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筚路蓝缕实业路

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巨大的民族屈辱，给了张謇当头一棒。在日记中，他痛心疾首地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在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速讲商务、建立公司等九条建议。梁启超后来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没落的大清帝国，并没有被甲午海战的炮声震醒。紫禁城内外，王朝威仪如旧，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京城，恰逢暴雨，接驾的文武百官包括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臣，跪在污浊的泥水地里，雨水顺着红顶子淋到袍褂上，一个个如落汤鸡。轿内的慈禧，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此情此景，恰为路过的张謇所目睹，他感到透心的冰凉，读书人身列朝堂，难道只是为了做磕头虫？这成为张謇“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的一个直接触点。

张謇有办实业的念头，由来已久，“自丙戌（1886年）后，即思致力于实业”。他把国家喻为树，教育比作花，军力乃至国力则是果实，而树的根为实业。如果没有实业这个根，那么花和果何以依附生长？他认为，“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经营乡里时，张謇就帮着父亲引导乡邻种桑树养蚕，他效仿西方公司制的办法，筹集款项从湖州购买桑苗，先赊给农民，等到桑树长大可供养蚕时，再加息收回售苗款。张謇还把视线投向海外，1891年，他写信给远在英国的好友顾延卿，要他帮忙搜集西方农学等方面书籍，供自己学习借鉴。祖上曾做过瓷器等小生意的张謇，自小受家庭的耳濡目染，似乎原本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士人办实业过去虽有之，如盛宣怀之流，大多是先纳赀捐官、再以官员身份从事实业，而以状元头衔下海的却闻所未闻。张謇毅然诀别官场，从一向居于“四民之首”、以清高自命的封建士大夫中的一员，转而与长期被视为“四民之末”的商人为伍，走上荆棘丛生的实业之路。张謇以大生纱厂为轴心，逐步打造出一个上下游相互关联的现代产业集团，资本一度达到24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不过，20世纪20年代，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却很快由盛而衰，年迈的张謇无力回天，只能看着已经营30年的企业被江浙财团所接管。晚年的张謇，曾无限感慨地回忆创业的过往，自己“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幸而利，幸而成”，又“至于钝，几于败”，他只能顾影自怜，“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艰难起步：《厂儆图》背后的辛酸

1895年年底，清政府总理衙门奏请谕令各省设立商务局。署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张謇下决心舍名逐利，“捐弃所恃，舍身喂虎”，以状元之尊，从事长期被视作末业的工商业，最初他不免有些踌躇。张謇跨出这一步，并非心血来潮，他内心甚至有过激烈的挣扎。从国家层面来说，“求国之强”本应是政府的责任，但当政者昏庸不足与谋，有钱人也指望不上。从书生角度来看，读书人虽愤世嫉俗，但大多只会空谈，而不为世人看重。作为有责任的士大夫，不得不委曲求全，与官员和富人打交道。从自身方面来说，抱有“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信条的张謇，这样做既是为国之大计考虑，同时也是替读书人争气。

大生纱厂筹办过程中，张謇历经千辛万苦，迈过一道道坎。纱厂建成后，张謇特地请人画了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和幼小垂涎四幅《厂儆图》，悬挂于厂里公事厅内，它记载着自己办厂所遭遇到的四次历险经过。

（一）沪董潘华茂、郭勋毁约

起步之始，张謇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集资难，他几乎是白手起家，自己能拿出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借来的。张謇的原始资本和唯一可以依靠的最大的无形资产，就是状元的名头。张孝若是这样描述其时心力交瘁的父亲，“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看好。”在集资方式上，纱厂历经“商办”“官商合办”“绅领商办”变化。起初，张謇设想纱厂为纯粹的商办，计划筹款60万两。1896年春，张謇选定南通城西水陆交通方便的唐闸为厂址，开始购地、造栈房，等到由通董所集的全部股金2万余两用尽时，曾承诺筹集股金40万两的上海董事潘华茂、郭勋却分文未见，两人根本就没积极开展集股工作，六名董事中还有两人不到半年就毁约退出。作为纱厂主要生产资料的纱机毫无着落。正在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向海外采购、搁置于黄浦江码头多年的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无奈之下，张謇硬着头皮，接手了这些已有三四成零件锈坏的纱机，这样大生纱厂又改为官商合办。办厂之事才露出一线生机。但事隔不久，潘华茂、郭勋突然改变承诺，只答应各负责筹股金8万两，沪股一下又短缺了9万两。不久，两人扬言，“既用官机，复请官款，沪股顿散，即有亦不交”，索性退出董事会，筹资越发艰难。潘华茂字鹤琴，郭勋字茂芝。厂儆图之一《鹤芝变相》指的就是这两人。

