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崛起”的江西文学
江西自古便是“文章节义之邦”，诗歌昌盛之地，古代文学有着辉煌灿烂的成就。自东晋陶渊明开创中国山水田园诗派以来，至宋代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周必大、文天祥等更是以传诵千古的诗文创造了江西文学辉煌灿烂的历史；在“朝士半江西”的明代，杨士奇等的“台阁体”诗和汤显祖的戏剧仍在延续江西文学的名望，正所谓“盖西江文事，若晋之霸业，世执牛耳”[1]。然而，近现代以来，江西文学逐渐变得迟滞和保守，明显黯淡于其他地域文学。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当代文学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前三十年江西文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整体状况不容乐观，甚至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仅出版过二部本省作者的长篇小说”[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新旧转型，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入“市场”，文化形态由“整一”走向“多元”，近四十年来江西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按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为江西文学的崛起阶段，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展开，江西文学与全国文学一道迎来了生机勃发的新时期，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文学实绩都较此前有了显著的变化；90年代为江西文学的深入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多元文化形态的形成，江西文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纪实文学等诸多文学领域都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新世纪以来为江西文学的繁荣时期，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成为江西文学创作的生力军，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风格，都呈现出“千山竞秀”的文学景观，尤其是在散文、诗歌和网络文学创作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江西现象”。
一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并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随后当代文学也进入到“继往开来”的新时期[3]。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都做出了相应调整，“党中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4]，取代了过去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再次强调，文艺创作自由得到高度重视，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5]。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各种文学潮流不断涌现，新时期文学在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江西文学创作迎来了整体“崛起”的新时期。1979年1月，老牌文学刊物《星火》（创办于1950年，1966年停刊）复刊；同年9月，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创刊。这两份备受文学界瞩目的文学刊物为江西作家提供了重要发表园地，成为新时期江西文学“复兴”的信号。80年代，江西小说创作率先崛起，“形成了一支彼此衔接、实力雄厚的小说创作梯队，显示了江西新时期之初小说创作的实力和后劲”[6]。俞林、杨佩瑾、罗旋、郭国甫、吴源植等一批五六十年代便已成名的前辈作家构成了江西小说创作的第一梯队；陈世旭、胡辛、宋清海、熊正良、傅太平、邱恒聪、相南翔、严丽霞、雨时、如月、金岱、李志川等一批80年代涌现出来的作家逐渐成为江西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此外，周毅如、刘国芳、榕芳、卢永华、贺传圣、朱向前、余国振、杨新民、邱国珍、胡桔根、曹元明、吴清汀等也在小说创作中崭露头角。前辈作家力作频出，俞林的《在青山那边》、杨佩瑾的“天意”三部曲（《霹雳》《旋风》《红尘》）和罗旋的《南国烽烟》《梅》《红线记》等堪称代表；中坚力量佳构纷呈，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罗旋的《红线记》，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宋清海的《馕神小传》等分别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熊正良的“红土地”系列、傅太平的“小村”系列、李志川的“鄱阳湖”系列、邱恒聪的“井冈山”系列等都是这一时期江西小说创作的新收获。