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恩施市开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实条件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

恩施市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州政府所在地。恩施市隶属于中部省份湖北省，但距离重庆市更近，兼有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属性，且西部地区特征更为明显。此外，恩施市地处武陵山区，辖区内地貌呈阶梯状，地形复杂多变。人口组成上，根据恩施市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汉族人口占比为59.3%，土家族人口占比为38.3%，其他民族人口占比为2.4%，是一个具有鲜明土家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区域。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看，由于交通闭塞，恩施市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二、第三产业严重滞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随着高速公路及铁路通车，恩施市如同藏于深闺的“女子”开始展示秀丽的容颜，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到恩施市观光旅游。近几年来，政府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硒产业，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使全市经济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偏低，且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巨大挑战。

恩施市下辖3个街道办事处：舞阳坝街道、小渡船街道、六角亭街道。4个镇：崔家坝镇、龙凤镇、板桥镇、白杨坪镇。9个乡：三岔乡、新塘乡、红土乡、沙地乡、屯堡乡、太阳河乡、白果乡、芭蕉侗族乡、盛家坝乡。由于境内地形起伏较大，16个行政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明显不同。一般而言，距离城区越远，交通越闭塞、劳动力流出越严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且老龄化形势越严峻、基础设施建设越薄弱、少数民族人口越多。为此，需要从微观层面探视恩施市不同行政区域农村的情况，即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要立足区域差异。

基于上述考虑，在开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查过程中，笔者选择了恩施市街道办事处下辖农村、龙凤镇农村、白杨坪镇农村、沙地乡农村、新塘乡农村、红土乡农村作为调查地点。总计发放问卷900份，回收786份，有效问卷720份。调查对象为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调查内容涉及老年人的个体基本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对社区居家养老各服务项目的需求等。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区别大，而且具体位置的远近又决定了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大小。相对来说，距离城市越近的农村，受城市的辐射越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由此，根据地理分布特点，农村可以分为近郊农村和远郊农村。从区域分布来看，恩施城区所辖农村以及龙凤坝镇为近郊农村。恩施城区所辖农村距离市中心不超过5千米，龙凤镇距离市中心不超过10千米，且受城市的影响较大。新塘乡、沙地乡、红土乡为远郊农村，距离市中心分别为72千米、76千米、150千米，且受城市的影响小。白杨坪镇作为近郊农村和远郊农村的过渡带，距离市中心38千米。基于白杨坪镇呈现更多的农村经济社会特征，将白杨坪镇也作为远郊农村。选择上述区域作为研究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涵盖了恩施市农村典型的自然地理要素

恩施市地处武陵山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呈明显阶梯状。境内山峦起伏，高低悬殊，最低海拔约66.8米，最高海拔约3005米。星罗棋布的山峦造就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既有险峻秀美的山峰和壁立千仞的悬崖，也有深深的山谷和奔涌的河流。其中，城区及龙凤镇平均海拔约400米，白杨坪镇平均海拔约820米，新塘乡平均海拔约861米，沙地乡平均海拔约950米，红土乡平均海拔约1450米。研究区域既有较低海拔的区域，也有较高海拔的区域。平均海拔决定了各区域内旱田和水田的分布，从而决定了各区域农业生产的差异。如龙凤镇以种植蔬菜、茶叶、柚子为主，白杨坪镇以茶叶生产为龙头，沙地乡盛产水稻、玉米、板栗及魔芋、烟叶等经济作物，新塘乡的药材种植尤为有名，红土乡种植魔芋、烟叶、药材等作物。农业生产上的差异不仅会影响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还导致了不同的饮食习惯。

作为典型的山地区域，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及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利，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同时，区域内的水电资源也较为丰富，沙地乡、新塘乡、红土乡境内都修建有水电站。需要指出的是，恩施市“世界硒都”的美誉正是源于在新塘乡境内发现了世界上唯一独立的硒矿床。沙地乡、白杨坪镇、红土乡的硒资源储存也很丰富，硒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从农村聚落特征看，恩施市农村聚落分布形态具有多样性。既有城市效应导致的片状聚居结构，也有沿主要交通干道的块状聚居结构，但更多的是山区崎岖地形导致的满天星分布格局（杨庆媛等，2004）。[1]由此带来了居住点分散、分布凌乱等问题。在调查选择的区域，城区所辖农村以及龙凤镇属于典型的片状聚落结构；白杨坪镇作为沪蓉高速和宜万铁路以及209国道进入恩施市的门户，自然形成了围绕主干道路的块状聚居结构；而沙地乡、新塘乡及红土乡距离城区较远，距离主要干道也很远，使得这些区域内的农村聚落依赖于当地自然条件，呈现满天星的态势。农村聚落的形成和社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联系。上述区域基本上全面涵盖了恩施市内农村典型自然特征，以此为研究区对农村社区居家养老进行分析与探讨，能较为全面地展示恩施市开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现实条件。

