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状元宰相”之路上的反戈

张謇的科举之路崎岖而漫长，经历近30年的长途跋涉和120多天的考棚生涯。第一阶段生员考试，用了5年时间通过县、州、院试，1868年16岁时考中秀才；第二阶段举人考试，经过5次失败，蹉跎17年才考上举人；第三阶段进士考试，耗时9年、失败4次后，终于状元及第。他曾无奈地回忆道：“计余乡试六度，会试四度，凡九十日，县州考、岁科考、优行、考到、录科等试，十余度，几三十日，综凡四月，不可谓不久”。可是，在独占鳌头登上士大夫们望眼欲穿的科举顶峰后，张謇并没有沿着“状元宰相”道路走下去，而是辞官回乡，转身下海，并反戈相向，把斗争矛头指向曾为其奔波前半生的科举制，在后半生他致力于探索改革传统教育制度，从而开启了通往教育新天地的大门。

启蒙：“我踏金鳌海上来”

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于苏北海门常乐镇。始于隋朝的科举制，此时已历经1200年，张謇同样深受“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对张謇十分疼爱，母亲金太夫人在临终前叮嘱他说：“科第为士人归宿，门户名号，自须求之”，而父亲张彭年则现实得多，对张謇灌输的是进而出仕、退而务农的思想。

张謇很早就接受儒学教育，4岁入塾，少年时读完启蒙读物《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和儒家经典《中庸》《论语》《孟子》《尚书》《易经》《春秋左传》《礼记》等书。14岁已能作八韵诗，制艺成篇，初具参加科举应试的文化水平。

张謇自幼聪颖过人，塾师出“月沉水底”上联，张謇立马应答“日悬天上”下联，先生即兴吟“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随口回“我踏金鳌海上来”。张謇学习勤奋，有“九百九十九”、以竹为枕、置坛避蚊三个故事流传至今，简直是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翻版。张謇15岁那年，州试成绩列百名之外，老师斥责道：“如果有一千人应试，取九百九十九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张謇羞愧难当，在书塾窗格和帐顶上，贴上用纸写的“九百九十九”五个字，以此自勉。晚上睡觉，他在枕边系两根短竹，夹紧辫子，稍侧身就会被扯痛而醒，而后便起身苦读。每夜读书一定等到燃尽油盏以后，他才躺下休息。夏夜读书，他在桌下摆有两个坛子，将双脚置于其中，以防蚊虫叮咬。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謇不久考上秀才。

正当张謇在科举道路上起步之时，突然降临的“冒籍”风波，给他一生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张家祖上世代务农，只是到了他父亲一代才识字读书，因连续三代没有人考取功名，被称为“冷籍”。张謇参加科举考试，须由学官作担保，因而要多出不少钱。无奈之下，只得冒用如皋张铨之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获得学籍，张謇考中了秀才后，如皋张家便要挟张謇，勒索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公堂。差点被拘押的张謇，半夜从城里冒雨潜出，不敢提灯笼，屡陷泥坑，极为狼狈。张謇气愤至极，没有同父亲商量就径向学院递禀，请求斥革他冒籍秀才，回南通原籍考试。这场官司历经5年才了结，家道因而耗空。

二十多年后，张謇在《归籍记》中追述事情原委，笔端仍流露出锥心的痛楚，当时心中愤恨犹如火烧，恨不得用利刃去和仇人拼命，但转而想到父母健在需要侍奉，不值得与这些鼠雀之辈同归于尽。不难看出，科举对青少年时代的张謇诱惑有多大，“冒籍”风波对张謇的心灵伤害有多深，“改籍归宗”则初步展示了张謇化危为机的睿智。正如张孝若对其父这段经历的评价：“精神虽然受尽了侮辱和痛苦，身体受尽了奔波和艰险，可是志气和人格，却得到不少的奋发和勇敢的经历。”

1871年，张謇受业于海门训导赵菊泉，学业长进不少。赵先生将张謇过去所学的功课全部废弃，重新确定桐城派方氏所选四书等为新课，讲授学习。张謇初作制艺文，被赵先生涂抹修改过半；重写后，依旧如此。张謇用心苦读，反复揣摩，半年后，文笔渐佳。在赵菊泉的严格训练下，张謇课业中需要修改的地方越来越少。当然，这个时期他还谈不上真正的治学，只是从内容到形式上更加符合科举应试的规范。此后，张謇科试取中一等第十五名，取得参加乡试资格，在科举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步。

