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光明而温暖的风景——《中国之美》序

汪政

《中国之美》是郭文斌新作，也是他在文学、文化问题上阶段性的总结和新的思考。

郭文斌的创作道路明亮而清晰，如果说《大年》之前他还多多少少有些不同的尝试的话，那么此后他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坚定了，他从中国乡村风俗出发，进而进入乡村复杂而微妙、根深而蒂固的“小传统”，然后上达由长期的农业文明形成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郭文斌看来，中国的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举足轻重。因此，书写传统与乡村、节令与风俗自然地成为郭文斌作品的叙述内容和叙事线索。不论是虚构性的小说还是纪实性的散文，郭文斌都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土生活中风俗的多姿多彩，梳理了风俗之所以形成的自然与社会基础。细读本书中关于风俗的描写，哪怕就一个年俗，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一旦进入了年，就进入了文化的规矩，它的衣食住行，一招一式，都有说法，都有出处。

这些叙述与描写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不是百科式的知识堆砌，而是生活的体验与实践，是田野调查的考证与阐释，这使它们几乎可以比肩文化人类学。它让读者重新认识到，风俗是建立在自然、生活、劳动与血缘基础上的，在规范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具有坚实而隐秘的作用，它是道德、生活习惯等等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以生活的具体方式参与了乡村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培育、塑造、修复甚至重建。这是乡村地域文化中蕴藏着的教育资源和生活规范。在传承中，人们将教诲结构与劝诫模式植入其中，以便让一代代人从中汲取乡村社会得以延续的情感、禁忌与文化理念。所以，从本质上说，风俗就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文化记忆，是我们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也是郭文斌的文化散文不止于一般描写的原因，也与那些猎奇性的风土奇观式作品有了本质性区别。

郭文斌笔下许多日常生活的仪规、礼俗与程序实际上都是一些隐形的文化律令。他总是努力挖掘其中积淀深厚的文化内涵，揭示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让我们具体感受到“小传统”独特的伟力。在他的文字引领下，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定区域与社群范围内，通行的礼俗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会通过外在的符号、工具、程序以及组织者的权威而具有艺术的感染力、情感的感召力、意义的说服力和社会的强制性，会营造出特殊的氛围，而使参与者在哀伤、敬畏、狂欢与审美的不同情境中获得行为规范、道德训诫与心灵净化。以本书开篇的《中国之美》为例，它重点谈到了农历。农历是中国古人发明的，它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律总结推衍出来的，因为太阳的运行产生了季节的变化，农事的安排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古人据此设置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更是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值。这不仅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天文编程、人文编程、教育编程、幸福学编程，甚至是人类学编程”。

《中国之美》不是一般的散文作品，它还是一部实践之书，一部行动之书，这不仅是它与一般的文学作品的区别，也让我们认识到郭文斌写作的别样之处，认识到郭文斌迥异于通常意义上的作家的地方。写《大年》前后，郭文斌已经自觉地投入乡村的风俗书写中，但这个时期，他对中国乡村文化的书写还只是文学意义上的，但到了《农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已经尝试在现实的层面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寻找安详》《醒来》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郭文斌不仅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更对它的魅力，对它的力量，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实践可能有了深刻的认识与充分的自信，并形成了他自己的农历精神、安详诗学、乡愁理论与幸福定义。这样的转变不仅来自传统文化的感召，更来自现实的呼唤。

