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因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相关部门在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相比，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依然缓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行政壁垒没有完全被打破。公共服务对接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跨区域的规划和布局体现并不充分，各行政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地域壁垒，妨碍了公共服务政策的衔接与整合，影响共建共享的因素依然较多。

一、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公共服务保障力度不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覆盖面积大，各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不同，从而导致各地区财政保障水平差距较大。财政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区域经济发展不同决定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必然存在较大不同。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差异较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既有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重庆市主城区、成都市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部分地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人均GDP最高的重庆市渝中区已经达到19.65万元，而人均GDP最低的四川省资阳市仅为3.10万元，差距超过6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大，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较为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进程。二是财政收支差距较大。财政是公共服务供给的物质基础，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不同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差距大，成都市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 482.96亿元，重庆市云阳县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16.03亿元。从一般公共服务财政预算支出来看，成都市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 006.95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达到1.2万元，重庆市渝北区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119.87亿元，人均为0.71万元。由此可见，财政收支的巨大差距增大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难度。

二、行政层级体制不同导致公共服务协同发展不一

重庆直辖市体制与四川省级架构的行政层级不同，导致成渝地区重庆和四川两地在资源配置、行政效率、信息互联、结算互通等方面的协调能力存在差异。一是不同行政层级导致基层资源配置能力上差异明显。重庆作为直辖市，其区县享受“省直管县”的体制优势，更为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重庆区县比四川区县级行政单位在统筹公共服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决策和行政效率更高，城乡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协调能力相对更强。二是行政层级多导致公共服务数据信息碎片化难以整合共用。公共服务信息来源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保、医保等多个部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级政府众多，各地“互联网+政务”建设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设计人才和资金配套，导致各地政务网相互分割，“碎片化”发展，系统数据通道难以打通，公共服务各领域推进电子证照跨地区互认互信、共享应用实质性进展缓慢。三是行政等级差异导致多领域结算互通难度大。成渝地区重庆范围内大多数地区属于区级行政区，四川范围内大多数地区则属于县级行政区，不同行政等级在财权领域和事权领域的差异性明显，导致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行使的财权不同，以致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跨区域直接结算难度大。

三、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导致政策协同工作协调难度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仍处于探索阶段，合作协调机制还不健全，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部分领域尚未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协而不同”现象依然存在。一是缺乏强力的一体化统筹引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实施以来，川渝两地出台了《川渝两省市毗邻地区合作共建功能平台推进方案》，但尚未出台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保等公共服务协同发展规划或方案，导致合作方向目标还不明确。受现行财政、户籍等制度限制，公共文化服务主要以区县为单元开展，全省（区、市）范围尚未完全打通，川渝两地更是如此，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分工合作尚不明显，妨碍了公共服务政策的衔接与整合，从而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二是缺乏相应的制度与法律保障。目前，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建设出台的政策大多属于倡导性，缺乏刚性约束和具体指导，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财政保障机制、管理运行机制、基层人才培养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难以解决经费保障、机构协调、人员统筹、服务对接等诸多现实壁垒。三是缺乏统一有效的相关标准。重庆、四川范围内公共服务一体化在多领域存在标准差异，多领域程序对接“堵点”依然存在。受各方面条件限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标准、流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一体化发展，如医保政策尚不统一，给跨省份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工作带来一定政策障碍。成渝两地医疗服务价格不一致，影响跨区域医疗机构之间临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工作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