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国外最早分析研究工农、城乡关系的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Smith,1776),他分析了城乡区域关系及与之相对应的工农产业发展关系。他指出城市的发展必须与“地区或乡村改良及耕作”(意指城乡工农产业)“保持相同的比例”,并称工农、城乡平衡增长、协调发展的关系为“自然进程”。德国学者约翰·冯·杜能(Thunnen,1826)将这种“自然进程”理想化,提出了城乡区域中工农产业土地配置“杜能圈结构”。
1769年发生的工业革命打破了这种理想化的“自然秩序”,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工农、城乡关系趋向对立。为缓和这种情况,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Howard,1898)提出“田园城市”概念;美国学者伊利尔·沙里宁(Saarinen,1943)提出“有机疏散”观点,即把轻重工业从城市疏散出去,实现工农、城乡关系健康、持续发展;加拿大学者麦吉(McGee,1987)提出了“Desakota”概念,强调在区域综合发展基础上,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实现工农产业与城乡区域之间统筹协调、一体化发展。
综合上述学者定义,结合所研究的问题,从总结1978年启动市场经济改革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发达地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展经验的角度,界定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概念。本书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
二、户籍堤坝效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对经济发达地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外学者对户籍制度影响与作用的概念界定并不一致,相关观点有三种:①“不利说”。认为户籍制度是国家政治经济系统的一部分(Chan et al.,1999),是城市排他性福利政策的核心与出发点(蔡昉,2007),可以根据地方政府需要阻止农民进城,其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成为城镇化进程与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Liang,2001;Xu et al.,2014),逐渐演化为当代中国成为一个现代一流国家和全球领导者的主要障碍(Chan,2009),应逐渐剥离附加在户籍身份上的各种福利待遇(赵德余、彭希哲,2010;彭小辉、史清华等,2013)。②“中性说”。认为户籍制度影响是中性的,利弊参半(张玮等,2008)。③“有利说”。指出中国户籍制度避免了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模式(城市化引起的贫民窟的出现、失业、公共服务瘫痪等弊病)(Torpey,1997)。认为当代的户籍制度改革是政府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结果(Thakur,2002)。用图表对比的方式说明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减弱(Shen,2006)。
户籍制度“中性说”更适合解决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本书将户籍制度对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形成与发展所具有的影响与作用称为“户籍堤坝效应”。笔者认为户籍堤坝(Hukou Dam,HD)是在经济资源配置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与起点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与收入、福利、就业、社会保障等相关的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与设计。
户籍堤坝内外的城乡待遇差异是户籍堤坝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户籍堤坝效应涉及城市待遇、农村待遇、户籍堤坝效应强度三个相关概念。
城市待遇是给予城市户籍身份的市民的全部收入减去支出后的净收入。城市待遇收入分城市制度工资与城市实际工资两部分。城市实际工资是指与付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有关的收入,主要是指工资性收入,除城市实际工资以外的所有收入都可纳入城市制度工资的范围。城市待遇支出是指消费性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等。农村待遇是指给予农村户籍身份的农民的全部收入减去支出后的净收入。农村待遇收入包括农村制度工资与农村实际工资两部分。农村制度工资是指与农村户籍身份相关的土地种植收入、经营收入、土地经营权转让收入等。农村实际工资是指农民付出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由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决定。农村待遇支出是指农村居民家庭用于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等。户籍堤坝效应强度是城市待遇与农村待遇的比值。[2]
三、因果积累效应
因果积累效应现象是不平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解释,它指劳动分工将复杂劳动划分为一系列简单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市场,而市场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因果累积效应[3]。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1955)提出经济增长极定义,认为平衡增长仅是一个目标或者理论状态,与现实相去甚远。缪尔达尔(Myrdal,1957)认为它包含了一个关于市场运行的基本假说,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自由市场经济常常呈现出不平衡发展趋势。市场运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以累积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其理论建议为许多国家制定与实施政府干预制度,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及区域内工农、城乡差距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合上述观点,本书的因果积累效应是指经济发达地区在建设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缩小工农、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措施产生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
四、自促增长模式
罗斯托(Rostow,1956)在《从起飞到自促增长》中首次提出了自促增长的定义,指出经济增长是一种有顺序的、或多或少自动促进的过程。尽管库兹涅茨(Kuznets,1963)不同意罗斯托关于起飞的提法,认为罗斯托难以区分现代经济增长与传统经济增长的内在特征,但他认可罗斯托关于经济增长是不断持续过程的观点。
厉以宁(1984)认为可以借鉴罗斯托定义中的第三层次含义,它是指为经济增长所做的一种努力,而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长阶段及产业革命的同义语。
在《现代汉语规范词·难词·新词》中,模式的概念为事物基本特征的体现[4]。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模式的概念为对抽象演算的解释。[5]
费孝通(1979)认为模式是从一套虚构的前提出发,用演绎法严格推理出来的逻辑结构。在将“模式”与“类型”两个概念对比时,认为模式是研究者寻找社会变化规律的手段和概念结构,是从复杂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括。
对比上述自促增长及模式相关定义,本书所称自促增长模式(Self-sustained Growth Model)是指经济发达地区实现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展,推动经济不断持续增长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的抽象与概括,是相关政策、制度及经验的总结,是一种可以供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借鉴的范型。自促增长模式的具体内涵分为目标、机制、发展阶段、综合效应、发展趋势、阶段特征等内容。自促增长模式以缩小工农城乡差距、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为目标;机制包括形成机制与运行机制;综合效应包括户籍堤坝效应与因果积累效应;形成阶段包括起飞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发展趋势包括自促增长的半径与范围不断拓展、自促增长的内容不断丰富、自促增长手段不断增多、自促增长效果愈加明显,以及相关阶段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