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中国解释学中三种文本的诠释模型

汤先生提出了古典文献中的三种诠释文本以及三个诠释目标模型。他提出《易传》诠释了《周易》文本中的自然宇宙论，《左传》针对孔子所作的鲁国《春秋》进行了历史事实的记录或描述，韩非子《解老》与《喻老》两文对老子《道德经》一些重要文义的意思作了解说与推演，并举例以说明之。这是汤先生所说的中国解释学三个诠释典型。这三个基于前人的某些文本进行功能性与目标性的说明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因为这是发挥了给予的文本的基本意义及其所指，已具有本体学的意义，只是汤先生未能加以指出而已，当然也可能是汤先生不想用本体这个概念来加以说明。如何理解本体？是道，是理，也是历史呈现的事实，这三个文本诠释的现象也自然可以看作本体诠释的不同方式。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为何不能有一个对真实加以说明的概念与方法呢？我认为没有说明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只是把诠释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文本说明一种诠释的成果或后果，可以看成是本体诠释的实际应用，而在应用中假设了本体的诠释，因诠释的方式、对象与目的的不同而表现不同。诠释作为理解的活动是否也有不同？怎样诠释《周易》中宇宙思想、宇宙体验或经验？怎样解释《春秋》中历史事实以及包含的道德价值判断？把《春秋》作为文本还是历史事实？显然《左传》是对《春秋》同一个历史事实的了解。《春秋》用简易的笔法述史，寓以微言大义，《左传》则是细化了历史的陈述，把微言大义的发挥留给了《公羊传》或《梁传》。所谓“解释”，事实上只是重新描述而已，以更详尽的方式说明事实。说到韩非的《解老》《喻老》两篇，我们看到的是韩非对老子《道德经》基本概念的认识以及一些基本思想的表述，有概念上的创发性，譬如以理来说道，并用理来说明天地宇宙与国家治理的一些道理。

汤先生把中国的诠释学看成不同形态的文本解释方式，当然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理解方式和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列举更多的文本作为后起文本诠释基础的例子，如在儒家五经中，我们可以把《礼记》看成是对原初的《周礼》与《仪礼》的解说与基础及历史事实的说明，把后来的诗传如《韩诗外传》看成是对《诗经》的历史与内涵意义的说明，等等。关于《尚书》，汉代有伏胜作《尚书大传》，是否可看成对《古文尚书》的解说？评者指出其穿凿支离，或涉及尚书，或不涉及尚书，如何界定其为诠释构成为重大问题。当然这是经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十三经中则更多经与传的关系问题，在此处不拟细论。在子学典籍中，也可以把老庄看成是诠释的关系，显然更是一种本体性的诠释，而非历史的表述或比喻式的阐释。至于曾子、子思、孟子与孔子或荀子与孔子的义理传承关系，更必须用本体的诠释思考方法来说明。在此我也不拟细说。中国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本体诠释的发展，可以见之于二程与朱子、朱子与王阳明。王夫之的易学可说是对张载《正蒙》一书的义理与本体性的发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是对性理与心理概念的一种本体诠释。这些发展说明了一些文本的关联，但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本体认知、本体表述与本体实践的关系。中国诠释学抛除这些还有些什么呢？

中国文化中文本可以由后人加以重新认识与说明，但认识与说明的方式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涉及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以及沟通方式，与其他文化中的思维、表达及沟通方式显然不同。但是基本问题仍然是对人的存在、存在活动、存在认知及其意义与价值的理解与说明。中西的不同也在这些方面，本体问题就是基本问题，对本体的探究显然包含了这些有关人的存在的问题。我与汤先生的不同在于，他从具体事物看新的说明的可能，而我从文本所包含的根源的指向或概念体系的形成来说明诠释的过程与呈现的意义。我尤其重视文本的含义来自于我们已形成的本体宇宙观点，而世界上的现象可以当成符号体系，具有其内在的文理与意义，因而是人类文本的蓝本与底本。认识这个世界符号体系中的意义与价值，才能诠释五经，才能诠释子学，才能诠释历史与史书，才能诠释古典的诗词歌赋。我和汤先生之间有很大差异：汤一介先生体现的是一种经验分析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实际的多元诠释的可能。至于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解释方式不同，为什么造成不同，汤先生未说明。而我则在面对诠释哲学的根本问题来考察中国哲学的形成及其原因，寻找其本根，鉴定其发生与发展以及原理，用以说明思维方式、认知方式、表述方法及其沟通方式。

显然，我和汤先生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汤先生尊重历史文本，说明注释文本所包含的传统意义，进而发挥其现代意义。这是有其基本价值的。我则说明中国文化中文史哲的诠释与表达方式是与西方诠释学传统不同的。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关心的是人的存在问题，是人的存在能不能导向一个能否及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的问题以及人和人的关系问题，甚至是自我存在的自我理解问题。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文本问题，文本只是作为一个语言表露诠释概念的成果来看待。诠释为什么受到重视？因为诠释不只是方法论，而是存在自身，代表人的存在所发展出的理解范式。我必须说，我的本体诠释学与其所依循的周易哲学，整合出也勾画出一个变动不居的具体的品物流行宇宙中人能够认知世界的方式，用以表达不同义理与所指的意义系统。这样与西方对照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西方传统先重超越性，后重个体性，一再形成二元对立，用以诠释的世界也是二元对立的。就中国文化中哲学思维而言，人本是天地间的一分子，自然形成一套天人体系，自觉发展一套意义体系，在自然与自觉中看到更多的整体真实、更多的发展真实，当然也体会到必须克服的差异与冲突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本体诠释学强调本体存在的认识。理解文本与认知自然之道一样，面对根源、发生、发展、关系与成果等问题，而不应只是一种分类。中国诠释学是在具有特质的基础上具有导引与实践的含义，因为本体的概念离不开实践，正像本体的概念离不开现象一样，因为它涉及人的本体与宇宙的本体的道通于一的体验。它的应用性也是很强的。这种应用性用于预测也好，用于决策也好，潜在地说明本体诠释学和汤先生说的具体的中国诠释学有同一个关切但却理一分殊的关系，它们不但有互补之用，且是息息相关。补充在于中国诠释学可以提供经验的例子，提供诠释的可能；本体诠释学则从传统哲学里面各种不同哲学事实，找到哲学共同性的表达方式，聚焦于哲学的思考，把中国哲学思维提升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未来方向，解决了西方非本体性的、后现代性的诠释冲突、对立与隔绝问题。

也许我们可以把中国诠释学看作是一种对历史注释的分类。注释不是单独的，可以包括著书，也可以包括对一个事物体系的认识，具有确定的方式，因而构成了历史性的经典诠释。它理解的是历史文本；而本体诠释学则是对当前与未来的世界与可能的文本进行理解，导向我们实际的行为。它是基于人对本体的认识，有其规范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