张謇科举之路的起步阶段并不平坦，“九百九十九”之痛，反而激起生性倔强的张謇好学上进之心，“冒籍”风波虽然给他留下难以释怀的心理阴影，但也反过来磨砺了其意志。早年的读书应试经历，对张謇的文化素养、个性气质和精神追求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他进入怜士惜才的通州知州孙云锦等有识之士视野，张謇社会交际面也随之不断扩大。

精进：“学以务实为归”

1874年，应已调任江宁发审局的孙云锦之邀，21岁的张謇抵江宁，帮孙云锦办理文牍，兼教其两个儿子学习，开始了游幕生涯。早年“冒籍”风波时，孙云锦曾对张謇施以援手，使他得以归籍通州。经孙云锦介绍，张謇结识了驻军浦口的淮军儒将吴长庆。淮军创建时，吴长庆就以所部500人组成的“庆”字营编入淮军，颇有声望，屡立战功。吴长庆仗义疏财，礼贤下士，对张謇的才华十分赏识。宾主相处十年间相知相契，情义笃深。在吴长庆的再三邀请下，张謇加入庆军幕府，专治机要文书。吴长庆在自己住所后筑茅庐5间，作为张謇处所，并月给俸银20两，还处处体谅张謇，让其以科考为重。不过，此时的张謇却承受着学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冒籍”风波后张家债台高筑，其兄张詧主动放弃学业，协助父亲种田和做小生意，将读书机会让给弟弟张謇。

1876年2月，在乘船去江宁的路上，舟逆风而行，夜半又逢雨，张謇“篷背沥淅，对烛凄然，拥衾枯坐，泪湿襟袖”，不禁咏叹道：“却听更鼓见朝晴，风雨终宵有泪声。一语遣愁惟暂别，三春扶病独长征”。在最初的游幕岁月，张謇常常因想到自己家境贫寒，为了追求科第功名而整日闲居读书，却连累家人为了生计而奔波不息，而会心乱如麻。

不过，作为六朝古都和东南文化中心的江宁，却给了张謇更多的学习机会。在这里，张謇如饥似渴地学习“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同时，开始和许多有声望的师友结交。当地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惜阴书院山长薜慰农、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都是知名学者，其中又以桐城派大师张裕钊对张謇的影响最大。张謇逐渐接受其义理、词章、考据为一炉的理念，慢慢摆脱制艺文章的套路。他平素读的书不限于经类，而是扩大到子、史、集部，甚至连有些禁书也去浏览。随着学风变化，他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有意识地寻求治国平天下方略，藏器以待来时。他还对友人说：“研究程朱的历史，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

十多年的游幕生活，也让张謇视野开阔，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状况和民间疾苦有了更深了解。张謇跟着孙云锦到淮安查案，在旅途中写了十多首诗，如“谁云江南好，但觉农户苦，头蓬胫頳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乳”，所到之处贫穷落后的惨象，让他深受刺激。他写下“苍生安石与同忧”等诗句，安石是东晋名士谢安的字，他借谢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典故，表达自己经世致用的远大抱负。张謇还随吴长庆修筑炮台，捕捉蝗虫，开挖河道，为民减租请命。他发现人生学问远远不限于八股制艺，在实际事务中更能得到磨砺。

作为吴长庆的主要幕僚，张謇参与庆军多次重大决策。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日本以保护侨民、使馆为由，逼迫朝鲜政府赔款，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李氏王朝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救援。张謇随吴长庆赴朝东征，筹划前敌军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协助调兵遣将，显示出处变不惊、应对自若的胆识才能，吴长庆为其向朝廷请功，称赞他在处理紧急变故中能见机行事，沉着应对，“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但张謇不愿意以军功求官职。吴长庆只好赠予1000两白银，作为奖酬。张謇在战场上的表现，引起张树声、沈葆桢、张之洞、夏同善、潘祖荫等枢臣和疆吏的注意。他还撰写了《陈中日战局疏》《东征事略》等一系列文章，主张对日强硬，为当时的主战派、朝廷大员翁同龢等人青睐。在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个历史阶段，他们都主张对日抗战，改革弊政。

张謇本以科第正途为重，入幕并非初衷。他可跻身官场的机会不少。吴长庆生前，欲为张謇等人用钱财来买官，被以科举为正途的张謇婉拒，他不愿意借他人之力进身。朝鲜希望以“宾师”待遇留下他，北洋大臣李鸿章虽不喜吴长庆，却乐意推荐张謇到朝中任事，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同时邀其入幕。对此，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方面，他希望靠自身努力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另一方面，他看重士大夫的操守与矜持，宁可守穷，也不愿向人低首折腰，“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在李鸿章的压制下，1884年5月吴长庆抑郁而亡，张謇重新回到故乡。

