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今天收到彦全的来信，附件是一篇书稿。信中写道：“王老师，您好。我的书稿排版出来了，还请您过目。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帮我为这本书作序。”关于为书稿作序，我向来是慎重的。不过，我阅读了书稿之后，同意为本书写篇序言。
我从1982年开始研究产业集聚，1995年开始关注产业集群，到现在已经41年了。最初，我寻找在中国什么地方有集群，涉及的产业活动从高技术到低技术，从创意到非创意，从研究开发到生产制造，我研究了地理邻近、产业联系、社会网络、协同效应、知识溢出。后来，“产业集群”在媒体、政府研究报告甚至正式文件中陆续出现，但是在打造产业集群的口号声中，低端集群的升级和转型遇到了不小的困难，甚至存在企业的倒闭和迁移。在产业地产过度开发的背景下，一些中小企业自然集聚的区域未能得到集群政策的支持。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从翻译和理解发达国家的集群文献，逐渐走到结合中国的集群发展实际，思考如何发展中国的集群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2004年到现在，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的研究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的交流，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坚持了19年，进行到了第21届。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促进中国创新集群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从媒体上看，产业集群在我国往往被看作“打造产业链”和“打造产业集聚区”，追求的是短期收益，甚至是在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下发展“工业地产”“文化地产”“科技地产”，而不是技术学习、创新、创造，与国家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相违背。
一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产业集群研究的目标是什么？波特说，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可以提高区域竞争力，可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克鲁格曼说，产业集聚可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贝卡蒂尼说，新产业区内有创新环境，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很多国家都制定了集群动议或集群战略……
2010年，我在《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一书中提出了超越集群的八个主张：超越依靠低成本和规模扩张的“打造产业链”和“打造产业集聚区”的做法；超越产业集群作为静态的产业组织形态的认识；超越产业集群内“共同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必然促进企业合作”的命题；超越“产业集群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超越“产业集群必定是创新的空间”的思维；超越从“集群经济”层次理解集群的高度；超越把产业集群看作封闭系统的思维；超越仅用发达国家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思维。我国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需要真正的创新集群，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促进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真诚合作的体制和机制，需要实实在在的制度创新。集群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所需要的制度创新。
2011年，我在第十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发言中说：“我们都很清楚，欧美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继续实行集群的动议或策略，回到了集群时刻（Cluster Moment），但是我国在创新型国家的能力建设中，集群战略的重要性还没被充分认识。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们的集群研究任务还相当艰巨，需要继续探索集群研究的方法，深入调研国情实际，从全球链认识地方系统，而培育创新集群的政策仍然是我们讨论的核心。”
我在参考了国外很多文献后提出，政策必须因地制宜，认真分析政府能做什么，如何进行公共干预。产业集群一般指自愿合作而集聚的一群企业，它不是自上而下从零开始组建的，但是通过政策可以克服企业之间缺乏信任、缺乏明确分工，以及缺乏资金等阻碍集群形成的困难。集群政策从市场出发，促进本地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集体协作，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要把干预的重点放在促进产业联系方面，至于发展什么，如何发展，则由企业自己去决定，切忌一刀切和过多干预。纵观全球，对于区域和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集群，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如何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集群是世界上很多产业集群面临的新挑战。
自2004年开始，“产业集群”一词在行业发展报告和新闻报道中出现得越来越多。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国家部委以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等行业协会都以产业集群作为政策抓手。
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年，科技部火炬中心组织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2013年，科技部启动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工作。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2021年，科技部已在全国布局了152个创新型产业集群。2022年，“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要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也提到了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2023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借鉴的是德国的赛马模式，即由政府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引导集群“比学赶超”。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开展多轮竞赛，在全国选拔出了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赛迪研究院发布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白皮书》提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基于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与先进技术、工艺、先进制造领域相关的企业及关联机构共生形成的高度协同、分工明确、布局合理、技术领先、产业链完善的产业创新网络，并在总量规模、创新能力、组织架构、管理运营、品牌效应、开放程度、制度环境、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区域一体化的高级形态。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提出“十四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认定约200个中小企业集群，引导和支持地方培育一批省级中小企业集群。
什么是培育创新集群的政策？截至2022年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完成了3批次集群竞赛，遴选出60个初赛优胜集群、45个决赛优胜集群（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个竞赛过程是一个优化培育集群思路、凝聚集群发展共识的过程。彦全的这本书出版适逢其时。他全程参与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相关政策实践，此书是他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深化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学习，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写成的。尽管我的学术语言和他的工作语言不完全相符，但我仍然认定这本书是当前社会需要的好书，能够对集群政策的正确实施和集群理论研究的深化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重要的组织变革探索，因为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处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一种网络组织，是有效的区域治理（Governance），它完全不同于政府管理（Government）。此外，由于复杂技术的创新不能依靠单个企业，必须在有效的集群治理机制作用下，使各类创新行为主体通力合作。这也是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重要特征。本书对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内出现的龙头企业引领型、新型研发机构赋能型、多边平台网络协作型等合作创新实践进行了分析。正如本书所言，“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走向创新集群的核心要义在于不断激发集群发展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知识生产与创造、加速知识扩散与技术外溢，促进集群不断衍生发展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产业”。
本书准确抓住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工作中的两个要点，即促进组织变革和合作创新，将这两个要点作为驱动先进制造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两个“轮子”。“以合作创新为动力，可以深化集群组织变革。以集群组织变革为抓手，可以进一步促进集群合作创新”。作者对他和他的研究组所调研的一些案例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与以往的国内产业集群研究文献相比，本书探索了先进制造业集群在我国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路径，对未来如何进一步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及其他创新集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前，发达国家正在多个创新集群之间建立知识网络，集群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趋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在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政策研究尚处于发展初期，理论研究发展得比较缓慢，甚至基本停留在十几年前。我国还有大量低端的产业集群亟待升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实践经验尚在探索过程中，各种问题会不断暴露出来，实际工作对政策研究和理论探讨还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加强政策研究迫在眉睫。我希望本书能对产业集群研究者的深入研究起到促进作用，也希望彦全继续努力，为我国产业集群研究和培育创新集群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缉慈
2023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