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略
一
《水浒传》版本的研究以胡适1920年《〈水浒传〉考证》为发轫之作，距今已百余年矣。在胡适最初的《〈水浒传〉考证》一文当中可用的《水浒传》版本仅有金圣叹删节本以及《征四寇传》两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水浒传》版本的快速收获期，这种收获不只表现在版本的研究上，更加表现在版本的发现上。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先后有学者从国外获得《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消息，有的甚至远赴海外寻求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如郑振铎远赴巴黎、孙楷第东渡日本等等。也正是因此，《水浒传》版本的发现基本上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1920年胡适发表《〈水浒传〉考证》到1929年发表《〈水浒传〉新考》，这十年时间里，胡适从只拥有1种金本到知悉8种现存的《水浒传》版本。1924年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中提到的《水浒传》版本也有6种之多。1929年郑振铎发表《〈水浒传〉的演化》一文所见到的《水浒传》版本更是有9种之多，而且有几种还与胡适所见到的不同。1930年日本神山闰次氏在日本《斯文》杂志上发表《水浒传诸本》一文，同年即被翻译出来，两次刊登于中国的报刊之上（一次在《大公报》，一次在《小说月报》）。而这篇文章也成了日后孙楷第编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水浒传”条的主要参考资料。
1933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出版，里面载录的《水浒传》版本有18种之多，可以算得上是这个时期《水浒传》版本收集的集大成之作。赵孝孟在1932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尚未出版之时，按照孙楷第的原稿增补成文，发表《水浒传板本录》，里面辑录《水浒传》各种版本共计41种，当然并非所有的均为古本，有不少是译本以及排印本。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乃至于40年代，《水浒传》版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日后版本研究的热点。首先是版本演变的问题。胡适虽然是《水浒传》版本研究第一人，而且也是最早接触各种《水浒传》版本之人，其1921年《〈水浒传〉后考》一文中就提到了多种《水浒传》版本，但是最先将《水浒传》分为繁本和简本的却是鲁迅先生。这一分类慧眼如炬，将《水浒传》版本分为繁本与简本之后，《水浒传》版本的脉络瞬间就清晰了不少。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繁本与简本何者为先？到底是繁先简后，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还是简先繁后，繁本是由简本增饰而成。鲁迅先生认为是简先繁后，由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研究小说的必读书目，所以此说影响非常之大。1928年俞平伯发表文章《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1929年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一文，均持“简先繁后”之论。1935年化名稜磨的茅盾发表文章《〈水浒〉最初本的推测》中虽然没有明确“简先繁后”的观点，但是同样认为简本并非删自繁本，而是来源其他的旧本。而此时期支持“繁先简后”之说的学者非常少，除了胡适在《〈水浒传〉新考》中对鲁迅先生“简先繁后”的观点进行辩驳外，杨宪益1946年《〈水浒传〉古本的演变》也认为“繁先简后”。
其次是金本所谓古本有无的问题。相信金圣叹真有一种所谓的古本《水浒传》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在1920年发表《〈水浒传〉考证》之时坚定地相信金圣叹有一个所谓的古本《水浒传》，1921年发表《〈水浒传〉后考》之时，虽然观点有所动摇，但是依旧疑心嘉靖以前有一种七十回本，是金圣叹的底本。直到1929年发表《〈水浒传〉新考》之时，才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最大的错误是我假定明朝中叶有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而其他的一些学者像鲁迅先生于1924年《中国小说史略》、俞平伯于1928年《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周木斋于1934年《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传〉》等之中，均认为金圣叹所谓古本为假托之词。
再次是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真伪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此时期已经出现了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批语均是伪托，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水浒传〉新考》均持此种观点；第二种认为容与堂本是真本，袁无涯本是伪托，持这种观点的是郑振铎的《〈水浒传〉的演化》；第三种认为容与堂本是伪托，袁无涯本是真本，持这种观点的是戴望舒。戴氏从1941年到1948年先后发表了《袁刊〈水浒传〉之真伪》《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真伪考辨》《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之真伪》三篇文章，三篇文章内容大同小异，均是证明袁无涯本是真本，容与堂本是伪托。三种观点，前两种鲁迅先生、胡适、郑振铎都是在文章中偶一提及，并没有过多的考证说明。只有戴望舒的文章是专论，有详细的考证。
此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水浒传》版本研究的文章，如孙楷第1941年发表的《〈水浒传〉旧本考》，对旧本《水浒传》作出四点推测，认为旧本《水浒传》有以下几种形态：第一为分卷本；第二为词话本；第三为元时书会所编；第四是南方书会所编。另外，孙楷第1932年所发表的《在日本东京所见之明本〈水浒传〉》也是极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此文后来成为1932年6月出版《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的一部分。对内阁文库本《水浒志传评林》、钟伯敬本、三十卷映雪草堂本、英雄谱本作出内容提要，其中评林本以及英雄谱本的内容介绍尤为详细，有不少真知灼见。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水浒传》的版本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研究者名家辈出，可以说一时间多少小说研究的好手、大家都聚焦于《水浒传》版本研究之上，如胡适、鲁迅先生、俞平伯、郑振铎、孙楷第、茅盾、戴望舒等等。二是观点百家齐放，上面所提到的《水浒传》版本研究的几个问题，基本上都没有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而是求同存异，各家不同的观点并行而存。三是各家文章之中均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舛误。由于这个时期《水浒传》版本研究处于刚起步阶段，很多方面的研究还在探索，既然是探索就免不了失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时期的成果，各家的研究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如1920年胡适《〈水浒传〉考证》一文，由于此时胡适还没有见到过其他的《水浒传》简本，所以认为《征四寇》是原百回本的一部分，而且是元朝人所写。其实《征四寇》是简本《水浒传》中百十五回本的后半部分，并非什么元朝人的原本百回本的内容。