1885年，张謇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从16岁录取生员起，张謇已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考取。究其缘由，根子在他独抒己见上，而科举之文不可如此，赵菊泉早就告诫张謇，“佳者独抒己见而不背法，可希作者，但场屋不可如此”。科举之文按严格规定，必须根据程颐、朱熹等人注释的儒家经典来写。后来，经过多年磨炼，张謇撰写八股文逐渐摸到了门道，他也学会在八股文的程式下，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和见解。1876年，张謇补廪膳生后，本可应优行试，学官提出“先具贽而后举”，要先交上见面礼来换取这次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张謇一如从前，不愿走这条捷径。

顺天乡试，33岁的张謇高中“南元”。考试正考官为兵部尚书潘祖荫，副考官为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作为南派清流领袖的潘祖荫、翁同龢，有意识地想把张謇拉入自己的阵营。张謇试卷原定为第六名，但潘祖荫、翁同龢极力强调张謇二、三场成绩突出，把张謇定为第二名，本来首场成绩最重要，二、三场一般不会影响录取名次。考前，翁同龢亲自去张謇下榻处看望他。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张謇的祖籍亦为常熟。后来张謇考进士时，翁同龢是其座师，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这个时期，张謇治学更加注重务实，反对坐而论道。1885年，他在科考时写道：“学以务实为归，极千秋不朽之事功。”

张謇前面五次都是在江宁参加江南乡试，第六次乡试之所以转而北上，通常的说法是，因其老师孙云锦官任江宁知府，子弟依例回避。其实，清代科举制度相关规定中，只有考官的主要亲属必须回避，对弟子不作要求。

张謇舍近求远到顺天参考，其真正的原因在于：第一，张謇在187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优贡”，有了参加顺天乡试的资格。因为贡生名义上是“太学”的学生，不再归地方学政管理，无须再参加普通秀才必须参加的“岁试”，并多出一项特权，可以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顺天乡试的考中概率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乡试为各省分别举行，清朝规定，各省录取的举人数额根据各地的人口、赋税和读书人数而定，有多有少。顺天作为首善之地，录取指标最多。第三，张謇在1882年随吴长庆朝鲜平乱后声誉日隆，成为北京清流高层官员着意延揽的对象，他在那里比在江宁有更多可资利用的优势。张謇吸取五赴江宁府乡试未取的教训，权衡比较后选择北上应试，并如愿而归。

从入幕为宾到考中“南元”，这时期张謇在科举之路上踌躇满志，“学以务实为归”，反映了张謇经世致用的宏大抱负，他交游广泛，学业精进，思想臻于成熟，实际能力不断提升。而“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的心态，说明其坚持士子操守和视科第为正途的科举观，并在多方面显示出过人才华，逐渐崭露头角，积累起人脉资源。

冲刺：“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

自1885年考中举人，张謇益加奋发，命运似乎有意与他开玩笑，尽管得到翁同龢等清流派的支持和暗中相助，此后四试却不中。屡经场屋蹉跌，张謇心情因焦虑而变得起伏不定。在勉力而为的同时，他甚至怀疑自己多年来奔波于科场，与“中风狂走人”有何差别。

1886年3月的会试，张謇考运不佳未被取中。1889年，再次北上应试的张謇，深感困惫且文思呆滞，一向赏识他的会试总裁潘祖荫虽有意辨识张謇考卷，却看走了眼，居然把无锡孙叔和的试卷误认为是张謇的，结果孙叔和中会元，而张謇又一次落选。

1890年光绪皇帝亲政，特开恩科，再次入都会试的张謇赶上咳嗽发热，连日齿痛，晕乎乎上场，阴差阳错地再次落榜。张謇在《自订年谱》中说，考官高蔚光特地将张謇的卷子推荐上去，但场中却闹出误会，“误以陶世凤卷为余，中会元”。其实1890年庚寅科录取的进士名单中并无陶世凤，陶世凤是1894年甲午恩科会元，跟张謇是同年进士。因而，1890年会试陶世凤卷被误为张謇卷从而得中会元一说，并无事实依据，是张謇晚年的误记，本意也许是要针砭当年的考官。

