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迂夫”本色“诚”为先

三十九岁时，司马光开始写作一部名为《迂书》的人生随笔，“时有所获，书以示人”，从中年一直写到老年，共得四十一篇。《迂书》又名《庸书》。司马光在自序中这样解释了这两个书名：“人之论高者则曰：‘子之书庸而无奇，众人所同知也。’论卑者则曰：‘子之书迂而难用于世，无益也。’嘻，我穷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则取之。庸与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书曰《庸书》，亦曰《迂书》云。”[1]“古之道”即“孔子之道”，“孔子之道，非取诸己也。盖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诸己也，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2]。“古之道”充盈于天地之间，亘古不变，看似平常，其实难行，高明者视之为平庸，在所难免；见识卑浅者视之为迂远，却不知迂远正是“古之道”的本质。在《迂书》中，中年司马光自称“迂夫”，晚年自称“迂叟”。[3]迂，最简单的意思就是绕远，可以组词“迂远”“迂阔”，今人常用的则是“迂腐”。司马光在《迂书·释迂篇》中设想了这样一场问答：

或谓迂夫曰：“子之言太迂，于世无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无益，而不知其为益且大也；子知径之有益，而不知其为损亦大也。”[4]

看上去绕远、没好处的，反而收益长远盛大；而那些走了近路、得了便宜的，反而危害极大。“迂”是因为善于从基本原则出发，谋求彻底改变，“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5]自古圣贤皆迂阔，子路说过孔子“迂”，孟子也有“迂”名。但在与急功近利的竞争中，“迂”往往溃不成军——此事古今同。“迂”是司马光的生命底色。

我也是个喜欢“绕远”的人。前面三节，我们谈了涑水司马氏的祖先记忆、家族传统，讲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的为人和做官经历，讲了司马池周围那些长官、同事的故事，范围在逐渐缩小，但还是在司马光的外围打转。这些“迂远”的外围故事，可以让读者对司马光和他成长的时代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一节，我们正式聚焦司马光，追寻“迂夫”成长的轨迹。

关于司马光，最著名的故事当然是“砸缸”。比如，小学课本大概是这样讲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的：

古时候，有个孩子，叫司马光。有一回，他跟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花园里有假山，假山下面有一口大水缸，缸里装满了水。有个小朋友爬到假山上去玩，掉进了大水缸。别的小朋友都慌了，有的吓哭了，有的叫着喊着，跑去找大人。司马光没有慌，他举起一块石头，使劲砸那口缸，几下子就把缸砸破了。缸里的水流出来，掉进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

如果我们只是把“司马光砸缸”当作一个有关“勇敢”“沉着”的寓言故事，那么，这样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回真实的历史当中去，把它当作司马光的人生片段来讲，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第一，是真实性的问题，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司马光真的砸过缸吗？第二，如果司马光真的砸过缸，那么，砸缸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第三，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人生中有怎样的意义？或者说，司马光本人对“砸缸”的看法是怎样的？

严肃认真地看砸缸，可以有三问。

砸缸第一问，真实性，司马光是否砸过缸。我的回答是“应当砸过”。小学课本里的那段“砸缸”故事应当是从宋人笔记中翻译过来的，原文如下：

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堕瓮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6]

司马温公就是司马光，温国公是他死后朝廷追赠的爵号。瓮是大水缸。以上文字翻译过来，基本上就是小学课本里的《司马光》了。只不过，这个原始版本里的“别的小朋友”胆子更小，也更不够意思——“群儿皆弃去”，他们全都丢下落水的那个，被吓跑了！当然，这就越发显出司马光临危不乱的风度了。

宋人笔记里还有一个信息是小学课本里所没有的：“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至今”，意为“直到现在”——这个“现在”不是我们的“现在”，是笔记作者诗僧惠洪生活的年代，也就是蔡京当政的北宋末年。“京”指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洛”指西京洛阳——北宋定都开封，洛阳是陪都，在北宋末年的两京地区，“司马光砸缸”仍然是人们喜爱的绘画题材。由此可见，至少北宋末年的人相信司马光砸缸的真实性。

砸缸第二问，时间、地点。小学课本采取了模糊处理的办法。地点不详，一上来就是最具体的花园，至于这个花园在哪儿，不清楚。时间是“古时候”，这是大人给孩子讲故事时最常用的时间概念，简单、省事儿。用“古时候”糊弄小小孩没问题，只是，再大一点的孩子恐怕就要追问了：“古时候”究竟要“古”到什么“时候”呢？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大致推定，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应当发生在公元1025年或1026年，地点是今天的洛阳。1025年阴历四月，那位勇敢地抵制了太后冒认同宗的刘烨先生，自愿请求调离东京开封，到西京洛阳来做留守。刘烨为自己选择的属下当中就有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于是，司马池就带着夫人聂氏、司马光的哥哥姐姐和司马光，一家五口搬到洛阳来了。司马池在洛阳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左右。所以，砸缸故事就应当发生在1025年或者1026年。按照虚岁算，司马光当时七八岁，按周岁算，是六七岁。

