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阎崇年

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建立统一皇朝的只有蒙古族和满族。蒙古族建立的元帝国仅享祚九十七年，满族建立的清帝国则绵祚二百九十六年。在中国秦始皇帝以来两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上，开创过二百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西汉、唐朝、明朝和清朝。在上述四朝中，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人，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满族人。大清帝国在“康雍乾”时的世界舆图与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疆域最为辽阔、国力最为强盛、人口最为众多、民族最为和谐、文化最为发达、物产最为富庶的大帝国。

树有根而枝叶茂，水有源而百川流。清太祖朝历史是清朝历史的树之根、水之源。清朝在开国时期，埋下后来大清历史的盛与衰、强与弱、成与败、得与失之基因。以下分作六个区块，作一简略论述。

一

明万历十一年（1583），辽东总兵李成梁提兵进攻建州女真古勒寨，受到顽强抗御，城破之后李成梁下令屠城，男女老幼，全遭屠戮，斩杀一千余级，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在混乱中被杀。从此，努尔哈赤与大明皇朝，积下不可化解之怨，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万历帝、李成梁杀了觉昌安、塔克世，在他们子孙努尔哈赤心里，点燃起燎原之复仇星火，挖掘开溃堤之复仇蚁穴。随之，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复仇。努尔哈赤将复仇的星火，逐渐燃烧成为焚毁大明皇朝的燎原大火；将复仇的穴水，逐渐汇聚成为冲毁大明皇朝的汹涌洪水。在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城、明崇祯帝自缢煤山后，清军又战败李自成，进占北京城。最终，以清代明，江山易主。因此，古勒寨之役是明朝灭亡与清朝崛兴的历史起点。

清太祖朝的历史，以时间来说，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到清天命十一年即明天启六年（1626），总计四十四年。以空间来说，大体上东起鸭绿江、图们江及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西到大兴安岭，南近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北至黑龙江中游地域，都归属后金管辖。

清太祖时期四十四年的历史，可以分作建州时期和天命时期。

建州时期。此期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共有十年，主要是建州女真内部的统一。以努尔哈赤起兵与古勒山大捷，为此期重大历史文化事件的标志。

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主要历史文化大事有：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杀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统一建州女真五部——苏克素浒河部、哲陈部、董鄂部、完颜部、浑河部，初步统一长白山三部——讷殷部、朱舍里部、鸭绿江部。建佛阿拉城。努尔哈赤首次到北京朝贡（先后八次）。打败叶赫等九部联军的军事进攻，就是著名的古勒山之战。

第二阶段，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共有十年。以创制满文字与兴筑赫图阿拉城，为此期重大历史文化事件的标志。此期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派军进行援朝战争，其时为万历二十年（1592），即壬辰年，所以史称“壬辰战争”，又称为抗倭援朝战争。这场战争先后断续进行了六年，明朝主力部队入朝，辽东防务空虚。这给建州女真统一海西女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主要历史文化大事有：建州发动哈达之役、辉发之役，而将哈达、辉发吞并，扈伦四部灭其二。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到佛阿拉，写下《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努尔哈赤表面对明廷忠顺，被明封为龙虎将军。创制满文，就是无圈点的老满文。兴筑赫图阿拉城，后清尊称兴京，意思是清朝兴起的京城。后在兴京建永陵。

第三阶段，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共有十二年，以建立八旗制度与蒙古贝勒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为此期重大历史文化事件的标志。

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主要历史文化大事有：建州军同乌拉军在图们江畔进行乌碣岩大战，建州军获胜。从此建州打开进军图们江、乌苏里江地域的通道。漠南蒙古恩格德尔率喀尔喀五部贝勒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恭敬汗）”。派兵略渥集部，取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部民，招降瓦尔喀部民。努尔哈赤将胞弟舒尔哈齐幽禁而死，下令将长子褚英处死，权力更加集中。建立清朝根本性的军政制度——八旗制度，后来逐渐完善成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旗的颜色规范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努尔哈赤娶蒙古科尔沁明安贝勒女为妻，从而开始了满蒙联姻。吞并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中最大的一部——乌拉部。

天命时期。从后金天命元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天命十一年即明天启六年（1626），以建立天命政权、反叛明朝、萨尔浒大战、夺取沈、辽与迁都沈阳，为此期重大历史文化事件的标志。

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主要历史文化大事有：

政治方面。努尔哈赤“黄衣称朕”，建立金政权，又称后金。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以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为五大臣，参与议政。发布“七大恨”告天布民，同明朝公然决裂，向明朝宣战。沈辽之战并取胜后，将都城迁到辽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先由赫图阿拉一迁到辽阳（清后尊称东京），并在太子河东岸建东京城；二迁到沈阳（清后尊称盛京），开始兴建沈阳宫殿。

明朝发生皇位变动，神宗万历帝死，子光宗泰昌帝立一月又死，再立熹宗天启帝。皇位的变动没有给明朝带来新的转机，宫廷却接连发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天启帝年少贪玩，怠于政事，皇权旁落到宦官魏忠贤手中。于是，党争更趋激烈，朝政更加腐败。

军事方面。后金军事进攻重点，转移到公然同明军对抗。后金军攻取明朝辽东边地两座重镇——抚顺、清河。明朝为报复后金，以杨镐为辽东经略，发动十余万大军，采取“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兵略，要攻占赫图阿拉，对后金“犁庭扫穴”。后金军则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合进分击”的兵略，而获得全胜，史称“萨尔浒大捷”。后金军乘胜进兵灭亡叶赫，统一了海西女真。随之，后金军连获三捷——先取开（原）、铁（岭），继取沈（阳）、辽（阳），再取广（宁）、义（州）。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以失广宁罪，被“传首九边”；辽东巡抚王化贞因陷广宁罪下狱。明朝原辽东首府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时辽东首府辽阳，都落于后金之手。这标志着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终结。明廷决策坚守辽西，保卫山海关。明大学士孙承宗视师山海关外，决策营筑宁远城（今辽宁省兴城市）。明以孙承宗为蓟辽督师。

天命十一年即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大军进攻宁远城。明袁崇焕率万人坚守，城上安设红夷大炮。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打败后金军的进攻。有史料说天命汗在指挥攻城时受炮伤。此役，明人称之为“宁远大捷”。后金军虽在宁远城下失败，却在进攻觉华岛之役中获胜。觉华岛今名菊花岛，在今辽宁兴城外十五里海中。此役史称“觉华岛之役”。

经济方面。先是，在渔猎经济同时，建州的田地“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农业“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产量“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开采金矿、银矿，炼铁，制造军用器械，发明并推广人参煮晒法，实行牛录屯田，同明朝、蒙古、朝鲜进行贸易，发展农业、畜牧业。进入辽沈地区后，采矿、冶炼、造船、制械、建筑、晒盐业、陶瓷业等都有较大的发展。种棉养蚕，缫丝织缎。铸“天命汗钱”，进行货币流通。铸“天命云板”，传递军情信息。颁布“计丁授田”制度。

文化方面。先是，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到佛阿拉，回国后撰写《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详细地记述了建州的政治、军事、地理、农业、建筑、文化、宗教、习俗等，留下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后朝鲜援军姜弘立元帅等在萨尔浒之役中率军投降，其属李民寏在赫图阿拉写《建州闻见录》《栅中日录》，是为继申忠一后又一份外人纪录建州社会的重要文献。在八旗设巴克什，招收儿童入学，教习满文，也学习汉文。此时期开始留下珍贵的无圈点满文档案。在赫图阿拉兴建祭神祭天的堂子，建筑佛寺及玉皇庙等七大庙。迁都沈阳后，开始兴筑天命汗宫，建大殿（后称大政殿）及其列署亭式殿（俗称十王亭）。后建筑清太祖陵——福陵（沈阳东陵）。

民族方面。此时期，后金进军黑龙江中游地域，征萨哈连部，取得胜利，从此拉开征抚黑龙江地区的序幕。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整个黑龙江流域的版图归入清朝。《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反映了这些军政的胜利成果。在占领的辽东地区，对汉人实行“剃发”。对漠南蒙古实行联姻、会盟、重教、封赏、征抚等政策，取得初步成效。这些都为后来清朝对蒙古的政策，提供了初始的范式。

清太祖努尔哈赤宁远兵败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天命汗久历疆埸，身经百战，师出必胜，攻战必克。六十八岁的沙场老将努尔哈赤，却败给四十二岁的无名小辈袁崇焕。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努尔哈赤郁闷不乐，忿积疾重，同年八月死去。由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是为清太宗。来年，改元为天聪。

