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几年前的那个黄昏，我们在桥头邓屋参观时，对邓氏家族的事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邓盛仪的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有幸撰写爱国企业家邓盛仪的一生际遇，冥冥之中也是一种缘分。
三月，岭南的杜鹃花染红了尘封已久的记忆，我们带着好奇而激动的心情来到了桥头邓屋。在走进邓盛仪的祖居之前，我抬头看了看邓屋门前那棵饱经沧桑的榕树，这是一个被时光反复打磨过的岁月“老人”。我猜想，这棵树上一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秘密，正如邓盛仪的一生，还有很多未被揭开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荷花之所以出淤泥而不染，恐怕是因为它骨子里的低调与坚韧。“邓盛仪的一生，几乎是神秘的一生”，东莞展览馆李君明博士这样评价道。邓盛仪，这位中共地下党的亲密战友，恪守了一名中华儿女应有的美德，他用自己的一生向世人诠释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然而，为了严守国家秘密，邓盛仪对亲朋好友隐瞒了自己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从东莞展览馆走出来，我们被邓盛仪骨子里的民族大义深深鼓舞。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诸多困难，大家普遍认为邓盛仪的资料比较少。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了获取资料，我们开拓思维全方位探索，经过慢慢地梳理和挖掘，邓盛仪一生的脉络终于在我们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为了探寻邓盛仪的故事，我们前往坪石中山大学旧址，寻找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的光影和密码。
在华南教育历史坪石研学基地工作专班成员何昆亮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中山大学八大学院旧址。沿着武江顺流而下，一排排古朴而又富有灵性的房舍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沿江两岸。当我们几个“不速之客”来到“燕子窝”（中山大学工学院旧址）那一刻，这片沉寂多年的樟树林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在一扇几近垮塌的砖墙上，几只鸟雀时不时发出清脆的叫声，它们仿佛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樟树林的故事。
何昆亮先生算得上是当地比较资深的历史研究者，他对坪石先生的故事可谓如数家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枯燥无味的史料用诙谐风趣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我们感同身受。何昆亮先生讲到邓盛仪的时候，微微停顿了一下，从他的这个细微的举动中，我似乎感觉到了一种时光的重量。在历史研究者的眼中，每一个人物都有一双翅膀。何昆亮注视着夕阳里的武江，他仿佛看见了一扇直通过去的大门。在“燕子窝”，中山大学工学院只剩下最后一扇墙，而这扇墙是离邓盛仪最近的见证者。因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一个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情怀与担当。
可以想象得到，中山大学的老师们带领学生追求真理的过程是多么悲壮。邓盛仪在担任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期间，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给学生们上课，他身上的那种不怕牺牲的文人风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我们被邓盛仪的爱国精神深深打动，为他在战争年代展现出的民族大义感到震撼。
邓盛仪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系，是著名土壤学先驱邓植仪的弟弟，是中科院院士、著名激光专家邓锡铭的父亲。邓盛仪作为桥头邓屋“一门五杰”的重要成员，他19岁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以更加深远宏大的报国之志，在欧洲进行了为期6年的公路桥梁建筑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之后才回到阔别9年的祖国，他满怀信心地投入工作，倾情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邓盛仪先后担任广三铁路工程师和两广公路交通部门主管。由于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官场的黑暗与险恶，工作两年后他愤然辞职，带着家人前往香港创办工厂，生产钢钉和钢窗。
抗日战争时期，邓盛仪利用钢窗厂作掩护，把厂里的小饭堂作为中共香港地下党秘密联络点，收集重要情报，与内地党组织进行联络。1941年底，香港沦陷，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早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开始在香港暴力征用中国技术人员。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的邓盛仪自然难逃他们的魔爪，当时他被要求为日军效力，邓盛仪断然拒绝。日本人恼羞成怒，认为邓盛仪不识抬举，准备对他采取极端手段。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邓盛仪决定放弃香港的事业，返回内地家乡。在朋友的帮助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邓盛仪一家大小经历了险象环生的逃亡，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邓屋。在邓屋小住几日后，他便与哥哥邓植仪取得联系。当时广东省政府已迁往韶关，根据广东省政府的要求，当局决定将国立中山大学迁至粤北坪石。邓盛仪带着二子邓锡全、三子邓锡铭奔赴粤北坪石，之后邓盛仪在国立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儿子邓锡铭在附中就读。
几年后，日军撤出了香港，邓盛仪再次回到香港，重新启动了钢窗厂并担任董事长。工厂生产的钢钉和钢窗不仅打破了外国产品的市场垄断，还远销国内外。重回香港的邓盛仪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他在经营工厂的同时继续为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提供各种便利和帮助。随着工厂实力的壮大，邓盛仪先后担任香港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和广东省委领导的接见。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家百废待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邓盛仪发动香港爱国企业家捐款捐物，一批爱国企业家积极响应，参与捐献，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在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生活、医疗、军事物资（包括汽车轮胎）。邓盛仪同时还号召企业家购买大陆发行的公债，支援国家建设。
1955年，为做好钱学森转道香港回归祖国的接应工作，在中央领导的精心安排下，邓盛仪通过香港商界社团组织积极沟通协作，使钱学森一家平安顺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然而，邓盛仪当年所做的一切就像润物无声的春雨，很少有人知道。1956年国庆前夕，邓盛仪组织工人在工厂内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谁知这个升旗仪式激怒了国民党潜伏在香港的特务，在升旗的第二天早上，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冲进工厂，实施了打砸抢烧的暴行。多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厂，被暴徒一把火彻底烧毁，邓盛仪无比气愤，他呵斥道：“难道一个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都有错吗？”后来，他通过新闻媒体强烈谴责了暴徒的野蛮行径。
邓盛仪工厂被烧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内地，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专门接见了邓盛仪，鼓励他振作精神，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害怕，因为背后有祖国为他撑腰。果然，政府给他出资重建了工厂，很快一个更大规模的新厂建成了。看着漂亮的工厂，邓盛仪激动万分，他从此更加深信，只要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不管遇到怎样的大风大浪都不会动摇。
邓盛仪的一生，犹如一幅厚重的山水图，充满了浓郁的传奇色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他含蓄而生动地诠释了家国情怀的内涵，他的事迹没有因为时光沉寂，相反，在新时代下的今天，以邓盛仪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开始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导向。
为了完善这部著作，我们第一时间将初稿快递给了邓盛仪的儿子邓锡清，征求并听取他的宝贵意见。邓锡清细心阅读后，对全书表示了认可和赞赏，同时也提出了他的修改意见。端详着这部即将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我们感慨万千。文学创作是一项看似轻松实则艰辛的心灵工程，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东莞市委宣传部以及东莞市党史办的有关同志给出的修改意见，使得这部作品更加饱满、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