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需工厂迎来“八·一五”
进入1945年（昭和二十年）之后，空袭变得更为激烈。我升上初中三年级以后，学校就停课了,学生都被动员到工厂干活。每人每天配给五勺大米，约为零点五合1。后来发的是虫子蛀了的大豆和干巴巴的陈年玉米粒等杂粮，有时还给点腐烂的干芋头之类的。我瘦得皮包骨头，每天去工厂都要拼尽全身力气。
那时的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的将来。征兵年龄已经下调到十九岁，战争接近尾声那段时间，甚至连十七岁的人也被列为服役人员。在海军学校新开办的预科，把初三的学生也募集了进去。我感觉到，自己马上也要被征召入伍了。
因为我是高度近视，无论是担当教练的教官还是班主任都对我说：“你这样没法用枪，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士兵。”总之不把我当作国民对待。班主任甚至对我说：“要是到了本土作战的时候，你就在战壕里用竹枪捅战车的车身吧。”我听到的都是诸如此类的话。当时我就想，自己只能干干辎重运输兵（在部队运输食物、物资的工作），连一把枪都没有，只能在泥沼里爬行，死了都没人知道。
在那年四月，有位比我大两岁的学长，是个很优秀的值得敬重的人，作为特别干部候补被征入陆军，说是要进入“特攻队”。但是，他却在训练中由于飞机发动机故障而坠机身亡。别说什么“特攻”了，甚至还没来得及参加实战就送了命。这件事让我感到彻底绝望了。
在初中有个同班生是口碑极坏的男生，学校半诱使半胁迫地跟他说，与其等着被开除学籍，还不如去参加队役训练。于是，他便成为我们年级唯一一个“志愿入伍的英雄”。但是，他却活下来了，还成了“战后首个持枪中学生强盗”。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为何会堕落成那个样子。
不用等到征兵时刻，在这段时间里，我已经有几次和死亡擦肩而过。在神户遭遇格鲁曼战斗机2的追杀，我想径直向前逃跑，不知谁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横着拽向一旁，而我想要奔跑过去的位置遭到了20毫米机关炮“嗒嗒嗒”一阵狂射。看到子弹后我人都被吓瘫软了。
妈妈和弟弟妹妹都疏散了，入了松江高中的哥哥应征去了名古屋，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还没走。有次父亲出差只有我在家时，一颗燃烧弾落下来，我孤身一人去灭火抢救。我正打算上楼去把穿透二楼屋脊的最后一枚燃烧弹弄下去的时候，脚踩在油脂燃烧弹漏出的黏糊糊的东西上，一下子滑倒在房顶。幸亏抓住了瓦片，不然直接从楼顶掉下来，骨折都算轻的。
燃烧弹是几十枚捆绑在一起，放在一个容器里被投放下来的。在落下的过程中，把燃烧弹捆绑在一起的铁箍会脱离开来，使燃烧弹分散，容器的尾翼也会和铁箍一并飞散落下。有一次，一片尾翼就擦着我后背落下。要是我走慢一步的话，肯定会被砸得血肉模糊。
8月8日的报纸上报道了“新型炸弹”落在广岛的新闻。正好那天哥哥从名古屋回来。他告诉我说：“这好像就是原子弹！”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惊叹小学生报纸上那篇《火》竟然成真了。
到了8月15日早晨，有人来通知说马上会有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当时，我们都在川崎重工的工厂制造一种名叫“蛟龙”的特殊潜艇，可供五人乘坐，好在“本土决战”时使用。上午的活儿比平时早十分钟结束，之后每个人都收听广播。我只听懂了“联合宣言”和“忍受无法忍受之苦难”这两句话，但班主任异常激动地发表了一番演说。他说，陛下的意思是“抛开”联合宣言,此后一亿日本人应该更加一心一意，尽忠报国，要意气昂扬地把“圣战”进行到底……但是，学生们之间开始窃窃私语，说陛下讲的好像不是“抛开”宣言而是“接受”宣言。有个胆大的孩子问道：“我听到的是‘接受’宣言，日本是不是战败了？”这话刚出口,他就被一耳光打倒在地，连耳膜都被打破了。这件事简直荒唐至极。
这时候，学长们从别的工厂一窝蜂似的跑过来，告诉了我们真相：“你们在干什么？日本已经战败了！手上的活儿别干了！”不知谁擅自推开配电室的门，关掉了电源。大伙儿一边喊着“不干了！不干了！”一边往工厂外边跑。只有一个人因为电源切断，滞留在升降机上，他大喊：“喂，等等我呀！”
战争转瞬之间就结束了。但是，我仍然无法忘记“本土决战”“一亿玉碎”这样的口号带来的死亡恐惧和那种绝望的感觉。《给大地和平》自不待言，就连我写出《日本沉没》这部作品，也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人们高喊着“一亿玉碎”的那个可悲的时代。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日本人有勇气高喊什么“玉碎”、什么“决战”，那么当他们即将失去整个国家的时候又会怎么样？不过，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日本人“玉碎”的——这便是我创作《日本沉没》这部作品时的想法。
再有，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痛感到科学技术进步的恐怖。1903年莱特兄弟的飞机飞上天空，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仅仅四十年后,日本就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其实当时日本的理化学研究所也在研究原子弹，只不过美国在“实用化”上抢先了一步。我常想，这真是太不得了了。无人知晓科学到底能干什么。如果不驾驭好科学，人类只能自取灭亡。这个想法在我的头脑里深深扎根，《复活之日》（『復活の日』）这部作品也源于此。
1 1合约为0.18升。
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海军的主力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