再如1929年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问题不少：1.郑氏认为郭勋本并不是刻于郭勋生前，而是其死后，误。且郑氏将郭勋的死亡时间弄错。2.郑氏认为现存百回本、钟本就是郭本，误。3.郑氏认为巴黎残本《水浒传》和余象斗所刊《三国志传》版式完全相同，误。现今知道此二者版式肯定不相同，《三国志传》还有一栏评语栏，而巴黎残本《水浒传》则没有。余象斗确实刊刻了《水浒志传评林》，但此本并非巴黎残本。且1927年郑氏发表文章《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之时，还没有将巴黎残本跟余象斗联系起来，也仅仅认为插增的故事是无名氏所为，并未认为是余象斗。4.将余象斗的姓名字号弄错。5.郑氏认为容本、钟本、李玄伯藏本文字完全相同，误，其实还是有不小的差异。6.郑氏认为金本是顺治间才出现，误。
二
20世纪50、60年代是《水浒传》版本研究的沉淀期。何为沉淀期？1.这个时期的研究人员相较于上个时期已经更换了一批，阵容虽然没有上一批强大，但却是《水浒传》研究领域乃至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专家，如何心、王利器、王古鲁、严敦易、马蹄疾等。2.讨论的热点虽然没有上一时期那么多，但研究更加深入、全面。3.这一时期由于《水浒传》诸多版本已经在上一时期搜罗殆尽，虽然不少研究者并不能看到搜罗的所有版本，但是这一时期的版本研究更趋于稳定，舛误相较上一时期为少。
这一时期的版本研究以三个学者、两本书为中心。三个学者是王利器、王古鲁、马蹄疾，两本书是《水浒研究》和《水浒传的演变》。
王利器是研究《水浒传》的大家，他参与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水浒全传》的校订，看过的《水浒传》版本应该是同时期人里面最多的，同时对《水浒传》的版本也进行过细致的校勘[1]。这个时期王利器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一为1954年《关于〈水浒全传〉的版本及校订》，对天都外臣序本（石渠阁补印本）《水浒传》有一个细致的介绍。谈到此本是一个邋遢本，经过两次补刊等。其二为1955年《〈水浒全传〉田王二传是谁所加》，其中对李卓吾批点《水浒传》各种史料的考察十分之详细。文章首先证明《水浒全传》田王二传为后人所加，并非原本所有。随后列出可能参与插增田王二传的三个人选：袁无涯、杨定见、冯梦龙，最后得出袁无涯是主要的修改人。不得不说，王利器真的是材料收集的大家，写出来的文章，内容详实，考订精审，可以增述的地方真是不多了。
王古鲁是一位对古代小说、戏曲都有大贡献的人，他到日本访书带回来了多种《水浒传》的本子。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三篇《水浒传》版本的研究文章，分别是：其一，1955年《读〈水浒全传〉郑序》，此文是王氏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郑振铎、王利器等整理的《水浒全传》书前郑振铎所作的序言提出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与郑振铎的看法存在不小的差异，如郑氏认为自己所藏残本为嘉靖郭勋本，而王氏认为郑藏残本5回并非郭勋本；郑氏《水浒全传》所用底本为石渠阁补印本，但王氏认为石渠阁补印本是容与堂本并不是很忠实的覆刻本，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版本，署名天都外臣的序言是清初补刻，而非原本所有，这样的版本并不适合当底本；郑氏根据袁本《发凡》推知原本没有征辽故事，而王氏认为袁本《发凡》是冒充李卓吾所写，《水浒传》原本有征辽故事。
其二，1957年《读〈水浒全传〉郑序及谈〈水浒传〉》，此文除了包含前篇文章《读〈水浒全传〉郑序》之外，还有《谈〈水浒传〉》部分。其中对前一阶段的一些热点问题作出探讨，如认为容与堂本才是真正的李评本，《水浒传》的版本是繁先简后，“文简事繁之百十回本，源出于《水浒志传评林》本，而‘评林’本实在是根据古本百回本（容与堂本的底本）删节而成的，确不是出于今行之百回本”。
其三，1958年《谈〈水浒志传评林〉》，此文对评林本有一个细致的考察，认为评林本是简本的祖本。同时文章中有评林本与100回容本回目的比较，对评林本省并回数进行了考察。但是由于受到郑振铎的影响，王古鲁对巴黎残本的推测有误，认为巴黎残本与评林本是同一系统。
王古鲁是一位书斋型学者，其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事实材料为依据，在大量校勘的基础上论断，既不盲从也不标新立异。但尤为可惜的是，王氏还有两篇关于《水浒传》版本研究的文章，十分有分量，王氏的文章中曾提到过，但是没有流传下来，分别是《水浒全传校勘之校勘》与《水浒传现存各本的关系》。
马蹄疾是《水浒传》研究的专家，对《水浒传》有突出的贡献。他所编撰的两部《水浒传》工具书籍《水浒资料汇编》与《水浒书录》是《水浒传》研究者案头的必备书籍，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不少的便利。此时期是他《水浒传》研究的积累期。1961到1962年间，马氏先后在《文汇报》发表了7篇文章，均是有关《水浒传》版本的介绍。有三槐堂本、郑振铎藏嘉靖残本、容与堂本、袁无涯钞本、日本翻刻本、李玄伯藏本、刘兴我本。这些关于《水浒传》版本的介绍文章以后均被收录于1986年《水浒书录》之中。
《水浒研究》一书是何心的力作，也可以算得上是《水浒传》研究的必读书籍。此书最开始是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在1951年10月20日至12月3日的《大公报》上连载，其后集结成书，195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三版。三个版本的内容有一定的差距，其中1957年版在1954年版的基础上改易不少，1985年版与1957年版相比，在版本章节上相差不大。论述何氏的文章以1957年版与1985年版为主，兼及1954年版。
《水浒研究》一书涉及《水浒传》版本的章节共有3章，分别是第三章至第五章，“水浒传的版本”“简本与繁本的不同”“水浒传的演变”，其中第四章“简本与繁本的不同”，1954年版作“各种版本的不同”。第三章“水浒传的版本”中，1954年版按简本、繁本的顺序编排，1957年版、1985年版按繁本、简本的顺序编排，1954年版简本有3种，110回、115回、124回，到了1957年版简本有了5种，多了三十卷本和评林本，之后的1985年版，则有了8种，115回本中多了几种。1954年版繁本只有5种，100回3种（容本、李玄伯本、钟本）、120回本、70回本。1957年版6种，100回多了1种，为天都外臣序本。1985年版同于1957年版。另外，1954年版有巴黎残本、三十卷残本、评林残本。1957年版残本为巴黎残本和嘉靖残本。1985年版同1957年版。1957年版、1985年版有佚本4种。
何心认为简先繁后，并且开列三条详细的理由：1.简本回目拙劣幼稚，繁本回目工整，简本是原始形态，繁本经过加工。2.曰和道的差别，简本说话均用“曰”，而繁本说话均用“道”，但是繁本在第1回还保存了几处用“曰”的痕迹，可见繁本是逐渐修改。3.百十五回（简本）有百回、百二十回（繁本）没有的诗句，可见这些多出的诗句被繁本删节了。何氏虽然认为百十五回本成立在诸繁本之前，但是同时认为此本是经过删节的版本。此本有一种祖本，祖本在各种版本之前。何氏的简先繁后说将鲁迅先生提出的简先繁后说发扬光大，不仅仅因为《水浒研究》此书的影响之广，也因为何氏给出了自己明确的论据。但是无论此说正确与否，需要指出的是，何氏此说所用的简本是众简本中刊刻时间颇晚的百十五回《汉宋奇书》本。
除此之外，何氏对其他的一些版本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认为郑藏残本也是一种成立很早的版本；征辽、田虎、王庆是原本所有，并非插增；李评本为袁无涯本等等。
《水浒传的演变》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严敦易，严氏是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专家。此书虽然没有《水浒研究》一书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但却是一部功力十分深厚的作品，材料之丰富、引证之详实，即使时隔近60年也极具参考价值。
此书从书名可以看出，是对《水浒传》的演变做出总览式的研究。严氏的研究虽多有精心独撰之处，但是却并不把版本研究放在主要位置，而是以《水浒传》的演变为研究方向，对各种版本的研究态度是藉供参考和应用。
严氏在《水浒传》版本方面的一个创见是提出《水浒传》版本的二元说。何为二元说，在之前出现《水浒传》简本与繁本先后的说法，要不然就是简先繁后，要不就是繁先简后。严氏认为这两类版本不分先后，它们有各自的源头。后来的繁、简本之所以出现不同，是因为校订编订者的不同，并不一定是繁先简后，也不一定是简先繁后，而是并行。个别的繁本是简本的加工，或简本是繁本的删节。简本有过删节，但只是引首的诗词，而内容上却是增入。
严氏对古本《水浒传》也进行了一些推测：1.最初的《水浒传》是分则的；2.《水浒传》最初本文字质俚、风格粗朴、叙事描摹相当拙劣；3.征辽、田虎、王庆三部分是插增进去的；4.《水浒传》的前身是话本等，不可能先有一个祖本，然后再由祖本辗转分化。同时，严氏对郑藏残本是否为郭本存疑。对袁本的凡例也表示怀疑，认为所谓郭本的移置阎婆事是杨定见所为，“去田王而加辽国”也是谎话。对郭勋本删节一事，严氏将郭本删的部分与《小五义》类比，认为删去的有诗词，也有小故事之类。
