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预测:在充满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如何预测黑天鹅和灰犀牛等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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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不可靠的直觉

10月份的某一天,天气暖和得有点儿反常,我走在伦敦市中心黑暗繁忙的街道,进入一家灯火通明的小商店。招魂术经常用到各种各样神奇的宝物,包括治疗水晶、阿育吠陀酊剂和超自然石头,多得足以填满一个采石场。你可能很奇怪,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怀疑论者,我来这里到底是要干什么?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是来买护身符或捕梦网的。商店里四处摆放的魔法石和其他神秘的碎片似乎贵得离谱,但真正赚钱的招魂术(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是通灵解读服务——解读人们的未来,或者让他们与“另一个世界”接触。我认为,最好是在万圣节前一周进行接触,因为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的帷幔会比较薄”。毫无疑问,我应该直接走进街边的店里看一看,但为了防止有意外情况,我还是提前一周打了电话,预约了通灵大师宝拉。

在等待宝拉从她的灵魂庇护所(地下室)现身的时候,我紧张地在狭窄的货架间来回走动。每走到一个展示品前,我就会停下脚步,浏览铭牌上那些近乎滑稽、让人似懂非懂的具体介绍:“血石——一种能够克服电磁压力等影响的石头”,“青铜石——以抵御诅咒著称”,“紫水晶——防止灵魂攻击”。看来,要是我在楼下遇到什么问题,我会需要这些石头的。


预测未来会让我们觉得未来固有的不确定性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还能帮助我们树立我们的理想、做出重要的决定。即使没有证据的预测,也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欲望——直觉。我们一直在使用各种各样不科学的奇怪方法进行预测,所有这些方法似乎都不是那么可靠。我们的祖先通常认为他们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算命方法是解释神的意志的一种方式。英语动词divine(意思是占卜)和形容词divine(意思是与上帝有关或像神一样)在许多语言中都近似于同形同音异义词,这并非巧合。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古代中国人就使用《易经》来确定“神圣真理”。占卜者会反复投掷蓍草茎(现在通常使用硬币),以产生包含6个1或0的随机序列,然后转换成由不连贯线条(阴)或连贯线条(阳)构成的模式,即卦象。每根线条都有两个概率相等的选择,因此6根线条一共可以构成26(64)个概率相等的卦象,即二进制代码,如图1–1所示。每个卦象都对应一段文字,熟练的占卜者可以通过解读这些卦象来预测未来的行动,并提出建议。

图1-1 《易经》六十四卦。从上到下,每个卦象中的6个位置都可以由连贯或不连贯的线条组成,因此有26(64)种情况

利用物体产生随机的数字或模式,然后由精通此道的“预言家”解释,这是许多早期占卜共有的主要形式。这些活动被统称为投掷占卜(cleromancy),这个拉丁词语将希腊词语kleros(意思是抽签时使用的物品)和后缀mancy(意思是占卜)组合在了一起。投掷占卜是最古老的占卜形式之一,许多文化中都有这种现象。西非约鲁巴人使用的伊法(Ifá)占卜术与《易经》的占卜术相类似。伊法神职人员(被称为Babalawo)把可乐果投到盘子里,形成8条连贯或不连贯的线。按照传统做法,盘子里装有专门净化过的白蚁灰。8条线组成的二进制系统构成一个代码,对应28(256)篇可以为未来提供指导的带声调的韵文。

投掷占卜,无论是掷色子、掷硬币,还是抽签,都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这方面最著名的也许是约拿的故事。在违背上帝的指示后,约拿(他本身就是一位先知,我们将在第8章讨论他的自毁预言)逃到了海洋中的一艘船上,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船上的水手们急于找出这场暴风雨是因为谁的神而起,于是开始抽签。故事说:“签落在了约拿身上。”在天意的指引下,约拿被扔下船,然后被一条大鱼(也有人说是鲸)吞到肚子里。


