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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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仁君儒臣

这个秘密隐藏在一个奇异的梦里。做这个梦的时候,司马池一家还在司马光的出生地光州光山县,司马池的职位是光山县令,他的级别还在下层。按照宋朝制度,下层升中层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推荐信。在光州,由于得到了知州盛度的理解和赏识,司马池终于攒够了升等所需的推荐信,升等有望了。

司马池梦见他到了开封,参加升等觐见仪式,被人引着去叩见皇帝。他抬头一看,不禁愣住了:怎么宝座上的皇帝,有着一张小孩子的脸?当今的皇上(真宗)不是已经五十多岁了吗?难道,难道……梦中的司马池越想越觉得不对,他猛然惊醒,醒来之后心有余悸,汗流浃背。睡在旁边的夫人聂氏被丈夫的动静吵醒,看到司马池那一副惊恐的样子,关切地询问怎么了,而司马池只是摇头说没事儿。关于这场梦,对至亲的妻子,司马池一个字也不曾透露。

司马池为什么会梦见升等?因为他心里还是在乎升等的。十七年升不上去,怎么能不在乎?在乎还是在乎的,只是绝不能为了升等降低做人的标准、改变做官的原则。现在好不容易推荐信攒够了,升等应当就是个手续问题了。可是,为什么梦里的皇帝是小孩子呢?难道说真宗皇帝要驾崩了吗?这个念头,让司马池觉得危险。于是,他在心里对这场梦做了一个安全的解释,那就是,“升改之期方远”,升等的日子还早着呢。熬着吧,十七年都熬过了,再多几年又何妨?

到开封述职、办理升等手续的日子终于到了。按照程序,司马池提交了所有与升等相关的文件,办完了所有申请手续,但是,由于那个梦的关系,他对升等根本没抱太大的希望。然而,几天之后,他就接到了参加升等觐见的通知。一大群准备升等的官员,被人事部门的官员引导着,穿廊入殿,拜倒在宝座之前,行礼如仪。礼毕,司马池抬头一看,心里的谜团顿时消散了。眼前宝座上的,不正是梦里那个小孩子吗?这个孩子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仁宗皇帝。真宗生命垂危,只好把皇太子推到前台,让这个十一岁的孩子直接面对群臣,处理一些简单的常规政务,进行政治实习。

经过未来的仁宗皇帝的亲自审核批准,司马池终于从下层官员晋升到中层,迈出了他官僚生涯关键性的一步。那个梦应验了!对司马池来说,那个梦是一个伟大的启示,是神明给他的特别提示:他的未来,他的前途都将在仁宗皇帝的直接照顾之下,他和仁宗皇帝的君臣之谊是上天的安排。

那个应验了的梦,坚定了司马池对仁宗皇帝的忠诚与信仰——请注意,我说的是“信仰”,而不是“信任”。因为司马池对仁宗皇帝的感情,是比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虔诚、更专一、更无保留的。司马池的心中有一个仁宗皇帝,所以,得罪刘太后身边的宦官对他来说并不可怕,司马池坚信,年幼的皇帝一定会认识到他的忠诚,早晚会还他一个公道。

一个梦竟然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吗?有。

二十年后司马池病逝,好友庞籍应司马光兄长的请求,亲自为司马池写作“碑铭”。“碑铭”详细记载了这场梦中的君臣际会。上面这个故事的来源,就是庞籍的记载。庞籍还发出了这样一段感慨:“难道说真龙天子出世,一定会在冥冥之中有所兆示吗?还是说君臣之间的遇合,都会早早地埋下伏笔,建立神秘的契约呢?”庞籍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接下来又说:“如若不然,为什么神明会在梦中给司马池如此清晰的指示?!”庞籍认为,神明所给的提示,与司马池的官僚生涯简直如出一辙。司马池“以孤介之节,无左右之助”,气节清高孤傲,没有任何背景,一辈子不攀附权势,却能官至高位,做到天子的侍从,成为一代名臣,为什么?“实由天子特知之”,就是因为仁宗皇帝本人非常赏识他。[1]