三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在1978年之前，《水浒传》版本研究，乃至于整个文艺研究由于历史时代的客观原因，都进入到一个空前的低谷期。虽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文章对《水浒传》的版本进行介绍，但均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叙述，有不少介绍还存在一些问题。此时期差强人意的一篇文章算是1975年李滋的《〈水浒〉的版本和〈水浒〉的政治倾向》，此文关于版本的论述还算详实，其中配有四幅插图，由于作者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在的社科院），因此得以见到这些版本，可以对孙楷第书目进行补足。另外，1975年在上海图书馆还发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水浒传》残叶，书题《京本忠义传》，与现存诸繁简本均不同。1975年顾廷龙、沈津撰文《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予以介绍，可惜的是同样由于时代的原因，并未引起关注。
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水浒传》版本研究经历了一个沉淀期以及一个低谷期之后，终于迎来了爆发，到达了自己的高峰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时期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水浒传》版本研究的巅峰期。一般巅峰期的标志就是作者众多、文章众多。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水浒传》版本研究如是，研究的人员骤增，许多研究者加入到了《水浒传》版本研究的队伍中来，而文章的数量几乎为其他时期《水浒传》版本研究文章的总和。
除了以上明显的特点之外，这个时期还有其他几个特点：1.发表的研究文章不仅有国内的，还有不少国外的也通过译介得见，让研究者能够知道国际的动态。2.《水浒传》版本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这个时期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各个问题几乎都存在不同的观点以及看法。3.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也是此前所罕见，此时期的文章已不像之前，学者各人写各人的文章，寻找证据得出结论，而是与前人与同时期的人进行各种辩难，从而使自己的结论得以站住脚跟。
下面是讨论最为激烈的几个问题：一是到底何者为李卓吾评本的真本。这个问题自从提出来后，断断续续有人进行过讨论，但是发文如此密集，讨论如此激烈，这个时期还是第一次。基本上来说，主要有三派意见，除了认为容本和袁本均为真本之外，其他的三种意见均有人支持：1.认为容本为真、袁本为伪者，如陈洪、龚兆吉、朱恩彬等；2.认为袁本为真、容本为伪者，如王利器、叶昼、欧阳代发、严云受等；3.认为容本与袁本皆为伪者，如崔文印、黄霖师、赵明政等。
此时期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王利器1979年《〈水浒〉李卓吾评本的真伪问题》，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王氏在1955年《〈水浒全传〉田王二传是谁所加》中已经提到过，文章是用外证的方法证明袁本为李卓吾批本，罗列材料十分丰富。之后三种意见的文章一齐出现，1980年崔文印《袁无涯刊本〈水浒〉李贽评辨伪》一文，认为袁本、容本均非李贽所批，此文列证钱希言《戏瑕》中所说的叶昼伪评本是袁本而不是容本。并根据钱希言、盛于斯、周亮工的记载断定袁本为叶昼作伪，使用的同样是外证的方法。1981年陈洪《〈水浒传〉李卓吾评本真伪一辨》一文首次使用了内证的方法证明容本批语观点与李贽观点相符，而袁本则不相符，认为容本真而袁本伪。1981年叶朗《叶昼评点〈水浒传〉考证》运用内证证明，容与堂本回末总评中李贽的名号太过花哨，与李贽其他文章不类；容与堂本批语内容与《忠义水浒传序》相矛盾。运用旁证证明，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的批语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批语出于同一作者之手，《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批语可证出于叶昼之手，那么容本也为叶昼伪托本，最终认为容本为伪、袁本为真。1982年黄霖师《〈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认为容本和袁本均非李贽所评。文章认为容本为伪评，而袁本有不少批语与容本或相同、或相似、或是改造的，那么袁本也是伪本。同时，文章对历来认为袁本为真本的四条证据逐一进行了反驳。另外，文章还提到袁本依据容本的批语进行删诗或者删文。
以上几篇文章可以称得上是三种观点的代表性作品，之后进入到了群雄逐鹿的时代。1983年龚兆吉《〈容本〉李评为叶昼伪作说质疑》，认为容本《水浒传》为李贽所评。文章首先对明清文献中列述叶昼伪造容批的材料进行反驳；其次从叶昼的人品，叶昼对《水浒传》、李贽所抱的偏见入手，认为容批不可能是叶昼伪批；最后认为容本批语中，用语、思想内容都与李贽的政治观点、艺术观点、美学观点完全一致。1984年赵明政《〈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补证》，是对黄霖师一文的一些补充。1984年欧阳代发《袁刊本〈水浒〉李评确出李贽之手辨》，此文是对龚兆吉文章的辩驳，认为龚氏那些容本中跟李贽思想艺术相同的批语，在袁本中也有，并不能说明什么，而要回到《忠义水浒传序》这篇文章中来。容本的批语与序中的观点相左，而袁本批语却是正合。1984年朱恩彬《李贽评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此文认为容本真、袁本伪，认为《小引》乃是伪造。主要针对叶朗的文章进行辩驳，外证、内证均有所反驳。1984年欧阳代发《何者为〈水浒传〉李贽评本真迹》，对朱恩彬文章进行辩驳。
20世纪80年代这次看似热闹非凡的李卓吾真伪评本之争，其实内中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存在非此即彼、缺乏辩证的思维。像不少学者觉得李卓吾评点《水浒传》无可置疑，那么容本和袁本中必定有一者为真本，其实也有可能这二者均不是李卓吾所评点的本子。其次，主观臆断。无论是内证还是外证，大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若外证对自己有利则采用，不利则弃用或者随意解读，认为文献记载有误，或者不足取信，而没有开列充足的证据。内证则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以偏概全，而一部《水浒传》批语数千条之多，要找十数条符合自己观点的批语何其简单。若是旁证则有的本身就没有证明真假与否，就轻易使用。这些问题在诸多文章中或多或少都有存在。
二是繁本与简本的问题。自鲁迅先生提出简先繁后之论后，何心将这一说法集其大成并广泛传播开来。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这50余年间简先繁后论压倒了繁先简后论，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支持。而这个时期应该算是简先繁后论最后的辉煌以及遗响，在这之后繁先简后论成为了《水浒传》版本演变的主流声音。
这一时期持简先繁后论最得力的干将是聂绀弩，聂氏是这个时期为数不多的能得见众多《水浒传》版本的研究者之一，各简本、繁本都得以亲见，这也为其简先繁后论增添了厚重的砝码。同时，聂氏的文章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尤其是何心简先繁后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使得简先繁后论达到了一个极致的巅峰状态。聂氏的简先繁后观其实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水浒传》文章之时，所持即是这种观点，只是并未详细论证。1980年聂氏发表《论〈水浒〉的繁本和简本》一文，从题署不同、版式不同、分卷分回不同、回目不同、回末联语不同、引首的有无、“曰”与“道”及其他个别用字不同、文字不同等，得出简本在先、繁本在后，繁本是由简本加工而来这样一个结论。相较于何心所举三条证据证明简先繁后，无疑聂氏所开列的证据要更加全面，更加有力。同时，在征引例子之时，聂氏所用的版本也十分之丰富，计有刘兴我本、汉宋奇书本、评林本、英雄谱本、百二十四回本、三十卷本、容与堂本、钟伯敬本、袁无涯本、大涤余人序本、金圣叹本等。同时，此文不仅对简先繁后之说做出了集大成式的研究，而且还对前人各种繁先简后的理论作出辩驳，所针对的对象有胡适、孙楷第等。
