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独自北上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官场而言,却相反。辞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很多人都在那儿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个官位,有人主动辞去,岂不快哉?
沈炳莹的辞呈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辞了官的沈炳莹,心情想必很复杂,悲凉,无奈,愤慨。自然还有几许惆怅。回家的路,遥遥。回去以后,生计不成问题,家里的田产,总是可以维持温饱的。可是,他为官数年,特别是外放之后,近乎于窝囊。
终不能衣锦还乡。
1864年的春节,对于沈家来说,没有过年的喜庆与欢乐。潦草,马虎。一家人一直都在心绪不宁的忙碌中,做回程的种种准备。元宵节也是在忙碌的混乱中过去的,正月十六,一家人就离开了贵阳,但却没有一同走,分为两路。
母亲带着弟妹,先去长沙。沈炳莹与沈家本父子二人,却绕道而行,从贵阳往西,再往北,渡过赤水河,翻越盘山,先到泸州,之后再往东北,到重庆,尔后顺长江而下,乘船前往长沙。
为何要这样舍近求远?
沈炳莹从京城到贵州时,走的就是这条路。虽然,曲曲折折,却饱览四川的风光。而四川,自古以来,向以独特的风光吸引着文人骚客,高山耸立,水流湍急。沈炳莹虽没有李白的诗才,留下千古绝唱,却也写了不少诗。那些诗里的慨叹,很令沈家本神往。他也很想沿着父亲当年来贵州的路走一遍。并且,以后再来贵州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几近于无。
于是,沈家本向父亲提出这个要求,沿着父亲来贵州的路线走一遍,也不枉他在贵州的这两年。
也许是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也许是为了自己能够再一次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一扫官场的灰尘,清静一下心情,沈炳莹答应了儿子的要求,选择了这条路。虽然,是更加艰难的跋涉,又重复了他来时的旅程。
出了贵阳城,第一晚,他们父子俩就歇在清镇县的镇西卫。所谓镇西卫,就是指清镇县的卫城。镇西卫是一座很小的古城,建于明崇祯三年。清康熙二十六年(1863年),将威清卫与镇西卫撤并为清镇县。
这里曾经是一个繁华的小镇,当年曾有小锦州之称。可是,当沈家父子路过时,小镇已经衰败,不见先前的热闹。他们在一家药肆住了下来。和贵阳相比,小镇的夜晚很冷清,寂静无声,像一个荒凉的村庄。沈家本用诗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午无炊所暮无庐,茅店荒村劫火余。
不过,在这样荒凉的月夜里,沈家本的心里还是很兴奋的,涌动着:诗言志。他也像大诗人李白,和不是诗人的他父亲沈炳莹一样,用诗来记写一路的见闻与感受。
雪和雪山。
赤水和长江。
途经大定时,大雪纷飞。飘飘洒洒的雪花,漫天飞舞。在这样的天气中长途跋涉,其艰难可想而知。但沈家本,却不以为苦,对着雪山高歌:苍莽万山围,长途滞客騑。寒云随雪卷,冻雨杂冰飞。径断村容失,峰连鸟迹稀。早春消息逗,犹未换征衣。
沈家本已经25岁了。
25岁的他,还是常常沉浸在浪漫的情怀中,但他却又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做文如做事一般:严谨。在离开贵阳之前,他对所经之地,都很用心地查阅了他所能找到的资料。
到达赤水那一晚,他就着油灯,在日记中写道:俗称赤水,声之转也,此川黔分界处。赤水即赤虺,河源出荒部,经蜀川合流入楚。自然还有诗:今渡赤虺河,波容殊淡澹。
赤水并不像他想象中那般波涛汹涌。也许,是因为在冬天,河面平静,波澜不惊。
过了赤水,雪山扑面而来。迎着早晨清亮的太阳,皑皑雪峰,傲然直指天空。远远望去,山上的树木、岩石,也是一片雪白,飞鸟不翔。庄严而险峻。
这便是古道雄关——雪山关。
这座连绵的雪山,在四川的叙永县南摩坭境内,南俯黔岭,北望长江,最高的主峰,海拔1800多米。
雪山下横卧着赤水。
山与水,终年相对,像一对情人。
人在雪山下,仰面遥望,太阳晃着眼睛,洁白的雪也晃着眼睛。除了惊叹,便是震撼。大自然的壮丽与雄伟,在年轻的沈家本心里自然也是盘旋不去:
石磴回盘鸟不翔,玉峰高迥接天关。
层冰留积千年雨,峭冷林飞六月霜。
古寺华鲸鸣乍遏,长途疲马走还僵。
何如塞外探奇景,万里寒云拥大荒。
而这些都是他在京城与贵阳城里所感受不到的,那儿只有人与人的相争与相斗。人在雪山面前,渺小如蚁。因为渺小,心情也是干净而又清亮的。
不过,他父亲和他的家庭给予他的还是很传统的教育,那便是对英雄的崇敬。到了泸州之后,父亲带着他特意去凭吊了南宋末年的忠义之士许彪孙。