那一年,因为得罪了刘太后身边得宠的宦官,司马池被排挤出京城,做了耀州知州。但是他的官僚生涯并没有从此走下坡路。相反,刘太后去世之后,仁宗亲自掌握政权,立即召司马池回京,提供的职位非常诱人——谏官。谏官,就是专门负责提意见的官,皇帝、宰相大臣有错误,政府决策、行政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宋朝政治有一个好传统,就是鼓励提意见。谏官有一项特权,是可以“风闻言事”。什么叫“风闻”呢?就是“我听说”。听说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这不是鼓励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吗?不是。北宋前期的谏官通常是富有政治责任感的中青年官员。谏官“风闻言事”,提出问题而不必指明信息来源,是在充分信任谏官人品的基础上,保护信息提供者的政策。当然,谏官“风闻”而不“胡说”,靠的不全是人品,还有良好的配套制度和传统。第一是不杀言事官(提意见的官)的政治传统,谏官生命有保障。第二是谏官有着光明的前途,就算因得罪皇帝、宰相和其他大臣暂时调离京城,也会获得很好的安排,很多谏官都能升至高位,甚至官至宰相。西方人说:“不当总统,就当记者。”欧阳修说:“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2]刚刚亲政的仁宗皇帝请司马池回来做的,就是谏官。

这样一个诱人的职位,司马池却上表恳辞。对此,司马池的解释是:“谏官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豁出去,不怕得罪皇帝,直言进谏,以尽做臣子的节操,搞不好自身难保;一种是打打擦边球,尽提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来为自己博取名声,谋求权势富贵,必然是名誉扫地。总之,当谏官,如何能做到身家性命与清名令誉两全其美呢?”[3]靠打擦边球保持“发声率”来赢得名声的事情,像司马池这样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人,肯定是不屑于去做的。他如果接受职位,就一定会尽忠职守,那么,尽忠职守的谏官就一定会自身难保吗?究竟是什么状况让他对谏官这个职位恳辞坚拒呢?

这一年是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撒手西去,仁宗亲政。这个在御座上坐了十一年的孩子,终于可以自己发号施令了。仁宗的性格其实是很温和的,但是再温和的人也有脾气,再温和的人也有不愿服管的地方。皇太后没了,仁宗决心给自己的身心做一套舒展运动,搞一些突破性的动作——他要表达他的爱欲。天圣二年(1024),十五岁的仁宗奉刘太后懿旨,娶郭氏为皇后。郭皇后的祖父是国初勋贵郭崇,母亲是太宗李皇后的姐姐。郭皇后出身高贵,有点小脾气。而仁宗本来另有所爱——张美人,“欲以为后”,被刘太后拒绝。郭氏虽然做了皇后,“而颇见疏”,跟仁宗的关系并不好。刘太后在时,仁宗好歹有所顾忌,如今太后没了,仁宗撒了欢儿,后宫里有名有姓的美人们开始嘚瑟起来,“尚美人、杨美人俱幸,数与后忿争”[4]。事情传到宫外,司马池自然知道。皇帝沉湎女色,这不是小事,是有失体统的大事。如果司马池接受谏官的位置,他就一定得拼死进谏,他会说尽各种逆耳忠言,到那时,仁宗必然大怒,司马池的身家性命也就岌岌可危了。这就是司马池不接受谏官职位的原因。

司马池对形势的预测非常准确。没过多久,仁宗后院起火,尚美人当着仁宗的面对郭皇后出言不逊。从来没受过委屈的郭皇后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噌”的一下站起来,抡起巴掌直击尚美人的小脸儿。仁宗赶紧跳起来英雄救美,只听“啪”的一声,说时迟,那时快,郭皇后打在了仁宗的脖子上!可以想象,郭皇后顿时“石化”,跪倒在地。仁宗两眼冒火,小夫妻间的种种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仁宗决定废后。