（二）盛宣怀、桂嵩庆食言

张謇感到凭借一己之力，实在难以凑齐约定的50万股金，只能想方设法“分机以轻商力”。于是他想出变通办法，主动找到身兼官僚买办的江苏老乡、常州人盛宣怀。两人合领作价50万两的官机，再各筹商股25万两，分别在通州、上海建厂。官股“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盛宣怀表示，愿为张謇筹资帮忙，因此大生发行的股票上，除了有张謇的署名，还印有盛宣怀的大名及头衔。江宁布政使桂嵩庆也信誓旦旦承诺，助筹五六万股金。潘、郭退董这一险情似已涉过，张謇加快建厂步伐，忙于盖厂运机、筑路建房、修闸砌岸，纱厂各项工程粗见眉目，在此节骨眼上，急需大量用款，但各路股金却屡催不应。

张謇手中仅有的一点资金捉襟见肘，只得东挪西凑，往往是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再筹，而丁日又须还甲。张謇只得函促盛宣怀“当念已出之言”，践约救急。盛宣怀手里有一大笔闲置不用的铁路公司专款，此时正放在钱庄生息，张謇便恳求能高息借贷。任张謇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盛宣怀就是不为所动，敷衍应付，百般推托。桂嵩庆是按刘坤一之命，将上海码头上那些布机推销给张謇的经办人，完差之后，便再也不提助筹股金之事。张謇又一次被抛入险境。厂儆图之二《桂杏空心》，画有空心的折枝桂、杏二树，“桂”即桂嵩庆，盛宣怀字杏荪，“杏”为盛宣怀，两人食言自肥。

（三）通州知州汪树堂百般阻挠

张謇在逆境中挣扎，为筹资奔走于湖北、南京、上海、通海各地，他找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政要，声泪俱下地诉说办厂艰辛、筹资不易，“中夜旁皇，忧心如捣”，仿佛置身于悬崖峭壁，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刘坤一电饬上海、镇江、芜湖等地道员，要求帮助张謇拉些股东，又令通州、海门地方官各拨公款，将存于当地的地方公款转存纱厂，以应急需。岂料一些地方官员不仅不出力赞助，有的甚至还暗中作梗，采用种种方式刁难张謇。张謇了解到通州有公款8万多元存典生息，如官府出令以此款来支持自己，并不难做到。心胸狭隘的通州知州汪树堂，不愿自己所控制的钱被拨出，表面上答应刘坤一。而当张謇找汪树堂拿钱时，后者声称根本无可挪动之款，只能动用“宾兴”“公车”款子，这是地方上资助秀才参加科举考试的专款。若动用此款，势必会引发社会不满和秀才的义愤。汪树堂让他的师爷黄阶平唆使秀才们，在城门各处张布揭帖，公开闹事。汪树堂两面三刀，在公堂之上假意劝诫士人不要聚众滋事，背地里却把秀才们联名上告之事，添油加醋地向刘坤一报告，结论是张謇办厂扰民，不合舆情，乡绅士人皆不赞成。地方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成为张謇创业途中又一障碍。水、草分别影射汪（水是汪的偏旁）、黄（草是黄的部首），厂儆图之三《水草藏毒》讽寓汪树堂、黄阶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筹办纱厂五年，张謇自谋生计，不曾动用纱厂一分钱，有时连旅费都是靠卖字筹措的。

（四）朱幼鸿、严小舫趁火打劫

1899年年初，纱厂筹建告成。张謇择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为厂取名“大生”，并一口气拟下多副对联，“生财有道，大利不言”“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秋毫太山，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既巧妙地把“大”“生”嵌入其中，又融入自己对人生深邃的思考。可还没等张謇喘口气，更大的麻烦又出现了，纱厂虽建成却无法开机。只要纺机一开，每日就需耗工本4000两，若以三个月计算，则缺少36万两的流动资金。此时，张謇的钱袋已空空如也，他四下化缘却到处碰壁，没有一人施以援手。万不得已，张謇去上海和各方商量，准备将付出四年汗血的大生纱厂出租。走投无路的张謇，黄昏时常常徘徊于上海泥城桥一带的煤气路灯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官僚朱幼鸿、严小舫等人趁火打劫，百般压价，妄图吞下“落地桃子”。取朱幼鸿、严小舫两人名字中间一字，成“幼小”，厂儆图之四《幼小垂涎》道出了张謇对这伙趁危要挟小人的深恶痛绝。

