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左拾遗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到其曾祖父时迁居华州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生于河南新郑。他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了唐代中期的“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曾写出《忆江南》（三首）、《钱塘湖春行》等脍炙人口的诗词，对杭州、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离别时直抒胸臆地咏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白居易人称“诗魔”，唐朝著名政治家，但鲜为人知的是，白居易早年从政是从左拾遗一职开启的。这是一位官居左拾遗，又曾担任杭州刺史的外省籍官员。毛泽东特别喜爱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生前多次读过，至少有五次在各种版本上留有圈点，且手书过《长恨歌》《琵琶行》。1975年5月，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白居易《琵琶行》。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6月13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

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十九岁时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厔县（今西安市周至县）尉。元和二年(807)，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五年(810)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元和六年(811)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元和九年(814)白居易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遂贬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在此创作出《琵琶行》。元和十五年(820)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十月到任。长庆四年(824)五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被任命为苏州刺史，五月到任。宝历二年(826)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宝历三年(827)，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唐文宗太和二年(828)，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太和三年(829)春，因病改授予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太和四年(830)十二月，任河南尹。太和五年(831)七月元稹去世。太和六年(832)，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之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太和七年(833)，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太和九年(835)，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十月得风疾。唐武宗会昌元年(841)，罢太子少傅，停俸。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会昌四年(844)，七十三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会昌五年(845)，白居易七十四岁，尚在洛阳履道里宅第举行“九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旻、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等人。

生逢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他自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白居易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他在书屏前玩耍，有时指着“无”字和“之”字让他认，他虽口不能言，心已默识。

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两岁时，任巩县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着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属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白居易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岁“苦节读书”，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白居易二十九岁中进士，三十五岁以优异成绩通过唐宪宗殿试，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元和二年(807)十一月，白居易因诗受到唐宪宗赏识，被召入翰林为学士。次年(808)五月，任左拾遗。

拾遗补阙

任左拾遗后，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十分珍惜这个报效国家的机会，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决心竭尽平生才识，力图做到朝廷得失无不明察，天下利弊无不陈说，有阙漏必规劝，有过失必进谏。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他在《初授拾遗》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

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

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

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

况余蹇薄者，宠至不自意。

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

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

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

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

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

有一次，唐宪宗觉得荆南（今湖北省一带）节度使裴均为自己当皇帝立下了汗马功劳，便想把裴均调到长安来当宰相。白居易一听到这个消息，气愤得不行，立即上疏朝廷进行阻止，上疏的大概内容是：“作为地方节度使，本来平时就不听朝廷使唤，又拥兵自重，再把他们调到长安来，简直是不明智的。再加上裴均人品不好，政绩又不行，在任上没什么作为，反而还要将其调到朝廷任宰相，很是不妥。”在白居易的上疏下，舆论顿时对裴均不利，唐宪宗迫于舆论的压力，最终打消了任命裴均当宰相的打算，不得已将裴均下放到山南东道去当节度使了。裴均去了地方后，还是不死心，便想方设法讨好宪宗皇帝，有一次给唐宪宗送了一千五百两银器（银做的杯盘）。白居易知道后，便又急着上疏称裴均送银器是有野心，皇帝不应该接受。唐宪宗听了，气得咬牙切齿，但又不得不接受白居易的谏言。

元和三年(808)，淮南节度使王锷以巨款重贿宦官，欲求官位。白居易认为，王锷既无“清望”，又无“大功”，德不配位。他向朝廷上谏，王锷勒索民财进奉，为的是取得自己不配获得的官位，倘若顺遂了王锷的意愿，四方藩镇纷纷效法，“百姓何以堪之”。此事因此作罢。

