便捷，处于水陆要道，附近又为棉花产区，周围有不少乡民从事传统的纺纱织布业。张謇征地400亩，其中140余亩用来建厂，1899年大生纱厂投产时，唐闸已有工人800多人。在大生纱厂逐年赢利后，张謇在附近新建了大兴面粉厂、广生油厂、阜生丝厂等配套工厂，同时启动市政建设，修道路、兴河运、搭工房、盖商铺、办学校，并以运河为界，工厂区设在河西，居住区、行政、公园设在河东，唐闸大桥连通东西。到1920年唐闸工厂林立，商业兴盛，有近万户，人口5万人，成为近代工业重镇。当时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赫然印有这个弹丸之地。为了便于货物运输，此后张謇在沿江的天生港开辟港口，创建轮船公司，航行于通沪之间，还陆续在天生港建造仓库和火力发电厂。在南边五山风景区，张謇植树造林，建有不少景点和墅所。南通老城区被赋予教育、文化、商贸等新功能，在南濠河畔发展文教事业，在桃坞路一带设有公共行政设施和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

经过30年经营，按照“成聚、成邑、成都”思路，打造了唐闸工业区、天生港港区、五山休闲区和老城区，构成了“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独特田园城市格局，同时又与周边的三余镇、常乐镇、海复镇等新兴垦区乡镇组团发展，从而促进了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其三，内涵布局：实业、教育、慈善。张謇地方自治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实业、教育、慈善是其主体工程。张謇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并把水利、交通也归并为实业。不难看出，张謇所做的地方自治事业，涉及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交通和城市建设各个方面，是南通向现代化转型的整体性重构。张謇主张循序渐进，推进地方自治，应遵循事物发展固有的规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塞到通。

在实业发展方面，张謇倡导“棉铁主义”，从棉纺织入手兴办实业，建立起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开启南通近代工业化进程。张謇借鉴股份制等公司制度来经营农业，通海垦牧公司示范和带动了苏北地区农垦事业的发展。张謇积极鼓励对外贸易，主动依托上海，吸引各类要素和资源流向南通。

在社会建设方面，张謇开办慈善事业，以社会福利为中心内容建立各类社会事业，包括医院、气象台、公园、残废院、栖流所、济良所和模范监狱等，构筑现代慈善公益组织体系。同时，他投身于交通（公共车辆、路灯、桥梁、涵闸）、通信（电话、电报）、公共安全（改造政府监狱，设警察传习所、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公共休闲（公共体育场所、唐闸公园和市区东、西、南、北、中五公园）等建设，把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社会公共领域拓展。他还成立了一些“准政府”机构，如清丈局、保坍会、路工处等社会组织。

在教育文化事业方面，张謇推动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以创设通州师范为起点，建立高等教育、普通中学、小学、专门技艺学校、职工学校以及幼稚园等教育机构，形成区域性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创立公共文化事业，建有馆藏文物达29000余件的南通博物苑，有中文书籍15万余卷、外文书籍600余部的南通图书馆，还开办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和电影制造公司、一流水准的更俗剧场。

张謇的地方自治，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由他“个人主治”为主，作为清末状元和势倾东南乃至全国的新兴绅商代表，张謇在政坛、士林和地方上具有崇高的声望，颇为朝野看重，他积极争取官府资源和动员社会力量，从经济入手来推动教育、社会和城市建设，使南通近代化进程表现出较高的组织程度。这不仅不同于欧美、日本的地方自治城市，而且与同时期天津、上海、苏州等地方自治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异。袁世凯在天津推行的地方自治，将官治融入自治，以迎合清廷通过整合社会力量来强化统治的意图。上海地方自治是在外国租界刺激和影响下发生的，由绅商倡办并以城市管理和建设为主要目的。在以市民公社为特色的苏州地方自治活动中，街区基层自治组织主要参与市政建设和管理，与孙中山倡导民权、黄遵宪重视地方自治政权和地方议会建设、梁启超认为自治本质是法律和民主不同，张謇地方自治思想基本不涉及民权等民主政治内容，因而张謇的地方自治，与西方以民主政治为要义的地方自治理念有很大不同，更多地体现他田畴般的士大夫情怀。事实上，与田畴一样，张謇是经营地方的伟大开拓者和成功实验家。

走出“欲自治不能”的困境

张謇强调“自治须有资本”“即使政治上之预备，必先为人才上之预备，尤必先为经济上之预备”。张謇多次感叹，“不自治不可，欲自治不能”。至于“欲自治不能”的原因，1905年创业已十年的张謇反思说，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无以计数，概括起来有三难，即“集资难”“求才难”和“御侮难”，生性倔强的张謇既然认定“不自治不可”，那就只能想方设法走出“欲自治不能”的窘境。