皇后母仪天下,废后从来都不是家事,而是国家大事。而宰相吕夷简表示支持,说这样的事“古亦有之”。仁宗于是宣布郭皇后自愿出家,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乐宫。[5]这个时候,代表着正义的谏官和御史台官连连上疏,持续抗议,最终被仁宗一股脑儿赶出了开封。这拨谏官里,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如果司马池当时在列,必然也会拼死一争。其实,就最终结果看,仁宗没有危害这拨提意见者的身家性命。所以,我想,司马池把当谏官的结果说得那么可怕,可能还有一个他没说出口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愿意跟梦里的真命天子起冲突。

司马池拒绝当谏官的真实原因,仁宗无从得知。但是,拒当谏官这件事却让司马池给仁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仁宗夸奖司马池说:“人人都想升官,司马池却喜欢退让,实在是难能可贵啊。”既然司马池不愿意进京当谏官,仁宗也不勉强。司马池继续留在地方工作,但是,仁宗给了他一个“直史馆”的头衔。“直史馆”从字面意思看,应当是在史馆工作,负责修史。但是,在这儿,它只是一个荣誉头衔,专门表彰道德高尚、学养出众的文官。算上做梦成真那一次,这是仁宗第二次亲自照顾司马池。

几年之后,司马池终于奉调回京,进入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工作。仁宗又给了司马池第三次照顾,提拔他做御史台的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是宋代的纪检监察机关,侍御史知杂事是副台长,专门负责处理台中日常事务。之后,司马池还做过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副使。从盐铁副使的位子上任满下来的时候,司马池又遭遇小人陷害,被压低职务和待遇,这时候,又是仁宗皇帝亲自出面,给了他第四次关照:仁宗批示“此人早年辞群牧副使,又辞谏官,爱惜名节,是真君子”。皇帝发话,司马池得到了天章阁待制的虚衔和知河中府的职位。“天章阁”大家不熟,但龙图阁大家比较熟悉。京戏里唱“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龙图”就是龙图阁。天章阁、龙图阁都是宫中的藏书楼,专门收藏皇帝的御集。龙图阁藏的是太宗的御集,天章阁藏的是真宗的御书。天章阁待制是高级文官的荣誉头衔,皇帝侍从,光荣无比。

司马池的所有这些光荣都跟仁宗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庞籍在总结司马池一生的成就的时候要说“府君以孤介之节,无左右之助,自进直太史,入副纲宪,以至于登内阁为侍臣,实由天子特知之”[6],特别强调皇帝的关照。庞籍这样认为,司马池肯定也是这样认为。他把那个梦铭记在心,又郑重地告诉知心好友和儿子们,就是这个原因。

图十 ⊙ 明 佚名《帝鉴图说·天章召见》

《帝鉴图说》是由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编撰,供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该书由一个个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用来引导、教诫万历帝做个好皇帝。《天章召见》讲的是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大臣,赐臣下笔纸书写谏言,鼓励大臣陈述理政得失的故事。

要有“孤介之节”,做一名不攀附权势的“孤臣”,与天子建立特殊关系,只效忠于皇帝,对于其他任何的派别或者权势,不巴结,不投靠。这是司马池留给司马光的极其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当中,皇帝代表国家,代表江山社稷,皇位的稳定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皇帝的仁慈牵动着天下苍生的幸福。皇帝以天下为家业,以万民为孺子。皇帝的私心最大,大到可以约等于“公”——皇帝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私为公”。相比之下,将相大臣互相勾结所形成的政治势力则是“自私自利”的,他们会“以权谋私”,为了小群体的利益破坏制度和传统,轻则营私舞弊,重则贪赃枉法,对自己人官官相护,对“非我群类”的人打击迫害。政治势力间的斗争,首先会损耗行政效率,降低政府的行政能力,发展到极端,甚至会危害江山社稷,给王朝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池选择做一名孤臣,把个人的政治生命跟皇帝捆绑在一起,是高尚的、正确的。当然,忠于皇帝不是说对某一个具体皇帝的所有具体做法、说法都一概服从,而是要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纠正皇帝的错误,补正皇帝的缺失,帮助自己的皇帝做一个明主仁君。这才是“孤臣”的“大忠”之道。这一点,司马池做到了,司马光也将终生实践。

