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村振兴理论综述

一、乡村振兴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的论述

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欧洲农业社会在经济社会变革中首当其冲，经历了工业对农业生存空间的挤占、自然资源被掠夺及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这一时期农村贫困、城乡对立的局面，提出了“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结果是导致城乡分离，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促进两者融合”这一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社会聚集了人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乡村原有的分散式、单一式、闭塞式的生活是一大提升。此外，经过农业技术发展，新的农业模式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产生了乡村工业化，从而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减少了城乡二元差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工农联盟、农业合作化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我国解决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最早也是最根本的理论依据，为我国“三农”政策、乡村振兴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后续系列规划、政策的提出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建设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本着促进经济恢复和推进农村改造的目的，提出实行改造小农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制经济和农村机械化，重点推进生产关系改造，通过走农业合作社的道路为农村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以实现农村生产力发展。在集体化制度理论指导下，我国农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现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恢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工业体系建设，但由于后期冒进主义抬头，逐渐脱离农村发展实际，造成了农村体制僵化，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

（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建设理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病，我国提出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解放；提出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通过发展农村产业，初步构建农村产业体系，形成农村自我“造血”的初步能力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富裕的新农村，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进入21世纪后，中央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这一时期，我国以“三农”问题为抓手，以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提高农村生产能力。[1]

（四）新时期乡村建设理论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农村发展速度滞后于城市、发展质量低于城市、发展后续动力弱于城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目标，乡村振兴要做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即以农村与农业有机结合，人与乡土有机结合，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的时候，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以下简称“‘两山’理论”）。“两山”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与最终落脚点。“两山”理论既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精髓一脉相承，又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生态文明所蕴含的公正、高效、和谐和人文发展等核心要素正是“两山”理论的体现。

政府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践行“两山”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它强调的是在尊重、顺应、维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从而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达到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

（五）人才流动理论

人是最关键、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乡村振兴的各方面都需要由人来实施，更需要人才来创新发展。政界、学界广泛认同人才对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首要的是人才振兴，乡村人才队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为乡村人才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确保乡村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稳定，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有学者指出，人才是科技兴农的关键环节、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积极推进人才强农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有学者提出，通过树立乡村人才的整体发展观，探索乡村人才成长新模式来确立新时代乡村人才发展战略构想，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也是动力源所在。为了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要素还是人才，人才振兴能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奠定稳定的人才基础，要依靠人才带动乡村资源的发展。有学者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乡土人才来实现转型，乡土人才可以说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基础，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文化资本，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传统文化基因。

人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或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实现的。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可知，“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因此，农村教育与乡村振兴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来提升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回顾、演进逻辑分析和未来展望，认为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的实现关键在于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独特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精准对接乡村振兴各领域、各要素需求，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逻辑必然。金绍荣和张应良的关注点是，基于“产乡教”联合育人的逻辑，需要变革农科教育理念，让农科教育变革与乡村人才振兴协同联动，以达成农科人才供给与乡村振兴需求的高度匹配。

有学者以我国涉农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数量足、质量不优、结构不合理、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为导向，提出要完善和创新涉农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有学者基于高校教学改革，分别对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应用型人才、农业环境保护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方案进行了研究。农村人才资本的获得也可以是吸引外来人力资本，如通过人才流动的方式让外来人才支撑乡村振兴发展。然而，更多人认为，需要自身培育和外来引才两者同步推进。有学者认为，需建立以本土人才内部塑造与外部人才吸纳引进相结合的双重人才动力机制，做到吸引人才与培育人才并重，让“外来女婿”和“本地郎”都能发挥好聪明才智。

（六）智慧农村理论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反映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的存续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体的社会治理结构经历了从“一元主体”到“多元共治”的转变，从行政化管理向法治、德治和综合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融合的关键期，城乡建设在由城市偏向转至农村偏向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从“局部发展”到“系统建设”，从“单一路径”到“多路并进”的过程。如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致力于解决农村基础设施不全的问题，回答的是“乡村如何更快发展”的问题；精准扶贫致力于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关注的是“乡村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智慧乡村致力于实现乡村的智慧化发展，回应“乡村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由此可见，时代议题的切换，实现了乡村建设重心从基础设施完善向智慧化发展的转变，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以及政府治理的逻辑。伴随新兴技术产生的智慧治理体现出社会控制结构从层级制向扁平化结构的转型，政府治理模式从单中心管理向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转型，公共管理理念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型。智慧化治理在和现代通信技术融合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内涵，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如智慧城市建设和智慧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对数字乡村和智慧乡村的探索也方兴未艾。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如何实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治理方式的深度融合、现代通信技术和乡村建设的有效结合，从而实现新时期乡村的智慧化建设和智能化治理，成为亟待研究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