新时期江西小说创作在题材内容上不断开拓，在艺术风格上更趋多元，尤其是在乡土小说创作和革命历史书写方面形成了“两峰并峙”的局面，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时期江西诗歌创作同样焕发出蓬勃的生机。1980年江西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谷雨诗会（1962年创办，“文革”期间停办），一年一度的诗歌盛会重新点燃了江西诗人的热情。80年代的江西诗人队伍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五六十年代便开始发表诗作的中年诗人，如李耕、郭蔚球、李音湘、吕云松、朱昌勤、陈良运、徐万明、帅珠扬、苏辑黎、杨学贵、陈运和、刘国藏、吴林抒、胡一笙、刘国治等；二是新近涌现出来的青年诗人，如李春林、朱光甫、熊光炯、胡平、程维、刘华、刘立云、王治川、安安、汪峰、吴国平、陈政、冷克明、渭波、颜溶等。新时期伊始，江西诗歌创作感应着时代的脉搏，经历了从历史反思到个性抒发的恢复和发展的过程。“文革”结束后，歌颂老一辈革命家、控诉“四人帮”倒行逆施，对人性、人道的呼唤成为江西诗歌创作的主题。代表作品如熊光炯的《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胡平的《请您欣慰地闭上眼睛》、郭蔚球的《假如生活抛弃了你》、李音湘的《春天的歌怎么唱》、陈良运的《生命的密码》、洪亮的《太蝴蝶》、杨学贵的《铁窗情歌》、李春林的《盈盈的爱》等。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江西诗人很快将笔触转向了现实生活和历史深处，追求诗歌艺术的新突破。李耕的《不眠的雨》《梦的旅行》等散文诗集，对人生和命运进行积极深入的思考，富于想象和哲理，风格冷峻凝重。郭蔚球的《美的追求》《爱的长河》等诗集，在对自然、生命、人生和爱情的热情关注中充满了“永远的激情”。刘华的《我拾到一双眼睛》运用写实、象征、隐喻相结合的方式，呼吁人们找回曾经丢失的眼睛和心灵。胡平的诗集《当代人》敏锐地捕捉了改革开放初期日常生活中的新变化，《来自鞋摊的诗报告》《养蜂人》《存车处，一个中国姑娘》等展现了普通百姓平凡而又美丽的精神世界，洋溢着生活的激情，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此外，还有吴林抒的《我是抚河水》《海洋之歌》、徐万明的《梅雨集》、苏辑黎的《飘香的土地》、刘国藏的《春花秋月》、胡一笙的《五月的芬芳》、刘国治的《求索集》、冷克明的《血色乡土》、陈政与吴国平的《山海交响曲》等诗集。
80年代江西儿童文学和报告文学引人瞩目。1978年10月，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1981年1月，全国第一张儿童文学报《摇篮》在南昌诞生，江西儿童文学有了自己的创作园地，随后涌现出曲一日、孙海浪、郑允钦、罗旋、邱恒聪、吴南凯、严霞峰、万长枬等一批实力强劲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曲一日的寓言故事篇幅短小，构思精巧，形象生动，诙谐幽默，寓意深远，寓言故事集《狐狸艾克》是新时期江西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获得1980—1985年全国首届优秀儿童文学奖。孙海浪的《井冈小山鹰》《带火的银剑》《魔盆》《逃离孤儿院》《乞丐王》等主要书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斗争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和教育意义，诗作《井冈山下种南瓜》以生动活泼的儿歌形式，反映了老区少年儿童继承革命传统的理想志向，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郑允钦的童话常常以奇特的想象编织离奇的情节，营构奇幻的环境，塑造具有独特个性和能力的人物，充满了奇人奇事奇境，童话集《吃耳朵的妖精》《树怪巴克夏》分别获第二、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此外，本时期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罗旋的《七叶一枝花》《我是谁》，邱恒聪的《少年军需队》，严霞峰的《小白兔智斗大灰狼》《和时间公公赛跑》《神秘的湖》，万长枬的《弟弟》《大棒槌和小钉头的故事》《月夜》，傅汉清的《井冈之子》（与殷定生合作）、《斩蛇剑》等。80年代江西报告文学创作大多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反映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或典型人物，可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胡平是新时期江西报告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代表作品有《世界大串联》《东方大爆炸》《在人的另一片世界》《历史沉思录》《中国的眸子》等，其中《在人的另一片世界》获得全国第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此外，还有姜惠林的《七色人间》《张果喜旋风》、朱昌勤的《强者们》、傅汉清的《来自红土地的报告》等。