在这个时期另一个支持简先繁后论的研究者是何满子，1982年《从宋元说话家数探索〈水浒〉繁简本渊源及其作者问题》一文，何氏认为在《水浒传》的发展过程中，删繁就简的情况有过，但是这不妨碍简本之早出于繁本。何氏认为简本出自“讲史”，繁本导源于“小说”，简本形成在前，繁本“集撰”于后。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繁先简后论肇其始者是王根林、张国光二位。王根林1980年《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用评林本与天都外臣序本对勘，得出评林本是当时书坊庸贾为牟取利润、删节百回本而成。由于删节时粗制滥造，故书中保存着许多脱胎于繁本的痕迹，这种情况在全书不下八九十处，王氏列举了十个例子。同时，王氏对何心简先繁后的三条证据一一作出了辩驳。
张国光1980年《鲁迅以来盛行的〈水浒〉简本“加工”为繁本说的再讨论》，全面肯定了繁先简后的观点，并对聂绀弩简先繁后的观点逐条进行辩驳，其间也附带驳斥了其他一些人简先繁后的观点。其后1987年张氏再次撰文《再评聂绀弩等先生的〈水浒〉简本先于繁本说》，继续对聂氏的文章进行反驳，此文比前文更加细致。对聂文中出现的每一个论点都进行了反驳，在反驳中重申自己繁先简后的观点。
这个时期支持繁先简后论的学者还有1982年范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1982年白木直也《〈水浒传〉的传日与文简本》、1982年大内田三郎《〈水浒传〉版本考——中心是繁本和简本的关系》、1983年周学禹《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先后关系》、1983年陈辽《郭刻本〈水浒〉非〈水浒〉祖本——兼谈〈水浒〉版本的演变》、1987年傅隆基《从“评林本”看〈水浒〉简本与繁本的关系》等。可以说，自1980年繁先简后论再次提出后，此观点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而简先繁后论之后即使再有被提及，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此时期还需要注意的版本演变观点有两种，一种是欧阳健1983年《〈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认为《水浒传》版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有田王而无辽国”简本发展为“去田王而加辽国”繁本，第二阶段“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繁本删节为“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简本，第三阶段“添加改造后的田王”之繁本产生前后，出现了“插增旧本田王部分”之简本。虽然欧阳健提出三阶段繁简说，但是其中不少版本都是假想，并未真实存在，也没有证据，像“有田王无辽国”的简本、“有辽国无田王的”的简本都是没有发现的版本。所以，将这两种假想的版本除去的话，欧阳健的观点基本上可以简化为繁先简后说，当然，欧阳健在文中也承认现存本中是简本删自繁本。
另一种是1988年夏梦菊《水浒演变史新论（上）》、1989年夏梦菊《水浒演变史新论（中）》。夏氏认为现存的繁本与简本并无直接的关系，既不是删繁就简，也不是补简为繁。在繁简本之间有一种版本存在，这种版本较繁本为简，较简本为繁，它属于《水浒传》的祖本。繁本以这种祖本为底本进行增饰，简本以这种祖本为底本进行删削。而夏氏更进一步认为《京本忠义传》就近似于这种祖本。李国才1985年《论巴黎所藏〈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一文也基本持此论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浒传》版本研究发生了一场闹剧，即《古本水浒传》的真伪之争。此《古本水浒传》并非是金圣叹所谓的古本，而是梅寄鹤所序《古本水浒传》。之所以说这场论争“闹”，是因为这场论争参与人数众多，许多研究古代小说、《水浒传》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像王利器、吴小如、陈曦钟、陈辽、刘冬、张国光等。而且相关文章发表数量众多，光1986年到1990年这五年之间所发表的论文就有二十余篇之多。之所以说这是一场“闹剧”，是因为从1986年开始这部《古本水浒传》就被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伪本，而支持此本为真本的只有《古本水浒传》的校勘者蒋祖钢等寥寥数人。直到1992年张国光发表文章《伪中之伪的120回〈古本水浒传〉剖析》，在文末附录梅寄鹤女婿王天如所撰《梅寄鹤生平简介》和《关于〈古本水浒传〉》二文，以证词形式证明《古本水浒传》后五十回为梅寄鹤伪撰。之后这一场《古本水浒传》真伪之争才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余波却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除此之外，80年代《水浒传》版本的学术交锋还有罗尔纲试图通过一系列文章证明《水浒传》的祖本只有71回。如1984年《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1988年《从〈忠义水浒传〉与〈忠义水浒全传〉对勘看出续加者对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盗改》、1990年《关于用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对勘〈水浒传〉著者和原本的问题》等。主要依据《水浒传》与《三遂平妖传》中赞词的异同得出《水浒传》的祖本只有71回，多出的部分均为续加。而商韬、陈年希1986年《用〈三遂平妖传〉不能说明〈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徐朔方1986年《〈平妖传〉的版本以及〈水浒传〉原本七十回说辨正》三位对罗尔纲此说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平妖传》《水浒传》赞词的相同，并不是因为二书有相同的作者，而是赞词是古代小说家所袭用的，并且赞词相同并不仅局限于前71回。
黄霖师1980年《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聂绀弩1983年《怀或本〈水浒〉》、欧阳健1983年《吴从先〈读水浒传〉评析》、侯会1988年《再论吴读本〈水浒传〉》对吴从先读本《水浒传》给出了各自的看法，其中尤其以侯会之文值得重视，新见迭出，颇有价值，不仅给出了吴读本版本学上的定位，同时也指出了其在成书上所具有的价值。
本时期尤其要重视的是，已经开始有了对《水浒传》版本本身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研究者就是日后可称为《水浒传》版本研究两大支柱的刘世德与马幼垣。此二位在80年代发表的论文有刘世德的1984年《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概况、序文和标目》、1985年《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底本》、1986年《谈〈水浒传〉刘兴我刊本》、1988年《雄飞馆刊本〈英雄谱〉与〈二刻英雄谱〉的区别》、1989年《钟批本〈水浒传〉的刊行年代和版本问题》，马幼垣的1981年《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1983年《影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1984年《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1985年《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1985年《梁山聚宝记》、1987年《影印〈评林〉本缺叶补遗》、1988年《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简介》。研究的版本囊括映雪草堂本、刘兴我本、英雄谱本、钟伯敬本、插增本、评林本、嵌图本等等。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均成为日后研究这些版本的基本依据，为广大研究者所引用。
其他的一些研究者尚有官桂铨1982年《〈水浒传〉的藜光堂本与刘兴我本及其它》对刘兴我本、藜光堂本作出研究，刘冬、欧阳健1983年《关于〈京本忠义传〉》、李骞1985年《〈京本忠义传〉考释》对京本忠义传作出研究，曦钟1983年《关于〈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对钟本作出研究，李国才1985年《论巴黎所藏〈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对巴黎残本作出研究，陆树崙1985年《映雪草堂本〈水浒全传〉简介》对映雪草堂本作出介绍。