毫无疑问,司马光一生下来就是个官僚子弟。司马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到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司马池已经是盐铁副使,这样的级别跟宰相比当然不算高,但是在普通官员当中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二十年时间,司马光跟着父亲母亲走过了许多地方,他住的是官衙,吃的是父亲的俸禄,从记事起听见的、看见的,也都是官场里的人和事。官场是司马光成长的主要环境。

那么,在司马光成长的这二十年里,宋代官场的大环境究竟是怎样的呢?第一,有能力的人还是上得去的,但是,升官的速度,从总体上讲,已经不那么快了。为什么?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人才积压。宋朝于960年建国,对科举文官的大力提拔是从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开始的,太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太平兴国,南宋人回顾“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7]。太平兴国二年(977)的状元吕蒙正为官七年即官拜参知政事,成为副宰相。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里出了李沆、王旦、向敏中、寇准、苏易简等多位宰相、副宰相。其中,寇准中进士时只有十九岁,三十三岁就做到了参知政事。春日簪花宴会,太宗特赐寇准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8]到了司马池这辈儿,“簪花少年”的故事已经不再上演。司马池在宋朝开国四十五年之后中进士,升迁速度已经明显放缓,机会少了,制度严了,条条框框多了。没有推荐信上不去,缺乏背景的人想要升官,难了。草根传奇的时代结束了。家世背景开始发挥作用,但是还没有走向封闭,还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时代。

第二,科举考试制度变得更加严格。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应用于高考的那些防作弊措施,比如命题人事先隔离、试卷密封等等,在宋朝的科举中都已经出现,并且更加精密周全。考官是临时任命的,一旦任命,随即进入考试院封闭居住,这叫“锁院”。考生答卷卷头的个人信息部分,在考试结束后要由特定官员用纸盖住,试卷密封,这叫“糊名弥封”。高级别的考试,考生答卷在“糊名弥封”之后,还要由抄写员用统一的字体抄录,然后才能送到阅卷官员的面前,这叫“誊录”。所有能够作弊的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加以防范。这样的考试,从技术层面看,真就像欧阳修所说的“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9]。只是,作为选拔行政官员的考试,恐怕人们更应该关心的,还是在技术以外,它究竟能够考察什么,通过这种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能力是否符合未来的职业要求。当然,这是后话。在后来的岁月中,有关考试和人才选拔的话题还会不断重现。防作弊制度的成熟,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其实是竞争的激烈化——科举越来越难考了。

第三,官场风气,总体来说还是“正”的。“正”不是说完全没有不好的东西,而是说总体风气,主流的价值判断还没有偏离正常的轨道。权势、地位、财富并没有成为仅有的标准,高尚的品德还在人们心中持续生长。如刘子健先生所言,“北宋中叶,庆历年间,有学问的士大夫开始抬头。他们是文臣中的儒臣,守原则,重理想,一般说来,当时的士风可以算最好的”。这个时候,是范仲淹、欧阳修血气方刚的时代,也是司马池敢把陈县令拉下座、敢于在盛知州面前据理力争的时代。

图十一 ⊙ 清 梁亯《观榜图》(局部)

绢卷设色,30.7厘米×430.8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卷呈现的是凌晨时分众人举着火把查看榜单。悬榜之处,人头攒动。从侧面也可以看出,直到清代,科举考试仍竞争激烈。

关于这个时代的风气,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司马池在西京洛阳时,其顶头上司是刘烨,刘烨的故事司马光肯定小时候就听到过。刘烨家世显赫,先祖出自代北,随北魏孝文帝迁都,定居洛阳,“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隽以下,仕者相继。环隽生隋大理卿坦,坦生唐渝国公政会,由政会至烨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牒具存”[10]。刘家世代冠冕蝉联,谱牒记载完整。而刘烨的麻烦也正起于这显赫的家世。