张謇满腔义愤，只能做最后的一搏。他同沈燮均等人商议，“尽花纺纱，卖纱收花”，以手头现有的棉花纺纱，再用售纱之款购花，“苟延一息”，若孤注一掷仍不能有所转机，便关闭工厂还给股东。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正值土纱受排挤、机纱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之际，张謇生产出的“魁星”商标的机纱，销路之好出人意料，开车当年纱厂竟有纯利5万两。张謇精打细算，用售纱之资维持再生产，在几乎没有流动资金的情况下，硬是把纱厂撑持了下来。

快速扩张：雪球是如何滚大的

张謇以棉纱作为主业，从兴办纱厂起步，直到纱厂布入正轨后，他开始考虑建设相关的原料基地、机器修理制造、交通运输、综合利用等一批配套企业。1901年5月，张謇正式成立通海垦牧公司，这是继大生纱厂后张謇兴办的又一家公司。他在与汤寿潜、郑孝胥等拟定的章程中，拟“集股股本以22万两为准，每股规银100两，共2200股”，说明办公司的宗旨是通过开垦沿海荒滩，来扩大百姓就业和发展生产，把它作为已初见成效的大生纱厂的产棉基地。这标志着张謇的实业活动由工业扩展到农业。以集股办公司的形式来兴农业，把“召佃开垦”与“集公司用机器垦种”两者，中西合璧地揉为一体，张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者。

万事开头难，在张謇面前有三大拦路虎。首先，开发盐垦离不开筑海堤、建闸等水利工程，投入资金量巨大，而回报期长，风险极大。有钱人一般不愿投资，至1904年公司实收股本20.9万两银，还不足筑堤修渠之用。1905年原打算再招新股8万两，实际上仅筹到大生纱厂2万两。张謇不得不想尽办法动用各处社会关系，好不容易到1910年才收足股金30.9万两，投资者中不少为富商、地主、官僚和企业法人。其次，沿海滩地产权复杂，众多的地产纠纷使得张謇猝不及防，当地“沙棍”地痞借机滋事。张謇只得争取官兵驻扎公司附近，以起到震慑作用，通过赎买等手段和巨额资金，先后花8年时间化解了原来繁杂的地权矛盾。最后，通海垦区为盐碱地，只有浅耕才能防止返盐，这需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技术水平。垦牧公司负责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把土地租给农民生产，而农民对租地有一定的处置权。

经过五年努力，到1905年夏垦牧公司建成7条长堤和一部分河渠，开垦出7000余亩土地。可是，一场连续五昼夜的大风暴，使公司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人员伤亡，已建成的各堤全部被冲毁，牧场羊群等财产损失惨重。在股东们不愿承担12万两修复费用的情况下，张謇没有退缩，想方设法筹集到一批款项“工赈”垦区，用两年时间修复了被毁工程。1911年3月，通海垦牧公司召开第一次正式股东大会，张謇在会上动情地回顾了公司十年的创业史，从当年“凫雁成群飞鸣于侧，獐兔纵横决起于前，终日不见一人”，到如今“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垦区规划有序，“堤成者十之九五，地垦者十之三有奇”，盐碱土地得到初步改良，为大生纱厂等提供优质原棉。河渠道路把田地划成一个个“井”字或“十”字，农民住房四周有菜圃、竹园，还建起“自治公所”、初等小学、中心河闸等，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垦牧区终于初见端倪。

与此同时，大生纱厂利润逐年增长，丰厚的盈利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入股。大生还吸收盛宣怀未曾使用的纱机，到1903年总纱机增加到40800锭，占当年全国纱锭的11.9%。到1907年，张謇先后创立了以大生纱厂为轴心，直接或间接为大生纱厂服务的19家企业单位。这年8月底，大生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将这19个企业单位合并，组成通海实业公司，由张謇担任总理。张謇赠送每位股东一把绘有公司地图和公司创业史的折扇，用一个半小时回顾了大生十二年的历史，向股东们表达了自己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愿望。从1901年至1913年，大生纱厂共获纯利355万余两白银，股东分红丰厚。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张謇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船栈、堆栈等十余个企业，形成了一个以纱厂为中心、各项事业为一体，资金链、产业链紧密关联的产业集团。张謇还把实业投向南通以外，如1903年，张謇和黄以霖创办宿迁耀徐玻璃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玻璃企业，生产出中国第一块平板玻璃。