1892年4月，张謇在日记中提到“己丑为无锡孙叔和所冒，今又为武进人（刘可毅）冒顶，可谓与常州人有缘”。所谓的“冒”和“冒顶”，指这两次把孙叔和、刘可毅的试卷误作张謇的卷子。1892年春，张謇第四次北上应试，因阅卷考官吸食了鸦片而晕晕乎乎，对张謇的试卷没有细看，就给予“宽平”即宽泛平庸的评价，丢为弃卷而没有上荐，所以主考官翁同龢等人遍找不得。张謇听到传言说，这是黄体芳预先给其弟子刘可毅出的主意，“今科既翁同龢主考，必取张謇”。于是，刘可毅心领神会，故意在考卷上写有“历乎箕子之封”（箕子是朝鲜古国名）的句子。常州人刘可毅没有去过朝鲜，之所以要写上“历乎箕子之封”，人们猜测，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迷惑翁同龢等考官，翁同龢一心要提挈张謇，这已成为考场上公开的秘密，必定会从考卷的行文中寻找蛛丝马迹。张謇认为，刘可毅“冒顶”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誉，因而只能感叹时运不济，“前己丑（1889年）既不中于勤（即潘祖荫）潘师，而今之见放又直常熟师（指翁同龢）主试，可以悟命矣”。翁同龢也不禁为之垂泣。

回首这段经历，张謇五味杂陈，“甲申（1884年）以后，盘旋闾里，不能远客。非独横览九洲无可适足之地，亦躬耕养亲，其素志也。报罢而因人之赀以为官，非独名义有所不可，将从军时之不受保举，己丑（1889年）、庚寅（1890年）之不考中书学正，区区微恉亦无以自明于天下。人之立身行己，当使本末校然，岂可苟简……亲在而望中进士，不中进士，依旧归去，生平志事，即此校然，毫发不可自昧”。这表达了张謇既悟命又不从命的心态。一是之前在外闯荡多年，现在留在家乡没有远行，主要是为了躬耕养亲，传统观念使然。二是尽管几度科举落第（报罢），但不愿走花钱当官等科举以外的捷径，“赀以为官”“保举”，不合道义和自己的立身信条。翁同龢期望张謇留京管理国子监南学，张謇再三辞谢，没有答应，他坚守儒家正统的名节观。三是父亲希望自己能考中进士，因而自己的目标是明晰的，不可迷失方向。不过，长期跋涉科场，张謇内心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40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学业未成，科名辄阻，负惭引痛，无可言者。”情绪低落时，他也有过告别科场的冲动，甚至把所有的考试用具全都扔掉。悟命但又不从命，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下，张謇在艰难地向科举考试的顶峰冲刺。

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格外多举行一次科举考试。76岁高龄的张彭年盼着儿子张謇能金榜题名，恳求道：“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耄，可更试一回。”其兄张詧借出差之机赴京陪考。张謇勉强应试，连考试用具都是向朋友借的，发榜前也懒得打听录取消息，他内心已不抱太大希望。不过，这次他成功了。恩科殿试，有八名阅卷大臣，排在第一的考官是张之洞的堂兄，时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万；户部尚书翁同龢在考官中排在第四。一般来说，决定试卷名次的话语权，按照阅卷大臣官职的高低来排序，排名第一的考官对于状元的选拔具有主导权。按照这样的潜规则，被张之万看上的人，大概率会成为状元，而被翁同龢中意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一向看重张謇的翁同龢相机行事，经过与平素关系较好的其他考官的几番沟通，才好不容易为张謇争取到了状元。而被张之万看中的仅得了榜眼。翁同龢阅评张謇的答卷，“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当将考卷呈送御前，光绪帝问：“谁取的？”张之万奏：“翁同龢所取，诸位大臣公定。”翁同龢补充道：“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拼尽全力向科举巅峰冲刺的张謇，在长期的考场蹉跌中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除了以“生平志事，毫发不可自昧”自勉外，他时常处于焦灼、矛盾、不甘和挣扎之中，既有“与中风狂走人何异”的怀疑，更产生过“举业四十为断”的冲动。因此，年逾不惑而终获金榜题名之时，姗姗来迟的状元及第并未给他带来过多的惊喜，五更之时，伫立在乾清门外的张謇，当听到传来的拖长腔调的声音——“一甲一名张謇上殿”时，内心感慨万千。在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在日记中流露出的却是意兴阑珊的厌倦之意，“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自己就像是栖息门楣上的海鸟，已无心于庙堂的钟鼓了，又如蜷伏食槽的老马，对风尘之事早生倦意了。

反思：“科举之弊，令人气短”

生活并成长于科举制度下的张謇，自小苦读儒家经典，造就其广博的学识、经世致用的入世态度和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通过科举应试，他由农家子弟蜕变为士大夫，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和丰厚的人脉资源，为其后半生开启“父教育而母实业”奠定基础。科举制显得越来越不适应时代需要，在人们的批判声浪中，张謇也陷入反省，“始读书时，孜孜于场屋生涯者二十余年。世风渐变，自觉其非，然不能不于此中求脱颖，但不为所囿耳。”直至后来他认为，“科举之徒托空言无用，乃决去之，而趋向于泰西科学”，在科举应试走向登峰造极后的张謇，头脑异常清醒而冷静，他对科举的批判，可以说是尖锐甚至尖刻的，这绝非“锣破众人敲”那样简单，也不仅仅是郁积心底多年个人情绪的宣泄，更有对与科举相联结的国运的深忧，其观点也许不无偏颇，但心态不失真诚。