虽然这个时期诸本《水浒传》版本本身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研究队伍庞大、文章数量众多的《水浒传》版本自身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低级的层次。基本上是对版本的版式行款、刊刻时间、回目、序文等外在的形式进行研究，而真正对诸本《水浒传》正文文字作出比勘，然后得出可靠性结论的文章还十分之少。
四
时间降及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80年代《水浒传》版本研究的巅峰期之后，本时期的研究逐渐冷却下来。虽然有《古本小说丛刊》和《古本小说集成》中众多《水浒传》版本的影印出版，但是并没有在《水浒传》版本界掀起多大的波澜，一切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研究的方向以及范畴依旧延续着此前某些热点问题。
首先是李卓吾评本真伪问题，依旧是群雄纷争。王辉斌1991年《李贽批评〈水浒〉真伪考论》认为容本与袁本均为伪本，容本为伪本乃是因怀林《述语》作伪，袁本为伪本则是杨定见《小引》作伪，但是文章同样认为袁本是以李贽评点的稿本作为底本进行刊刻。佐藤炼太郎1991年《关于李卓吾评〈水浒传〉》认为容本为叶昼伪评，袁本还是反映了李卓吾的批点意图。任冠文1999年《关于李贽批评〈水浒传〉辨析》则认为袁本为伪，容本较为接近真本。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无穷会本《水浒传》的消息1985年经由范宁传回国内后，王利器1994年《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一文已经认为真正的李卓吾评本是无穷会本。
其次是郭勋本的问题也成为此时期的热点。比之之前的论文，此时期的文章有了更明确的论述。章培恒1991年《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一文，虽然其中存在不少的问题，但却是一篇十分有分量的文章。其间认为郭勋本更多地保存了袁无涯本的特点。竺青、李永祜1997年《〈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认为郑振铎藏嘉靖残本是郭勋本，所依据的证据是将嘉靖残本与《白乐天文集》《三国志通俗演义》《雍熙乐府》三种郭勋所刻之书比较，从用纸、字体、题署、版式行款、书板尺寸等方面判别异同。此文的研究方法易名1985年《谈〈水浒〉的“武定板”》一文已有提到，但是不如此文详尽。王利器1994年《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则认为日本无穷会藏本是郭勋本。
再次是《水浒传》版本本身的研究。这个时期扛大梁的依旧是刘世德，此时期他有三篇专门针对版本本身的研究。分别是1993年《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谈〈水浒传〉双峰堂刊本的引头诗问题》、1995年《〈水浒传〉袁无涯刊本回目的特征》。其中双峰堂本一文对双峰堂删除或是移置引头诗做了详细的考察工作，认为删诗、移诗主要是缩减篇幅、节省工料，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同时，文章认为以引头诗而论，评林本的底本是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本一文把袁本的回目跟几个版本作了一个比较，然后得出一些结论。京本忠义传一文则是颇有创见的一篇文章，在此之前已有多篇文章对《京本忠义传》进行介绍和研究，然而无论是顾廷龙、沈津，还是刘冬、欧阳健，抑或是李骞，均认为《京本忠义传》是繁本。只有张国光认为《京本忠义传》是早期的简本，可能为万历初的刻本。不得不说，张氏此一判断，眼光独到，但是并没有给出太多实质性的证据。而刘世德此文则列举了颇多的证据，首先认为卷数不足以判断版本的繁简；其次从字数、正文、书名等方面看，《京本忠义传》是一种简本；最后认定《京本忠义传》是福建建阳刊本，而且是一种过渡本。
此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金圣叹是否腰斩《水浒传》之争。此事件的起因是周岭1998年发表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一文，对此前所有认定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论述进行了辨析，再通过分析王圻的《稗史汇编》和胡应麟的《庄岳委谈》等材料，认为金圣叹之前就有一部古本《水浒传》，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传》。此文周岭早在1989年就发表在《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上，但可能受限于期刊的关注度，并未引起反响。直到1998年发表在权威期刊《文学评论》后，周岭此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实这也是必然的，以单篇专论文章出现，如此详细地考证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传》，这应该是第一篇。
周文发表之后，马上受到多方驳难。王齐洲1998年《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无可怀疑：与周岭同志商榷》、崔茂新2000年《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张国光2001年《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均对周文表示反对，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绝无可疑。其中以王齐洲之文最具代表性，辨析有理有据，即使是此问题的决定性证据，也轻描淡写地抹去了。
由王圻《稗史汇编》的材料引起金圣叹之前就有古本的看法由来已久，并非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像周邨1962年《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中认为金本很可能就是《稗史汇编》中提到的这个版本。陈辽1983年《郭刻本〈水浒〉非〈水浒〉祖本——兼谈〈水浒〉版本的演变》一文中根据王圻《稗史汇编》，推测金圣叹可能真有一种古本。欧阳健1983年《〈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一文也根据王圻《稗史汇编》中所言，觉得金圣叹得到了一种古本，在《水浒传》成书的过程中存在过。周维衍1985年《罗贯中〈水浒传〉原本无招安等部分》大致也持此论。另外，颇为有名的还是罗尔纲1987年《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的问题》一文，此文除了依据王圻的例子外，还提到了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的例子，认为确实有这么一个70回古本的存在，只是罗氏认为这个古本并不是金圣叹本。
五
进入21世纪之后，在这十余年时间里，《水浒传》版本研究依旧稳步前进。虽然研究的点并不集中，覆盖面十分之广，学者也基本上是于寒斋之中埋头苦学，只顾做着自己的学问，而缺少对某些问题的交流与论争，但是新时期的研究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用新方法与新视角研究《水浒传》版本。
之前的《水浒传》版本研究，虽然对《水浒传》版本本身的研究颇为稀少，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以正文作为主要的依据。而新时期《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视角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正文，插图以及评点都被纳入到了研究的范畴。插图方面，李金松2000年《〈水浒传〉大涤余人序本之刊刻年代辨》通过考察大涤余人序本版画刻工的活动年限，得出大涤余人序本刊刻于袁无涯本之后、芥子园本之前，不能成为袁无涯本底本的结论。陆敏、张祝平2012年《二刻〈英雄谱〉中〈水浒传〉插图摹刻钟惺批本插图考》通过以下三个证据：二刻本的插图有的未见于回目，而钟本回目中却有；英雄谱本有田王二事，但是插图中却完全没有反映；二本插图顺序出现混乱，论证了二刻英雄谱本的插图描摹了钟评本的插图。乔光辉2013年《“无知子”像赞与〈水浒传〉钟评、李评关系探微》通过考证钟评本插图中“无知子”之名即为叶昼，得出钟评本实即叶昼托名而作。
