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前社会信用评价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宏观层面的问题

宏观层面的社会信用环境评价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评价，尽管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以下共性问题。

第一，评价下沉的深度不够，往往只关注大中城市或重点区域的信用环境和评价信用体系建设评价，却忽视了区（县、市），尤其是乡镇（街道）一级基层单位的评价研究。以中经网城市信用监测评价为例，目前只能覆盖到区（县、市），无法进一步延伸至乡镇一级，原因是其评价体系无法适应基层评价的要求，因为基层评价对监测指标要求更精细、更灵活，对信用数据的颗粒度要求也更高。作为打通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和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的信用情况理应引起关注。

第二，对公众和企业主观感受在评价中的作用不够重视。过于强调客观数据和客观性统计指标在社会信用评价中的地位，对社会信用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评价中可量化、可统计部分较为关注，而对于一些难以量化统计，尤其是基于公众和企业主观感受的评价往往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社会信用环境是否优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是否显著，主观性评价同样应作为衡量的重要参考标准。

第三，对信用大数据的挖掘及其在评价中的应用不够。评价过程仍然以传统政府统计+小范围抽样调查的“小数据”评价模式为主，没有充分发挥信用大数据在评价中的优势。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向纵深推进，国家和各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广泛建立，信用“数据孤岛”问题得以有效解决，运用信用大数据开展评价有了技术支撑。以中经网的监测体系为例，它综合了互联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各类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各城市归集共享的五大类数据。但此类研究较少，且中经网采用的是“信用大数据+传统监测”的评价方法，因此只是在数据来源上做到了“大”，而对于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用数据的使用，以及在评价方法上的“大”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二、中观层面的问题

由于政务诚信、司法公信、金融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突出地位，相关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但从文献梳理情况来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第一，针对政务诚信评价，一是因为评价对象的特殊性和评价结果的敏感性，学术层面存在普遍的理论探讨居多、实证研究偏少的现象。随着“放管服”改革越来越向纵深推进，各级政府的政务诚信评价成为各地检验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因此，当务之急，必须以更务实的态度，推动政务诚信评价落地应用。二是因为评价对象过于笼统含糊，没有加以仔细区分对待。政府部门纵向分为不同行政层级，横向涉及本级政府所辖的诸多部门，很多非政府公共部门也承担着大量政务服务角色，具有准政府属性。评价过程中如果不加以区分，一概而论，极容易造成评价的形式主义。三是因为评价过程与评价结果主观性过强。“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公众口碑的确是检验政务诚信的根本标准，但一味重视民意调查结果，对很多政务诚信建设取得的成效等客观性证据视而不见，则是对口碑论的曲解。因此，必须将两类指标、两种评价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做到不偏信、不罔顾。

第二，针对司法公信评价，一是现有研究仅关注了司法审判机关的公信力，对检察机关、司法行政系统、司法执法和从业人员的公信力评价研究明显不足；二是实证研究严重缺乏，数据来源过于单一，限制了实证应用研究的开展。

第三，针对金融生态环境与评价，一是评价体系雷同，不仅同类研究的评价指标类同，与社会信用环境评价体系的差别也非常小。评价体系相似度高一方面说明学者们的观点较为接近，另一方面也表明文献的创新度不足，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严重。二是金融领域的诚信评价研究严重不足，过于关注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却忽视了对金融领域诚信体系建设的评价，如对金融欺诈、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内幕交易、制售假保单、骗保骗赔、披露虚假信息、非法集资、逃套骗汇等各类金融失信行为的治理成效评价，对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诚信评价等，均未予以充分关注。三是过于关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生态评价，忽视了证券、保险、信托等其他金融业态的信用评价，也忽视了对互联网金融、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其他金融领域信用生态环境的评价。四是实证数据过于依赖统计部门数据，评价体系创新不足，评价对象、评价领域过于集中，评价维度过于单一，这与学者们可使用的数据来源单一密切相关。尽管也有少量文献部分使用了部门数据、调查数据或第三方数据，但总体而言，对各类金融大数据的挖掘和运用还远远不够。例如，针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的行政执法数据、司法诉讼数据、网络舆情数据等几乎没有涉及。

第四，针对营商环境评价，一是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或经济基础较好的重点区域，对乡镇（街道）这一中国最基层、数量最多、营商环境最为复杂的行政区域单位，相关评价研究非常少。由于基层单位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营商环境问题往往比大中城市更为突出。因此，推动乡镇（街道）一级基层单位的营商环境考核评价，一方面，对寻找优化基层单位营商环境的解决方案与出路，破解基层招商引资难等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整体营商环境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二是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在营商环境评价中的作用不够突出。2020年1月1日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指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发挥营商环境评价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引领和督促作用。目前的文献研究较为注重营商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客观评价，对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主观评价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三、微观层面的问题

微观层面，围绕企业和个人诚信评价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冷热不均”现象，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针对典型行业企业诚信评价，一是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仅关注企业微观层面的诚信评价，对中观层面有关整个行业领域诚信水平和诚信体系建设评价的研究非常少；二是关于评价体系的理论探讨居多，实证研究较少，评价数据来源过于单一，具有较好行业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严重缺乏；三是评价过程主观性较强，评价结果缺乏有效的验证手段。

第二，针对重点人群职业诚信评价，一是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匮乏，近乎空白，已有文献仅关注微观个体的诚信评价，却忽视了中观层面职业群体诚信水平和诚信体系建设的评价；二是对个人诚信品德，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的重视程度不够，选用评价指标时过于关注个体身份信用特征，且将个人诚信评价和信用评级相混淆；三是同样存在实证研究不足、研究成果的实际转化与应用难度较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