元和四年(809)，唐太宗时著名大臣魏徵的子孙生活贫困，典押了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宅。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收买人心，欲为魏徵子孙赎买住宅。白居易上谏说，魏徵是先朝著名宰相，当年唐太宗曾经赐宫殿所用建材为他修建正宅，以示特别褒奖，与其他官员的宅第都不一样。魏徵的子孙欲典押，需要的钱也不多，应该由朝廷为其赎买，而不能让李师道掠此美名。于是，唐宪宗诏命用国库钱赎回并禁止其质卖。

元和五年(810)正月，东台（御史台在东都洛阳的分支机构）监察御史元稹从东京洛阳返回长安，途中在敷水驿站留宿，刚刚住下，专横跋扈的宦官刘士元“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伤稹面”。回京后，刘士元竟恶人先告状，致使元稹遭贬。白居易与元稹同年登制举，深知元稹人品忠直，屡次上疏，认为不可将元稹降职，并详细陈述了理由：其一是元稹自任御史以来，纠举不避权贵，自然也得罪了一些势家，倘若元稹被降职，谁还能为履行“疾恶绳愆”的职责挺身而出。其二是元稹与宦官刘士元的纠纷，罪在刘士元的骄横无礼，现在“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恐怕以后中官出使肆意施暴，朝廷命官受了凌辱却不敢言说。其三是元稹曾弹奏严砺、韩皋等方镇守臣，因此“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将他贬官江陵，便是将他送与方镇，以后就难以监督方镇的举动了。

作为左拾遗，白居易尽忠职守，不计风险，屡次疏谏，对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面临的诸多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思想深刻，忠勇可嘉。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宪宗省悟，待白居易如初。

以诗进谏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这是白居易的组诗作品《秦中吟十首》中《轻肥》的前四联，它形象地揭露了宦官的骄横和奢侈生活，典型地反映了白居易作为一位诗人谏官以诗进谏的鲜明特色和优势。

白居易作诗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强调：“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文辞丰富艳丽，尤精于作诗。他以诗歌讽谏，针砭时弊，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并往往流传到宫中。白居易主张“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唐宪宗即位初始，君明臣贤，屡降诏书，询问民间疾苦。此时，白居易恰好被提拔入翰林院，每月领取书写奏疏的纸张，他的谏疏多以救济百姓疾苦、弥补政务阙漏为宗旨，而那些难于明言的，便写成诗歌，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尽量上达朝廷，以助治理国事，尽到谏官职责。他在《与元九书》中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正如白居易对元稹所讲的：“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这是白居易的《贺雨》。元和三年(808)冬到元和四年(809)春，天大旱无雨，唐宪宗因此欲降德音，白居易与大臣李绛上书建议“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唐宪宗都采纳了，结果真的下了一场大雨。白居易感激唐宪宗的虚怀纳谏，欣然作了此诗，并希望“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哭孔戡》歌颂孔子的第三十八世孙孔戡“贤者为生民”的气节。《登乐游园》则巧妙讽刺了小人得志、志士沉沦的奢靡景象。《宿紫阁村》生动揭露了禁军欺压百姓、为所欲为的丑恶行径。

自任左拾遗以来，凡遇事或有感又可用比兴来寄寓褒贬的，白居易皆因事立题，自题为“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称为讽喻诗。白居易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著名谏官于一身，创造性恢复和传承了《诗经》的传统，成为以诗谏言的懿范。

“知吾罪吾，率以诗也。”白居易当初被提拔入翰林院，以诗为谏竭力报效国家，但也因诗开罪势家，以致流离转徙江湖。

贬谪江州

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唐王朝相对抗。唐宪宗（李纯）元和中，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镇州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互相勾结，拥兵叛唐。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杀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当时，唐王朝的宰相为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等人，武为积极主战派，御史中丞裴度也主张用兵，而张、韦两人表面上以不宜同时讨伐两河（河北、河南，即王、吴等）为辞，实际主张绥抚，息事宁人，承认既成事实，而与武元衡意见不合。事情发生以后，朝臣们大为惊恐。而这时白居易不过是东宫的一名闲官，已经不是言官了，但曾担任过左拾遗一职的历史，使之忧国忧民之心仍旧非常强烈。他看不惯那些官僚们的行径，首先向唐宪宗上疏，请求迅急逮捕凶犯。