总之，新时期以来，江西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创作题材更加丰富，艺术成就较为突出，尤其在小说、诗歌、儿童文学和报告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陈世旭、胡辛、罗旋、李耕、曲一日、孙海浪、郑允钦、胡平等一批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创作了《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红线记》《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馕神小传》《狐狸艾克》《井冈山下种南瓜》《吃耳朵的妖精》《树怪巴克夏》等全国获奖作品，初步呈现出整体“崛起”的态势。但毋庸讳言，在潮流涌动的80年代，江西文学创作在艺术视野和思想深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囿限，创作主体的艺术视野、想象空间和表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悠远丰饶的赣鄱文化缺乏历史的打捞，对丰富复杂的都市生活和生命世界缺乏深度挖掘和个性塑造，在历史纵深感和生命厚重感等方面显得不尽如人意。
二
20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转型，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多元文化形态得以确立。虽然在大众文化不断兴起的转型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倡导的人文精神面临危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开始失去“轰动效应”，但是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多元格局中，文学创作日益呈现出日常化、个人化发展的多元共生局面。在此时代背景下，江西文学创作进入到一个深入发展的新阶段，作家队伍更趋壮大，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各类文体创作更加成熟。
本时期，老一辈作家仍然笔耕不辍，尤发新意，思想艺术愈加成熟。杨佩瑾在小说创作上超越“五老峰”后，推出长篇历史小说《浣纱王后》，把诗意想象伸向了遥远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吴越战争的背景下，以浣纱王后西施为主人公叙写了一段充满家国情仇的动人故事。老诗人李耕仍不断有新作问世，散文诗集《没有帆的船》《粗弦上的颤音》始终表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热爱，体现了情理交织、冷热兼容、刚柔相济的散文诗风格。郭蔚球的诗集《冬恋》既感应时代脉搏，有着“亢奋、激越的时代精神”，也有对生命、人生的感悟和对假丑恶现象的讽刺批判。罗旋在书写革命历史之外推出了描写赣南绿色山水和客家风习的“绿色系列”小说。在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90年代，真正彰显了江西文学新气象的是一批中青年作家。随着生活积累和艺术经验的增长，他们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日益成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征。
90年代江西小说创作得到了长足发展，一批风格各异的中青年作家不断推出精品力作。被誉为“小镇作家”的陈世旭已经成为江西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一方面继续运用坚实的现实主义笔触在村镇叙事上不断深化探索，推出《镇长之死》《李芙蓉年谱》《将军镇》等力作，其中《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将军镇》是小镇系列的集大成者，小说以一种“辞典”式或“葫芦串”式的结构方式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将军镇的生活变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小镇人物；另一方面，陈世旭开始进行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系列创作，长篇小说《裸体问题》聚焦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学校园，以讽刺批判的笔调描写各类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品质，反思社会现实问题。80年代后期以“红土地”系列小说著称的熊正良在《红河》《红锈》《闰年》《隐约白日》等作品中进一步着力描写了红土地上一群既勤劳坚韧又愚顽落后的大地子民，通过他们的生存苦难凝视历史深处的沉重，诠释人与土地、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内在联系和紧张冲突。向来以“小村”系列著称的傅太平在长篇小说《火季》中，一改此前舒缓恬淡的风格，运用紧张沉重的笔调呈现了时代变革浪潮冲击下的乡土暗面，用象征隐喻的方式表现了对乡土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思考。熊正良和傅太平分别获得庄重文文学奖，小说集《红锈》《小村》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90年代江西小说创作的成熟在长篇小说上得到充分体现，除了上述作家的长篇小说外，胡辛的《蔷薇雨》、雨时和如月的《情爱梦幻》、南翔的《海南的大陆女人》、叶绍荣的《日出苍山》、李伯勇的《轮回》、温燕霞的《此恨无关风和月》《夜如年》等都是本时期江西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此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丁伯刚、杨剑敏、陈蔚文、陈然、江华明、陈永林等一批青年作家在创作的起步阶段便有不凡的表现。丁伯刚的中篇小说《天杀》《天问》以独异的内向度写作方式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各类人物的生存焦虑。杨剑敏的《诱惑》《出使》等开启了“古典精神”系列，以现代眼光观照历史人物，作品中的奇诡想象、先锋姿态和古典诗意显露出新历史小说的特殊魅力。