砸缸第三问，是砸缸对司马光本人的意义。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能够在小朋友掉进大缸、别的孩子哭爹喊娘的时候，搬起石头砸缸救人，实在是很了不起：首先，他得清醒地判断形势——要想救人就得把缸砸破；其次，他得快速找出解决办法——找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不能太轻，轻了砸不破，也不能太重，重了搬不动；最后，他还得具有非凡的行动力，能搬起这块石头，又稳又准地向缸砸去。无论以宋朝还是现在的标准衡量，司马光小朋友都绝对称得上“临危不乱、见义勇为小英雄”！这段英雄事迹，在北宋的开封、洛阳一带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但是，至少从今天留下来的文字材料看，司马光本人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砸缸”这件事。为什么？砸缸对于司马光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只是再重要也不过是一个瞬间完成的偶然壮举。“砸缸”可以成为绘画题材，一画就是一百年，养活诸多画工，也可以变成睡前故事，从宋朝一直讲到现在。但那都是别人的事情，对司马光而言，“砸缸”是并且只能是他童年生活的一个片段、一朵小小的浪花，如果司马光的人生辉煌就停留在“砸缸”的瞬间，那就真的悲剧了。

如果砸缸不重要，那么，对司马光而言，什么才是他童年记忆中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两件事。

第一件，可以叫作“不敢谩语”。谩语就是胡说八道、撒谎吹牛。这件事是司马光在家信中亲笔记录下来的：

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7]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摆弄青核桃。姐姐想要替我剥核桃皮，却怎么也剥不下来。姐姐走了以后，家里的婢女把核桃放到热水里一烫，皮就很容易地剥掉了。姐姐回来，问是谁剥的。我说：“我自己剥的！”这一切凑巧让父亲看见了，他呵斥我说：“小孩子怎么能吹牛说谎呢？！”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吹牛了。

不敢谩语，做一个诚实的人，这是司马光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这个教诲，他终身铭记，一生践行。后来，司马光的学生刘安世考中进士，正式参加工作之前，“且丐一言终身行之”，请司马光给他一句可以置之座右的铭言。司马光说：“其诚乎！”刘安世又问“行之何先”，司马光答：“当自不妄语。”[8]不妄语，不谩语，意思都是不撒谎吹牛。

关于“诚”，中年之后，司马光做过更深刻的解释。他在《迂书》里说：

鞠躬便辟，不足为恭；长号流涕，不足为哀；弊衣粝食，不足为俭。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则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9]

大意是，鞠躬逢迎，还不能算是恭敬；痛哭流涕，还不能算是哀痛；破衣烂衫、粗茶淡饭，还不能算是简朴。这三种做法，用来蒙人是能蒙到的，却未必能够打动人。君子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凭的只是一颗至诚之心！蒙人的，过不了多久，人们一定会醒悟；能够打动人的，时间越长，人们就会越发信任。

本着至诚之心，以最诚实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别人，不隐瞒自己的感受，勇敢地表达观点，坚持理想，坚持原则，是司马光一辈子的做人准则。而这颗至诚的种子，是在他的童年时期，在他低头摆弄青核桃的时候就种下了的。至诚是司马光成功的基石，是司马光打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位皇帝和天下百姓的真正利器。至诚的力量就在于，它会让人真诚、勇敢、与人为善，它会创造出一个“人际环境友好”型的小环境。只有在这种小环境的作用下，那些尽人皆知的成功因素，比如良好的教育、勤奋的态度、敬业精神、创造力，还有足够的运气，才能发挥出它们最大的功效。

司马光童年记忆当中第二件要紧的事，我认为，应该是他始终都觉得自己不算太聪明。或者应该说，不是司马光不够聪明，而是他周围聪明剔透的孩子太多，让他从小就感到了压力。

司马光的童年、少年是在不断的搬家中度过的。他出生在光州，随着司马池的调动搬到了寿州的安丰县。在那儿，司马光有了最初的记忆。当地丁家有个孩子，十几岁就已经气度不凡，书背得滚瓜烂熟，文章写得字字珠玉，是全县闻名的神童。这位神童很快就成了司马光的榜样，家里人总是对他说：“他日得如丁君足矣！”你要是有一天能像丁家小哥那样，我们就满意了！[10]这话听着耳熟吧？中国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过一个“丁家小哥”，永远比你聪明，比你学习好，比你有礼貌，比你有眼力见儿。“丁家小哥”是父母用来鞭策孩子的榜样，也是许多孩子童年挥之不去的一抹小阴影。有一些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了解，父母其实真正爱的还是自己，而不是“丁家小哥”。家里人用丁家小哥来刺激自己的话，差不多三十年之后，司马光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年这位丁家小哥给过司马光多少激励、多少压力！