评点方面，邓雷2013年《遗香堂本〈水浒传〉批语初探》通过比较遗香堂本与芥子园本批语，得出此二者均为大涤余人序本系统，但是二者的批语均不完整，二者有共同的祖本。邓雷2014年《袁无涯刊本与大涤余人序本〈水浒传〉关系考辨》通过对袁无涯本系统批语与大涤余人序本系统批语作出细致的考察，得出此二者有共同的祖本，祖本的面貌与大涤余人序本相近而与袁无涯本相远。邓雷2015年《钟伯敬本〈水浒传〉批语略论》通过对钟本以及容本批语进行比较，得出钟本继承了容本批语，但又在此基础上有所改造，钟本与容本相异的批语，尤其是其中改造过的批语，有着自己的评点倾向，此倾向与容批不同。邓雷2015年《无穷会本〈水浒传〉研究——以批语、插图、回目为中心》，通过考察林九兵卫刊本与无穷会本的批语，得知大涤余人序本、袁无涯本的底本为无穷会本。
第二，用新理念研究《水浒传》版本。
郭英德2005年发表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一文，文章中谈到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版本研究，不仅仅是要通过对一部通俗小说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差异、优劣高下的考证鉴别，为现代读者介绍和推荐其最可靠的或最合适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应该综合运用异同比较法、源流梳理法、内涵阐释法、文化寻因法等版本研究方法，探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现象自身的特点与价值，探究版本现象变迁的方式与规律，探究版本现象产生及其变迁的文化因缘。
郭文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版本学上以校勘为主的研究方式，而将版本学解放到一个更加开阔的层次与视野中来。其实这种研究理念此前就有出现过，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不同繁本之间的思想倾向就做过不少比较，但是那个时期还带有明显的阶级指向性。而90年代陈辽《孰优孰高·后人评说——谈我国古典小说五大名著的原本、改本问题》、左东岭《中国小说艺术演进的一条线索——从明代〈水浒传〉的版本演变谈起》都算是这一理念的发轫者。
新的时期将这一理念践行在《水浒传》版本研究中，做得比较好的有黄俶成2001年《〈水浒〉版本衍变考论》，将《水浒传》的版本划分为祖本、编次本、插图本、批评本、豪华善本、插增本、全传本、腰斩本，探究版本现象变迁的方式。张同胜2009年《〈水浒传〉的版本、叙事与诠释》将《水浒传》的版本与叙事、诠释结合起来，认为不同的版本之间，叙事与诠释都不相同。涂秀虹师2013年《论〈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文学价值——以评林本和贯华堂本为中心》、2014年《〈水浒志传评林〉版本价值论——以容与堂本为参照》，通过叙事学、插图、标题、评点、定价等考量评林本自身所拥有的价值。
除此之外，《水浒传》版本在各个时期的流传情况也开始为人所关注。马场昭佳2005年《清代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与征四寇故事》将《水浒传》各种版本在清代的流传分为前中后期，通过《说岳全传》《忠义璇图》等来考察各个时期版本的流传情况。邓雷2015年《从〈点将录〉看〈水浒传〉版本的流传》通过选取明末迄今不同时期不同的《点将录》来考察每个时期社会上所流传《水浒传》版本的情况。邓雷2016年《京剧〈红桃山〉本事以及创作时间考——兼及简本〈水浒传〉的问题》通过考察京剧《红桃山》的本事来自于简本《水浒传》，得出简本《水浒传》在清代依旧存在一定的市场。
第三，用新技术研究《水浒传》版本。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版本的研究也有了更加便捷的方法，通过计算机对版本进行研究是新世纪以来版本研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周文业是这一领域的领军者。从2001年开始到2021年为止，周文业召集、召开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献暨数字化国际研讨会已经整整有20届，基本上每年召开一届。
周文业对中国古典小说七大名著的大部分版本都进行了数字化。其中《水浒传》部分，数字化了15种版本，包括简本：评林本、巴黎本、哥本哈根本、斯图加特本、德莱斯顿本、牛津残叶、上海残叶、刘兴我本、藜光堂本9种；繁本：容与堂本、钟伯敬本、遗香堂本、郑藏残本4种；全传本：郁郁堂本1种；腰斩本：金圣叹本1种。
虽然周文业对于《水浒传》版本的研究和他在《红楼梦》《三国志演义》版本上所下的功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尤其是利用其自身开发出来的数字化系统进行研究和推广。发表的文章计有：2009年《〈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应用》、2011年《〈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京本忠义传〉的数字化研究》、2013年《〈水浒传〉刘兴我本和藜光堂本的数字化研究》、2014年《〈水浒传〉的版本和演化》、2020年《〈水浒传〉四种主要版本比对本和比对研究》。其中尤其以2013年《〈水浒传〉刘兴我本和藜光堂本的数字化研究》一文，可以窥见数字化在版本研究中所带来的巨大便利。
虽然如此，数字化研究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这套系统从开发出来到现在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国内的学者在研究版本之时，并没有多少人去尝试使用，反而日本学者用的人比较多。这一点可能与数字化系统操作的复杂性以及国内文科研究者对电脑程序不熟悉有一定的关系。其次，由于数字化的录入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数字化的文本依旧存在不少错误。这样的错误虽然现阶段无法避免，但是在写文章之时，能够提供的证据有多高的准确度，这也是一个疑问。不得不说，数字化的道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笔者也希望数字化能够越做越好，给版本研究提供更大的便利。现阶段的数字化仅仅只能给版本研究提供一个参考，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的校勘，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第四，总结性的研究综述大量涌现。
进入新世纪之后，各个学科各个门类大量综述类文章开始出现，标志着研究者对上一时期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以及反思，同时对新的时期所需要作出的工作进行展望，而《水浒传》版本研究亦如是。
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对《水浒传》版本整体研究作出的回顾。属于这一方面的文章有：黄俶成2001年《20世纪〈水浒〉版本的研究》、纪德君2004年《百年来〈水浒传〉成书及版本研究述要》、何红梅2006年《新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综述》、何红梅2011年《十年来〈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与版本研究述要》，这些文章因为所述面太广，而篇幅较短，所以论述仅仅是挑重点而言之，并不全面。较为全面的是许勇强师2013年《近20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评》一文，对90年代至今的版本研究作了分类述评，包括祖本与版本演变研究、简本研究、繁本研究、其他问题研究等，并对今后《水浒传》版本研究所需要注意的方面提出建议。
从小的方面来说，有对《水浒传》简本研究所作的综述。王辉、刘天振2010年《20世纪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述略》，刘天振、王辉2011年《新时期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述略》，这两篇文章虽然是相同的两个作者所写，但是内容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前篇算是简本研究综述中的一篇力作，资料收集方面颇为详尽，涉及的面也十分之广。文章中对存世简本的收集用力甚勤，虽然有所遗漏，记叙方面也略有瑕疵，但整篇文章颇为全面详实。后篇是前篇的缩略版，但是在文章结尾处增加了检讨部分。相比而言，后篇更加具有逻辑的条理性，每一小段材料背后都有一定的评论，而这往往也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文末检讨部分的建议有不少具有可行性。