90年代散文“突然”显现出繁盛的局面，在文化图书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各类报刊都开设散文专栏，散文、随笔作者骤然大增，诸如忆旧散文、学者散文、女性散文等各种散文创作此伏彼起，“这种种现象构成了当时的‘散文热’”[7]。正是在上述背景下，80年代几乎悄无声息的江西散文（仅有熊述隆、吕云松等极少有影响的创作者）在90年代得到长足发展，一批中青年散文作家纷纷涌现，“创作群体面之广，作品数量之繁多，令人目不暇接”[8]。本时期代表江西散文创作成就的主要是以被誉为江西“散文三秀”的梁琴、郑云云、王晓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散文创作者及其创作。梁琴的散文集《叶影》《回眸》展现梁琴有着爽直和真诚的品格，无论是童年趣事、手足亲情，还是南昌记忆、文化行旅，常常以朴实真诚的内心去触摸和感悟生命中真实饱满的记忆，从平常生活和身边故旧中发掘出美好的情致，其中《回眸》荣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郑云云则总是把散文创作作为倾注“生命热情”和拯救自己的一种方式，文笔清丽凝练、贮满深情，散文集《金色的骆驼毛》《云水之境》既从身边生活中发现令人感动的诗意和平凡生活的美，也把审美的触角伸向人文山水和历史旧识的纵深处，去领悟生命的真谛和万物的因果。王晓莉的散文一开始便散发出清幽柔美又不乏坚韧散淡的气息，散文集《红尘笔记》记录了早年青春时代的生活片段和人生感悟，表现出一种同龄人少有的平实从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陈蔚文、江子、李晓君、范晓波、傅菲等一批更年轻的散文创作者开始崭露头角，但他们的精彩呈现主要是在新世纪以后。此外，晏政、危仁晸、默予、省三等的杂文也颇具影响。
尽管学界通常认为，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大众文化语境中，“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也难以符合一些批评家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的预期”，因而“90年代诗歌向着社会和文化边缘的滑落，就更让人印象深刻”。[9]但是，国内诗坛这种整体性“边缘化”的基本面并没有成为江西的“诗歌现实”。90年代，江西诗歌仍然保持了80年代以来持续发展的态势，以程维、三子、汪峰、圻子、布衣、江子、李晓君、马策、邓诗鸿、渭波、徐勇、牧斯、凌翼、聂迪、颜溶、杨瑾、马策、老德、杨晓茅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带着青春的朝气和新锐的创作迅速“崛起”，初步显示出江西诗歌的群体力量。程维被称誉为“中国新古典主义诗歌开创者”，在《古典中国》《纸上美人》等诗集中，程维将审美的触角伸向古典中国的辽远腹地，从汉字唐韵，到江山美人；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从金戈铁马，到筝曲琴音。在无数次时空穿越中触摸历史的各个断面、折皱和细节，并以其丰富奇特的想象、大胆夸张的修辞和极富表现力的诗歌语言，重构了绚丽多姿的“古典中国”，让日渐黯淡的古典重放诗意的光芒。三子的诗《灯盏下的村庄》《人物记》《我的木匠生涯》等负载着诗人对故土风物的生命记忆和隐秘的古典情怀，蕴含着对村庄、土地、山川、草木、亲人、乡邻最深挚的情感，在平淡质朴和深沉感动之间充盈着感人的力量。汪峰对乡土的吟唱有着特别的张力和沉重，在《村庄》《甘蔗》等诗作中常常把生活的沉重负荷在乡土无可挽救的颓败中。圻子和布衣的诗也大多取材于故乡的记忆，善于从日常的生活中发掘诗意，从平凡的物象中提炼出哲理，譬如圻子的《一棵树丢弃了叶子》《山峰》，布衣的《丘陵》《鸟迹》等。此外，颜溶、杨瑾、马策、老德、凌云、杨晓茅等善于从城市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表露出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内心焦虑和孤独，譬如颜溶的组诗《早安，我的城市》、杨晓茅的《南方晚灯下的酒吧》《咖啡夜》、凌云的《陌生的人》《梦呓》等。
90年代江西纪实文学和儿童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胡平的报告文学进一步把笔触延伸至更深远的历史，对历史深处文化事件进行深刻反思，从文化角度反思江西历史变迁的《千年沉重》是本时期的力作。胡辛与聂冷是90年代江西传记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胡辛的传记文学《生命的舞蹈——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陈香梅传》《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是江西纪实文学的重要收获，她以小说家的身份进入传记文学创作，倡导“虚构在纪实中穿行”[10]，常常选取独特的视角，以主体融入的方式，进入传主的生活世界和情感心理，复活出入情入理的传主人生故事。