清太祖朝的历史随之结束。

二

清朝的崛兴，有其国际、国内和族内的客观条件。

一个朝代的出现，必然有其剧烈复杂的时代背景。清朝之崛兴，是怎样的呢？用两个字来概括是——“乱世”。所谓“乱世”，就是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各个民族、各个宗教、各个派别、各个地域的利益，处于三百年一遇的大分裂、大震荡、大争夺、大重组、大调整、大变革的陵谷隆替之期。其时，全辽地域主要有四大政治-民族利益集团：南为大明、东为朝鲜、西为蒙古、北为女真。各大利益集团之间及其内部，纵横捭阖，明争暗斗，历史又到了一个充斥劫难的乱世。兵荒马乱是明末东北地区最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争战出英雄，乱世生变革。乱世既为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提供机遇，也为清朝崛兴搭建难得的历史舞台。

兹就清朝崛兴的国际形势、辽东民族、女真状况，列纲举目，整合阐述，略加分析。

以清朝崛兴的国际因素而言：在明朝的辽东地区，主要有俄国、日本和朝鲜三个重要的因素。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力量消长，直接影响到满洲的崛起。

先说俄国。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莫斯科大公国到明成化十六年（1480）后，伊万三世自称全俄罗斯大君主。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七岁的伊凡四世被立为沙皇。他两年后召开首届俄罗斯全国议会，五年后开始征服喀山等地。到瓦西里三世时，俄罗斯的东部疆界在北乌拉尔山以西。到十六世纪后期，俄国的势力扩张到西伯利亚。明万历十年（1582），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次年进入西伯利亚地带。这个时期，明朝与建州发生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难。历史十分巧合：俄国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和努尔哈赤父祖遇难竟然发生在同一时期。前者，对努尔哈赤来说是子孙的外患（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后者，对努尔哈赤来说则是现实的内忧。尔后，俄国的扩张势力步步东逼。万历十五年（1587），俄国建托博尔斯克，这里后来成为俄国在西伯利亚的中心。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罗曼诺夫为沙皇，从而创建罗曼诺夫王朝，更加紧了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天聪六年即明崇祯五年（1632），俄国在勒拿河畔建立勒拿堡，即今雅库茨克，后进而侵入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哥萨克人听到鄂温克人说有一条黑龙江。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俄国人波雅科夫带军到了精奇里江（今结雅河），侵入达斡尔地区。顺治七年（1650），哈巴罗夫带领七十多人，翻越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地方。不久，他们占领达斡尔人的住地雅克萨（今阿尔巴津）。第二年，哈巴罗夫侵占索伦头人托尔金驻地，托尔金是皇太极额驸巴尔达齐的亲戚。沙俄入侵者蹂躏当地民族部落，抢掠烧杀，无恶不作。这个大的历史背景说明，如果东北地区各个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混乱纷争、不相统一，那么就不能共同抵御沙俄东扩势力；相反，满洲崛兴并对东北地区重新统一，为后来抵御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提供了条件。

次说日本。日本国内的政治变动和对外政策，对满洲的兴起，有着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在中国明朝万历之前，处于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战乱不已。到明嘉靖时，地方实力派织田信长（1534-1582）势力强大，兼并各部，进占京都。他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于明万历十年（1582），在本能寺被其家臣明智光秀谋杀。丰臣秀吉（1536-1598）继续织田信长的统一事业。他以大阪为基地，加强集权，四处征战，笼络诸侯，势力强大，逐渐结束延续百年的战国分裂局面。他初步完成日本统一后，开始进行对外侵略战争。丰臣秀吉侵略的矛头，首先指向朝鲜。明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向朝鲜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占领平壤，朝鲜告急。明朝以“唇亡则齿寒”，派兵抗倭援朝。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地进行了六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丰臣秀吉病死，日军退守本岛，战争结束，兵祸始休。日本的专制权力落到织田信长的另一大将德川家康的手中。德川家康急于扫平对手，打击联军，整顿内部，巩固权力，并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也无暇顾及朝鲜。所以，日本发动壬辰战争和国内政治突变，为后金的统一战争和满族的崛兴辽东，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外部机遇。此前，努尔哈赤虽刚完成对建州的统一，但对扈伦四部的统一尚待外部条件。朝鲜、明朝与日本之间进行的壬辰战争，恰为努尔哈赤统一扈伦四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因为：第一，明朝将在辽东的主力军派往朝鲜，而在辽东地区出现军事空虚；第二，明朝无力也无暇支持叶赫去进攻后金，使努尔哈赤进兵扈伦四部无后顾之忧；第三，朝鲜受到外敌的侵略，金瓯残破，八道尽失，不能同明朝形成合力，共同对付后金；第四，壬辰战争使朝鲜元气大伤，再加上内部纷争，一蹶不振。以上，历史为建州女真基本完成统一海西女真扈伦四部提供了机遇，也为后来皇太极两次进军朝鲜提供了条件。似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那么明朝和朝鲜的军队会联合起来对付后金，就不会有努尔哈赤吞并扈伦四部的条件，也可能难有满洲崛兴的机会。

再说朝鲜。朝鲜在明初称高丽，位于朝鲜半岛，是中国的近邻。高丽国大将李成桂废黜高丽恭让王王瑶，于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自立，奏报明廷，请更国号。明太祖朱元璋命：“仍古号，曰朝鲜。”后赐金印、诰命等。朝鲜的国王、世子，均奏请明廷诏立。明朝和朝鲜鉴于各自的利益，都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建州女真在他们的中间崛兴。由是，他们几次联合出兵，攻剿建州。到努尔哈赤兴起时，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日军十六万人先后在釜山登陆，长驱直入，破开城、陷王京、占平壤。朝鲜国王李昖逃奔义州。朝鲜两京陷落，八道丧失；明朝派兵援救，损兵耗饷。《明史·朝鲜传》记载：“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时努尔哈赤请求派兵驰援，但遭到明朝和朝鲜两方的拒绝。建州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利用明朝和朝鲜无暇顾及的时机，基本完成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统一（统一叶赫在天命四年），随之建立后金。明朝和朝鲜缓过气来之后，合兵围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明朝分兵四路，全部败北。朝鲜元帅姜弘立统领军队万余人，兵败被俘，全军覆没。后朝鲜依违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努尔哈赤死后，天聪元年即明天启七年（1628），他的儿子皇太极先派兵朝鲜，攻破平壤，所至辄下。朝鲜输款，订“兄弟之盟”，后金班师。崇德元年即明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率军亲征朝鲜，列城悉破，订“君臣之盟”。努尔哈赤父子剪除明朝西翼蒙古和东翼朝鲜，从而摧毁了明朝自洪武以来经营二百多年的全辽左右两翼防线，为满族的崛兴创造了外部条件。

上面所说，可以看出，俄国的初起，日本的战败，朝鲜的外患，都为满洲崛兴提供了历史条件。

以清朝崛兴的辽东因素而言：在明朝的辽东地区，主要有女真、蒙古和明朝三个重要的因素。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力量消长，直接影响到满洲的崛起。

先说女真。女真在明朝后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四大部。时值女真社会混乱动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而在夹缝中生存的建州女真，更是“攘夺财货，兄弟交嫉”，四分五裂，争战不息。建州女真部的王杲及其子阿台，一度强大起来。明廷采取“捣巢”的军事围剿，将其首领王杲“槛车致阙下，磔于市”，又杀其子阿台。明朝虽除掉王杲、阿台，却未能遏止建州通过兼并而聚集力量的历史趋势。此一举措，为努尔哈赤兄弟登台，统一建州女真，提供复仇口实，扫清前进道路。海西女真扈伦四部的各部首领都想重建女真的统一，但他们相继谢世。明廷对海西女真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持哈达部的首领王台。但王台死后，诸子互争，其部自乱。努尔哈赤借机，分口吃掉哈达。明廷一面支持哈达，一面抑制叶赫。明辽东巡抚李松、总兵李成梁设计，在开原中固城关帝庙，诱杀叶赫部首领清佳努和杨佳努兄弟。后清佳努子布寨贝勒败死，杨佳努子纳林布禄贝勒病亡。叶赫走向衰落，建州更趋壮大。乌拉贝勒满泰夜淫村妇被杀；乌拉部也被建州用砍伐大树的方法，一斧一斧地砍倒。辉发贝勒王机砮死后，子孙自讧，自弱自毙。其他女真诸部，先后归服称臣。那些各自称雄的女真首领先后死去，为努尔哈赤的军政表演让出了历史舞台。由是，明朝原来对女真各部“使之相争，不使之相吞”的政策，所造成的均衡局面被打破。努尔哈赤既借用明廷的信任，又利用明廷的疏误，一步一步地完成女真的统一。就客观历史而言，明廷对辽东女真的错误政策，促成了满洲势力的崛兴，而自毁其自洪武以来经营二百多年的全辽东部防线。