许彪孙是一位感动天地的英雄人物。他生前是四川制置司参谋官。景定二年六月里的一天,策应大使吕文德正在府上大摆酒宴,以庆贺自己的生日,宾客酒酣耳热之际,蒙古部队突然来到神臂城下。早已蓄谋叛宋投敌的武将刘整,此时也在宾客之中,他突然变脸,以武力胁迫同僚,与他一道投敌。
刘整把官吏们召集在公堂上,命令他们:“为南(宋)者立东庑,为北(蒙古)者立西庑。”
刀锯在前,二十七员文臣武将,竟然个个贪生怕死,都整整齐齐地站到大堂西边了。只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户曹,巍然东立,以身殉宋。
刘整迫降了整个儿衙门的文武官吏以后,又遣使找到罢郡在家奉祠,避难泸州城内的四川制置使司参谋官许彪孙,命令他代笔草拟投降文告,“以潼川一道为献”。
文臣许彪孙,面对叛臣刘整的屠刀,义正词严,没有丝毫余地说:“此腕可断,此笔不可书也。”
他当然知道自己已无生路,身着朝服,拜天地祖先,率全家十口,由少而长,全部自缢而死。
许彪孙,让沈家本深深地感受到笔的重量。
泸州的繁华并没有在他心里留下特别的感受,还有重庆。他们父子在重庆稍事休整,便乘船顺江而下。那江便是长江。
长江的壮阔与浩荡,沈家本早已从李白的诗中有所领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诗豪放而洒脱。但及至他自己坐在一叶小舟上,随着江水飘荡时,那种诗中的快乐与意境,却被险象环生的波涛所裹挟。小船像是在浪与浪的尖头上跳跃,生与死全系在船夫手中那根长长的竹竿上。
船至三峡,更是如此。
每年,都有行船在这里沉没,丧生于此的人,多不可数。在浩荡连天的江水中,一旦船沉没了,船上的旅客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沈家本是知道这险的,来贵州时,他已经经历过一次。
可是,因为险,也就格外壮丽。
最惊险之处,是从瞿塘峡开始的。因为,江水中藏有很多巨石。这些巨石并非耸立在江面上,一眼就可以看到。而是,随着季节与水面高低的变化而变化。水枯的季节,石头高高耸立江面。而夏秋之季,水满之时,巨石又隐没在水中,几近不露痕迹。
现在还没有到水满之时。虽然险,相对安全。船夫可以看到露出江面的巨石,不至于把船撞到巨石上,粉身碎骨。船儿稍平稳之时,便可看到悬崖之上,孤零零的茅屋。仿佛屋顶上就是天,那破旧而简陋的小屋,像是一个人险险地侧立在崖顶,在那儿仰身长叹。
他是见过那样的茅屋的。屋顶是茅草,没有一片瓦,墙也是泥巴糊的。茅屋的窗只巴掌大一块,像一个小洞。洞里黑黢黢的一片。
除了茅屋还有人,砍柴的樵夫。樵夫的身影更显得渺小,几乎就是一个小黑影。
茅屋与樵夫,又让他想起梵净山里的农人。他们一样的贫穷,过着一样困苦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没有兵与匪的骚扰,他们日子虽然贫苦,但却是安宁的。
离开京城之后,给他感受与印象最深的,除了大自然,就是这些穷人。这些穷人的生活与他的生活,相距还是很远的,但毕竟看到了,也体会到这些人是怎么活着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他把看到的和想到的,一路零零散散,都记在他的日记里,还有诗。那些文字,都是所见所闻,有感而发。
到了长沙之后,母亲与弟妹早已在那儿等候他们父子二人了。稍事休息,一家人便又乘船,前往上海。
上海对于沈家本来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这一次,父亲带着全家人,在上海盘桓了几天。这是他第一次见识上海,虽然也不过是走马看花,但是上海像雄伟的雪山一样,让他非常的惊叹。雪山给予他的是更加沉静,而上海却让他心里乱乱的,特别又是刚刚才从那样闭塞古朴的贵州一路跋涉而来。像他自己在诗中所言:别是一番新世界。
即便是和大城市北京相比,上海也是不同的。它很繁华,但却没有庄严和雄伟,更没有皇家的气概,和皇家那种根底深厚的气息。
上海是喧闹的。它的喧闹又与洋人分不开。
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廷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五城中,最受西方人青睐的则是黄浦江畔的上海。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英国人率先设立租界。此后,各国纷纷效仿。租界便也就成为上海与内地其他城市所不同的,也是最特殊的一道风景线——十里洋场。
灯红酒绿。
戏园、酒楼、茶馆、烟间、书场、马车和妓院,林林总总,遍及大街小巷。有钱的洋人很多,妖艳的女人也很多。外省小城有钱的中国人,也纷纷携家带子像潮水一般涌进上海。
即使是在沈家本这样的书生眼里,上海也是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最抢眼的则是——热闹与喧闹。
有很多沈家本不曾见识过的物与事。
