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经济和环境效益研究

Klassen和McLaughlin（1996）认为环境管理在某些情况下是会提高企业的绩效的。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不在少数。Atasu等（2009）对产品再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Atasu等（2009）研究了与回收相关的政策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结果发现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WEEE）指令可以刺激企业去生产环境效益更好的产品。此外，还发现回收法规的效率受到产品结构、消费者环保意识等的影响。Burtraw等（2001）研究了碳交易系统下，电力行业的三种不同碳配额机制下的成本效益。马卫民和赵璋（2012）研究不同模式下的“以旧换新”补贴对供应链的影响，并指出制造商、第三方回收商以及零售商都从中受益。Park等（2015）则是分析了增加碳减排成本是否会改变供应链结构以及社会福利。以上研究侧重于研究环保政策对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的影响，也有一些文献侧重于环保政策的实施对环境的影响。

Gu等（2015）考虑企业可以选择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不可被再制造的，其生产成本较高；另一种是可以被再制造的，其生产成本较高，再制造成本较低。假定消费者对不可再制造的产品、可以再制造的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感知价值不同。基于此模型的基本假设，分析企业的生产行为带来的环境效益。Kerr和Ryan（2001）以澳大利亚的施乐复印机的再制造为例，将投入再制造的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环境效益量化，结果发现从复印机的整个周期来看，再制造可以减少原材料的使用并大幅度降低环境污染。Walls（2006）认为在一个对制造商征收处置费，对回收企业进行补贴的模型中，大多数的EPR政策都可以降低原材料的使用，减少环境污染。郭成恒和丁雪峰（2014）在碳排放差异的情况下，构建一个由政府—制造商—第三方回收企业组成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发现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制定合适的补贴与碳税机制，达到既提高回收率、推进再制造，又能够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促进节能减排的综合效果。Bansal和Gangopadhyay（2003）分析了对环保表现好的企业奖励和对环保表现差的企业惩罚两种引导政策对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近年来，环境问题引起了政府和企业的重视，但是在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很难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达成一个平衡关系。Chaabane等（2012）通过企业成本和操作策略评估铝行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平衡。结果发现当前阶段的环保政策必须要加大力度，才能得到更好的环境效益。此外，还验证了有效的碳管理策略是可以帮助企业以低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张汉江等（2016）通过构建一个由政府、制造商、再制造商和回收商构成的序贯博弈模型，研究在政府提供补贴给再制造商的情况下，政府、制造商、再制造商和回收商的决策。结果发现，政府的补贴政策能有效提高再制造品的竞争优势，同时有效降低废旧产品的处理成本，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Zhang等（2012）和张雪梅等（2014）则是通过研究一个既可以生产传统产品也可以生产环保产品的企业的最优产品设计，发现了在政府宏观政策引导下，企业选择有利于环境的产品设计策略，在增加企业利润的同时也可以提高环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