次说蒙古。明兴元亡，故元势力成为明朝北部的边患。这同朱元璋对故元势力的政策不无关系。徐达率师直捣大都，行前奏问：“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穷追之乎？”明太祖朱元璋答：“元运衰矣，行自澌灭，不烦穷兵。”就是说，占领大都就行，不必远追败兵。于是，元统虽绝，实力犹存，“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因此，明朝前期全辽政策的战略基点是防御蒙古，明辽东巡抚驻地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通过洪武的五次用兵，永乐的七次北征，蒙古势力，受到大挫，逐渐分裂，走向衰落。蒙古诸部的分裂与衰落，为满洲崛兴准备了条件。到十七世纪初期，随着蒙古势力分裂与衰落，女真实力强大，明朝全辽政策发生了主客易位的变化：由重点防御蒙古转向重点对付女真，将“以东夷牵制西虏”的策略，改变为“以西虏牵制东夷”的策略，明辽东巡抚驻地东移至辽阳。其目的在于阻止努尔哈赤势力西进，而保住辽西地区。努尔哈赤则针锋相对，先同蒙古科尔沁部姻盟，继而同内喀尔喀部会盟，后来他的儿子皇太极击败同明结盟的察哈尔部，其首领林丹汗走死于青海打草滩。后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降顺皇太极。努尔哈赤父子用抚绥与征伐的两手策略，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征抚，从而摧毁了明朝自洪武以来经营二百多年的全辽西部防线。

再说明朝。明朝历史基本分作三个时期——初期，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帝，在辽东地域，联“东夷”，打“北虏”，采取军事攻势，打击“北元”势力，兵锋北指，颇见成效。其主要标志是，摧毁“北元”势力，建立奴儿干都司和辽东都司，完全接管元朝东北版图。中期，正统（含景泰和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五帝，对蒙古采取守势，“隆庆和议”表明漠南蒙古西部俺达汗问题得到缓解。晚期，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五帝时，漠南蒙古西部相对安定些，东部戚继光和李成梁兵守蓟辽，功绩卓著，蒙古衰落。但是，清朝崛兴，始于万历。明朝先是“以东夷制北虏”，后是“以北虏制东夷”。谚云：“按下葫芦，浮起了瓢。”蒙古受到打击而衰落，女真不受制衡而发展，满洲利用机遇，较快扩大崛兴。归根结底，事极而反。物必自腐，而后生蠧。后金崛兴，实为明朝后期腐败之果。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凡是中央皇朝强盛，必是边疆民族臣服。相反，中央皇权衰微，则民族纷乱蜂起。明朝万历帝二十几年不御政，纪纲紊乱；泰昌帝登极一月吃了红丸暴死，堂皇庙堂，梓宫两哭；天启帝十六岁继位，会做木匠而不会做皇帝，皇权旁落到阉臣魏忠贤手中；崇祯帝刚愎自用而性格乖戾，政枢不协，功罪倒衡。党争日烈，辽事日非。天启末，辽东经略王在晋评论辽东形势说：“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至于山海，再无一步可退。”当时局势尚不至于如此悲观，袁崇焕在宁远大败天命汗努尔哈赤便可做证。但袁崇焕兵胜遭谗，借病去职。崇祯帝登位，初加任用，旋则猜忌，继则忌恨。其下场与熊经略雷同。熊廷弼被冤杀，传首九边；袁崇焕遭凌迟，尸碎门灭。明辽东总帅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一去职，二非死。后明清松锦大战，明总督洪承畴转胜为败，师没降清。山海关外，宁远以北，实非明有。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自毁了明朝自洪武以来经营二百多年的全辽防线。明帝自毁长城，明亡咎由自取。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俄国的初起，日本的战败，朝鲜的外患，蒙古的衰落，女真的内讧，明朝的腐败，都为满洲崛兴提供了历史条件。

以清朝崛兴的女真因素而言：在明朝辽东地区，建州女真主要有地理、历史、家族三个重要的因素，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清朝的崛起。

先说地理。一个民族的崛起，必有一定的地理条件，即空间条件。所谓“地灵人杰”，“地灵”指的就是地理条件。我国史学界过去受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轻视地理因素的褊隘理论影响，在研究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很少阐述与其有关的地理条件。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部落的兴起、一位杰出人物的成长，都同其所处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尤其是如此，建州女真就是一个例证。建州女真的核心部位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赫图阿拉的外部地理条件，处于蒙古、扈伦、朝鲜和辽东都司之间，既比较安全，又利于发展。赫图阿拉，处于四面环山的河谷平原之台地上。这里林木茂密，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猎、渔、采、农、林、牧多种经济发展。赫图阿拉距辽东首府辽阳不远不近，既有山道通达抚顺而便于外联进取，又可扼山隘锁重关而利于御内固守——可以形成满洲崛兴的基地。建州地近抚顺，明在抚顺设关，进行往来交易，既利于独立经济发展，又利于摆脱南关控制，成为其滋长发展、并吞诸部的一个关键。建州女真同漠南蒙古又不相邻，而被海西女真所阻隔，使建州女真少受漠南蒙古直接的威胁与侵扰。而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中的哈达部、辉发部、叶赫部、乌拉部，其所以未能统一女真各部，地理条件是其一个重要因素。仅以自然条件中的地理区位而言，哈达、辉发和叶赫距开原太近，或依附于明朝，或被明军攻破，不易独立发展。叶赫与哈达稍为强大，在五年之间，连遭明军三次重创，首领被杀，栅破民亡，“城中老小皆号泣”。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乌拉街满族镇）则距辽阳太远，形不成打击明军的威慑力量。建州不同于扈伦四部，它毗连抚顺，而为山河阻隔；地近辽阳，又为关山封闭。努尔哈赤在此暗自发展，黄衣称朕，明廷昏昏然而不明其真相。努尔哈赤就是利用了建州的地理条件，以赫图阿拉为中心，组织军队，辟建基地，创立政权，壮大力量，从而建立清朝崛兴的重要基地。

次说历史。一个民族的崛起，除必有一定的地理即空间条件外，还必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即时间条件。一些历史人物因生不逢时，其才华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为努尔哈赤崛兴提供了历史的机缘。在历史上，契丹迭剌部（耶律阿保机所在部）、女真完颜部（阿骨打所在部）、蒙古孛儿只斤氏族（铁木真所在部）的勃兴，都以中央王朝衰微为契机。在努尔哈赤兴起之前，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董山、王杲、王兀堂和阿台，皆因未遇到上述契机，相继败死。仅以成化三年（1467）为例，其时李满住、董山等三卫合居，建州女真颇有统一之势；但明朝当时国势强盛，先将董山诱斩，又派兵与朝鲜军会攻建州，“捣其巢穴，绝其种类”，共擒斩一千五百三十六人，李满住及其子李古纳哈均遇难。建州女真首领遭杀害，屯寨被血洗，部落残破殆尽，无法实现统一。在明朝中期，建州女真先后遭到朝鲜军三次侵袭，明朝军三次征剿。建州女真自身——“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处于分裂与杀伐的局面。建州女真面对着明朝的强大与鼎盛和建州内部的分裂与杀伐，既无力反抗，也无法崛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值明末朝廷衰微之机，潜滋暗长，发展实力，维护女真部民利益，聚集女真部民群力，在其先辈洒满鲜血、备受凌辱的道路上，愤然起兵叛明，完成统一大业。

再说家族。一个民族的崛起，其首领人物的成长，除必有一定的时空条件外，还必有一定的家族条件。这主要是指其家族历史、家庭教养、文化环境和经济地位等。在经济文化落后、血缘纽带牢固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这样。家族先世显赫官爵的灵光，佑助并激励其后裔树立威望，砥砺并激发其后世建立功业；借此向朝廷邀取爵赏，强固其在部族中之地位。努尔哈赤就是这样：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受永乐帝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五世祖董山（童仓）受封为左卫都指挥、左卫都督；四世祖失保（石报奇）为都指挥佥事，四世伯祖妥罗官一品都督并执掌建州左卫，先后五次入朝；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同辽东总兵李成梁关系密切，死于兵火。努尔哈赤因受朝廷“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后明廷封他为都督佥事、建州卫指挥使和龙虎将军等职爵。当然，努尔哈赤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女真群体利益的代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必须顺应历史的趋势，反映社会的需要，代表部民的利益。但是，在建州女真中，具有如此统绪胤裔者，努尔哈赤是独一无二的。