制度之弊

张謇认为，“科举之弊，令人气短”。从16岁第一次参加科举到42岁高中状元，从“冒籍”风波到科场屡次失利，他的感受无人能及。同时，十多年的幕僚生涯、经营乡里乃至后来办实业、办教育等实践，使他对八股制艺的负面影响深有体会。“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鹜此，谁与谋生？”科举制带来社会人格的缺陷，“中国人人格，大概不及各国之处，在今日尚沿科举余习，人人歆羡做官。官之所以令人歆羡者，岂不以贵乃可富，富乃可以快吾之所欲，既图遂吾之所快，则不得不尊人而受压制。”不少人掉进读书—应考—做官—发财的怪圈。

导向之弊

科举制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存在脱节，在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产生误导。张謇说：“鄙人潜心研究，觉所谓中国专长者，不过时文制艺而已；科学则有能有不能；至于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虽谓直无一人能之，亦不为过。”张孝若更是直白地说其父认为，历朝历代帝王压迫百姓用来保住帝位的方法，是让百姓将所有的心思才力，都用到牟取科举的功名上去，以束缚百姓的思想，免得离开轨道，凭借读书走科举道路谋求仕途，除了读死书的本职，没有发扬个人志气、做实事的趋向。

功能之弊

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教条，以格式化的八股文为形式，与当时快速变化的世情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早在1895年张謇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说，国家选取人才，靠的是科举考试，公卿大吏皆出其中。这些人毕生被考试所困，耗尽精力，却见识狭隘，以至于对经济、洋务、军务都不熟悉，其结果势必只能培养出夸夸其谈的迂腐学儒。科举制度下，人们只重视死读经文，把它作为科举应试之资，以此来向人炫耀，而并不能让人掌握真才实学，对人的成长没有丝毫的帮助。其后果张孝若说得更为直白，“不是出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出迂而且腐的呆子。凡是治国大计，做事道理，在这里边决找不出来。”

诚然，即便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层面，科举制也存在明显缺陷。由冷籍制度引发的“冒籍”风波，给张謇的心灵带来难以抚平的伤害。张謇能中状元，很大程度不是考出来的，他的试卷是被有心拔擢他的翁同龢等人找出来的，这种“以卷定人”看似科场司空见惯的做法，表面上是在为国选才，但以现代眼光审视，明显有违“程序公正”的要求。从张謇参加顺天应试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后来他向学部请求增加海门生员名额来看，科举考试各地生员名额确定，也存在着诸多不尽合理之处。

几乎是在张謇高中状元同时，甲午战争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进程更加艰难，清朝在与西方列强的较量中苟延残喘，国力越发衰弱，特别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华设厂，使本以凋零的自然经济遭受更大的打击，张謇感到痛心疾首，“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其后患是“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他看到西方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发展现代工业，而中国仅仅靠发展传统农业，很难解决民生问题。因而在登上科举制金字塔后，张謇放弃翎顶辉煌的前程，走上了兴办实业之路。

与此同时，张謇顺应清末废除科举制的潮流，积极思考和探索教育转型，推动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他较早提出，废除科举而兴办学校，大力发展农工商、军事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专科教育。他在《变法平议》中系统提出“酌变科举”主张，“变五百年之科举，而使天下人才，毕出于学堂之一途”，即废科举、兴学校，普及国民教育。张謇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看待教育，指出中国的病兆在于虚弱，而病根是民心涣散和愚昧麻木，说到底是没有普及国民教育开民智，没有发展实业来强国力，因而大声疾呼：“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随着西学东渐，新的思潮给张謇很大启迪。如张之洞提出洋务教育基本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则强调，教育是为了开民智，培养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民。张謇认为，要培养有用的人才，就要多开学堂。与30年科场生涯相伴的是，张謇不仅是学子，也担任过赣榆、崇明、安庆、江宁多地书院的山长，对传统教育方式、特点和规律具有深刻认知，在除旧布新的时代大潮冲击下，张謇由科举进仕之路，转身走向通往教育新天地的大门。1902年，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并以兴办作为现代教育孵化器的师范为发端，建立高等教育、普通中学、小学、专门技艺学校、职工学校及幼稚园等教育机构，形成区域性完整的教育体系，成为新一代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