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体诠释学与中国解释学的三异一同

1983年第4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纽约大学召开，我邀请汤一介教授并同萧萐父、金春峰参加，并负责接待，从此与汤一介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1984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国际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我负责主持中国哲学圆桌讨论会，邀请汤一介教授参加，他发言说到中国哲学的三个境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1985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第5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汤一介教授参加，适逢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我与汤先生及其夫人乐黛云女士交谈很多，我们讨论创办一个国际中国诠释学的刊物。恰巧这几个国际大会都有提到中国本体诠释学，不过虽有中国哲学的成分，但是它不直接发展中国诠释学，所以它的历史意义并不彰显。然而在理论层面上，以中国哲学基础源头来融合西方诠释学的传统，发展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个本体哲学或方法哲学，是很重要的。中国有没有诠释学，中国诠释学是什么样，与西方主流诠释学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讨论。我最先注意到中国的诠释学与《周易》的源头活水关系，因此一直致力于融通中西、建立具有世界意义的诠释学。汤一介先生对此很有兴趣，于是我提议创办中国诠释学期刊。

1985年我回到国内，与汤一介先生同去湖北黄冈参加熊十力百年学术会议，同住在一个房间。遗憾的是，我们的探讨转到了新儒家方面，没有进一步研究如何创办中国诠释学期刊的问题，没有界定诠释学的概念以及思考如何发展中国诠释学。1985年我与汤一介先生在开其他会时讨论过诠释学的问题，但并没有深入下去。当时他忙于中国文化书院的事，我没有积极推动，他也无暇顾及。由于我们太忙碌，这件事就搁置下来。

1986年、1987年我与汤一介先生对诠释学的概念以及如何去建立中国诠释学产生了几点分歧。在概念上，我发现汤一介先生一直用解释学字样，我提出用诠释学一词代替解释学一词，但汤先生似乎不在意二者的差别。这是我与汤先生之间的第一点不同。

我看过他写的中国解释学文章，也与他讨论过，理解他想从古代历史上找到不同的诠释模型。他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为典型，第一种如《左传》对《春秋》的解释，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叫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叫作实际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1而我在本体诠释学方面却探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国诠释学是不是基本上可归纳并定性为本体诠释学；二是本体诠释学要面对诠释学的所谓哲学问题，涉及根源性的考察与终极目标的考察，而不是说只是找寻中国人怎样解释或诠释文本的问题，而是要面对哲学的考察。这是我和汤先生之间的第二点不同。

我们之间还有第三点不同。我是在本体诠释学层面上把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建立在周易或易经本体学的基础上，开展不同层次以及不同方面的实际诠释及其应用面的延伸与发展，可名之为“用与行”以对应本与体之知。透过中国传统关于宇宙天地、自然人生、人格心性、道德理性、实用智慧，以及真、善、美、和、神（圣）这些基本价值性的考虑来显示多姿多彩的诠释成果。显然我要探讨的是诠释这一个知解的活动如何可能，这是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诠释形而上的基础问题或曰本体论的基础问题，不是个别的诠释方式或诠释的表达方式。这是我和汤先生的第三点不同。

这三个不同并不妨碍我和汤先生的大同之处。我谈本体诠释学有明确对象，汤先生所诉求的也是历史的事实，两者平行且都属于中国人对知识与价值的两个层次——哲学的与历史的，可说为中国诠释传统和现代西方的诠释传统的区别。我提出本体诠释学是有针对性的，一方面针对海德格尔或伽达默尔具有形上哲学基础的诠释学理论，一方面针对中国传统隐而未发的本体学的思考，涵摄于传统历史、文学与思想文献之中。针对两者，本体诠释学要在理论上回答人是什么存在、内涵为何，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为何以及人与他者及世界之间的关系为何。这自然涉及我说的形上学、本体论、知识论、伦理道德学及政治哲学等基本认知。对我而言，西方面临人与上帝（包含环境生态）的对立，现象学与存有论的对立，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中国的本体哲学不管如何诠释都必须认识到它重视的各项合一，如天人合一、主客合一、内外合一、体用合一与知行合一等。汤先生还提出了情景合一，特别能够体现中国美学的功能。这些合一显然为西方哲学中面临的对立提供了一个出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也显示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一种相互补充。这个基于不同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关照或背景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开辟了一个根源性与世界性的哲学与文化的认知与探讨，同时也体现并指向了一个认知与探索的方法。有此理解，本体诠释学导向了历史经验的反思，而可以呈现不同领域的知解方式与语言表达形式。这是我和汤先生之间的一个大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