上面所说，可以看出，地理因素、时代机遇、家族身世，都为满洲崛起与其首领成为时代雄杰提供了历史条件。

综上所述，满洲崛兴有其天、地、人的因素。研究历史，要究天人之际、究地人之际、究天地人之际。所谓天，主要是天时——俄国、日本、朝鲜，女真、蒙古、明朝，以及女真中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都为满洲的崛兴提供了天时，即有利的历史机遇；所谓地，主要是地利——俄国、日本、朝鲜，女真、蒙古、明朝，以及女真中的建州，都为满洲的崛兴提供了地利，即有利的周边环境；所谓人，主要是人气，建州首领努尔哈赤自身则具备了此种之文化素质。满洲及其首领正是依托于国际——俄国、日本、朝鲜，国内——女真、蒙古、明朝，建州——地理、历史、家族等，诸多错综复杂条件所编织的网络，这个网络的集结点——天、地、人的最佳组合，则使满洲得以崛兴。

三

满洲的崛兴，上述客观条件提供了可能性，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统一，才为满洲产生杰出领袖人物提供了现实性。满洲首领努尔哈赤是大清国的奠基人，对大清国的建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努尔哈赤所处的时代，具备上述九种客观条件者，不止他一人。但是，同样的历史条件，为什么别人没有成为大清国的奠基者呢？在这里还有努尔哈赤的自身条件。这就关系到努尔哈赤自身的性格特点。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雄杰人物，还有他的性格因素。性格对一个人的婚姻与家庭、事业与命运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个人的性格，是其事业成败的内在因素。努尔哈赤的性格，影响其事业者，仅举下列八点。

开创精神 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品格是开创精神。清太祖努尔哈赤奠基大清皇朝，开创了一个时代。开创的精神，是其性格特质。起初，他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率领几十人的队伍，拉开了建立大清基业历史戏剧的序幕。接着，创制满洲文字，创设八旗制度，创立大金政权，创建巩固基地。继而，他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叛明，进军辽东。尔后，他指挥八旗军，以少胜多，以弱敌强，在萨尔浒大败明军。再后，他发动沈辽大战，攻克明朝辽东的重镇沈阳和明朝辽东的首府辽阳。他将都城一迁到辽阳，再迁到沈阳。努尔哈赤作为一代开国之君，他的一切重大军政治策，都无例外地具有重大的开创性。

勇敢沉着 努尔哈赤不仅有开创的精神，而且有勇敢的品格。只有开创的精神，没有勇敢的实践，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石灰吟》诗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前三句讲的一种境界，就是勇敢。面临重大之事，身罹危难之时，努尔哈赤既勇敢，又沉静，这是政治家、军事家的基本素质。努尔哈赤在做重大决策时，能高瞻远瞩，力排非议，扫除障碍，夺得成功。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兵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其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万，侦骑报警，建州官兵，闻之色变。但努尔哈赤得到警报后，就寝酣睡。其妻富察氏把他推醒后，问道：“尔方寸乱耶，惧耶？九国兵来攻，岂酣寝时耶？”努尔哈赤从容答道：“人有所惧，虽寝，不成寐；我果惧，安能酣寝？前闻叶赫兵三路来侵，因无期，时以为念。既至，吾心安矣！”努尔哈赤说完之后，安寝如故。寻获古勒山大捷。

独立人格 努尔哈赤十岁丧母，继母对他寡恩。后其父听从继母之言，将他分户出居，予产独薄。他少年便没有依赖心理，独立走上生活道路。努尔哈赤在挖人参、采蘑菇、拾松子等劳动中，加强了独立心态；在往来抚顺“马市”和同朝鲜贸易中，磨炼了独立意志；在同蒙古人、汉人等交往中，增强了独立性格。独立人格与驯顺奴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心态——前者会使人奋发进取，后者则使人庸碌无为。独立人格是努尔哈赤一生功业的起点，也是他事业大成的内因。努尔哈赤因具备这种健康的独立人格，才能够超脱凡俗，卓然独立，以父祖“十三副遗甲”愤然起兵，大战于萨尔浒，遐迩闻名，自践汗位，建元天命。而迁都沈阳，诸贝勒反对，他一人独行，后众臣附随。历史证明，他的卓见，既超前，又深远。

文犷武骨 文犷武骨底蕴，源自丰富阅历。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远游，囿于狭境，思想封闭，难做大事。朱元璋不为游僧，恐其后来未必能成为明太祖。努尔哈赤囿于赫图阿拉，必定成不了天命汗。他不仅到抚顺贸易，还亲自到北京朝贡，先后八次。一次往返长途跋涉三千里，熟悉汉区情状，目睹京城繁华。这对于一个后来有所作为的强者来说，是有巨大影响的。他还在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做过仆从，又会蒙古语，并略通汉语。传说他喜读《三国演义》。其胞弟舒尔哈齐大门对联以汉字书写：“迹处青山”，“身居绿林”。在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女真诸首领中，像他这样的文犷含蕴与见识阅历，武骨兵韬与精于骑射，在其时代，并无二例。

心智韬略 努尔哈赤有心智，多韬略。如他攻抚顺：佯称赴市，潜以精兵，外攻内应，计略取胜。又如他对女真各部，远交近攻，分化瓦解，联大制小，各个征抚，逐步完成女真诸部的统一。再如他对明朝的两面政策：既朝贡称臣，又暗自称雄。此前的女真首领，哈达王台，只称臣不称雄，病老而死，未能完成女真的统一；建州王杲，只称雄不称臣，身首异处，也未能完成女真的统一。努尔哈赤则吸取女真先人历史经验与教训，依据彼己力量变数，对称臣与称雄的关系，分作四个时期，施行动态策略：初始，只称臣，不称雄；继而，明称臣，暗称雄；尔后，既称臣，又称雄；最后，不称臣，只称雄。总之，努尔哈赤采取了既称臣又称雄的策略，暗自坐大，形成气候，建元称汗，夺占辽东。

胸襟宽宏 努尔哈赤襟怀大度，不计小怨。他率兵攻翁科洛城时，先被守城的鄂尔果尼以矢射中，血流至足；又被守城的洛科以矢射颈，血流如注。伤愈后兵破此城，擒获鄂尔果尼和洛科，众将请对其施以乱箭穿胸之酷刑，以雪前恨。努尔哈赤说：“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孰不欲胜？吾今释而用之，后或遇敌，彼岂不为我用命哉！此等之人，死于锋镝者，尤当惜之，何忍因伤我而杀之也。”于是，命给二人释缚，授为牛录额真。由于他胸怀宽广，知人善任，逐渐形成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坚强领导群体，率官将，统军民，完成女真一统大业。

刚毅坚韧 成大事业者，必受大磨难。努尔哈赤的人生之路，多历坎坷，几经劫难。如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建州都面临“灭顶之灾”的险境。努尔哈赤凭借其刚毅坚韧的性格，亲率军民，奋力拼打，以少胜多，化险为夷。又如他迁都辽阳之议，受到群臣的“苦谏”；再迁都沈阳之议，又受到群臣的“拒迁”。特别是后者，使他很难过。他阐明沈阳在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后，不顾诸贝勒大臣的反对，愤然自出东京辽阳，夜宿虎皮驿，翌日到沈阳。诸贝勒大臣无奈，只好随迁。历史事实证明，天命汗迁都沈阳是正确的重大决策。一个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劫难——知难而退，终将无成；迎难而上，才能有成。努尔哈赤性格的一大特点是，屡受挫折，愈挫愈奋。这是努尔哈赤成为雄杰人物的重要性格因素。

善于协调 一个领袖人物的力量所在是，统率群体，协调关系，相互制衡，各展所长。史载：“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弊，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在他麾下，不同民族，不同部落，不同旗分，不同地域，各路英雄豪杰，文武能臣名将，目标齐一，同心协力，不畏艰难，长期奋战。先说军功贵族，他们的代表是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安费扬古和扈尔汉，努尔哈赤对这些开国柱石，信任始终，同甘共苦；他们都身经百战，遍体伤痕——共同亲密走完人生之路。举一例。《清史稿·额亦都传》记载：额亦都之子达启，受太祖养育宫中，尚公主为额驸，但恃宠而骄。一日，额亦都集诸子宴，行酒之间，命执达启，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于是，“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谢报天命汗，努尔哈赤惊惋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次是宗室贵族，虽有逼死胞弟舒尔哈齐、处死长子褚英的惨痛之事，但他并未广肆株连，滥杀无辜，而是团结亲族，赏罚分明，同心协力，一致奋斗。再是蒙古贵族，他极尽笼络之能事，已服官将，未再叛离。最后是对汉军贵族，也能妥善对待，使他们尽职尽忠。努尔哈赤对军功贵族、宗室贵族、蒙古贵族和汉军贵族，能在四十余年中，上下凝聚，和衷共济，没有内讧，未生裂变，从而完成女真统一和奠基清朝的大业。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成为雄杰人物，历史条件与自身条件，既相互制约，又错综联结。而历史条件与自身条件，所编织网络的集结点，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通往伟大人物道路上获得成功的秘密。而他个人的成功，又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四

