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近四十年来的江西小说（上）》：从“两峰并峙”到“千山竞秀”

新时期以来，江西小说创作在思想文化和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小说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1990年末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二十年主要以革命和乡土为依托，稳步前行，形成了“两峰并峙”的创作局面；后二十年向历史和现实生活各领域开拓，蓬勃发展，呈现出“千山竞秀”的文学景观。然而，无论是稳步前行，还是蓬勃发展，四十年来，江西作家始终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鲜明的人道情怀立足历史，扎根大地，从火热的革命历史斗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鲜活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掘题材源泉，汲取创作灵感，塑造艺术个性，为繁荣发展的中国当代小说艺术园地奉献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江西风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和经济社会的转型，江西小说创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作家队伍上，这一时期，俞林、杨佩瑾、罗旋等五六十年代便已成名的作家构成了江西小说创作的第一梯队；陈世旭、胡辛、宋清海、熊正良、傅太平、邱恒聪、相南翔、严丽霞、雨时、如月等一批80年代涌现出来的作家逐渐成为江西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在具体创作方面，第一梯队力作频出，俞林的《在青山那边》，杨佩瑾的“天意”三部曲（《霹雳》《旋风》《红尘》），罗旋的《南国烽烟》《梅》《红线记》等堪称代表；中坚力量佳构纷呈，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宋清海的《馕神小传》等分别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此外，熊正良的“红土地”系列、傅太平的“小村”系列、李志川的“鄱阳湖”系列、邱恒聪的“井冈山”系列等，都是这一时期江西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新时期江西小说创作在题材内容上不断开拓，在艺术风格上更趋多元，尤其是乡土小说创作和革命历史书写形成了“两峰并峙”的局面，甚至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地域文化表征与新时期江西小说的崛起

江西是一块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从商代的青铜遗址到宋代的书院理学，从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到赣南的客家风习，从临川的才子之乡到龙虎山的道教圣地，无不为江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而浓郁的地域文化一旦与文学联姻必然会产生出奇幻的文学景观。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等，无不以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成为享誉一方的文学重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便是“乡土小说”[18]。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西乡土小说创作独走一脉，成绩斐然，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世旭是80年代以来江西小说创作中的“扛大旗”者。从艺术视角和叙事方式来看，陈世旭向来有两套笔墨，一类是村镇叙事，主要运用中短篇的形式，把各色人物的命运遭际点缀在赣北水乡小镇风情浓郁的画卷上。《小镇上的将军》借小镇人物视角表现了落难将军的大义凛然与深沉苦闷，《镇长之死》通过描写癞痢镇长锄强扶弱的凛然正气，充分体现了乡间人物既粗犷豪放又不无狡黠的生存智慧，其他诸如行状诡秘而生存有道的“圣人”余自悦、贫贱无忧的瞎拐以及在政治风云和民间情爱中挣扎的鄱湖男女等，无不体现出赣北民间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文化风习。陈世旭的另一类小说是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系列，主要运用长篇的架构，常常借各类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矛盾反思社会问题，感应时代脉搏。《裸体问题》以东方大学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视角描写他们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生存状态和灵魂挣扎，“第一次真正从文化角度来审视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矛盾，严肃思考当代生活存在的文化冲突问题”[19]。后来的《世纪神话》《登徒子》进一步展示了当下社会生存状态，探索知识分子精神历程。作者分别以记者方肃和作家李贺的情爱纠葛和风月故事为主线，立体呈现了商品经济时代各色人物在美色、金钱和权力等欲望追逐中的人性沉沦和灵魂挣扎。毋庸讳言，陈世旭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小镇系列”在当代文学中已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史”的意义。