有对李卓吾评本真伪的述略。刘丹2012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浒传〉李贽评本辨伪述评》、李云涛2014年《署名李贽批评的几种〈忠义水浒传〉刊本之真伪略述》，二文互有优劣，前者在方法得失的归纳上颇有卓见，后者则更注重在整体脉络上的把握。有对日本《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述略，谢卫平2008年《〈水浒〉版本研究在日本——兼谈国内相关情况》主要对日本《〈水浒〉刊本随见抄之》及其影响、石渠阁补刊本、《京本忠义传》残页的问题作出了综述。
21世纪以来，《水浒传》版本研究除了以上几个明显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各个版本自身的研究依旧十分匮乏，但还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像《京本忠义传》残叶早在90年代刘世德对这个版本的考证就已经十分详细，但是新时期李永祜2007年发表了《〈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一文，此文应该算得上是京本忠义传研究中集大成的一篇论文，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时做了大量的辨析工作。对每一项需要反驳的材料，都列举了大量颇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最后得出的结论跟刘文基本一致，但是论据却比刘文多出不少，论证也细密不少。
再如繁本《水浒传》的研究。虽然在出版领域，繁本一枝独秀，但一直以来繁本的研究相对简本而言，反而处于一种劣势状态，真正研究繁本版本本身的论文少之又少。本时期有一些文章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是齐裕焜先生2011年《〈水浒传〉不同繁本系统之比较》一文。在此之前马幼垣认为繁本之间差距很小，研究也难有重大的发现。正是因为有这种观念的存在，导致繁本虽然在流通与阅读过程中占据了霸主的地位，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却长时间无人问津。而齐先生首次提出繁本的研究十分必要，并且通过引头诗的有无，是否移置阎婆事、诗词文字的差异将繁本划分为了两大系统，甲种系统有嘉靖残本、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钟伯敬本，乙种系统有大涤余人序本、芥子园本、袁无涯本、无穷会本。齐先生关于繁本的划分方法，李永祜1998年点校中华书局本《水浒传》的前言中已有提到，并且提出了区分两种系统的三个标志，但是限于“前言”的体例，未能展开论述。齐先生在此基础上，更加明确和详细地论述了繁本的两大系统。繁本两大系统的划分，使得繁本之间最主要的差异一目了然。
又如刘相雨2014年《重估〈水浒传〉袁无涯本的价值——以袁无涯本与容与堂本的比勘为中心》、曾晓娟2014年《重评“袁无涯本”〈水浒传〉之文本价值》二文。这两篇文章十分有意思，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发表出来，所研究的对象都是袁无涯本，所用来比勘的版本都是容与堂本，而其中的内容又差不多都包括情节差异、细节差异、诗词处理等方面。但刘文偏重于从文献方面去考量，而曾文则更多地注重叙事学方面。
再有罗原觉2013年《李卓吾批评〈水浒传〉容兴堂本》一文[2]，此文对容与堂本作了十分详尽的考述。其中关于版式行款、批语情况、不同版本的容与堂本情况以及各繁简本与容与堂本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所论及，但是由于此文是罗原觉晚年的遗作，写于1959年，受到时代的限制，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舛误。
新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所藏无穷会本的研究，这个版本80年代由范宁介绍到国内，90年代王利器撰文稍有涉及，此时期有三篇文章对无穷会本作出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分别是刘世德2000年《〈水浒传〉无穷会藏本初论》、谈蓓芳2000年《也谈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兼及〈水浒传〉版本中的其他问题》、2002年《试谈海内外汉籍善本的缀合研究——以李贽评本〈忠义水浒传〉为中心》。其中尤以谈氏《也谈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兼及〈水浒传〉版本中的其他问题》一文最为详尽，一篇文章整整有60页之多，可见其深度与广度。文章认为袁无涯本的底本为无穷会本，而无穷会本则出于天都外臣本系统。无穷会本的发现与研究在《水浒传》版本研究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前学界一般认为天都外臣序本（包括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之间文字的不同，包括移置阎婆事、删改诗词都是袁无涯本的编刊者所为，随着无穷会本的出现，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袁无涯本的底本无穷会本的文字就已经如是。可以说，无穷会本的发现给天都外臣本系统到袁无涯本系统之间的链条扣上了重要的一环。同时，无穷会本也于2014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
其次，刘世德和马幼垣专著的出版。刘世德这个时期依旧有《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的发表，除了刚刚所说的无穷会本之外，还有2011年《〈水浒传〉牛津残叶试论》、2013年《〈水浒传〉简本异同考（上）——藜光堂刊本、双峰堂刊本异同考》、2013年《〈水浒传〉简本异同考（下）——刘兴我刊本、藜光堂刊本异同考》。2014年刘氏所有关于《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论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集结出版，取名为《水浒论集》。此书的内容除了版本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水浒传》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是其中版本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此文集的出版也基本上宣告刘世德《水浒传》版本研究告一段落。
马幼垣的情况也同样如此，2007年马幼垣关于《水浒传》版本以及其他《水浒传》方面的研究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集结出版，取名为《水浒论衡》与《水浒二论》。虽然这两部书早年已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但是大陆市面上并不容易获得，而此次在大陆出版也给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其中《水浒论衡》中有关《水浒传》版本的研究文章都已发表过，而《水浒二论》中的相关文章则基本上是首次公开披露。二书出版之后，马氏在序言中也宣告自己关于《水浒传》版本的研究已经结束。
另外，新时期还有2015年李永祜《水浒考论集》的出版。李永祜虽然并没有致力于《水浒传》版本的研究，但因李氏先后发表过几篇关于《水浒传》版本的论文，同时还独立校勘了容与堂本《水浒传》，此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誉为最权威的百回整校本，所以李氏对于《水浒传》版本也很有发言权。此书当中收录了李氏不少未公开发表的论文，除了之前说到的郭勋本、京本忠义传的相关论文之外，还有都察院本、两种李评本考辨、点校本前言等版本研究的论文[3]。其中尤以《胡宗宪与都察院本〈水浒传〉》一文值得注意，都察院本现今已经佚失，李氏根据一些史料线索和间接材料考察胡宗宪与都察院本的关系，推断出一些结论，此文对都察院本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六
从胡适《水浒传》版本研究开始，到马幼垣、刘世德等《水浒传》版本研究生涯的结束，其间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从以上近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略中，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国内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的发展情况，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盖棺定论，谈谈近百年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首先是笔者个人对《水浒传》版本研究的一些看法。研究版本不要寄希望于将版本的问题解决，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历史当中遗留下的书籍可以说是百不存一、千不存一，所以现在所见到的《水浒传》版本，可能仅仅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并不能完全展现版本演变的全过程。版本研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通过现有的版本，尽可能地发现版本传承之间的可能性，找出其中最可能的传承路线，尽量还原原有版本传承演变的真实。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现存的版本并不是原始的模样，不能代表它这个系统的全貌，它还有底本、祖本、兄弟本等，它在刊刻的时候可能存在脱漏、误讹等情况。