一是解决集资难问题。经费缺乏是制约地方自治的首要难题。张謇常因“自治待举之要事，相逼而来，而自治经费之问题，茫无所向”。清末地方财政，根本无力承担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功能。1909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仅规定以“地方公款公产”作为自治的经费保证。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地方既无自治所需的“公款”，也无可用的“公产”。在一些地方推行自治，因经费匮乏而被视若苛政，激化社会矛盾，清末由此引发的“民变”和“风潮”有数十起，因教育经费问题造成的毁学事件和诉讼案件有上百件。张謇主要靠一己之力和企业办社会来解决地方自治经费，“岁丰则扩其范围，值歉则保其现状”。

个人私产，包括办实业所得的股息、红利和公费，还有私人礼金和卖字收入，甚至是银行贷款。张謇曾在1921年、1923年、1925年等年份，对于自己用于地方事业的费用，分别做过统计，他和张詧一共捐给“教育、慈善、地方公益”的经费，包括负债在内，合计达400万元之巨。

企业盈利。张謇以企业办社会，用实业支撑事业，大生成为南通兴办各项社会事业的投资主体。张謇希望借各位股东资本之力，成就自己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不能实行地方自治之耻。为办通州师范学校，张謇将大生“余利”每年抽出1/14，作为固定经费。二十多年该厂用于办社会的支出，占纯利的8%。

集资募捐。公共集资，包括采取股份公司形式集股聚资，以及为办公共事业而募集公债，如曾为建南通电气工厂和发展公共汽车交通而募集公债。另外，还有张謇的一些亲朋好友和社会人士的资助，如沈燮均曾资助通师一万元。

二是解决求才难问题。张謇曾感喟知音难觅，“经营通州一方之实业”，“所同心共事者，一兄与三数友而已。”办纱厂，张謇主要依靠布商沈燮均；搞垦荒，选用学过测绘的江知源；兴教育，重用才学横溢的江谦。而张謇提到的一兄，就是有着十多年官场历练的胞兄张詧，在江西为官的张詧回到南通后，承担起张謇实业“内当家”角色。张謇从事地方自治，最开始的骨干团队主要由业缘、地缘、血缘联结而成。大生最初“通沪六董事”中沈燮均、刘桂馨都是南通本土布业巨子，江谦、江知源则是张謇早年主持的江宁文正书院的学生，后又分别被委以通师校长和通海垦牧公司副经理的重任。地方自治的推行，对人才需求量大幅增加，张謇想方设法予以解决。

就近遴选。主要是从“家族二代”“商二代”和“友二代”中挑选。张孝若留洋归来，张謇让他全面辅佐和参与自治事业。被张謇誉为“大生后起之秀”的沈燕谋，是其好友沈燮均之孙。经过张謇精心栽培，好友周家禄之子周坦、陈维镛之子陈琛、何嗣焜之婿刘厚生、部下林兰荪外甥吴季诚，分别在自治机构和大生集团担任要职。

自主培养。张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先后开办师范、纺校、农校和医学院等，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张文潜是张謇创建的南通纺校学生，在美国深造后担任大生八厂副经理兼工程师。通师学生孙钺好学笃实被张謇看中，未等结业就破例被选中参与博物苑筹建，后又被聘为首任苑主任。通师另一个学生孙支厦，在校学的是测绘科和土木工科，毕业后参与张謇对南通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成为事实上的南通总建筑师。这些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成为南通地方自治的领军人物。

延纳人才。张謇不拘一格罗致人才，通过自己物色、友人推荐和公开招聘等途径，借才引智，遴选地方自治急需的各类人才，如邀请戏剧家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聘请有“针神”之誉的沈寿担任女工传习所所长。张謇在大生纱厂和通师创办之初，聘请了一批日籍教习和洋专家。他坚持“待遇宜厚，情感尤重”原则，先后从英、美、法、德、日、荷等国引进各类人才四十多人，其中就有著名的水利专家特来克。

三是解决“御侮难”问题。张謇推行地方自治及各项事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张謇举例说，过去从事垦牧，现在疏浚河道，受到下面的阻挠；过去发展航运，如今兴办盐业，又有来自上头的阻力，这些都实有所指。如，张謇组织开垦沿海荒滩，当地游手好闲的“沙棍”借机滋事，甚至哄抢荡草等公司财物。又如，他任同仁泰盐业公司经理时，为改良制盐投入大量费用，“改良盐”每斤成本达27文，而盐运司却按旧例11文7毫的牌价收购，公司因而难以为继。张謇拟再办一家盐业公司以弥补亏空，盐运司百般推脱，张謇又请求运盐到外地销售，盐运司拒不应允。由于官府安于苟且、肆意打压和制度僵化，造成革新维艰的窘境。张謇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为实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也为推动地方自治提供制度保障。特别是他在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纲领和法律制度。