熊正良最初是以“红土地系列”小说崛起于江西文坛的，其后更在底层写作领域持续延展着他旺盛的创作活力而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在《红河》《红锈》《红薯地》《红蝙蝠》《无边红地》《隐约白日》等系列作品中，美工出身的熊正良凭借其惊人的感觉和想象把抚河两岸涂抹成一片“令人震栗的红”。熊正良着力揭示了抚河两岸勤劳、坚韧、朴实而又愚顽落后的大地子民的生存符码，死亡、暴力、性与生殖是他反复渲染的主题。80年代以来，傅太平以田园牧歌式的恬淡笔调为沉重的江西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他笔下的“小村”沉浸在一片古朴、温馨、恬静、和谐的氛围中。在《小村》《雨季》《春天》《热天》《月夜》《禾场上》等作品中，傅太平动用了自己丰富的乡村生活积存描绘出古朴的民风民俗，传达出乡土中国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诚然，新时期以来江西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作家作品远不止以上这些，比如胡辛的《瓷城一条街》《地上有个黑太阳》《陶瓷物语》等“陶瓷”系列小说，以虔诚和激情叙说着火与土的图腾；宋清海的《鸡鸣店》《蜕壳》《馕神小传》等系列中篇，表现了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商业文明冲刷下农民的心灵嬗变；李志川的《同乐园戏班》《飘流的村庄》《湖边匠谱》等“鄱阳湖系列”小说，描绘了赣北鄱阳湖畔的水乡风情。

江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它不仅因含酸碱性的红壤覆盖连绵的丘陵地带而呈现出天然的赤红景观，更因无数革命先辈鲜血的濡染而积淀着深厚的革命历史文化底蕴。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井冈山上的星火，从游击战争的开展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到万里长征第一步，无数的英雄史诗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于是一批反映近现代革命战争的小说作家在赣鄱大地上迅速崛起。在革命历史书写方面，杨佩瑾是一位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坚人物。80年代初，杨佩瑾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率先提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突破“五老峰”（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的主张[20]。新时期以来，他的长篇小说“天意”三部曲——《霹雳》《旋风》和《红尘》从题材、人物、主题到手法都表现出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新突破。《霹雳》以纸工工人暴动始末为主线，从侧面反映了秋收起义前后的历史情景。虽然作者说，“我是带着写秋收起义和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题材和主题的框框写下去的，写作中努力使生活中活生生的形象改造得符合原先的某些概念”[21]，但作品中那些竹林小溪、工棚小店、古亭渡口无不散发出湘赣边区浓郁的乡土气息。《旋风》一改正面书写土地革命的传统路数，以双塔镇一对土、客族青年由宗族世仇发展成为革命情侣的故事为主线，从宗族矛盾的角度来反映革命时代的风云变幻。《红尘》则通过一个反动土豪家庭出身的小姐丁月英曲折坎坷的人生悲剧，开掘了战争与人性的复杂主题。此外，《黑眼睛天使》《浣纱王后》等都是杨佩瑾继续沿着“战争与人”这一主题不断掘进的结晶。新时期以来，罗旋先后出版了长篇《南国烽烟》《梅》、中篇《七叶一枝花》《缺男户》、短篇《红线记》《白莲》《败将》等系列作品。罗旋立足于当年赣南苏区的革命战争生活，努力开掘富有地域风情的新奇领域，在艰难的战争生活中体味出深厚纯朴的人性和人情，从而表现出一种粗犷而淡远的美学风格。在赣南的红土地文学阵营中，邱恒聪也是一位成绩显著的默默耕耘者。从《狂飙》、《少年军需队》（与人合著）、《古城枪声》、《星妹、月妹和老板》到《末代绿林》（与人合著）、《井冈魂》等，邱恒聪始终把目光聚焦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苏区那些动人的英雄传奇和艰苦的斗争生活。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都市文学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消费文化的兴起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江西是一个内陆省份，山地丘陵是其主要的地貌特征。历来以农业大省著称的江西，建国后较长时期处于经济欠发达、思想多保守的落后境地。在这一特殊“省情”的濡染下，新时期以来，江西小说创作中的现代都市风景较为薄弱，但值得提及的主要有胡辛、相南翔、雨时、如月、李治平等少数作家的部分创作。在不惑之年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闯入文坛的胡辛，在长篇力作《蔷薇雨》中描写了红城徐氏七姊妹及其周围人物在剧烈社会变革中的生活变故和情感周折。但从散落在小说各处的三眼井、洗马池、系马桩、干家大屋、徐孺故榻等历史旧识和徐氏姊妹的情感生活来看，作者的着力点似乎不在表现色彩斑斓的现代都市生活状貌，而在于探讨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女性的心理情感嬗变和对行将远去的古巷风情的追忆和惋惜。南翔的城市写作主要是他的“海南的大陆人”系列。