张謇通过滚雪球把实业做大，其产业扩张路径主要有：一是由工到农。张謇把产业布局，由大生纱厂延伸到通海垦牧公司，从南通近郊唐闸纺织工业领域扩大到黄海海滩农业领域。这是因为两者之间联系紧密，南通作为国内重要棉区，上海、苏南甚至日本客商竞相采购，导致棉花价格剧烈波动，影响到纱厂的生产。通过改造黄海海滩盐碱地，建立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基地，以确保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二是由农到农。通海垦牧公司开发的盐碱地，占这一带滩涂面积不足0.5 %。垦牧公司的成功和大生纱厂产能的扩张，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垦地植棉，张謇兄弟及其友人，陆续开办二十多家盐垦公司，抱团发展。张謇还把垦殖和盐、渔业相结合，1906年设立同仁泰盐业公司，采取工场式的集中生产管理。盐民多兼营渔业，张謇相继建立吕四渔业公司和江浙渔业公司，向国外定购蒸汽机拖网渔船，最先发展机船渔业。三是由农到工。黄海海滩开发、新兴农业公司发展和棉花产量提高，以及开办纱厂巨大的利润回报，催生出新的办厂契机，也吸引着江浙沪商人来通海布点办厂的目光。一方面，张謇通过官府对外地商人来通办纱厂予以阻止；另一方面，他加快崇明外沙、海门和南通开办大生分厂的步伐。张謇精心选择厂址，把大生分厂办在产棉区，当地农民擅长植棉和纺纱织布，纱厂布局因而较为合理，“有相成之势，无相犯之嫌”。四是由工到工。为确保大生纱厂主业发展，同时也为争取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张謇将产业前延后伸，持续为纱厂创办上、下游配套企业。资生冶铁厂最初是专为给大生纱厂修配和制造机件而设，创办轮船公司和修建大生码头是为解决纱厂物料运输问题，复新面粉厂靠纱厂的多余动力来磨粉食用和浆纱，开设大聪电话公司用来和上海等外地的业务联系，而纱厂轧花棉籽被广生油厂用来制油，广生油厂的“下脚”又被隆皂厂用于制造皂烛。

走向巅峰：庞大的实业帝国有多大

辛亥革命后，大生资本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大生一、二厂利润源源不断且极为丰厚，为张謇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资金条件。1914年，他在海门开始创建大生三厂，并拟订建立四厂、五厂、六厂、七厂、八厂、九厂的庞大计划。六厂于1919年开始筹建，不久流产。八厂在1920年开始筹建。至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4个厂的资本总额已多达770余万两。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国棉纱进口锐减，国内棉纱市场产销两旺，且价格上涨，因此，1912年至1921年成为大生集团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仅大生一、二厂历年纯利总额累计有1663万两，相当于1921年两厂资本总额369万两的4.5倍。

与此同时，盐垦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通海垦牧公司开垦的熟地增多、收益增大，加之大生各厂对棉花需求量较大，从1913年起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盐垦高潮。至1920年，先后成立了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大祐等十几家盐垦公司，投资总额为2100多万元，占地总面积共达450多万亩，年产棉花60余万担。张謇还大力发展金融、交通运输业等其他产业，淮海银行于1920年1月正式开业，大达轮船公司先后自置江轮7艘，航行沪扬、沪海两条航线。1922年，张謇领导下的大生企业集团，业务遍及一、二、三产业，下辖103家企业，涉及几十个行业、上百种产品，资金总额达2480余万两，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张謇实业走向巅峰，他身兼多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理等要职，成为国内实业界泰斗。

张謇认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他以大手笔构建起实业的大格局，推动建立大工、大农、大商的近代经济体系。

（一）发展现代工业

张謇认为发展现代大工业，是自强御侮、富民强国的动力所在。“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张謇下功夫研究光绪、宣统两朝海关贸易册后发现，列强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棉和铁，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的财富损失要远远多于赔款，若不设法加以解决，即使不亡国，也要穷死。因而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棉尤宜先”，他觉得与民生最为关切的产业“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他从棉纺织入手兴办实业，为了实现棉产等资源的综合利用，节约企业运营生产成本，加快资金周转，张謇以大生纱厂为轴心，谋求纺织业产业延伸，建立大生纱厂原料基地，综合利用纱厂的棉籽、下脚、飞花及多余动力，发展冶铁、制造、电力、食品、轮船运输业及通信、金融、商贸、仓储，在南通建立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开启南通近代工业化的进程。