另一种引入随机性(这是产生“不可知天意”所必需的)的方法是生成不可预见的规律。茶叶占卜术(解读茶叶)是一种经典的算命方法。未经过滤的茶被喝干后,茶叶落在杯子侧面和底部形成图案。算命术士借助生动的想象力,解读这些图案。在术士的解读手册中,箭头、月亮、轮子等符号具有各种模棱两可的含义(变化、消息、成功等),因此术士在察觉到饮茶者可能想听什么后,可以相应改变他们的预言。一些与之类似的更古老的算命方法会解读熔化的蜡(蜡占卜)或铅(铅占卜)溅落形成的图案。

古代希腊、意大利和美索不达米亚曾流行过一种寻找、解读不可预测规律的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这种方法更为恐怖。内脏占卜通过查看、解读牲畜的内脏(特别是肝脏)进行占卜,这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直觉(gut feeling[1])。预言家斯普里纳在公元前44年给恺撒大帝的建言或许是最无耻的一条。斯普里纳在听说恺撒大帝献祭的一头公牛没有心脏后,故意含糊其词地警告说这位罗马皇帝“在30天之内有生命危险”。如果预言没有成真,斯普里纳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保护得当,致使这个可怕的预言落空了。事实上,在预言公布后的第30天,即3月15日,恺撒被自己手下的元老院成员杀害了。这次成功的预言备受瞩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这个预言出现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而斯普里纳的所有其他可能不那么成功的预言都神秘地消失在历史中。在第3章,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种报告偏倚现象——只有引人注目的成功预测才足以不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不正确的预测则会被人遗忘,从而给人一种预测准确性非常高的印象。


色子占卜是另一种形式的投掷占卜,作为一种辨别神的意志的方法,广泛存在于许多人类古老的传统中。最初使用的色子不是我们今天在概率游戏中使用的规则的、有数字标记的立方体,而是光秃秃的动物骨头。具体来说,是羊、猪、山羊和鹿的长方体状距骨。具体在哪些仪式和活动中会使用色子因传统而异。随着色子掷出的具体结果被赋予意义,色子的各个面最终被标上了代表性符号。当用于占卜时,占卜者可以通过解读掷出的结果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些神圣的游戏是现代概率游戏的前身,随着人们开始对游戏的结果下注,赌博这种游戏也就形成了,并与这些灵性实践融合到了一起。

距骨色子会产生不对等的结果,因此人们将它们切割成立方形状,形成了我们今天在棋盘游戏和世界各地的赌桌上要用到的现代色子的原型。对涉及色子的概率游戏结果的研究奠定了现代概率论的基础。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现代概率论是预测未来的基础。

色子最早被用于占卜,之后它们才在游戏和赌博中被用来生成随机数,而纸牌的发展过程却正好相反。纸牌可能起源于9世纪的中国唐朝。14世纪,纸牌才向西传播到欧洲,纸牌占卜随后逐渐流行起来。虽然人们现在广泛使用塔罗牌作为占卜工具之一,但它是18世纪才获得了其神秘内涵,并因此被广泛用于占卜。传统的意大利塔罗牌中的宝剑组(英国塔罗牌中的圣杯组)被重新命名为权杖,以赋予其一种神秘的意味;钱币(英国塔罗牌中的宝石)被改成能召唤魔法的五角星;另外还增加了22张人物牌,包括“魔术师”和“皇帝”,大概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记住这些牌的含义。塔罗牌是随机洗牌的,占卜者通常会让求问者选择一定数量的牌,然后占卜者会解读这些牌,给出关于求问者的个人信息。

随机性错觉

随机性是贯穿早期多种占卜的一个主题,包括针占卜(解读针掉落在面粉中形成的不可预见的图案)以及动物占卜(解读看似无规律的动物行为)。牌是洗牌后随机抽取的,投掷的色子产生的是随机结果,抛硬币也是为了指示随机的经文。但为什么数学随机性或自然随机性在占卜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呢?