清太祖朝的历史贡献，举其大端，如下十项：

第一，女真各部整合。女真自金亡之后，各部纷争，不相统属，元明三百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建州女真自万历十一年（1583）起始，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吞并叶赫，经过三十六年的征抚，“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后天聪、崇德两朝，又继续扩大和巩固这种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结束了元、明三百年来女真内部彼此杀伐、骨肉相残的混乱局面，促进了女真地区诸部的生产发展与经济交往，也有利于女真文化的发展。后金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依其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对东海女真的招抚，办法很是高明。东海虎尔哈部长纳喀达等率军民归附，天命汗努尔哈赤在衙门宴会后，让要留住的站一行，愿回家的另站一行，然后优赏留住者。许多原说回家的人，见如此厚赏，便留下不回去了。留下的人托回去的人捎口信给家人乡亲说：“上以招徕安集为念，收我等为羽翼，恩出望外，吾乡兄弟诸人，其即相率而来，无晚也！”后来出现“望风争附”后金的局面。后金促成女真-满洲的民族大统一，确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情。

第二，东北地区统一。明初在东北地区设有奴儿干都司和辽东都司（山东北部除外），以实施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但明中期以后皇权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满洲兴起后，不仅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基本统一了东北地区。后崇德帝皇太极继续统一东北地区。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清太宗皇太极诏告天下：

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就是说，东自鄂霍次克海，西到青海打草滩，西北迄贝加尔湖，南濒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东北达库页岛（今萨哈林岛）的广阔地域，明奴儿干都司、辽东都司（山东北部除外）辖境内的各族人民，以及漠南蒙古等部民，均已被置于清初东北疆域的管辖之内。这就为后来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下了基础。若无清初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西进，东北疆域，外强争逐，谁人占有，实在难卜。

第三，八旗制度创立。先是女真人狩猎时，各出一支箭，十人中立一总领，称为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首领的意思），后以其为官名。努尔哈赤起兵后，将部众分为若干牛录。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州军队进行整编，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员，共设四旗，分别以黄、白、红、蓝为标志。万历四十三年（1615），建州军队又进行扩编，将原有四旗析为八旗。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佐领）。每旗约有七千五百人，八旗共约有五六万人。增添的四旗，将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称为八旗，即八旗满洲。后来又逐渐增设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但统称为八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同时还是统管行政、经济和宗族的组织。八旗的兵丁，“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后金以八旗制度为纽带，把女真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女真的部民，按照军事方式，分为固山、甲喇、牛录三级，加以编制，从而使分散的女真各部，连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第四，满洲文字制定。金亡后，通晓女真文者日少，至明中期已逐渐失传，邻近蒙古地区的女真人使用蒙古文。满洲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公文，由汉人龚正陆用汉字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努尔哈赤为适应其社会发展，遂倡议并主持创制满文。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但满文初创，不甚完备。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等对老满文加以改进，在字母旁加圈点，改进和固定了字母的发音与书写形式，并设计了十个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借词的特定字母。这种改进后的满文叫加圈点满文（新满文）。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文是拼音文字。它有六个元音字母，二十二个辅音字母，十个特定字母。字母不分大小写，在构成音节出现于词首、词中和词尾时，均有不同的形式。满文书写形式自上而下，行款自左至右。满语文成为后金-清朝官方语言和文字。其时，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的诸民族，除满族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满文通行后，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所以，满洲文字创制，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上，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还是中国同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第五，满洲民族形成。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满文的创制，八旗的创建，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赫哲人、朝鲜人等组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了反映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事实，需要将民族名称规范化。天聪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11月22日），诏谕满洲的名称：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从此，满洲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世界的史册上。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入主中原，满洲成为清朝的主体民族。满洲初由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以至发展到当今千万人的大民族，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灿如星汉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语言学家等。满洲在斗争中经受考验与磨炼，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更加凝聚、更加坚强，谱写了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第六，后金政权建立。努尔哈赤怀有“射天之志”，要建立政权。他在起兵征战之后，初步统一建州女真。于万历十五年（1587），在佛阿拉建城，并在此接见朝鲜使者。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居处边境一隅的满洲首领，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在赫图阿拉，自践汗位，建立后金（大金），从而确立巩固的基地，以支持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两年之后，他发布“七大恨”告天，向明进攻，此时他已起兵三十三年。尔后，陷抚顺、败杨镐，取开原、下铁岭，克沈阳、占辽阳，夺广宁、据义州，都城先迁辽阳，继迁沈阳。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国号大清。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佐顺治帝入关，后统一全国。清自天命元年（1616）至宣统三年（1911），共历二百九十六年。清太祖朝的历史，是清朝历史的开创时期，为大清帝国奠下基石。

第七，兵坛经验丰厚。满洲杰出的首领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兵，至六十八岁去世，戎马生涯长达四十四年，史称他“用兵如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号令严肃，器械精利，纪律整肃，赏罚严明，兵马精强，勇猛拼搏，在十七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率这支军队，先后取得古勒山之役、乌碣岩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萨尔浒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觉华岛之役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他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以逸待劳、铁骑驰突，发挥高超智慧，为其精彩之笔。他在萨尔浒之战中，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兵略，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都为军事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他在作战指挥艺术上，对许多军事原则——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入、据险设伏、巧用疑兵、驱骑驰突、纵向强攻、横向卷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鼓作气、速战速决、用计行间、里应外合等，都能熟练运用并予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第八，绥服蒙古政策。后金制定绥服蒙古的政策，是清廷对蒙古治策的基石。先是，自秦、汉以降，清朝以前，匈奴、蒙古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至有明一代，己巳与庚戌，京师两遭北骑困扰，甚至明英宗也做了蒙古瓦剌也先的俘虏。明代蒙古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徐达与戚继光为巩固边防而大修长城，包城砖，建敌台。满洲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皇朝的做法。天命朝先绥服漠南东部蒙古，后天聪、崇德朝又征抚了漠南西部蒙古。康熙朝绥定了漠北喀尔喀蒙古。经康、雍、乾三朝，再定漠西厄鲁特蒙古。而清廷对蒙古的基本政策，是天命朝奠定的。这是中央政权（元朝除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革。天命朝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及部民的联系与辖治。漠南蒙古编入八旗，成为其军政的重要支柱；喀尔喀蒙古实行旗盟制；厄鲁特蒙古实行外札萨克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互相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重教也是一样，清尊奉喇嘛教，以加强同蒙、藏的联盟。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敻越汉唐”。似可以说，中国两千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匈奴、突厥、蒙古难题，到清朝才算得解。后来，康熙帝谈到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时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而清朝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其经始就在天命朝。

第九，社会生产发展。努尔哈赤认为，建州女真不同于食肉衣皮的蒙古，而是以种田吃粮、植棉做衣为生。他注重采猎经济，发明人参煮晒法，使部民获得厚利，“满洲民殷国富”。他重视种粮植棉，规定出征不违农时，如牛马毁坏庄稼，牧者要受惩罚，部民收成好或坏的额真要受到奖励或惩处，按丁授田，种植粮棉等。他关注采矿和冶炼业，万历二十七年（1599），建州“始炒铁，开金、银矿”，开始较大规模地采矿、冶炼。他尤为重视手工业生产，包括军器、造船、纺织、制瓷、煮盐、冶铸、火药等。明朝也称其“制造什物，极其精工”。他对进入女真地区的工匠“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他曾说：“有人以为东珠、金银为宝，那是什么宝呢！天寒时能穿吗？饥饿时能吃吗？……收养能制造出国人所制造不出物品的工匠，才是真正之宝。”他还关切商品交换，铸造“天命汗钱”加强建州同明朝、蒙古和朝鲜的贸易，促进内外经济交流，推动女真经济发展。