作者从大陆人的独特视角来写海南的城市生活，试图追踪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物的心路历程，塑造了徐国华、吴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敖英（《永无旁证》），舒风（《淘洗》），米兰（《米兰在海南》）等一群创业失败者的形象。他们在海南的城市舞台上奋力拼搏，企望融入这片开放的土地，但成功时的得意和失败后的疲惫决定了他们作为边缘人的生活轮回。雨时、如月是新时期江西现代都市文学中担当重任的文学伉俪。从《静静的2—4单元》《蛮荒》《序幕》《循着爱的踪迹》《铜帆》到《情爱梦幻》，他们追踪着时代的步伐，切合城市生活（或工业生活）的脉动，散发出鲜活的现代文明气息。《情爱梦幻》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小说，作品以《现代都市》杂志编辑们的生活遭遇和情感经历为主线，展示了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化人的现实追求和精神困惑。在“编辑部”以外，作者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武汉、兰州、海口、深圳等中国现代都市的前沿，从领导干部到建筑工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现代都市画卷。此外，在江西都市小说创作中，李治平的城市写作也有其独到之处。在《送你一颗鲜太阳》《死亡追忆》《城市人》中，他主要把审视的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角落，关注城市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

新时期以来，江西作家立足赣鄱大地，凸显地域优势。在革命历史书写方面，江西作家擅长把严酷的革命斗争生活与浓郁的赣南边区风土人情相结合，并深入开掘战争状态下不同人物的心理情感世界，在表现战争与人性这一复杂而深刻的主题方面显示出一定的深度。在地域乡土创作方面，江西作家不但描绘了浓郁的地域风情，传达出多元的本土文化，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与风格，如陈世旭的凝重厚实、熊正良的奇诡悲怆、傅太平的平和冲淡等，都已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道不可忽视的亮丽风景。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新时期江西小说创作在艺术视野和思想深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囿限，创作主体的艺术视野、想象空间和叙事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他们大多把目光巡睃在近代革命战争和本土现实生活上，对悠远丰饶的赣鄱文化缺乏历史的打捞，对纷繁复杂的现代都市生活缺乏深度挖掘和个性塑造，在历史纵深感和生命厚重感等方面显得不尽如人意。

二、多元文化语境与新世纪江西小说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完成，多元文化形态得以确立。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多元格局中，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观。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检视江西小说创作时，会欣喜地发现，“而今迈步从头越”。近年来江西小说创作已经在生活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是在关注城乡日常生存状态的基础上，继续向人性深处和底层边缘拓展；二是在革命历史书写方面，不断寻求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常常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革命历史的大背景下展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伦理；三是把创作视角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一批青年作家在大学叙事、小城叙事、职场叙事、都市情感叙事和底层叙事等方面表现出令人期待的创作前景。

新世纪以来，江西小说创作在关注城乡日常生存状态的基础上，继续向人性深处和底层边缘拓展，创作出一批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佳作。陈世旭的《波湖谣》《立夏·立秋》《立冬·立春》等“鄱湖谣”系列小说及时捕捉了转型时期乡土社会诸多复杂变动的讯息，以充满质感和张力的语言，对民间乡土所蓄积和敞现的人格光辉与人性温暖进行了细微洞察与诗意书写。在江西小说创作中，熊正良与陈世旭一样，是为数不多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健旺创作活力的作家。在《死亡季节》《疼痛》《别看我的脸》《美手》等长篇小说和《苍蝇苍蝇真美丽》《谁在为我们祝福》《追上来了》《我们卑微的灵魂》等中短篇小说集中，熊正良把沉静尖锐的笔触伸向了更广泛的城乡底层社会，在描写底层人物艰窘生存和卑微灵魂方面表现出罕见的细腻、深度和力量。褚兢、李伯勇、丁伯刚、杨剑敏是近年来江西小说创作中各走一路的卓尔不群者。褚兢以官场小说著称，在系列长篇“官场风月录”（包括《考察干部》《政界乾坤》《市长生涯》《蹉跎政绩》）中，作者以主人公伊凡考入公务员后，从市到县再到省等不同阶段所经历的二十年职场风雨为线索，直面社会现实，解剖官场文化，批判奴性思想，弘扬清明政治，彰显出知识分子勇于批判、敢于担当的精神传统。李伯勇笔下的乡土世界有其独到的视角和领地。他的《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抵达昨日之河》等长篇小说深植于故乡赣南边地客家文化和历史的深处，以忧虑而深邃的目光打量这片土地和它的乡民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全部幽暗与辉煌。丁伯刚是一个乡土的沉思者和放逐者，早期小说《天杀》《天问》《落日低悬》等以细腻冷静的笔触描写卑微敏感的社会底层人物，后来的《路那头》《唱安魂》《两亩地》《有人将归》《宝莲这盏灯》等作品则多表现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异乡漂泊者失根时的困惑与焦虑。杨剑敏长期以来耽溺于“古典精神”的营构，《陌上桑》《广陵散》《戒刀》《剑客》《秋后问斩》《突厥》《出使》等系列小说都以非凡的想象和先锋的姿态重述久远年代的人物故事，充分彰显了新历史小说的叙事魅力。