在丁家小哥之后，给司马光带来更大压力的，是庞之道。司马光八岁时，他的父亲司马池进入开封，出任群牧判官。当时还有一位群牧判官庞籍，跟司马池同僚相好，志趣相投，两家住得很近，关系很好。庞籍的长子名元鲁，字之道，比司马光大三岁，两个人天天一起念书，一起玩，司马光把庞之道当哥哥。根据司马光的回忆，这位庞之道小哥哥天资聪颖，悟性极高，“于文辞，不待力学而自能，读书初如不措意，已尽得其精要，前辈见之皆惊叹”。庞之道念书，看上去好像不怎么用心，可是那些要点、难点早就烂熟于心；庞之道写文章，也没见他怎么用功，可是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偶简直就像是从笔端流淌出来的。所以，老师、家长都觉得庞之道这孩子简直是太聪明了，不得了，前程不可限量。司马光的父母肯定又没少用庞之道来鞭策司马光：“加油啊，看看人家庞家老大！”跟庞之道相比，司马光的形象就黯淡多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当司马光回忆起这位童年伙伴时，仍然自叹弗如，说：“光年不相远，自视如土瓦之望珠玉。”[11]

司马光笨吗？当然不笨。只是，他“幼时患记诵不如人”[12]，那种过目不忘的本事，他没有。他也不擅长写作那种辞藻华丽、讲究对偶排比、形式大于内容的文章，而这种文风在他和庞之道开始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最流行的。宋神宗即位之初，请司马光做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的职责是“代王者立言”，为朝廷起草重要文书。司马光推辞，理由便是自己“不能为四六”，写不了那种辞藻华丽的官样文章。苏东坡评价司马光“文辞醇深，有西汉风”[13]，其实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实话实说。

司马光聪明吗？应该说聪明。但是，在念书这件事儿上，却有点儿“开局不利”。司马光六岁就开蒙读书，不知道为什么，司马池为儿子选的启蒙教材竟然是《尚书》。《尚书》包含古代圣王的政治思想，文字非常古奥。年幼的司马光“虽诵之，不能知其义”[14]，而他的记忆力又一般。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还要背下来，旁边又有那些特别聪明的榜样比着，对一个好强的孩子来说，那肯定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只不过，司马光有一个大优点，那就是不服输。同样的内容，兄弟们看两三遍就背下来，完成任务出去玩了，就剩下司马光一个人还在用功。他给自己定下规矩，背会为止。因为没有近路可走，只好绕远，但是，“远”没有白绕，所谓“用力多者收功远”，因为下的力气格外多，所以收到的功效也格外长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那些下大功夫认真背过的书，司马光一辈子都记得牢牢的。他后来还用自己的经验教育后辈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能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15]当然，这些都是司马光在多年之后的总结，六岁开始读书那年，可怜的小孩心里只有痛苦和挣扎，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快乐。

七岁的时候，司马光的读书生活有了幸福的转机。他偶然听到老师在给别的学生讲《左传》。《左传》是历史书，故事性很强，跟《尚书》相比，文章夹叙夹议，内容具体而实在。司马光听懂了，也听进去了，一下子爱上了《左传》。回家之后，司马光把自己听到的讲给家人听，讲得头头是道，让司马池和夫人感到十分惊喜。从《左传》开始，司马光爱上了读书，“自是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16]。司马光跟历史学的毕生缘分也由此埋下了伏笔。当然，在读书一事上，司马光全面开窍，还要更晚，到十三岁，他“始得稍闻圣人之道，朝诵之而夕思之”[17]。

司马光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孩子不喜欢读书，那只是因为他还没有碰到自己喜爱的书，所以，正确的解决方式是，把他推到书海里去，然后耐心等待，早晚，他会碰到属于自己的书。

从《左传》开始，司马光找到了自己要读的书，也找到了读书的乐趣，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又碰到了天生会读书的庞之道——跟庞之道相比，司马光仍然是第二名。记性没别人好，就只好多读几遍；不够聪明，就只好多下功夫。因为父亲说过，好孩子不谩语，不说瞎话，要诚实地对待别人、功课和自己。于是他只好向丁家小哥和庞之道学习，努力追赶。这大约就是童年司马光心中的自我。

司马光自己看自己，看见了一个得第二名的孩子，所以只好笨鸟先飞、用勤补拙。和所有好强的孩子一样，司马光非常想做一个大人喜欢的好孩子，因为总有人比他强，所以他的心中会有一些小挫折、小波澜。当然，这些挫折和波澜，在大人看来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

[1]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四《迂书·迂书序》，巴蜀书社，2009年，第445页。

[2]《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五九《答陈充秘校书》，第525页。

[3]叶梦得《石林燕语》中说“司马温公自少称‘迂叟’”，误。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一〇，中华书局，1984年，第152页。

[4]《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

[5]见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卷一三《司马光近于迂阔》，第114页。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6—137页。

[6]惠洪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卷三《活人手段》，中华书局，1988年，第31页。

[7]邵博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166—167页。

[8]王绹：《〈尽言集〉跋》，见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一二五，齐鲁书社，2015年，第3528页。王称：《东都事略》卷九四《刘安世传》。

[9]司马光：《迂书·三欺》，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

[10]见司马光：《送丁浦江序》，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四。

[11]司马光：《庞之道墓志铭》，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六。

[12]朱熹，李幼武撰：《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七六。

[13]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见《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474页。

[14]司马光：《迂书·序》，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六。

[15]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见《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第570页。

[16]《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马光传》。

[17]司马光：《迂书·序》，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