第十，社会不断改革。后金不断地进行着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其间，努尔哈赤曾发生幽胞弟舒尔哈齐、杀长子褚英的惨痛事件。作为政治家的努尔哈赤而言，他同胞弟、长子的关系有多元性——既是血缘亲情关系，又是君臣政治关系，后者或会激化成敌对关系。当这种血缘亲情关系与君臣政治关系发生冲突，并危及皇权时，或囚或杀，不足为怪，先朝史例，多不胜举。他从上述痛苦教训中，不断地探索朝政议决、汗位举废之制度。尔后，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讼，举废国汗，八旗共主，而非独裁，即实行贵族共和制。这是自秦始皇以降两千年中国皇朝史上，朝政议决与皇位继承制度的重大创举。他及其子皇太极死后的汗位继承，虽实行公推制，但这项制度在定鼎燕京后未能贯彻下去。在经济体制方面，后金曾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托克索转化为封建制田庄，从而形成封建八旗军事土地所有制。在社会文化方面，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初步实现了满洲社会由森林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

综上所述，清太祖朝为时短暂，十项成绩，实属不易！

五

清太祖朝的历史，有许多学术问题长期争论，没有取得共识。这些争议可以归纳为六个问题：一是清帝先世谱系问题，二是满族发祥地问题，三是满洲族名问题，四是八旗形成问题，五是努尔哈赤建国称汗问题，六是天命汗所废大福晋姓氏问题。

第一，清帝先世谱系问题。清太祖努尔哈赤先祖的世系问题，是清史界长期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清肇祖原皇帝为都督孟特穆、孟特穆有二子，其长子为充善；充善有三子，其第三子为锡宝齐篇古；锡宝齐篇古有一子，为兴祖直皇帝都督福满；福满有六子，其第四子为景祖翼皇帝觉昌安；觉昌安有五子，其第四子为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塔克世有五子，其长子为清太祖努尔哈赤。这样算来，从都督孟特穆到努尔哈赤共七世。朝鲜《李朝实录》公开出版以后，学者根据此书相关记载缕述，发现有所差异。学者整理努尔哈赤先世谱系为：清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即都督孟特穆，其子董重羊（童秦羊、秦羊、褚宴）即《清太祖实录》中的除烟，董重羊子失保（石报奇、石豹奇），失保子福满即都督福满，福满子觉昌安（叫场）即景祖翼皇帝，觉昌安子塔克世（他失）即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子努尔哈赤。从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共七世，其中第五世觉昌安、第六世塔克世、第七世努尔哈赤，文献俱在，没有争议。所争论的为其第一世猛哥帖木儿、第二世（董重羊）、第三世（失保）和第四世（福满）。以上四世，史料所限，见解分歧，很难做出令多数人信服的结论。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第二，满族发祥地问题。关于满族发祥地的问题，二十世纪上半叶，发表了不少论著。章炳麟《清建国别记》、孟森《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内藤虎次郎《清朝开国期の史料》、岩本一夫《清朝的兴起及其传说》、和田清《论清祖发祥的地域》等都触及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探讨有所深入。日本松村润教授发表《论清朝开国的传说》一文，文中主要根据《满洲实录》和《天聪九年档》等记载，皇太极派军出征位于黑龙江中游地域虎尔哈部，以及《盛京舆图》，即《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中“薄科里山”“薄科里湖”的载注，指证《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的“布库哩山”和“布勒和哩湖”在黑龙江中游北岸地区，从而认为满族发祥地在黑龙江北岸今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地带。后来，李鸿彬教授也提出相似的观点。这个神话传说，本是女真虎尔哈部的一个神话故事，与女真斡朵里部的神话传说，或有联系，或为两事。另一种观点是，满族发祥地在黑龙江三姓（今依兰）地方，即牡丹江入松花江口一带地区。其重要文献依据是《龙飞御天歌》中的一段注文，此为今见女真斡朵里部的最早文献记载。再一种意见是，满洲源起之地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境，因为这里在明代建州女真南迁之时，成为女真诸部的故乡。因之今吉林集安就成为满族的发祥地。复有一种见解是，满洲的核心部分为建州女真，其发祥、崛兴之地，在长白山图们江两岸地方，即中国珲春、朝鲜会宁一带。所以，长白山图们江一带地域是满洲的发祥之地。笔者还有一种见解是，满洲的主体为建州女真，其南迁后汇聚、发展和兴起在苏克素浒河地带，而其崛兴的基地在赫图阿拉。因此，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被清尊为兴京，是满洲兴起的发祥之地。

第三，满洲族名问题。满洲一词来源诸说，有不下十六种之多，其中主要有九种说法。一是明珠说。此说认为其地因产明珠而名满珠，满珠又同满洲音近，故名满洲。二是神箭说。此说认为“满”的满语意为“神”，“洲”的满语意为“箭”，合意就是“神箭”之意。三是人名说。此说认为女真史上有著名人物满住，满洲就是从满住语音转化、继承而来的。四是佛名说。此说认为“满洲”出自梵文“文殊师利”，也译作“曼殊师利”，满洲为佛名“曼殊师利”中“曼殊”的音转。五是酋长说。此说征引《北史》《隋书》《新唐书》等记载“靺鞨即古肃慎是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帅大莫弗瞒咄”云云，认为“瞒咄”——“满住”——“满洲”是一脉相承的。“瞒咄”不是具体个人的名字，而是女真人对大酋长的尊称。六是诸申说。此说认为女真就是诸申，其满文为jušen，即诸申、女真、满洲。七是建州说。此说认为建州音转而为满洲，以建州名其部，建州就是满洲。八是地名说。此说认为建州女真居住地域有名为“蔓遮”的，朝鲜人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中七次记载“蔓遮”，或为川名、洞名、岭名、地名、部落名等。在蔓遮的许多女真地方，称其部民为“蔓遮胡人”，称其酋长为“蔓遮酋胡”，称其部落为“蔓遮诸部”等。满文创立之后，“满洲”写作“manju”，所以，“蔓遮”就是“满洲”的同音异译。孙文良在《满族名称的由来》文中认为：“满洲为明代女真的部落名称，起源于他们居地蔓遮山、川，长期在民间流传，至努尔哈赤时见诸满文，朝鲜人发音蔓遮，皇太极时写成汉文满洲。”九是部名说。此说认为“满洲”为女真的一个部名，天聪九年（1635），以其部名为满洲族名，等等。

第四，八旗形成问题。八旗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八旗创立的时间，学界看法，并不一致。主要歧见有：（1）辛丑年说。辛丑年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2）甲寅年说。甲寅年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3）乙卯年说。乙卯年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旗形成的过程，可以分为创制、建制和定制三个阶段。八旗满洲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点争论：

其一，八旗定制在甲寅年（1614），还是在乙卯年（1615），两说各有文献根据。乙卯说的文献根据是《清太祖实录》、《满洲实录》和《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或《满文原档》）。甲寅说的文献根据是《清朝通典》和《八旗通志》。《清朝通典》记载：“甲寅年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合为八旗。”此书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其后《八旗通志》也踵此说。郭成康教授对此根据“老档”作了详细考证，指出：甲寅年的六月朔日是壬午而非丙子，十一月朔日是己酉而非癸酉；同样，乙卯年的六月朔日是丙子而非壬午，十一月朔日是癸酉而非己酉，从而考证出由于史官的疏忽，误将乙卯年的史事抄录成甲寅年的史事。从而“把‘乙卯年’误写为‘甲寅年’，阴差阳错，铸成了一个离奇的大错”。

其二，“纛”与“旗”的辨释。

有学者认为：八旗制度创建的年代是辛丑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其主要论据是《满洲实录》中的“纛”（tu），汉译为“旗”（gūsa）。就是：“原旗”的“旗”是指“旗纛”（tu）而言，并非后来汉语所谓的军政合一组织——“旗”。后人之所以认为《满洲实录》中原有四旗（固山），显然是以“旗纛”之“旗”误作“固山”之“旗”所致。那么，查一下《满洲实录》的记载：

上文的汉译是：“原有黄、红、蓝、白四种颜色的旗纛，将其四种颜色的旗纛镶边，共成为八种颜色的旗纛。”

为着便于比较、分析，下面将《满洲实录》（满、汉、蒙三体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相关文字，加以引录。《满洲实录》（满、汉、蒙三体文本）的汉文是：“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

由上，可以作出如下分析。

一是，“纛”字的音与义。“纛”字汉语有多种读音：（1）《集韵》等为杜皓切，读若道，音dào；（2）《韵会》等为大到切，读若导，音dǎo；（3）《广韵》等为徒沃切，读若毒，音dǔ；（4）《集韵》等又为杜谷切，读若图，音tǔ；（5）《正韵》等为徒刀切，读若陶，音táo。在满语中，“纛”音译作“tu”，同《集韵》杜谷切，读若图，音tǔ，完全相同。显然，满文“tu”是汉语“纛”字的译音借词。“纛”字的含义，《辞海》释作：“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集韵》曰：“皂纛，军中大旗也。”《六部成语·兵部·纛旗》注解：“元帅之大旗，曰纛旗。”显然，满文中的“tu”的词义，也是从汉语转借来的。