20世纪末以来，在商品经济大潮挟裹下大众文化渐趋成为流行时尚，不但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意识分庭抗礼，甚至“随风潜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种开放多元的大众文化在极大丰富和改善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泥沙俱下地带来了功利性和世俗化的大众消费审美趋向，从而使得传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历史题材创作中被改写或遮蔽。然而，江西革命历史题材书写却在这一大众文化语境中仍然以执着的姿态表达了对革命历史和传统的敬意。叶绍荣的《日出苍山》真实反映了秋收起义宏阔悲壮的历史风云。贾献文的《雾满龙岗》、《兵暴》（与陈光莲合著）生动描写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宁都暴动”的真实场景。张学龙的《安源往事》艺术呈现了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年领导的安源革命斗争。温燕霞的《红翻天》通过“红鹰宣传突击队”女战士的斗争生活和情感纠葛，反映了第五次反“围剿”前后赣南苏区的历史情景。卜利民的《少共国际师》“带着战争年代赣南大地特有的红土气息和铁血史迹”真切呈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一支特殊红军队伍“少共国际师”浴血战斗的革命青春。刘华的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红罪》《大地耳目》是新世纪江西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车头爹 车厢娘》以奶奶一家三代铁路人的生活故事和命运遭遇为主线，叙写了自抗战以来半个多世纪各类铁路人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呈现了铁路工人别样的生活世界，搭建起久被遮蔽的精神空间；《红罪》通过钟长水、赖全福、李双凤等背负“红罪”的革命者在历史悖谬中的革命追求和灵魂挣扎，演绎了一段“从未揭示却真实发生在红土地上的红军秘史”，重构革命历史与乡土大众的血肉联系和精神纽带，不仅以沉重的笔触在历史的粗粝处触摸生命的疼痛，而且以悲悯的情怀在命运的无常中谱写人性的悲歌。《大地耳目》里蒸腾着一股原生田野的气息和民间生命的欢悦，作者以田野调查的口述形式，让各类不同的“大地耳目”现身说法，四十多位不同身份和阅历的讲述者，四十多种不同内容和风格的叙述声音，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复调”，立体地、原生态地呈现了锦江生气淋漓的民间乡土社会和“才艺满江歌满湖”的风俗民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反映江西本土生活题材的长篇力作还有刘上洋的《老表之歌》，刘建华的长篇小说《天宝往事》《立春秋》，叶绍荣的《故土红尘》，江华明的《尖锐的瓷片》等。《老表之歌》以南江为中心真实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江西画卷，塑造了江兆南、肖海君、杨大任、林一凡、梁光含等一批挺立时代潮头、敢闯敢拼、敢做敢当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重塑了江西形象和老表形象。《天宝往事》以晚清天宝古村刘氏家族生活及其励精图治打造宜丰土纸产业的传奇故事为主线，描绘了一幅清末民初江南乡土家族生活的风情长卷。《立春秋》通过“轩窗第”蔡家及其周边人物的命运遭际和兴衰荣辱，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山雨欲来、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重构了清末民初半个多世纪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生活图景，在审美向度和历史理性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努力。《故土红尘》以质朴而温情的笔触描述了半个多世纪故土家园的风尘往事和湘鄂赣边的历史变迁，成功塑造了主人公翟福祺在敛财和行善过程中既贪婪冷酷又不乏温情慈善，“时而是魔鬼，时而是菩萨”的生动形象，表现了社会变动时期传统乡土社会所经历的精神文化嬗变及其对土地的深情与迷惘。《尖锐的瓷片》通过周荣花、张步秀和于飞飞等瓷器镇龙缸弄瓷器人家的生活变迁和命运遭际，生动呈现了50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初近半个世纪瓷都人物的生活图景和文化风习。

