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方豪强欺辱堕民

“娼优皂隶”乃全国性“贱民”,“贱民”从事“贱业”乃理所当然。演戏乃堕民最有出息且收入较高的“贱业”，艺人外出演戏养家糊口，每到一地，必先到“地头蛇”家“到门角”，请其“高抬贵手”。“那时我们去码头演戏，下车先忙一阵照例的应酬就是拜客与吃饭”，这种拜客的手续不得马虎，稍有不慎，“常常会引起无谓的误会”。要是“门角”未到，不要说演出，就是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即便如梅兰芳之流的名角也不例外。“名旦爱锦倌，一次去斗门小集镇上演出，因突然身体不适，睡在船内，没有去‘到门角’，几个地痞恶棍便在茶店大声喧嚷：‘爱锦倌的派头介（这样）大，夜里给他点颜色看！’当晚，他们有意点《倭袍》一戏，定要爱锦倌出场。爱锦倌没法，只得抱病登台，但终因体力不支，难于支撑。第二天，地痞恶棍传出话来，爱锦倌演戏不卖力气，扣去戏钱，生了病还白演一场。”陆长胜刚刚出名，到皋埠未及登门拜访“霸头”，即起风波。上场之前，戏牌挂出，陆长胜一看，所点之戏未曾学过，知道乃有意刁难，不得不提了包裹，从后台溜之大吉。横行乡里的地痞恶棍，视“戏子”为玩乐的工具，百般作弄，有的故意让艺人出丑，以显示其有财有势。不少地方班船尚未靠岸，即已响起鞭炮。按照习俗，鞭炮一响，接着就得开锣，否则就要降低戏价。艺人只得忍气吞声，饿着肚子登台演出，或是前台演戏，后台狼吞虎咽地吃饭。艺人怒称这种台基为“强盗台基”，专以作弄艺人为能事，逼得人连气也透不过来。“当夏六月，却偏要点演长靠武戏，迫使演员戴着盔头，‘穿着靠子’，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刀矛对阵，翻扑开打，致使有的演员中暑昏倒。而在隆冬，地主老财贵族小姐又偏要点演《倭袍》，演至半夜，恰是‘刘氏游四门’，强迫演员赤膊游街，真是丧尽天良。”冬天扮演“祠堂戏”更惨，数九寒天，风雪交加，演员在四无遮拦的“穿台”上演戏，冻饿难忍。演至半夜，除了管神烛的不能离开以外，台下已空无一人，但戏还不能结束，非得演到天亮不可。挨到黎明，演员口面结起霜冰，早已冻得肢体麻木。

1947年秋冬，绍剧“玉麟舞台”到“下三府”（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演出，巡回到临安演出农村草台戏，晚上上演《后朱砂》，由幼凤彩扮演刘成美，玉麟倌（林玉麟）扮演曹彩娥。当演至刘成美《拔马》时，刘成美与曹彩娥对唱有句：“彩娥，滕青，儿呀！”台下看戏的观众，有一群“破脚骨（地痞）”，有意寻衅滋事，以刘成美叫“滕青”只能称“侄儿”，不可称“儿”，硬说刘成美唱错了台词，将甘蔗梢头和橘子皮，掷向台上的幼凤彩。幼凤彩年少气盛，掷还台下的“破脚骨”。台下四五个“破脚骨”立即冲上台，围殴幼凤彩，玉麟倌从中拆劝，双方殴打激烈，不可开交。玉麟倌唯恐惹出人命，急中生智，将台上照明的汽灯打破，掷入河中。顿时，台上一片漆黑，玉麟倌让幼凤彩躲入板箱。玉麟倌扮演曹彩娥，一身素服，极为显眼，他在前头逃，“破脚骨”在后面追。玉麟倌无处可逃，不得不躲入观音殿的菩萨后面。“破脚骨”看见观音后面有一白影，天黑也看不清楚，以为观音菩萨显灵，吓得屁滚尿流。“头家先生”林氏乃绍兴林家“九牧堂”的分支，属于同门同宗，乃将几个“破脚骨”关押，向玉麟倌和幼凤彩道歉，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世居堕民巷三埭街的章家在上海创办老闸大戏院收入不菲，财源滚滚，旧上海滩流氓恶棍成堆，土匪恶霸遍野，自然招来这些人的眼红。有的看“白戏”；有的聚众斗殴，扰乱演出秩序；有的强词夺理，敲诈勒索。他们结帮成伙，身上携带金刚箍、三角铁、拳套、尖刀等利器，冲着老闸大戏院来闹事。章益生早有准备，做了两扇铁制直条大门，以防不测。老闸桥福建路旁有个地痞“王小虎”，依仗父兄是该地“斧头帮”的小头目，有恃无恐，经常伙同一些小兄弟，不仅要看“白戏”，还要惹是生非，挑起祸端。王小虎带领两个弟兄前来看“白戏”，还要戏院老板招待茶水瓜果。王小虎以茶房阿三倒茶太慢，三人拳脚相加，将阿三打倒在地，口鼻流血，缩成一团。“那时舞台上正在演六龄童主演的《挑滑车》，武二面罗金甫扮演岳飞手下一员大将，手拿大纛旗，站在舞台中间，王小虎等流氓打茶房阿三的所作所为，他看得一清二楚。罗金甫年轻气盛，爱打抱不平，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身着戏服大靠，随手拿起大刀（木制道具），跳下舞台，对准王小虎等人当头就劈。随后，七龄童、六龄童等众多演员也一起跳下舞台助阵，台下霎时乱成一团。”章益生长子章宗汉见势不妙，急忙拨打报警电话，直到警车赶到，才平息事态。由于王小虎颇有背景，“正不压邪”，最后仍由章家点“大蜡烛”，请客吃饭，赔礼道歉了事。

