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我曾为某一家专门刊登短篇小说的杂志题词：“饰小说以干县令，闻街巷而求大达。”前半句是直接照抄庄子名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前半句。鲁迅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琐碎之言，非道术所在”。接着又补充说，此小说“与后来所谓的小说者固不同”，为“琐碎之言，非道术所在”的说法留了余地。即使后出历史文献中有更宽容的观点，也只是说在长篇大论的经传面前，那些丛残小语，街巷传闻，也有可观之处。我题词的后半句，正是对“琐碎之言非大道所在”这一观点，进行逆转式的改写，也是为现代小说正名。意思是说：“琐碎言辞渴求高名，街谈巷语也通大道。”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后来所谓小说者”的价值。

对于近代兴起的“小说”（艺术虚构叙事性作品）这种文体，中国人大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开始接触并极力鼓吹。严几道、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皆为先驱者。所谓小说界革命的发起人，以及新小说报社的创办者，对于现代小说这种新生事物，初遇而惊诧，故说话难免夸张。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引康有为之言：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这简直是小说万能论。现代小说成为文学中与诗歌并驾齐驱的重要文类，梁启超自然功不可没。其论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的核心观点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跟传统以诗为最上乘的观念正好相反。但梁启超的论证思路或命名的方式，是模仿孔子关于诗之功能的命名。

孔子论诗的功能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话里包含了文学的主要功能：兴（唤醒激发想象力）、观（风俗得失观察力）、群（群体凝聚吸引力）、怨（以诗抒怨批判力），事父事君（社会道德功能）、多识名物（认知教育功能），简称“四力二功”。

梁启超认为，现代小说有两种主要功能：模仿现实以满足好奇心，表达情感以满足感动心；实现这些功能要靠四种力量——熏、浸、刺、提，简称“二功四力”。其中熏、浸、刺、提四力之间，有逻辑层次上的关联：熏的力量，在空间中展开；浸的力量，在时间中展开；熏和浸的力量，相当于缓慢渐进的渐悟；刺的力量，则相当于迅速骤然的顿悟；熏、浸、刺三者的力量，是自外向内的；只有提的力量，是自内而外的，提为心灵之力。跟孔子谈艺之“四力二功”重心在道德教化指向相比，梁启超尽管也十分重视小说与政治伦理的关系，但他在这里所说的“二功四力”，更多的指向小说的艺术功能本身。

上述都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真正具备现代小说精神，并能成功实践的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鲁迅，以及现代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狂人日记》。鲁迅跟梁启超（包括王国维）等人的重要区别在于，鲁迅身上有一种真正的现代精神、现代语感，并呈现为现代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在他那种特别的叙事实践中，自此开启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现代之旅。

近百年来，汉语白话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日趋成熟，的确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吴德利适时而动，完成了学术专著《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文体史研究》。该书取宏观文化视野和微观文本分析结合之法，从“文体功能”角度切入，运用叙事学、形式批评、文体学等理论资源，通过对大量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文本及其研究资料的综合分析和评价，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艺术形式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该成果在文体史和思想史相互阐释的综合考察中，全面梳理了百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艺术贡献，突破传统文学史叙述中思想与艺术二分法，促进以形式带入思想的分析思路，重新认识文学文体的思想史价值。该书行文流畅，可读性强，是一部值得推荐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参考著作。

吴德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致力于短篇小说文体研究。这本著作将其博士论文的“当代”范畴扩展到整个20世纪，时间跨度大了，材料多了，研究难度自然也大了，但他迎难而上完成了这部近20万字的著作，特写小文以示祝贺！

张柠

2022年 初冬

于北京西外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