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碳排放责任的政府政策与两级供应链减排研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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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减排的研究

在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多数学者考虑的供应链包括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Zhang等(2015)比较了集中决策、分散决策、有回购协议的分散决策的效果。结果表明:与分散决策相比,有回购协议的分散决策可以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有助于制造商和零售商达到集中决策下的利润。

徐春秋等(2016)比较了集中决策、无成本分担的分散式决策、成本分担契约下的分散式决策的效果。结果表明:成本分担契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增加制造商、零售商以及供应链的利润;当制造商的边际收益足够大时,成本分担契约可以更加明显增加制造商的利润,制造商更有动力利用成本分担契约激励零售商进行低碳宣传。

李友东和谢鑫鹏(2016)比较了零售商参与减排成本分摊契约、双方Nash讨价还价成本分摊契约的效果。结果表明:这两种契约都可以提高制造商的碳减排率和供应链的利润,而且,双方Nash讨价还价成本分摊契约下供应链的利润较高。此外,随着消费者低碳偏好意识的增强,零售商会更多地分摊制造商的减排成本。

王一雷等(2017)比较了批发价格契约、成本分摊契约、约束批发价格的成本分摊契约的效果。结果表明:三种契约模式下碳减排水平的比较取决于碳减排成本零售商分摊的比例,约束批发价格成本分摊契约下供应链的利润最大,成本分摊契约与批发价格契约下供应链的利润比较关系不确定,也取决于碳减排成本零售商分摊的比例。

曹二保和胡畔(2018)比较了集中式决策、制造商主导和零售商跟随的分散化决策(制造商和零售商先后确定决策)的效果。结果表明:与分散化决策相比,集中式决策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减排水平均较高,期望销售量也较高。

孙嘉楠和肖忠东(2018)比较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的效果。结果表明:分散决策下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会受消费者渠道偏好的影响,但集中决策下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不会变化。

Hong和Guo(2019)比较了没有成本分担的分散决策、制造商分担零售商低碳促销成本的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的效果。结果表明:与没有成本分担的分散决策相比,制造商分担零售商低碳促销成本的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都会增加制造商的减排水平,且集中决策下制造商的减排水平最高;制造商分担零售商低碳促销成本的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都会增加制造商的利润,制造商分担零售商低碳促销成本的分散决策会降低零售商的利润,集中决策不会改变制造商的利润。

李友东等(2019)比较了分散决策与合作决策的三种渠道权力结构下供应链的减排策略问题。结果表明:制造商主导和垂直纳什结构下的合作决策会导致较高的减排水平,零售商主导的分散决策比合作决策更有助于减排,分散决策下制造商的利润高于合作决策下制造商的利润。

在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少数学者考虑的供应链包括两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梁玲等(2019)以两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比较了制造商主导、零售商主导、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决策的效果。结果表明: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决策下制造商的减排水平和产量均是最高的,制造商主导下制造商的减排水平和产量最低,零售商主导下制造商的减排水平和产量均介于两者之间;制造商主导下制造商的利润最高,零售商主导下制造商的利润最低,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决策下制造商的利润介于两者之间;零售商主导下零售商的利润最高,制造商主导下零售商的利润最低,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决策下零售商的利润介于两者之间。

熊榕等(2019)以两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比较普通产品制造商是否进行减排的效果。结果表明:当具有低碳偏好的消费者对普通产品的接受度较低时,普通产品制造商进行减排可以获得较低的定价和较高的利润;当具有低碳偏好的消费者对普通产品的接受度较高时,普通产品制造商不进行减排可以获得较低的定价,但进行减排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

在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刘名武和王霖(2019)研究了单个零售商分担制造商的减排成本和两个零售商都分担制造商的减排成本的决策问题。结果表明:单个零售商分担制造商的减排成本总是可以增加每个零售商的利润,没有分担制造商的减排成本的零售商的利润与溢出系数成正比。

在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还有个别学者考虑了不同结构的供应链。Liu等(2012)考虑了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两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两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结果表明:随着消费者低碳偏好程度的提高,零售商和环境友好程度较高的制造商的利润会增加,环境友好程度较低的制造商的利润变化还要取决于产品市场的竞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