（二）经营公司制农业

张謇借鉴使用股份制等公司制度来经营农业。通海垦牧模式标志着我国农业由传统的小农生产开始走向公司制大农业。在较为恶劣条件下，对沿海滩涂进行大规模开发、改造和投资，离不开巨额资金，因而只能采用公司制。张謇在《公司集股章程》中，提出要“仿泰西公司”依靠股份制集资，称“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在通海垦牧的示范下，其他各盐垦公司纷纷采用公司制经营方式，以股份形式广泛募集社会资金，投资人依据股份收益分红。公司制的优势，在水利工程、土壤及棉种改良、田间管理等各个生产环节，得以实现。为适应垦区生产特点，实行“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合理设定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权益关系，以公司统一管理、集约经营为主，同时注意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张謇力主把新型的大农业和大工业统筹发展，通海垦牧公司得到大生纱厂等资金方面的支持，其植棉是为市场而生产，与纱厂关系密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謇把提高垦区农民素质与公司发展联系在一起，将为通海小学堂、农学堂筹集经费作为创办公司的四个目标之一，体现了一代儒商独到的眼光。通海垦牧模式被广为仿效，起到了良好的辐射作用，带动了苏北地区农垦事业的发展。

（三）积极走向世界

具有雄厚实力和开放眼光的张謇，在立足本地发展实业的同时，还放眼海外。他多次组织本地和国内商品参加世界博览会，积极鼓励对外贸易。1920年，张謇在繁华的美国纽约第五大街开设窗口，专营南通绣品。次年，又在上海成立新海贸易公司，从事进口业务。他和梁启超等人一起，计划与美国、比利时等国合作，设立航业公司发展远洋航运，并向国外各类企业投资。张謇主动依托经济中心上海，在大生筹建之初就在上海成立事务所，为产品经上海输出和转运服务，同时吸引上海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向南通。1921年，张謇主持筹建上海吴淞商埠，从全球海运业和港口发展趋势出发，制订吴淞开埠计划，提出了港口建设构想和措施，后因江浙战争爆发而中断。

由盛而衰：1922年发生了什么

1919年，张謇在《告诫实业同人书》中预言：“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1922年，是大生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几乎连年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两，二厂亏损41万两。其实，此前危机就显露端倪，1921年大生一厂账面负债已有400万两。国内纱价自1922年初便猛跌，而棉花价格却迅速上涨。棉贵纱贱，使华商纱厂16支纱每包从1921年秋季前的赢利22~30两，转而亏损8~14两。由于找不到走出困境的良策，大生亏损越来越严重，资金无法周转，不得不抵押借款。1923年，大生抵押借款442万两，占784万两总借款的56.4%，1925年即张謇去世前一年，大生已资不抵债，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就高达白银906万两以上，资产负债率更是创纪录地达258%，上海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上海银行和永丰钱庄、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部接办了大生各厂，大生企业实际上已宣告破产。

企业兴衰，有其自身规律。当今世界500强平均寿命在40~50年，跨国公司平均寿命是11~12年，日本和欧洲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2.5年，美国企业的平均寿命8年，存活能超过20年的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10%，只有2%的企业能存活50年。表面上看，走过近30年历史的大生，似乎也难逃宿命。但从更深层次分析，其衰落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掀起新一轮对华经济侵略狂潮，加上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国民经济日益凋敝，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大生资本集团内部潜在的危机也一并爆发出来。

第一，大生企业采取“厚利股东”“得利全分”的高额利润分配方式。这种只图眼前利益分光吃尽的做法，严重影响企业资本的自我积累，导致企业失血严重。张謇以8%“官利”的标准，向股东承诺，银到之日起息，然后再算利润，如果有余则照章按股分派。大生一厂历年所分配掉的官利和余利分别有295.5万两和57.4万两，占利润总额的65%，有些年份分红率竟高达100%。

第二，大生企业承担了过多超越自身能力的社会职责。作为有情怀的实业家，张謇一直以建立“新世界”为理想。他依靠大生企业包揽和承担了许多超越自身能力的社会职责。正如张孝若对其父的评价，“他认定凡自治国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南通各项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几乎都要依靠大生纱厂的资金“挹注”，给企业造成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

第三，大生企业集团的摊子铺得太大。张謇全面开花地办了十几个行业的六十多家企业，希望建立起购、产、销、运一条龙，农、工、商等各个环节都能自我满足的循环体系，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人力、财力、物力分散，造成主辅业难以兼顾、辅业拖累主业的被动局面。1922年，关联企业拖欠大生钱款达473.1万两，大生被拖入困境，不得不靠借贷来维持。张謇不得不承认，“南通实业，三五年来，因急进务广而致牵阁”。

第四，大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张謇排斥外地企业进入通海地区，力图维持垄断经营的特权。1904年，上海商人朱爵谱想在海门设厂，张謇痛斥其见“通厂获利已优，思染厥指”“因羡生贪，因贪生妒”，要求商部饬令朱爵谱“另行择地建设”。1907年，大生在崇明外沙建分厂，获得“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权利。当“一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原料和产品市场争夺日趋激烈时，缺乏竞争力的大生企业，很快就被击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