刘烨姓刘,刘太后也姓刘。只不过此刘非彼刘。刘太后是谁?四川来的歌女,“善播鼗”,打得一手好鼗鼓。先嫁银匠龚美,龚美把她带到开封,献给了当时的三皇子,后来的真宗皇帝。真宗无子,刘氏安排自己身边的宫女李氏为他生了一个,然后据为己有,借此登上皇后宝座。真宗晚年,本来想安排寇准为太子保驾护航,却没想到寇准也没能斗过刘氏。最终,真宗晏驾,仁宗登基,刘氏成了摄政皇太后,丁谓是宰相。丁谓没把这个身居宫中、行动不便的女人放在眼里,自己想要专权,结果遭到罢官、流放。刘太后大权独揽,满朝文武,一屋子的大男人都跪倒在这个女人的脚下。女人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应该没什么遗憾了吧?有,人心不足蛇吞象,遗憾总还是有的——刘太后还想要一个显赫的家世。她当皇后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为父亲伪造了禁军高级将领的身份。如今当太后了,家世岂不应该“更上层楼”?!刘太后看中了刘烨的家世。

刘太后单独召见了刘烨。亲切交谈之下,刘太后说:“知卿名族,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

如果刘烨把家谱捧出来,那就不是“说不定”了。家谱到了刘太后手里,她跟刘烨必定会“同宗”的。跟太后变成同宗,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万一太后变成了姑妈、姑奶奶,他就是皇亲国戚了。诱惑啊!那么,刘烨是怎么回答的呢?

刘烨说:“不敢。”刘太后后来又追问过好几次,一副不入刘烨家谱誓不罢休的架势。刘烨无计可施,只能装“死”,当着太后的面,晕倒在殿前,被人抬了出去,这才免过。为躲开太后,刘烨只好放弃权发遣开封府事的职位,主动要求到洛阳去工作。刘烨到洛阳之后,刘太后还想召他回京,刘烨恳辞,终生不再入京为官,死在了河中知府的任上。[11]

这样的“好事”,放在今天,恐怕真会有人哭着喊着就扑上去了,肯定还有人只恨自己不姓刘。刘烨为何避之唯恐不及?因为这是造假!祖宗造假,是原则问题,把个不相干的太后拉进本族,不是光宗耀祖,而是辱没门庭。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不错,“名义”是空的;但是,名义的价值就在于这不可兑换、不可交易的“空”,“空”赋予了名义权威和力量。如果名义可以买卖交易,那它就一钱不值了。退一步说,刘烨哪里看得上刘太后那样一个歌女出身的女人?!权势可以让人的身体拜服在地,却不能让人的灵魂心悦诚服。其实,刘太后的能力和成就早就超越了她的出身,如果她能坦然面对过去,本来可以赢得更多的敬意。只是这一番做法,白白地送上门去,生生地让世家子弟刘烨给看低了。

刘烨用装“死”、调离捍卫了世家的尊严,到洛阳做了西京留守。司马池就是应刘烨的推荐,到洛阳来工作的。刘烨是司马池的上司。司马光肯定见过他,刘烨的故事,司马光应当不止一次听家中大人讲。

官场正气犹在,家族团结,家庭和美,父亲严肃方正,母亲和蔼可亲,一兄一姐对他爱护有加,这就是司马光的成长环境,他在父亲的宦游中长大,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见识四方风物,结交各地翘楚。司马光所拥有的是一个最好时代的最佳成长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毫无挫折。

[1]见庞籍:《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

[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外集》卷一六《上范司谏书》,见四部丛刊影元本。

[3]见庞籍:《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

[4]《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仁宗郭皇后》,第8619页。

[5]《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仁宗郭皇后》,第8619页。

[6]庞籍:《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

[7]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九《高科得人》,中华书局,2005年,第120页。

[8]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卷一三《记事·御亲赐带花》,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9页。

[9]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一七《论逐路取人札子》。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第2380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第2380页;《宋史》卷二六二《刘烨传》,第90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