二、不同区域社会经济状况差别明显

根据恩施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区域内平均人口密度为189人/平方千米，属于人口较为稀少地区。上述研究区域中，龙凤坝镇、白杨坪镇、沙地乡、新塘乡、红土乡的平均人口密度分别为217人/平方千米、202人/平方千米、138人/平方千米、89人/平方千米、157人/平方千米。[2]由此可见，靠近城市的区域人口密度较大。此外，研究区域内非农业化程度差异明显。除了城区所辖农村区域外，非农业化程度最高的是龙凤坝镇，为10.5%；最低的是白杨坪镇，为2.7%。沙地乡、新塘乡、红土乡的非农业化水平较低，分别为9.6%、6.8%、3.6%。[3]从数据上看，白杨坪镇虽然交通发达，距离城区较近，但是其非农业化程度最低。其原因：一方面，恩施市农村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落后；另一方面，白杨坪镇人口基数相对更大，同等产业水平下，其拥有的非农业人口和其他区域相差不大。

近年来，恩施市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高速公路、铁路相继通车，为恩施市与外界的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交通便利，意味着对内、对外交流更畅通。在选择的研究区域中，城区所辖农村距离市中心近，交通便利。龙凤镇距离市中心较近，且拥有铁路、高速路、国道、县道等交通线，交通较为便利。沙地乡、新塘乡、红土乡距离市中心很远，交通条件逊色很多。虽然白杨坪镇距离市中心较远，但由于是国道、高速路的入口，交通状况比沙地乡、新塘乡及红土乡好得多。交通状况不仅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还会对所在区域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对来说，交通状况好的地区，人员流动性强，且输入型及输出型的人员流动均有。交通状况不好的地区，大多为人口输出比较大的区域。根据恩施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各区域半年以上外出人口比率分别为：城区所辖农村9.6%、龙凤镇13.1%、白杨坪镇16.5%、沙地乡19.1%、新塘乡28.8%、红土乡22.8%。[4]显然，远郊农村的人口输出要比近郊农村的数量大。人员流动性的不同导致当地居家养老的现实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另外，交通是影响信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交通状况差的农村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当地的风土人情、乡土社会保留更完整。

由表3-1可知，由于地域差异，研究区有着不同的特色产业。靠近城市，农业侧重点在于为城市提供“菜篮子”，因此蔬菜、茶叶种植是近郊农村的特色产业。在远郊农村，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发展烟草、魔芋种植业为主。特色产业的不同，使得研究区内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的态势。从生产总值看，作为近郊农村的代表，龙凤镇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136023万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98元。[5]作为远郊农村的代表，新塘乡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43000万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56元。[6]从数据可以看出，近郊和远郊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小。无论是近郊农村还是远郊农村，从湖北省2014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49元来看，恩施市农村居民的收入均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或者子女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能力。进而，不同地区的老年人群体在收入水平及收入来源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均不足，且结构不合理，限制了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7]

表3-1 研究区域的特色产业

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及老龄化程度方面：首先，研究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差异较大。新塘乡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为75.8%，土家族人口占比为75.5%，均为最高。白杨坪镇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为8.9%，土家族人口占比为8.8%，均为最低。相比之下，远郊农村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更高。加之远郊农村交通较为闭塞，因而保留和传承了更多的土家族典型的生活方式、精神风尚与民族文化。近郊农村中，如龙凤镇的少数民族人口虽然较少，但由于土家族与汉族长期杂居及文化习俗融合交流，土家族人所独有的饮食习惯，如喜食“腊肉”“榨广椒”“油茶”“合渣”等，以及一些典型的社会风尚，已经成为这些地区农村生活习俗的一部分。其次，在老龄化方面，由表3-2可知，本书选择的研究区域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横向比较6个研究区域的老龄化情况，可以看出老龄化情况最严重的是新塘乡。需要注意的是，新塘乡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高、外流人数最多的区域。这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新塘乡是老龄化及“空巢”化最严重的区域。此外，表3-2显示，远郊农村相对来说老龄化程度更严重。在传统家庭养老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偏远农村的老年人迫切需要社会提供养老支持。

表3-2 研究区域的老龄化及少数民族人口情况

此外，作为医疗资源最主要的消耗群体，地区的医疗资源无疑是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近郊和远郊农村医疗资源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郊农村距离城区大型医院更近，且近郊农村聚落片状或带状分布使得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的布局更合理。二是远郊农村的医疗资源更少，且受制于山区地形，就医非常不便。最终呈现出的问题是不同农村区域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有明显差异，进而导致不同农村区域的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医”的程度有较大差别。

综上所述，本书选择的研究区域呈现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从而为从微观层面分析这些差异所带来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差异提供了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