“倒置的金字塔”

1922年，南通地方自治事业进入巅峰期。本来，张謇打算仿照大阪博览会和南洋劝业会，举办南通自治二十五年成绩报告会。不过，此前一年夏秋的飓风暴雨，打乱了他的计划。

也就在1922年8月，南通城迎来了当时国内最负盛名的顶尖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四天的年会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到会的40名著名学者下榻于一流的俱乐部宾馆，除参加年会活动外，还应邀参观南通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自治事业，包括实业、教育、文化和慈善等机构，晚上则在更俗剧场观看由张謇创办的电影公司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南通风景》，让科学家们以当时最时尚的方式来感受南通。有人告诉已逾八十的马相伯，将去参观的沿海垦区在几十公里之外，他笑答：“吾闻南通县道，宽阔平坦，甚愿偕行，若不趁此机会，恐将难见张啬公经营自治之最大成绩。”梁启超则发表演讲称，“南通是我们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柳诒徵将南通和上海比较，“上海之新事业非不多于南通，而所以远不及南通者，即由其尽失却中国文化之精神，而为西洋文化之奴隶也”，过探先写下1700字参观感受，盛赞“南通之著闻，以实业之发达”“南通之著闻，以教育之普及”“南通之著闻，以自治之成绩”。

不过，同样在1922年，连年赢利的大生纱厂出现严重亏损，这一年成为大生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张謇的自治事业因而受到牵累。其实，年轻的张孝若早已看出危机的端倪。他不止一次地把南通地方自治比作是“倒置的金字塔”，“这么多的地方事业，靠着一人一家确实不稳”。为改变局面，张孝若不是没有努力过。1920年，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张孝若希望通过组织自治会，改变过去“个人统系的南通”“个人自治模范之南通”，让自治会成为南通120万人民的代表。张謇不以为然，“南通之人，人各一舌，舌各一语，语各一曰，名曰自治，未必能自治”，他认为“县之人，为地方实心办事，能为自治表征，不尽系乎县会之有无”。“倒金字塔”结构及“个人主治”“企业办社会”，使南通地方自治更多体现的是张謇个人的影响和力量。

张謇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30年，成效卓著。

第一，领先性。通过地方自治探索，南通在很多方面走在同时期国内城市的前列，创下了众多的“中国第一”，一、二、三产业互动，文教和公共事业较为完备，生产、生活和生态布局合理，充满人文关怀。张謇在基础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为推动南通城市化所做出的贡献，堪与新型城市建设的鼻祖霍华德相媲美，张孝若说其父所办的事业“在中国都是第一件事”。

第二，系统性。横向来看，由点到面推进各项事业，如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后，张謇近代化事业的空间范围逐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通海及周边地区，甚至在遥远的绥远河套地区建有西通垦殖公司。纵向来看，着眼于实业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事业改进，按照治标与治本、需要与可能、时机与条件，区分轻重缓急，分步实施。他还主张徐州建省，发起组织“专谋自治事业”和“合群自治”的苏社，希望通过“省各自治而后能联”的“联省自治”，把自己的地方自治实践推向全国。

第三，协调性。注重产业协调，以棉纺织为主体，建立紧密关联的植棉基地、配套企业及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产业。注重区域协调，通过发展棉纺织、港口运输来带动唐闸、天生港市镇建设，通过黄海垦植来保证棉花原料供给，带动沿海滩涂开发，促进以工兴城、工农互动、城乡一体。注重要素协调，在主城区，科学规划并配置公共行政、教育文化、商业金融、市政园林、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要素，整体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

第四，特色性。张謇的地方自治，既有目标和计划，又有具体实在举措；既涵盖物质层面，又涉及精神领域；既是中国的，又融入西方元素。在其主观认识上，“在商言儒”的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同时又吸收借鉴近代西方的一些价值理念。南通的地方自治，是在几乎不靠外力情况下，完全通过自身努力的自治，正如张謇自己所言，“南通事业向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

在国力积弱、列强肆虐的大背景下，张謇在“群喙摧撼之中，风气盲塞之地”，艰难地探索着建设“新世界”之路，虽屡屡碰壁却初心不改，他努力寻觅着改造中国社会的妙方良药。南通从落后小城跨入现代城市行列始于张謇，近代南通历史也由此而翻开新的篇章。当代著名学者吴良镛认为，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由此看来，张謇当之无愧成为“近代中国地方建设之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