回过头去看，郭文斌对现实一直怀有忧患意识，这从他早期小城系列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那是他作品中少有的对现实问题的稍有涉及的描写。这一系列作品的写作正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一方面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其相当大程度上压倒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而忧心忡忡。一些文化状况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进步被畸形地理解，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建设则被严重忽略，而所谓新的生活方式又使之雪上加霜，“每天活在一种‘概念幸福’里，活在信息狂流里，活在计划里、效率里、手机里、网络里。渐渐地，生命的‘实在感’丧失，‘现场感’丧失，焦虑就找上门来了，抑郁就找上门来了”……正是这些引发了当年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文化的焦虑直到今日，并由此成为许多人文工作者包括作家们工作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工作有两个向度，一是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一是从历史、现实与理想中寻找与构建正面的价值观念。其实，这两个向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不可以分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却由于环境、心性、认知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所侧重与选择。郭文斌选择的是后者，他总是给人展示真善美，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可能和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没有黑暗，只有光明；没有寒冷，只有温暖；没有批判，只有祝福”。他借用一位电影人的话来定性自己的写作：“我明知生活中有黑暗，但我就是要告诉观众光明。”这样郭文斌理想的文学，“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正是现实的忧虑、正面化的写作与对传统文化现实化的实践功能的发现，使郭文斌自觉地给自己的写作赋予一种新的作用：文学一定要有祝福的功能。而这一功能的逻辑发展，就是让文学走进生活，走向社会，走入大众。他对文学、对文化进行了新的定位，“文化一定要让百姓能用、愿用、常用、广用。必须像大米面粉一样成为百姓必需，像阳光空气一样让人离不开”。是具体而明确的，就是郭文斌从乡村风俗开始一路寻觅过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他知道，重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但“时代急需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落地急需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急需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是郭文斌对文学与文化的新理解，更带来了一个作家的人生的转型，他是一位作家，他又是一位文化学者，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习者，一位心理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志愿者，一位文化公益事业的活动家。

于是，有了“寻找安详小课堂”。郭文斌通过这个课堂营造和谐的气氛，沐浴传统的光辉，感受生活的美好，“把偏见放下，把成见放下，然后把心灵调整到一种归零的状态，读安详的书，做安详的事”。它让人们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安详的拥有者，只不过它在沉睡，只要唤醒它就足矣；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一眼安详的清泉，只要把其中的泥沙淘尽就是”。

于是，有了《弟子规》解读课程和《朱柏庐治家格言》解读课程。在这些课程中，郭文斌重点从人的生命力构建角度、人的潜能开发角度，阐述一种由全面教育和全程教育构成的整体教育观，阐述一种对于现代人来说极其重要的生命状态，“那就是在第一规定性里找到人生最低成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阳光、温暖、诗性、安详、喜悦充满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有了《记住乡愁》大型纪录片。以关注古老村落状态，讲述中国乡土故事，重温世代相传祖训，寻找传统文化基因为宗旨，展现传统村落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布局合理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独具特色的乡土风物、深沉丰厚的文化积淀，梳理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传承千百年的村规民约、家风祖训，探索民族文化的精髓，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精神吸引力，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正是参与这一连续性的大型专题片的制作，让郭文斌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村落、社区，对乡愁有了新的理解与解读。乡愁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和谐力、建设力，它紧密地连着天地，连着先祖，连着岁月，也连着吉祥如意。它是生机，是春意，是真理在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是四两拨千斤的“四两”，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那个“本”。

……

这些都可以在《中国之美》中看到。所以，《中国之美》是对中国之美的书写，更是作者对中国之美的寻找与发现、弘扬与实践，它是作者文化实践的记录，是一本真正写在大地上的书。这也许才是这本书真正的意义。它让我们想起了历史上许多知行结合的圣哲先贤，想起了中国现代化早期的那些乡村建设者，想起了投身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代又一代文化人。它让我们对文学有了全新的理解与期望，文学不应该只是文人谋生的饭碗，也不应该是贵族沙龙里的雅趣，不能只是锦上添花的装饰，也不是从业者的耍酷炫技。它应该在生活中，在现实中，在普通劳动者中，在人心中。它是可以在追求美好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无用的文学其实是有用的。说文学边缘化，那是因为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退出了中心。所以，决定文学的不仅是我们手中的笔，还有我们的双脚。

应该有更多的写作者像郭文斌一样，走相似的路，做共同的事。那会是中国文学光明而温暖的风景。

2024年2月3日，南京玄武湖

汪政，文学创作一级。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南京晓庄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