二是，“纛”字与“旗”字之词义，初始在满语中没有严格的区分。后来逐渐将一般的军旗称为“旗”，而将军中大旗称作“纛”。《大清会典舆图》中绘有“纛旗”，是后者的一个力证。满洲的“tu”（纛）与“gūsa”（旗），其初意就是军队的一种标志，先以黄、白、蓝、红四色旗子“为别”，后增以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色旗子“为别”。但是，牛录、甲喇、固山的含义，随着建州-后金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其含义。从“固山”到“旗”这个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内涵则不断拓宽、不断延伸。

三是，在《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gūsa”都音译作“固山”；而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将“gūsa”都意译作“旗”。因为从天聪十年（163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中经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告竣，到雍正年间对其“重加校订”，至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缮录定稿，其间历时一百零三年。因此，其中某些译语的改动、斟酌、润色、划一是不可避免的。诚然，在满文名词汉译的过程中，会有些名词伤失原意，但多数名词的汉译并没有失真。在汉语中用“旗”替代“纛”，以指代固山，自然后来在满文档案、官书及其他著述里，凡是表述军政合一组织——“gūsa”，都用“旗”，而不用“纛”。

四是，在辛丑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清太祖初始整编建制四旗时，“tu”（纛）与“gūsa”（旗）的含义，没有严格的、原则的区别。当时，努尔哈赤军政建制，尚在草昧时期，许多词语除源自满语外，其他或借用汉语，或借用蒙古语，或满语与外来语混用。所以，当时的满洲文献或汉译满文文献，既不够规范，也未能划一。因为“旗”是汉字，自然是汉语中特有的现象，也是在原满语中不存在的。

总之，满洲八旗从初创到定制，其间整三十年，经过三个时期。这就是：八旗满洲的初制——清太祖起兵之初，具体地说在甲申年即万历十二年（1584），始设牛录组织与牛录额真。八旗满洲的建制——辛丑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牛录的基础上整编为四旗。八旗满洲的定制——乙卯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原四旗的基础上扩编为八旗。至此，标志着八旗满洲制度正式确立，臻于完善。其以后的发展与变化，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第五，建国称汗——其建国、国号、年号的问题。

关于清太祖建国、年号、国号，学者提出如下三点见解：

其一，关于建国。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建立国家政权。其根据是：《旧满洲档》（《满文原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四种清朝官方经典文献，都是只记载该年正月初一，群臣给努尔哈赤上尊号，而没有关于建国号的记载。至于后来清朝官方文献记载该年正式建国是靠不住的；其时朝鲜、明朝的官私文献记载该年努尔哈赤建国，因系间接史料，也是不可信的。对此，大多数学者持相反见解。他们认为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这是确定无疑的。一个新皇朝建立的标志，通常为定尊号、国号、年号。努尔哈赤确实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借鉴蒙古成吉思汗的汗制，定为“天授覆育列国英明汗”。

应当说，女真-满洲政权，草昧初创，极不完善，也不规范。不能以中原王朝建国的范型，去套努尔哈赤之建国。也不能以当时努尔哈赤只有尊号，没有国号、没有年号，而不承认努尔哈赤建国。其国号、年号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到皇太极时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才算是比较完善，标志着此过程的完结。因此，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史料证据充分，当是确定无疑。

其二，关于年号。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建国时根本没有使用“天命”年号。孟森《明清史讲义》说，“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后亦有学者赞同此说。概括地说，其根据是：《旧满洲档》或《满文原档》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记载努尔哈赤只上尊号，而没有定年号；其后无圈点满文编年体《旧满洲档》记事，仍用干支纪年或用努尔哈赤年龄纪年，而不用天命纪年。这说明当时“天命”只是努尔哈赤的尊号，而不是后金的年号。有的学者对后金时期六件文物——“天命汗钱”、信牌“天命金国汗之宝”、“大金天命云板”、“天命金国汗之印”和东京辽阳城门石额“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立”与“大金天命壬戌年吉辰立”，一概解释为“不论是满文的‘天命’（abkai fulingga），还是汉文的‘天命’，都是努尔哈赤的尊号，而不是后金国的年号”。

不赞成上述意见的学者郭成康，在《从清入关前年号的演变看满洲统治者的帝王意识》一文中，列举三条历史文献驳辩孟森先生的论点：（一）《天命丙寅年封佟延敕》照片，其末署汉文“天命丙寅年六月 日”和老满文“abkai fulingg a fulgiyan tasha aniya ninggun biyai”。（二）《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载“天命丙寅老满文诰命”，其末署汉文“天命丙寅年 月 日”、满文“abkai fulin gga fulgiyan tasha aniya i ninggun biyai”。（三）《旧满洲档》里的“刘学成奏本”的纸质行间空白处书写满文，奏本末署汉文“天命辛酉年拾贰月 日”。所以，作者结论是：“天命作为努尔哈赤的年号，不仅以汉文的形式，而且以老满文‘abkai fulingga’形式通行国内臣民，孟森先生所说有误。”

此类史例，屡见不鲜。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没有年号，九年后才称“神册元年（916）”；蒙古铁木真称成吉思汗时，没有确定年号，而后用“太祖元年、二年”等，直到元世祖忽必烈才以“中统”为年号。所以，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时没有年号并不奇怪，后来追记为天命元年（1616）等。后金天命纪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求真；至于年号天命，虽属后定，相沿已久，约定俗成，不必变更。

应当说，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建国称汗时，没有确定年号。因为至今没有看到一条可信的史料，证明他在称汗建国时确有年号。既然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建国称汗，自立国家，背弃大明，应建年号；但是，《无圈点老档》（《旧满洲档》《满文原档》）用的是干支纪年。其实，最早的满文文献，用干支纪年、用努尔哈赤年龄纪年、用太祖起兵之年纪年。这种纪年，既不规范，也不方便。后来纂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才用天命纪年，已成通例，约定俗成，相沿应用，不必更动。

其三，关于国号。清太祖朝所建国号的争论，有“满洲”“金”“后金”“大金”四说。

（一）清太祖国号“满洲”说。魏源在《圣武记·开国龙兴记》载述：“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受覆育列国英明尊号，国号满洲，时明万历四十有四年，太祖年五十有八矣。”经笔者查阅统计，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出现“满洲”或“满洲国”字样共三十五处；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出现“满洲”或“满洲国”字样共八十一处；在汉文本《满洲实录》中，出现“满洲”或“满洲国”字样共九十二处。甚至到天聪年间，还称其国号为“满洲”。皇太极于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诏谕满洲的称名，“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云云。无疑，上述统计与载述是清太祖国号为“满洲国”说的重要依据。

（二）清太祖建国号“金”说。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记载：“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奴尔哈赤自登可汗之位，国号金国，建元天命，或以区别于前代之金，称为后金。”后李燕光、关捷《满族通史》与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一卷）等，均主“国号金国”之说。

（三）清太祖建国号“大金”说。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记述：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金启孮、张佳生《满族历史与文化简编》等都为此说。

（四）清太祖建国号“后金”说。拙著《努尔哈赤传》中“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其后金为自称，并非后来史称后金。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黄彰健《清太祖天命建元考》等都持此说。其主要根据为当时的朝鲜四条文献史料和明朝六条文献史料。

应当说，努尔哈赤所建的国号，称金、后金、大金都有文献和文物依据。大金的“大”字，是“金”的修饰词。这在中国皇朝史上屡见不鲜，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都是史例。后金的“后”字，则是同阿骨打的“金”相区别。金、大金、后金三者，都共有“金”字。如用“金”，则同阿骨打建立的金朝容易混淆；如用“大金”，也容易同阿骨打所建的金朝混淆。后来史家用“后金”，已成通例，约定俗成。

第六，天命汗所废大福晋姓氏问题。努尔哈赤所离弃的大福晋，是后金汗位争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满文老档》未载所废大福晋的姓氏。此事发生在天命五年（1620）三月二十三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都不载此事。《满文老档·太祖》天命五年三月所载大福晋，也未明言其姓氏。因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大福晋为富察氏衮代，即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格格的生母；另一种认为大福晋为大妃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即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