聂冷的《辫子大帅张勋》《吴有训传》具有鲜明的本土意识和独特的人文情怀，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注重生活细节的捕捉和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将文学性与纪实性较好地融汇于传记文学的创作中。此外，姜惠林的《阵痛岁月》《大写邱娥国》《走出“土围子”》，朱昌勤的《不安的强者》，傅汉清和庄家新的《来自红土地的报告》等是继80年代后推出的报告文学新作，石凌鹤等的《方志敏传》、胡志亮的《傅抱石传》、周葱秀的《叶紫评传》、李国强的《邵式平传》、邹华义的《以笔代剑的英雄邹韬奋》等是本时期纪实文学的代表作品。在儿童文学方面，除曲一日、孙海浪、郑允钦、严霞峰、万长枬等继续推出新作外，彭学军开始成为江西儿童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她的“青涩年华”系列总是带着一种温和优雅的“善意”和“诗意”去看待人生，理解生活，叙写各类生命成长故事，主要作品有《油纸伞》《蓝森林陶吧》《午夜列车》等，其中《油纸伞》获1994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可见，本时期江西文学赓续了新时期以来的良好发展态势，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和儿童文学等各类文体创作得到长足发展，一批中青年作家已开始成为创作的中坚力量，并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譬如陈世旭的凝重厚实、熊正良的奇诡悲怆、傅太平的平和冲淡、胡辛的热切真诚、彭学军的温和优雅等。在经济体制和文化形态转型的90年代，素来稳健持重的江西文学不断突破局限，开拓视野，贴近生活，塑造个性，不但立足于赣鄱大地，书写了独具魅力的本土文化，而且开始走向全国，成为当代文坛一道不可忽视的亮丽风景。
三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网络新媒体迅猛发展，文学艺术生态再次发生新变，进入到一个以传统的文学期刊为依托的传统型文学、以新兴的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和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11]等多元共存的新阶段。一方面，向来具有传统精英意识和社会道德良知的纯文学仍以坚韧姿态执着前行；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化和世俗化思潮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彰显，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文学与影视密切关联，日常生活审美化渐成主流。新世纪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版市场、读者大众和主流意识形态日益成为影响文学创作走向的重要力量。新世纪江西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场域中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文学景观，小说创作出现新的面貌，散文创作令人瞩目，诗歌创作群体日益壮大，纪实文学和儿童文学稳步前行，网络文学异军突起。
新世纪江西小说创作已经在生活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是在关注城乡日常生存状态的基础上，继续向人性深处和底层边缘拓展，譬如陈世旭的《波湖谣》《立夏·立秋》《立冬·立春》等“鄱湖谣”系列小说，及时捕捉了转型时期乡土社会诸多复杂变动的讯息，以充满质感和张力的语言，对民间乡土所蓄积和敞现的人格光辉与人性温暖进行了细微洞察与诗意书写。熊正良在《死亡季节》《疼痛》《别看我的脸》《美手》（又名《残》）等长篇小说和《苍蝇苍蝇真美丽》《谁在为我们祝福》《追上来了》《我们卑微的灵魂》等中短篇小说集中，把沉静尖锐的笔触伸向了更广泛的城乡底层社会，在描写底层人物艰窘生存和卑微灵魂方面表现出罕见的细腻、深度和力量。李伯勇笔下的乡土世界有其独到的视角和领地，《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抵达昨日之河》等长篇小说深植于故乡赣南边地客家文化和历史的深处，以忧虑而深邃的目光打量这片土地和它的乡民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全部幽暗与辉煌。丁伯刚的《路那头》《唱安魂》《两亩地》《有人将归》《宝莲这盏灯》等中短篇小说主要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异乡漂泊者失根时的困惑与焦虑。二是在历史书写方面，不断寻求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常常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历史大背景下展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伦理。刘华的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红罪》，刘上洋的《老表之歌》，刘建华的《天宝往事》《立春秋》，温燕霞的《红翻天》《围屋里的女人》，叶绍荣的《故土红尘》等是新世纪江西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三是把创作视角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大学叙事、底层叙事、都市叙事、乡土叙事和职场叙事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作家群体。