上海没有大城北京的古老与凝重,但它却是展示西方文明的一个窗口,像万花筒,虽然是破碎的,但却让看的人眼花缭乱。人们不须远渡重洋,就可以领略异域风光,上海就是万花筒中的西洋景。而十里洋场,则更是官绅士商心目中游乐的首选地。
落在沈家本心里,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吴淞江上的外白渡桥。吴淞江,人们现在已经陌生了,常把它唤作苏州河。其实,最先把吴淞江改称为苏州河的是一个英国人。久而久之,人们也跟着叫顺了口。
苏州河近黄浦江的河口,一直靠摆渡过河。而且有好几个渡口,其中最靠河口的叫“外摆渡”。1856年,一个叫韦尔斯的英国人在外摆渡的位置造了一座木桥,就叫“外摆渡桥”。为了能够让较高的船只通行,桥的中央设有可以吊起来的活动桥面。后来,人们给这座桥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外白渡桥。
这座桥虽然方便了通行,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一座令人耻辱的桥。因为是英国人出钱建造的,所以这座桥对外国人是免费的,中国人从桥上走过却要交一个铜板的税。
一个铜板的税,大约像一根钉子,深深地扎在沈家本的心里。他是恨洋人的,那一时期在他日记里把洋人统统称为:洋鬼子。
在到处都可以看野眼的上海,沈家本专为这座桥写了一首诗,心情很是复杂。
几天后,他们一家人在这里再一次分手。这一次分手,对于沈家本来说,是一件很伤感的事。父亲与母亲将带着弟妹回老家湖州,而他,将一个人独自北上,去京城。
他的父亲在离开官场之前,还是设法为他作了安排,在刑部为他谋了一个职。是通过捐班,还是走了沈桂芬抑或其他什么老朋友的后门,不得而知。
所谓捐班,就是以捐纳而获得官职。说白了,就是用银子买来的官位。清捐纳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三藩事起经费不足,又开捐纳卖官之例,此后时开时停。道光之后,太平军起,清政府财政发生困难,复大开捐纳,不仅虚衔,连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府以下的实职,亦可捐纳而得。
那时候,沈家本虽然已经24岁了,但他对父亲沈炳莹想方设法在刑部为他谋得的这个职位并不热心,他还是想继续谋取功名,时至今日,他还是一个生员,连乡试的考场都没有进过。
怎么想都于心不甘。
不过,虽然他心里不乐意,但还是遵行了父亲的安排。父亲辞官,心情本已黯淡,他不能再给父亲添堵。再者,又因为父亲已经辞官,本来就不富裕的沈家也显出下世的光景来,总不能只靠田产,坐吃山空,他不能不出去做事。
别亦难。
同治三年(1864年)的三月里,沈家本独自一人,乘船先去烟台,再由烟台赴北京。那时,外国人的轮船已经代替中国人的木船。沈家本第一次登上了洋轮。沈家本对洋人素无好感,乘洋轮也是迫不得已矣。但是,洋轮要比木船快得多。
尽管洋轮快,从上海到烟台,也要在大海上漂一两天。
海和江是不同的,一望无垠。轮船驶入大海后,无边无际的波涛扑面而来。除了水还是水,代之李白笔下啼不断的猿声,是风吼与浪吼。在风浪的吼声中,一个人的心事也会变得更加浩茫。
在海上漂泊的时候,沈家本心里想些什么呢?不得而知。现在他离开了父亲,是一个人独在旅途。
取道烟台去北京,他是想见一个人。那个人便是心岸居士,他的堂姐夫。他的这位堂姐夫,大名潘霨,比他要年长十几岁,是个很知名的医生,医术过人。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这位堂姐夫曾应诏进京,到宫中视脉。至咸丰九年(1859年),前前后后在京城住了有两年。因为,找他看病的士大夫太多,一时竟无法离开京城。他的医术也是越传越奇,说有一个人重病卧床已经数年,吃了他一副药,就能下床行走了。
潘霨在京城的那两年,常常到沈炳莹家里来。沈家本就是那时认识他的。那时,沈家本才十六七岁,特别喜欢听这位堂姐夫说话,更喜欢和他聊天。到贵州以后,他读的书中竟有好几部医书,也是受这位堂姐夫的影响吧。
想到堂姐夫,他的心情也就亮堂了一些。此次进京取道烟台,他的目的也就是顺路见一见堂姐夫,听听他的建议。至少可以和他彻夜长谈。
长谈,也是人生一大乐趣矣!
然而,相隔几年后,本来大他十多岁的心岸居士,现在已经彻底皈依佛门,静心读经,基本上过着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他的烦恼,他在红尘中的奔波,与心岸居士是很遥远的。
他想向心岸居士倾诉的关于前途的迷茫,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深夜里,一杯清茶在握,两人灯下相对,听着远远的海浪声,说的最多的还是在宣南坊日子。
就像他在诗中所写那样:
旧梦宣南记几回,雪泥天未断鸿猜。
三年磨蝎蛮中住,万里乘鳌海上来。
别久顿教惊喜并,语多总以乱离该。
时艰一面千金值,门外骊驹且慢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