即便是闻名遐迩的堕民京师艺术大师“麒麟童”周信芳，也免不了受到黑社会的敲诈勒索。周信芳曾被上海滩黑社会“四大金刚”之一的顾竹轩所控制。“京剧界一些名伶、艺人为维持生计，有个立身之地，不得不‘拜老头子’。周信芳当年是应顾竹轩之邀，进入天蟾舞台当台柱的，开始讲好前后台拆账。但后来顾竹轩违背合同，百般克扣包银，弄得周信芳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周信芳几次想走，但顾从中留难，并扬言要像对付常恒春那样置周信芳于死地。”顾竹轩以极为优厚的条件，邀请周信芳到其控制的天蟾舞台演出。周信芳不知是计，乃与顾竹轩签了一年的演出合同。顾竹轩信誓旦旦地表示，一旦合同期满，愿留愿离随意，绝不强留，也绝不食言。起初三个月，周信芳都能依合同得到二千银圆的收入。但从第四个月开始，仅能得到一千五百元。第五月只能得到一千元。周信芳原本不想续约，但受到顾竹轩的逼迫，不得不续签合同。周信芳畏惧顾竹轩的权势，不得不采取消极抵抗，演出时荒腔走调，吊儿郎当，乃至举止失措，观众大喝倒彩。顾竹轩乃放出话来，周信芳若不乖乖听话，就要给点“颜色”看看。周信芳妻子裘丽琳不得不暗中买了一把手枪，每天演出都陪伴在周信芳身边“保护”。顾竹轩碍于周信芳的名望，不敢对其下手，最后与周信芳解除合同。周信芳在天蟾舞台为顾竹轩赚了不少钱，但顾竹轩却声称亏本几万元。周信芳不但未能赚到钱，还倒欠顾竹轩10542元。顾竹轩大方表示看在“朋友交情”的份上，将“零头”舍去，周信芳为了摆脱其控制，被迫在欠条上签字。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茨回忆：“父亲要摆脱顾四（顾竹轩）的控制，脱离了天蟾舞台后，不敢在上海其他戏院演出，遂带了剧团北上。常恒春遭暗杀，使母亲日夜战战兢兢。她当时随身带着小手枪，以此保卫父亲——因母亲当时已怀身孕，身边只带了我大姐同去，将我交付与她的好友照管。”恰好此时天津方面有人邀请，周信芳乃前往北方演出。

周信芳组织“移风剧社”到大连演出，竟然被日本特务盯上，以为周乃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周信芳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拜郑孝胥为书法教师，此时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周信芳原本不愿提及，但现在日本特务纠缠不清，遂无意间提及郑孝胥的名字。日本特务忙送上其名片，声称遇上麻烦，递上名片即可迎刃而解。“移风剧社”在大连演出非常成功，天天客满。戏院老板乃是“地头蛇”，为了多赚钱，尽管合同期满，仍强行要求续约。但周信芳已接好场子，无意续约，戏院老板就耍起流氓手段，扣住衣箱，不让周信芳一行离开。周信芳的内弟刘斌昆向周信芳要了日本特务的名片，前往当地警察局求助。这一“以毒攻毒”的效果立竿见影，戏院老板被警察局逮捕，晚上回来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垂头丧气地吩咐手下让“麒麟童”走人。