阿袁小说大多以娴熟自如、化俗为雅的言说方式描叙大学校园里的生活故事，如《长门赋》《老孟的暮春》《郑袖的梨园》《子在川上》《鱼肠剑》《上邪》《师母》等。阿乙[12]把敏锐的触觉伸向小城底层灰色地带，冷静而细腻地叙述一个个貌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人生故事，他把这些故事称作“世上最无聊最慵懒最绝望最不振作的事”，表现出加缪式的虚无和卡夫卡式的荒诞，如《模范青年》《灰故事》《春天在哪里》《寡人》《鸟，看见我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等。陈蔚文擅长用幽默微讽的笔调表现现代城市青年丰富的情感生活和幽微的内心世界，如《早春情事》《民工张小根的爱情》《卢苡的早春》《沉默的花朵》《惊蛰》《租房》等作品。陈然向来以温婉而悲凉的写实笔调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挣扎在城乡底层的弱势群体，如《幸福的轮子》《我们村里的小贵》《我是许仙》《我们小区的保安》《亲人在半空飘荡》《2003年的日常生活》等作品。樊健军是近年来江西小说创作崛起中的佼佼者，在《桃花痒》《诛金记》《空房子》《穿白衬衫的抹香鲸》《半窗红烛》《花黄时》等作品中，他总是用一种细腻、温暖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笔触叙写大量乡土守望者或城乡巡睃者的人生故事。欧阳娟拥有“青春物语”和“职场叙事”两套笔墨，前者以纤细绵密的笔致，在青春梦幻的浅吟低唱中追忆如花的往事，咀嚼流逝的忧伤，如长篇小说《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等；后者用成熟稳健的笔调直面复杂多变的职场人生，烛照曲折幽微的人性世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交易》《手腕》等。
新世纪江西散文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观，作家队伍、作品数量和艺术质量都备受瞩目，甚至因为“江西有一批艺术上乘，风格成熟，水准相当，且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散文家”，而被称誉为“江西散文现象”[13]。本时期江西散文作家队伍已经形成了两大方阵，一是以刘上洋、陈世旭、刘华、郑云云、梁琴、熊述隆、朱法元、李伯勇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群，二是由王晓莉、江子、范晓波、李晓君、陈蔚文、傅菲、简心、洪忠佩、杨振雩、彭文斌、朱强等组成的青年作家群。前辈作家群多关注历史文化和社会人生等宏大主旨，以沉稳的写作姿态为江西散文立住阵脚，如刘上洋的散文集《高路入云端》、陈世旭的散文集《海的寻觅》、刘华的散文集《乡村的表情》、郑云云的散文集《作瓷手记》、梁琴的散文集《回眸》等；青年作家群则更多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以新锐的探索精神为江西散文推波助澜，表现出更为开放多元的个性化追求。近年来，“江西散文现象”的出现或曰江西散文创作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更直接地来自于一批在散文领域孜孜以求的青年作家的努力，他们把笔触伸向了更辽阔的生活大地和更幽深的心灵世界，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王晓莉的散文集《双鱼》《笨拙的土豆》，江子的散文集《入世者手记》《在谶语中练习击球》《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青花帝国》，范晓波的散文集《正版的春天》《夜晚的微光》，李晓君的散文集《江南未雪》《后革命时代的童年》，陈蔚文的散文集《随纸航行》《蓝》《叠印》，傅菲的散文集《屋顶上的河流》《故物永生》，简心的散文集《被绑架的河流》，彭文斌的散文集《江右故园》《储蓄阳光》，朱强的《秋水长天》《墟土》等。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的当下，新锐作家们的散文写作与社会宗旨、时代旋律、道德说教无关，他们指向的是“精神诗性”“生命感悟”“人格智慧”和“审美愉悦”等艺术的多维向度，唯其如此，才使江西散文拥有了生命的活力，洋溢青春的激情。
新世纪江西诗歌呈现出群体崛起的发展态势。首先，江西诗群形象日益清晰。江西文坛和媒体以“谷雨诗会＋纸质报刊＋网络媒介”的立体传播方式向全国推介江西诗歌[14]，着力打造江西诗歌群体形象。2001年，《创作评谭》第2、4、6期分别以评论与文本互动形式集中推介赣州、上饶和南昌诗人作品。4月19日，《江西日报·井冈山》推出第四十二届“‘谷雨诗会’专页”，正式提出南昌、上饶、赣南三大诗群的概念。2002年《创作评谭》第3期推出“崛起的江西诗群”大展，发表26位诗人作品、诗观，并配发著名诗评家谭五昌的评论《崛起的江西诗群》，后被《诗选刊》转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江西诗群”首次以明确的集团性概念得以确立。其次，从地域角度看，新世纪以来江西诗坛形成了“南昌诗群”“上饶诗群”“赣州诗群”等为代表的三大诗歌群体，“江西诗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一个诗歌群体对于有效整合与利用本地区诗歌资源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标志着‘江西诗歌’这一全省范围内的诗歌群体的‘崛起’进入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15]。