而就在这时，白居易的母亲外出游览看花，没有注意，不幸掉在井里去世了，白居易在这前后却正巧著有《赏花》及《新井》等新诗。那些无聊的官僚们将这本不相关的事联系起来，认为他母亲去世之时还创作了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白居易遭到了张、韦等人的不满，并对他加上了“宫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和“伤名教”的罪名。前一件事，东宫闲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被认为是一种僭越行为；后一件事，母亲丧事之际还在娱乐，有伤孝道。这两种罪加起来，于是，朝廷打算将之贬官到长江以南边远地区去做刺史。但是，事情并没完，中书舍人王涯利用自己的职权（有权驳回皇帝下达的诏书），说他的罪太大，不宜做一州之长。这样，从六月初到七月，这件事经过朝廷反复酝酿、制诏，两次下令，后又追回前诏，另下一道圣旨，让他做一名江州的副职——司马。在这里，白居易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愤懑之情。

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激情了。

造福苏杭

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被贬为杭州刺史。作为谏官、士大夫，白居易“志在兼济”，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年久失修，便下大力主持疏浚，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解决了杭州人饮水问题，有效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当时，西湖淤塞、农田干旱，造成杭州一带旱灾比较严重，但是当地人无钱疏浚西湖以蓄水灌溉农田。他到任后力排众议，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离任前，他还特意留下一笔资金作为治理西湖的周转金，并刻石《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过程和做法明示后人，对西湖的治理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清代陈树基《西湖拾遗》卷三《白香山重开镜面》对白居易治理疏通西湖有详细记载：“自六井凿通之后，果然水泉清淡，万姓不受咸苦之害，遂致生聚渐繁，居民日富。凋敝人情，转变作繁华境界，却还无人料理到西湖上去。不意邺侯去任之后，后官只管催科，并不问及民间疾苦，日积月累，遂致六井依然湮塞，民间又饮咸苦之水，生聚仍复萧条。那西湖冷淡是不须说了。直到长庆中，杭州又来了一个大有声名的贤刺史，方才修复邺侯的旧迹，重洗刷出西湖的新面目来，成为东南胜境。这贤刺史是太原白乐天，名居易。”当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宝历元年(825)，白居易迁转为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内，他继续兴修水利，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并在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便利了苏州的水陆交通。

有口皆碑

白居易一生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哲学。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当时的宫禁官署、道观寺庙、驿站旅舍的墙壁上，到处题写着他的诗；从王侯公卿到童仆奴婢，人人口中吟诵着他的诗；学童们诵习的都是“白乐天、元微之诗”（乐天是白居易的字，微之是元稹的字）。人们还将他的诗缮写刻印，在街市上叫卖。更有甚者盗取他的姓名，将不是白居易的诗系在他的名下，真假杂糅，无可奈何。元稹感叹地说，从有诗文创作以来，还没有这样广为流传的。可以说，白居易因诗流芳百代。但同时，白居易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起步于翰林学士，建功于左拾遗，后来几经起伏，官至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对唐代中期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园是白居易的墓园，位于龙门东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诗里曾说，“门前有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飘送着夏日的清凉。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墓体区在琵琶峰顶，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

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追思不已，写下《吊白居易》一诗悼念他：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旧唐书》《新唐书》分别为他作传，《资治通鉴》也以大量的笔墨在十多处地方记载了他的事迹，特别是浓墨重彩地记载了他作为左拾遗的谏言故事。《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可以说，白居易在诗人的身份外，又以政治家、监察官员永载史册。今天的西湖仍有一条白沙堤，两岸杨柳婆娑，是西湖的著名景点，后人为了纪念白居易，亲切地称之为“白公堤”。在白公堤旁、孤山东南麓还建有白苏二公祠，游人们常到此参观白居易勤政恤民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