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过程中就存在这样的现象，为某个现存版本寻找底本，而框定的范围却是现存其他版本。这种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断链的情况。现存的版本绝对不可能是全部的版本，甚至仅仅只是全部版本的一部分，那么一个版本是否能从现存版本中找到底本？很难。两个版本之间有明显继承关系的情况是很少的，更多的可能是甲本与乙本的底本相似或者相近，而甲本、乙本二者某些文字呈现出共同的特征，并不代表甲本一定是乙本的底本，因为有时候只注意了二者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相异之处。之所以有相异之处，可能是这两者之间有几代版本的断链，所以造成了现在的情况。
其次谈谈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的展望。
第一，从论文数量方面来说。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论文约计有265篇（其中并不包括专著里面的研究文章）。此前笔者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做过一些研究，同时也对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之间的相关研究论文做过统计。光这十年间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研究论文就有210篇之多，而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论文数量却仅仅只有265篇，可以想见，这二者之间受关注程度的差距。
表1 近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数量分布图表
再从上文的图表可以看出，除了20世纪80年代是《水浒传》版本研究的高峰期之外，即便进入到了21世纪，《水浒传》版本研究领域依旧是不温不火的状态，每年平均下来才不过4篇文章。以前学界大都认为《水浒传》版本研究如此之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种《水浒传》版本影印出版得较少，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世纪90年代之前，《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的匮乏，跟版本难以获取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之初的几十年时间里，可供研究的不过是金批本、容与堂本、评林本这寥寥数种，版本的研究确实难以开展。但是时间到了90年代，随着大陆《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和台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的出版，《水浒传》版本的获取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再到21世纪后，周文业制作出《水浒传》数字化光碟，更是给《水浒传》版本研究注入了一道生机，可供获得的《水浒传》版本数量已经达到十数种之多。难道这十数种《水浒传》版本都不够研究，非得要集齐全部版本才开始做研究吗？那这世上恐怕只有马幼垣一人可做《水浒传》版本的研究了。所以追根究源，20世纪90年代之后《水浒传》版本研究人员的稀少，还是因为肯去做版本研究的年轻教师、年轻学者太少了。
第二，从论文研究方向来说。虽然近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方面的论文有265篇，但是真正对不同版本本身进行的研究实在是少之又少，可能还不到二成，而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围绕《水浒传》版本的外围来开展，像祖本问题，田王故事问题，金本腰斩问题，李卓吾评本真伪问题等等。相比而言，日本学者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大概有70篇，但是其中有8成的文章是针对不同版本本身所进行的研究。之所以形成如此现象，这与没人愿意研究版本的原因一样。版本本身的研究伴随着大量的校勘，这需要极多的时间，花费极大的功夫，而版本外围的研究，时间则相对较短，只要收集一些材料，然后稍加推敲，可能就完成了一篇文章。
第三，从论文研究人员来说。据上文所述，真正着力研究《水浒传》版本的可能只有刘世德和马幼垣二位，而马幼垣还不属于国内，真正属于国内的《水浒传》版本研究专家只有刘世德一人。其他国内有过一些研究的专家如王利器、范宁、李永祜等，也不过寥寥，而且不是已经年迈，就是已经过世，中青年研究者几乎后继无人。而日本方面，堪称《水浒传》版本研究专家的有白木直也、大内田三郎二人。大内田氏现今依旧在世，在他们之后还有笠井直美、氏冈真士、荒木达雄、中原理惠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都研究过《水浒传》的版本。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版本研究的断代？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体制、科研的机制。版本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需要坐得住冷板凳，往往长时间的校勘尚且未必就有所得，而学生毕业发表论文的压力，教师科研成果的压力，再加之现在的期刊大多数对版本方面的文章束之高阁。这种种原因都注定让研究者对版本敬而远之。所以，在体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当务之急要做的就是培养更多有奉献精神、能耐得住寂寞的研究者。《水浒传》的版本研究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不是单独几个人就能完成的项目，而且研究之时缺乏必要的交流与论争，所做出的成果必然会像圣旨一样无人敢碰，这样真相往往可能被掩盖。
第四，从论文研究的方法、视角、理念和技术来说。虽然21世纪关于《水浒传》版本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方法、视角、理念乃至技术，这些方面都能够给《水浒传》版本研究提供便利，使得《水浒传》版本研究更加完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视角、理念以及技术，最终都要立足于《水浒传》版本文字自身的研究。因为这才是一切版本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根基所在，离开《水浒传》版本自身的研究，一切其他的研究都无从谈起。
最后，希望《水浒传》版本研究在新的世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附记：此部分的资料收集基本截止于2015年，修改之时稍有增设。近几年来《水浒传》版本研究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但是可喜的是，相关版本资料的获取情况，又有了明显的进步。国内外不少图书馆都开放了相关的古籍电子资源，其中有不少《水浒传》的本子，像中国国家图书馆就公开了十余种《水浒传》本子。另外，刘世德、程鲁洁编纂的《〈水浒传〉稀见版本汇编》2019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此套丛书共计48册，包括8种稀见《水浒传》版本，计有嘉靖残本、容与堂本、钟伯敬本、石渠阁补印本、无穷会本、郁郁堂本、贯华堂本、李玄伯藏大涤余人序本、芥子园本。）
[1] 天津图书馆所藏《水浒全书》，其中有一部乃王利器先生旧藏，书中有不少校勘文字。
[2] 此文是罗原觉先生的原文，由后人整理发表。原文“容与堂本”误作“容兴堂本”，保持原样，不另修改。
[3] 李永祜先生书籍中收录的此前未发表的版本研究论文，同年均发表在相关期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