近年来，江西小说创作不仅向乡土和历史的深处掘进，而且还把创作视角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大学叙事、底层叙事、都市叙事和职场叙事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作家群体，其中阿袁、阿乙、陈蔚文、陈然、樊健军、陈离、王芸、杨帆、欧阳娟、文非等是他们中的佼佼者。阿袁小说大多描述的是大学校园里的生活故事，在《长门赋》《老孟的暮春》《郑袖的梨园》《子在川上》《鱼肠剑》《上邪》《师母》等作品中，作者以其娴熟自如、化俗为雅的言说方式接通了学院与闺阁的人性通道，照亮了学院生活世界的隐微，敞现出真挚的人生情怀。阿乙是近年来城镇底层叙事的杰出代表，他把敏锐的触觉伸向小城底层灰色地带，冷静而细腻地叙述一个个貌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人生故事，他把这些故事称作“世上最无聊最慵懒最绝望最不振作的事”，表现出加缪式的虚无和卡夫卡式的荒诞，代表作品有自传体小说《模范青年》，中短篇小说集《灰故事》《春天在哪里》《寡人》《鸟，看见我了》，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陈蔚文擅长用幽默微讽的笔调表现现代城市青年丰富的情感生活和幽微的内心世界。在《早春情事》《民工张小根的爱情》《卢苡的早春》《沉默的花朵》《惊蛰》《租房》等作品中，中学生朦胧的“早春情事”、打工仔蠢蠢欲动的暗恋情怀、女护士不能生育的内心怅惘、小职员对爱情的热切期待、家庭主妇疑虑丈夫出轨的张皇失措、单身女性都市漂泊遭遇的尴尬无奈等等，这些现代城市青年丰富驳杂的情感心理无不得到真切、细腻的呈现。陈然向来以描写底层人物和弱势群体著称，在《幸福的轮子》《我们村里的小贵》《我是许仙》《我们小区的保安》《亲人在半空飘荡》《2003年的日常生活》等作品中，他一如既往地用温婉而悲凉的写实笔调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挣扎在城市或乡村底层的工人、车夫、教员、保安以及家庭主妇和村姑弱女。陈然对这些遭遇苦难和不幸的底层人们，没有单向度地表示同情与怜悯，而是既对他们的坚忍和善良表达应有的敬意，也对他们的软弱和卑鄙发出了质疑和批判。樊健军是近年来江西小说创作崛起中的佼佼者，在《桃花痒》《诛金记》《空房子》《穿白衬衫的抹香鲸》《半窗红烛》《花黄时》等作品中，他总是用一种细腻、温暖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笔触叙写大量乡土守望者或城乡巡睃者的人生故事。陈离小说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在《夜行记》《两只老虎》《从前的故事》《午夜之门》《英语课》《如梦记》《惘然记》等作品中，陈离始终都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观察视角和叙事姿态。无论是乡村失败者的苦难人生，还是城市寄寓者的情感生活，抑或是学院人物的精神痛苦，陈离总是以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身份采取冷静的谛视姿态，越过现实层面的“真”，掘进精神世界的“深”，并由此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怀和精神立场。王芸的小说体现了一位有过新闻媒体工作和文化散文写作经历者的特点，前期小说《时间寻找长久的爱情》《日近黄昏》《事故》《虞兮虞兮》等，主要描写城市下层普通小人物驳杂艰辛的生活故事及其彰显出的人性冷暖，后期作品《江风烈》《对花》《与孔雀说话》《羽毛》等，在继续关注城市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同时，更是把笔触延伸至历史文化的深处，表现出更广阔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觉。以中篇小说集《瞿紫的阳台》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杨帆常常在喧闹的都市背景下探寻深层的人性问题。她对人生或人性的看法似乎有着深刻的悲观，在她的小说中总是充斥着家庭的破碎、婚姻的离弃和爱情的背叛，譬如《瞿紫的阳台》《妈妈的男人》《吃石榴的男人》《毒药》《迷途》《天鹅》等大都如此。欧阳娟拥有“青春物语”和“职场叙事”两套笔墨。《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以纤细绵密的笔致，在青春梦幻的浅吟低唱中追忆如花的往事，咀嚼流逝的忧伤；《交易》《手腕》用成熟稳健的笔调直面复杂多变的职场人生，烛照曲折幽微的人性世界。文非从最初的小说集《周鱼的池塘》（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到后来的“雨庵镇”系列（包括《渔船来到雨庵镇》《失眠症》《闯入者》《父亲弥留之际》等），一直在努力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具有地域风情的南方村镇，作品具有一种对抗性的张力，注重人性的深度开掘和思考，叙述干净利落，充满了爱、温情与慈悲。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22]。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江西小说创作从“两峰并峙”到“千山竞秀”的发展历程，无论在表现生活的广度、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的高度上，江西小说创作无疑是欣慰与忧虑并存。一方面，江西小说创作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尤其是在革命历史书写和地域乡土叙事方面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江西经验”。但是另一方面，毋庸讳言，江西当代小说创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和问题。从中国当代小说整体格局来看，江西与一些兄弟省份相比，仍然缺少在全国文坛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没有形成鲜明的“文学赣军”集团力量，在文学想象和艺术风格上素来稳健持重有余，灵动轻盈不足，而在生存和叙事的可能性探索中更显迟疑保守。因而，在未来的文学行旅中，江西小说创作既要正视不足，开拓视野；也要自强自信，塑造个性，从“千山竞秀”走向“姹紫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