第三，一批中青年诗人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实力，不断推出精品力作，诗艺和风格愈加成熟。程维由“新古典主义”进入到“本土写作，小说诗写作阶段”，《江右书》《妖娆罪》《信使》等“将小说式叙事性元素引入诗歌”，“强调诗的元气，构建本土写作的世俗性与精神谱系”[16]。三子的诗歌以一种缓慢沉静的方式走向内心，走向传统，诗集《镜中记》和长诗《堪舆师之诗》在低缓平静的叙述中不断朝向生活和历史的深远处，获取“更深的思想和更广大的空间”[17]。渭波的诗集《裂片的锋芒》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尖锐对立，有着对生命、生活、事物的独到感悟，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思考的力量。林莉的诗集《在尘埃之上》《孤独在唱歌》在对春天、故乡和大地的低回咏唱中，呈现出一种蓬勃的力量。林珊的诗集《小悲欢》和组诗《好久不见》善于用朴素而灵动的语言去呈现自然和生活的诗意。王彦山的诗集《一江水》《大河书》既表现出虚静不争、简约疏旷的古典精神，也有关于日常生活和现代情绪的现代书写。此外，圻子、布衣、邓诗鸿、汪峰、胡刚毅、凌云、马策、牧斯、聂迪、徐勇、周簌、漆宇勤、吴素珍、丁薇、邓小川等都以各自不同的风格推出新作。
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更加走向多元，既有对社会生活现实及时追踪的综合性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也有重新审视和反思历史的史志性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胡平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战争状态》《情报日本》《森林纪》，卜谷的《红军留下的女人们》《抗冰万里》，蒋泽先的《中国农民生死报告》《秋杰老师》，徐春林的《平语札记——修水移民故事》，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詹文格的《中医，一个跨越世纪的争论》等。新世纪江西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代表作家作品有杨佩瑾的《杨尚奎传》，聂冷的传记文学《绿色王国的亿万富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花红别样：杨万里传》，胡辛的《彭友善传》《网络妈妈》，叶绍荣的《陈寅恪家世》，邱恒聪的传记文学《鹃花缘——宋应星之路》，余伯流等的《毛泽东与井冈山》《毛泽东与瑞金》，卜谷的《良心树：戴煌其人其事》，荒坪的《我的外公陆定一》，肖麦青的《晚清悲风——文廷式传》，祝春亭等的《邵逸夫传》《郑裕彤传》，揭光保的《揭傒斯传》，陈世旭的《孤独的绝唱——八大山人传》，孙海浪的《王勃》《八大山人》，罗聪明的《红军将领萧克》等。
新世纪江西儿童文学担当主力的仍是90年代以来的成名作家彭学军、郑允钦、孙海浪、曲一日、曾小春等。彭学军已成为江西儿童文学领域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在出版《长发飘零的日子》《你是我的妹》《腰门》《奔跑的女孩》等一系列女孩成长叙事作品外，还有意尝试突破身份和题材的囿限，先后推出《浮桥边的汤木》《戴面具的海》《森林里的小火车》《黑指——建一座窑送给你》等“男孩不哭”系列作品，观照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男孩的生命成长历程和情感心理状态。郑允钦继续推出“怪怪童话系列”，以儿童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与趣，揭示和抨击丑和恶。孙海浪继《钟声》系列三部曲（《中国小太阳沉浮录》《倾斜的童工世界》《离异家庭子女的自白》）后，推出《生存智慧》丛书（包括《大漠上的脚印》《跨越的瞬间》《春风翻开的书页》《花蕾上的蜜》《回归森林的小鸟》五部）与小读者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引领他们打开生存智慧的大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批更年轻的江西儿童文学作家引人注目，代表作家作品有喻虹的《木耳的秋天》《时光邮局》，周博文的《达尔的奇幻旅行》《远山的红蜻蜓》，刘柳的《豆豆树呀快快长》，丁之琳的《雪小子》等。
新世纪江西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发展强劲，成绩斐然，形成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四代同频”的繁荣局面，网络小说类型较为齐全，其中玄幻、仙侠、历史、架空、都市言情等题材类型已经成为网文主流。新世纪以来，江西网络文学经历了PC互联网时期的起步，移动互联网时期的发展和IP时期的繁荣三个阶段。今何在、撒冷、夏言冰、方想、安以陌、浪漫烟灰、池灵筠、野玉丫头等都是江西网络文学创作初期的代表人物。2000年今何在在新浪网发表被誉为“网络第一书”的《悟空传》，其后相继推出《新大陆狂想曲》《中国式青春》《海国异志》《十亿光年》等作品；撒冷是阅文网站最早期的一批白金大神和网络文学远古大神之一，著有《天擎》《苍老的少年》《诸神的黄昏》等；夏言冰从2001年起便在天涯论坛和榕树下开始创作网络小说，代表作有《大宋之天子门生》《宦海无涯》《升迁之路》和《一路青云》等；方想2006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网络小说创作，先后推出了《星风》《卡徒》《师士传说》等；浪漫烟灰2006年开始涉足网络小说创作，著有《全职业天才》《桃花宝典》《近身武王》《终极全才》等；安以陌被誉为“疗伤治愈系言情小天后”，著有《陌上云暮迟迟归》《清梦奇缘》《神偷俏王妃》等。