主张大福晋为富察氏者，据《清史稿·后妃列传》载继妃富察氏，生子二、女一，即为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之生母，“天命五年，妃得罪死”。其死期及所生子女之数与废大福晋基本相符。由此可知，所废大福晋是富察氏而非有的论者所指纳喇氏。天命汗当时并未杀富察氏，只是将其废黜，何以又得罪死？原来富察氏之死，是莽古尔泰希宠于其父而弑其母。

主张大福晋为那拉氏者，其根据之一是年龄。富察氏衮代的生年，一说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于万历十三年（1585）嫁给努尔哈赤，时年二十二岁（比努尔哈赤小四岁），两年后生莽古尔泰。如此算来，天命五年（1620）事发时，富察氏五十八岁，莽古尔泰三十三岁。而那拉氏阿巴亥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天命五年事发时，那拉氏三十一岁，幼子多铎八岁。这一年，大贝勒代善三十八岁，那拉氏比代善小七岁，富察氏则比代善大二十岁。根据之二是档案。《旧满洲档》记载天命汗不杀大福晋的一个原因是“幼子患病，令其照顾”。《玉牒》记载多铎为努尔哈赤幼子，由大福晋那拉氏所出，时年八岁。而富察氏所生最小儿子德格类时年二十五岁，既非幼子，且已成人。根据之三是文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太祖只有一位大妃即大福晋，就是乌拉那拉氏，是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之生母，孝慈高皇后死后被立为大妃；而富察氏为继妃。根据之四是《玉牒》。努尔哈赤曾在《汗谕》中，说明大福晋生有三个儿子。在《清史稿·后妃列传》记载天命汗十六位妻子中，生育三个儿子者，只有乌拉那拉氏阿巴亥一人。根据之五是《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四月十五日记载，天命汗得辽阳城后，“前汗之大福晋来辽东城”云云，努尔哈赤自宁远战败回归，召大妃出迎。可证努尔哈赤后来复立那拉氏为大福晋。天命汗死，大妃那拉氏殉葬，故所废大福晋应是乌拉那拉氏阿巴亥。

以上就天命朝史争论诸多问题中，列举六个，仅供参考。

六

清朝历史的开创者与奠基者——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历史上一切走完其事业旅程的杰出人物一样，他一生的事业，有准备期、兴始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暮期。努尔哈赤在二十五岁起兵之前，是其政治、军事生涯的准备时期。从万历十一年（1583）含恨起兵，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打败联军，攻克图伦，统一建州，建佛阿拉，大战海西，是其政治、军事生涯的兴始时期。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打败九部联军，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登极称汗，统一海西，绥服蒙古，创建八旗，创制满文，是其政治、军事生涯的发展时期。从天命元年（1616）黄衣称朕，至天命七年（1622）进占广宁，大败杨镐，夺取辽沈，迁都辽阳，进兵辽西，占领广宁，是其政治、军事生涯的鼎盛时期。从天命七年（1622）辽西移民，至天命十一年（1626）强令剃发，迁民占田，辽民反抗，兵败宁远，是其政治、军事生涯的衰暮时期。同样的，建州和后金的历史，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努尔哈赤在晚年，犯下严重的错误。

剃发迁民，治策失当。八旗军攻陷沈阳、辽阳后，占据辽东，进兵辽西，所向披靡，出奇顺利。但是，后金在顺势之中，实行了两项失当之策：一是命令汉人剃发，另一是强令汉人迁移。先是金初女真进占汉人居住区后，并未以汉人剃发作为降服的标志。天命汗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强迫汉人剃发，引起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等地汉民的反抗，辽东汉民成千上万地遭到屠杀。后多尔衮在关内强行剃发易服之策，造成了一场民族的大悲剧。先是，建州兵每攻破一部，即毁其城而迁其民。对迁来的部民，编丁入旗，均作安置。天命汗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后，强迫辽西的大量汉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哭声震野，迁往辽东。这就既剥夺了辽西汉民的生存手段，又侵犯了辽东汉民的切身利益，破坏全辽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引起辽东地区的社会动荡。

分田占房，清查粮食。八旗军攻占沈阳、辽阳后，下令在辽海地区实行“按丁授田”，即将汉民农田，以所谓“无主之田”为名，加以没收，分给八旗官兵。这种做法，虽给移居辽东地区的广大八旗官兵以田地，但对辽东众多汉民自耕农来说，无疑是一种剥夺。后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沿袭乃父遗策，在京师占房，在京畿圈地。前述辽西汉民东迁后，无亲无友，无房无粮，命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田合耕”。实际上，大量迁居的汉民，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他们“连年苦累不堪”，生活至为悲惨。同时又命清查粮食，申报存粮，按口定量，不许私卖。辽东汉民地区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房、田、粮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手段。后金在这三项关系汉民生计的重大问题上，举措轻率，严重错误，造成辽东地区的社会震荡，引起辽东地域的汉民反抗。

轻薄文士，屠杀汉儒。努尔哈赤以弓马起家，崇尚骑射。他虽创制满文，但厚武薄文，对巴克什珍视不够。额尔德尼创制满文，兼通蒙古文、汉文，赐号“巴克什”，为满洲之“圣人”，后来被杀；满文另一创制者扎尔固齐噶盖，也在创制满文的同年被杀。他们是否有该杀之罪，姑且不论，即或有之，高墙圈禁，让其继续研究满洲文字与满洲文化，教书授徒，翻译汉籍，亦能对社会有所裨益。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虽对汉族工匠加以保护，给以优遇；但对汉族儒士未能给予特殊的保护、信用或重视，屠杀过多，犯下大错。史称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抚养满洲，重用满员，于理可通；而诛戮汉人，屠杀汉儒，实为大罪。努尔哈赤不懂一条道理——“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皇太极承袭汗位后，懂得“士心失则民心失”的道理，调整了对汉官、汉儒、汉军、汉民的政策，他们逐渐受到重用。后来，汉族知识分子受到清廷重用并参与决策，这是清夺取并巩固全国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骄傲轻敌，兵败宁远。天命汗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四十四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志得意满，疏于信息。他对宁远城守将袁崇焕没有真知灼见，对宁远城设红夷大炮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由孙承宗易为高第等因素，而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兵，图克期攻取。但是，宁远不同于广宁，袁崇焕也不同于王化贞。袁崇焕守宁远，“凭坚城、用大炮”；努尔哈赤则用战马去冲深堑坚城，用皮弦弓箭去射红夷大炮，以短击长，以矛制炮，吞下了骄帅必败的苦果。后金有一位叫刘学成的人，上书分析宁远之败的原因。他说：“因汗轻视宁远，故天使汗劳苦。”后金汉儒刘学成直言陈明：天命汗努尔哈赤因骄傲轻敌，而兵败宁远。《左传》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胜利会腐蚀聪明，权力能冲昏头脑。天命汗努尔哈赤的晚年，被胜利和权力，腐蚀了聪明，冲昏了头脑，铸成错误，吞下苦果。努尔哈赤上述的弊政与错误，不仅殃及当世、祸及自身，而且埋下清军入关后治策弊病、体制弊端的根因。

我曾经说过：有人把杰出的人物称作创始人。因为他的志向要比别人的高远些，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宽广些，他的胸怀要比别人的博大些，他的思维要比别人的缜密些，他的毅力要比别人的坚韧些，他的心境要比别人的沉静些，他的头脑要比别人的聪慧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的性格要比别人的坚硬些，他的手段要比别人的高明些，他的贡献要比别人的更大些。努尔哈赤正是如此。努尔哈赤不仅是满族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满族杰出的军事家。

努尔哈赤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的发起者责任。他在将上述的社会需要、群体愿望，由可能转变为现实、由意向转化为实际的过程中，能够盱衡大局，正确判断，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协和、稳定的领导群体。他对女真、蒙古、朝鲜、明朝，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其时，建州南有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北有海西，陷于四面包围之中。但努尔哈赤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又采取远交近攻，先弱后强，联大灭小，各个吞并的策略。努尔哈赤形势坐大，黄衣称朕，挥师西进，移鼎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和精神这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结、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下基石。因此，努尔哈赤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太史公司马迁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研究清代天命朝历史，满洲崛兴，开创清朝，其历史意义，其社会价值，拙著《努尔哈赤传·前言》中说过：“对努尔哈赤的研究表明，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又称后金），实际上是清朝的雏形。后来清朝重大的治策与典制、善举与弊政、成弊与通变、率旧与维新，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原始而察终，见兴而观衰在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后金）的初始胚胎里，便已蕴含其后来兴盛与衰败的基因。从而得到一点启示：努尔哈赤是一把历史的钥匙，它可以打开清朝堂奥宫殿之门。”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又说过：“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康乾盛世的种子，又埋下光宣哀世的基因。”所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应是研究清朝开国历史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