周信芳流浪到汉口演出时，上海滩第一号“闻人”黄金荣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黄金大戏院，并拟办成首屈一指的戏馆，需要一个能叫座的角儿登台坐镇，周信芳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黄金荣派人到汉口找到周信芳，邀请其为黄金大戏院当台柱，并保证其人身安全。天下乌鸦一般黑，周信芳及其“移风剧社”不可能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遂接受黄金荣的邀请。当周信芳及其戏班返回上海的第三天，黄金大戏院经理孙兰亭就请周信芳到一品香吃饭。孙兰亭于席间说明：“周老板回来之前，黄先生已经派兄弟找顾四先生谈过了。”顾四先生说：“既然是黄先生请周老板回来的，那他决不会难为周老板，以前的那些过节就算揭过去了。至于那笔欠项，黄先生也已经请兄弟同顾四先生了结清爽，本利共计一万二千元。周老板所出的字据也已经拿回，暂留在兄弟这里。这件事情周老板不用挂在心上，就只要安心在黄金唱好了戏，什么事情都好说的。”孙兰亭从包里拿出顾竹轩的那张欠据扬了扬，又放回包里。周信芳与顾竹轩的那笔“公案”虽说“了结”，但其“债权人”却由顾竹轩转为黄金荣。周易如是说：“欠下黄金荣的债要比欠顾四的债使父亲稍为宽心些，因一则黄金荣在那些‘海上闻人’中还不像顾四那样穷凶极恶，蛮不讲理；再则黄金荣一向爱看‘麒派’戏，多少也算个‘麒迷’，据他自己所说，对‘麒麟童’一向是‘讲交情’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债务总归是债务，‘闻人’总归是‘闻人’，在没有清偿这笔债务之前父亲总是没法完全安枕的。”周信芳的“冤枉债”从一个“闻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闻人”手中，乃是逃出了“狼窝”又入了“虎口”。周信芳一家暂时入住八仙桥钧培里，就在黄金荣的住宅旁边，也是黄金荣名下出租的房产。钧培里离黄金大戏院也仅有数十步之遥，也算在黄金荣的眼皮底下。倘若顾竹轩要对周信芳进行报复，投鼠忌器，自然有所顾忌。周信芳为了求得这位“闻人”的保护，乃拜在黄金荣门下成为他的一个“门生”。

堕民巷三埭街堕民不仅要受到“外街人（平民）”的迫害，也受到迁入“里街”的“外街人”的迫害。杨家是入居三埭街的“外街人”，乃是三埭街臭名昭著的“恶霸”，成为三埭街人谈虎色变的“文明强盗”。杨老太爷生有六个儿子，除了第五个儿子没有做官外，其余五个儿子都在外地做官，据说都是大官。“五老爷”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却可在三埭街倚官仗势，每年都要向三埭街每家每户堕民收取“什一税”。“收缴这些捐税不知依据何项政策法规？也不知为什么要上缴给他？收去用于何处？生性忠厚而又愚昧无知的三埭街人连问都不敢问，只能天真地将其想象为‘保护费’。可是，无论从哪一方面、哪一件事上查证，这个五老爷对三埭街人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保护？用现代话说，只不过在给鬼烧纸钱而已！而这个五老爷，确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指派其帮凶充当‘包打听’，四处搜索情报，通报哪一户堕民赶‘好日’，赚到多少工钱或米（当时大都以米折价）回来，他就准时上门去收取百分之十的‘捐税’。尽管堕民无缘无故缴纳这种‘苛捐杂税’心有不甘，但畏惧杨家势力，也只能忍气吞声如数上缴。后来，五老爷觉得一次次去收缴麻烦，遂硬性规定每年仅收一次，不管堕民一年之内有无‘好日’，有多少‘好日’，每家每户每年缴纳五至七斗米。在五老爷的眼中这数目并不算多，但以三埭街几百户人家计算，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数目。”杨家“五老爷”巧立名目，向三埭街堕民收取“保护费”。三埭街堕民不得不忍气吞声，如数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