2014年后中国网络文学生产进入到IP（知识产权）时代，打破了原来网络小说收费制度的单一模式，开启了与影视、动漫、网游等的跨界发展，江西网络文学也由此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今何在、方想、慕容湮儿、贼道三痴、撒冷、犁天、番茄等一批早期江西网络作家成功转型，更值得重视的是，阿彩、90后村长、上山打老虎额、纯情犀利哥、净无痕、慕容湮儿、太一生水等一批年轻网络作家作品深受追捧。阿彩2009年开始网文创作，是中国移动“咪咕阅读”明星作家、新锐文学顶级大神作家，作品《神医凤轻尘》《医妃权倾天下》网络总点击量均超过20亿。90后村长为阿里巴巴签约作家，著有《绝世武圣》《焚天大帝》《绝世丹神》《三界主宰》《焚天魔帝》等多部大型长篇玄幻小说，曾获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网文之王全国百强大神”称号。上山打老虎额从2011年开始从事网络写作，累计创作2258多万字，著有《荣华富贵》《明朝大官人》《娇妻如云》《明朝败家子》《明颂》等，获艺恩影视作品IP奖。纯情犀利哥2011年开始从事网络文学创作，曾在第二届网文之王评选中位列“百强大神”、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评选中位列百强大神，代表作《独步逍遥》名列2019年度最具潜力十大动漫IP。净无痕2010年底开始从事网络创作，2018年入选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百强大神，代表作《伏天氏》名列2019年度最具潜力十大游戏IP。慕容湮儿2008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是2017年胡润公布的原创文学IP价值榜单上最年轻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倾世皇妃》《眸倾天下》《三生三世，桃花依旧》等。太一生水2013年在创世中文网发布个人首部玄幻小说《万古至尊》，日销过万，凭借此书一举封神，2018年在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评选中位列百强大神。
不难发现，新世纪江西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小说创作在关注城乡日常生存状态的基础上，继续向人性深处和底层边缘拓展，陈世旭、熊正良、阿袁、阿乙、刘华、李伯勇、丁伯刚、陈蔚文、王芸、杨帆、欧阳娟等在乡镇叙事、历史叙事、大学叙事、都市叙事和职场叙事等方面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散文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观，“江西散文现象”引人注目，刘华、刘上洋、郑云云、梁琴、熊述隆等写作姿态沉稳，关注历史文化和社会人生等宏大主旨，江子、傅菲、王晓莉、范晓波、李晓君、陈蔚文等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表现出更为开放多元的个性化追求。本时期江西诗歌呈现出群体崛起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南昌诗群”“上饶诗群”“赣州诗群”等为代表的三大诗歌群体，林莉、三子、圻子、布衣、邓诗鸿、林珊、周簌、漆宇勤、吴素珍等一批中青年诗人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实力，不断推出精品力作，诗艺和风格愈加成熟。纪实文学在深广度上继续推进，胡平、卜谷、蒋泽先、徐春林、凌翼、詹文格等的报告文学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及时追踪，也有对历史传统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儿童文学创作更加走向多元，彭学军的女孩成长叙事和“男孩不哭”系列、郑允钦的“怪怪童话系列”、孙海浪的《生存智慧》丛书引人瞩目。网络文学异军突起，今何在、撒冷、夏言冰、方想、安以陌、浪漫烟灰、池灵筠、野玉丫头、阿彩、90后村长、上山打老虎额、纯情犀利哥、净无痕、慕容湮儿、太一生水等一批“大神”级网络作家十分活跃，形成了“70后”“80后”“90后”和“00后”“四代同频”的繁荣局面，在玄幻、仙侠、历史、架空、都市言情等类型小说创作上成绩显著。当然，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一是仍然缺少在全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二是在全国性文学大奖尤其是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方面仍然缺少江西作家的身影；三是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江西作家的整体实力仍显薄弱，没有形成“文学赣军”的集团力量；四是江西文学创作队伍的梯队不够健全，文学后备力量亟待加强；五是培育江西文学力量的“土壤”（报纸期刊）和“气候”（政策措施）明显不足，上述诸多方面在江西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是应该引起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