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绿色供应链中企业的产品设计研究

政府政策的推行有助于企业生产技术的创新、设计更加绿色的产品。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在少数。Krass等（2013）研究了对碳排放量征税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利润最大化，制造商如何选择绿色节能技术。同样在对碳排放量征税的条件下，Lombardini-Riipinen（2005）考虑在企业生产消费者偏好环境指数高的产品的情况下，企业如何决策产品的环境指数。Drake等（2010）则是分别分析了碳税和碳交易两种减排措施对企业绿色节能技术选择的影响。郑艳芳等（2016）分析了节能补贴政策下耐用产品应该如何设计以及不同的目标下政府的决策行为。Zhou和Huang（2016）在政府给购买节能产品的消费者提供补贴的条件下，分析垄断的企业在两种补贴模式（按单件产品固定的金额补贴和按购买价格的一定比例补贴）下的定价和产品设计，结果发现产品的最优设计在两种补贴模式下是相同的。Raz等（2013）采用一个“报童模型”研究企业的产品设计和产量决策，并分析了产品的设计产生的环境效益。凌六一等（2012）考虑在一个垄断的市场中，政府不同的补贴模式对制造商选择产品环保属性的影响。Xi和Lee（2015）通过构建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博弈模型，在构造需求函数与产品价格和产品的绿色投资技术水平均相关的情况下，分析制造商的定价和绿色技术的决策。Tang和Zhou（2012）认为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刺激企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责任方面。绿色产品的设计就是一个体现。Zhang等（2015）在假定消费者对传统产品和环保产品感知价值有差异的条件下，分析企业的两种产品的定量行为。Conrad（2005）同样是考虑消费者对传统产品和环保产品感知价值不同的情形下，通过构造一个两阶段的模型，来分析企业的产品设计和价格决策。Kim和Chhajed（2002）同样是考虑面向传统消费者和环保消费者两个市场的垄断企业的产品设计，但是将具有两种特性的产品扩展到具有多种特性的产品，分析企业的产品设计和定价问题。Su等（2012）则是考虑了零和技术向协同技术转变的过程对企业市场结构的影响。零和技术是致力于改善产品的环境属性，同时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去提高产品的传统属性的一种技术；协同技术则是致力于改善产品的传统属性，那么环境属性自然得到提高。Su等（2012）主要分析两种不同的技术条件下企业对环保属性和传统属性的决策以及定价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回收法律法规对企业产品设计的影响。Calcott和Walls（2000）针对废旧品的回收是否刺激制造商去生产更加环保的产品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Atasu和Souza（2013）研究了废旧品回收对其在生产阶段质量决策的影响。Pangburn和Stavrulaki（2014）则是分析了回收成本对产品耐久性的影响。Plambeck和Wang（2009）是从回收法规对市场内新产品引入的影响分析，发现在垄断的情况下，对制造商征收处置费并不能刺激制造商去设计出更易回收的产品，这将降低市场上新产品推出的频率。但是在竞争的情况下，结果则刚好相反。Wu（2012）通过构建一个由生产新产品的原始制造商和生产再制造产品的再制造商组成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原始制造商应当如何设计最优的产品可拆除性，其中可拆除性指的是产品的易拆解程度，可拆除性越高，再制造商的成本越低，对原始制造商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