在这里介绍一款游戏给你,它源于数学家的读心术。这个现代预测游戏也是以“想一个数字”这种司空见惯的噱头开始的,这是数学魔术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游戏要求你尽可能快地完成一系列计算,所以如果你需要用到手机上的计算器,也是可以的。准备好了吗?现在就开始吧。

想一个1到10之间的数字,把它乘以3,加上12,把和除以3,最后减去你最初想到的那个数。现在你脑子里有一个最终得数,记住这个数字。我们将利用下表所示的简单数字代码,把它转换成相应的字母:

根据魔术第一部分得到的数字找到相应的字母后,想一个以该字母为首字母的国家名称——任何国家都可以。现在以这个国家名称的第二个字母为首字母,想一种动物。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我可以预测你所想到的动物是灰色的。我甚至可以预测你想到的是灰色的丹麦大象!

我说得对吗?如果不对,那么要么你是能跳出这个思考框架的少数人之一,要么你算错了。如果你想到的动物是丹麦大象,那么你可能会很奇怪我是如何从你随机和不可控的输入猜出如此具体的答案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当然,我无法操纵你的大脑在开始时选择的数字,这确实取决于你。但事实证明我可以把这个随机输入变成我想要的任何东西。游戏中的数学计算都是一些常规操作。如果你回过头来仔细思考,你就会发现,我让你把数字乘以3,加上12,然后再除以3,其实是在绕圈子,我真正的目的是让你把最初的那个数加上4。在我让你从最终得数中减去你最初想到的那个数后,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应该就是4。不管大家最初想到的是哪个数字,最后结果都应该是4。

一旦你得到了数字4并因此得到了字母D,魔术剩下的部分就要对常见的偏倚现象加以利用了。大多数说英语的人,当被要求想一个以D开头的国家时,都会想到丹麦(Denmark),尤其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即使有时间思考,你也可能很难想到其他国家。如果你想到的是吉布提(Djibouti)或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那就说明你太厉害了。丹麦的第二个字母是E,这会让大多数人在下一个常见偏倚的引导下想到大象(elephant)。同样,鳗鱼(eel)和鹰(eagle)也有可能,但是都没有大象常见。

利用这些常见的偏倚现象,可以使骗局与数学计算脱离关系,并使参与者不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被某个数字戏法欺骗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读心术,但这样的结果无疑会让读心术的另一种可能变得更加可信。这个魔术之所以让人惊讶,关键在于最初的那个数字有10种可能,而字母代码表中包含了全部26个字母,这会给人一种可以做出选择的错觉。然而,在完成数学运算之后,尽管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做选择的主观能动性就像魔术始终营造的幻象一样,已经不复存在了。一旦随机性消失,我就可以利用你的认知捷径对你进行预测,让你觉得我真的会读心术。

随机性也是许多古代和现代通灵术的关键,它的迷惑作用可以通过各种技术加以利用或消除。还有什么比一种结果不可知的占卜机制能更好地展示无所不知的神拥有的难以捉摸的意志呢?就像魔术师表演“我衣袖里没有任何东西”这个经典魔术一样,预言者似乎把预言的控制权从自己手中交了出去。无论是内脏占卜师还是投掷占卜师,无论是约鲁巴的神职人员还是塔罗牌占卜师,似乎都放弃了全部控制权,听任占卜对象接受随机“力量”的引导。

事实上,在这些类似戏法的占卜活动中,占卜者会用与预测行为同时进行的表演操控随机性,并在解读征兆时使用欺骗手段,而观众以为此时占卜已经结束——色子已经掷出。随机性给占卜者提供了一张白纸,让他们自由选择最有效的叙述,使求问者深信占卜者的能力是真实的。它还会分散求问者的注意力,使他们错误地以为信息已经传递出去,占卜活动已经结束,但是事实上,在随机画布上描绘故事的魔法才刚刚开始。

叙述的编排涉及一些重要的技巧——利用我们的认知偏倚,有选择地突出或淡化随机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不可预测的征兆。如果没有这种编排故事的技能,占卜者、神秘主义者和灵媒肯定不会这么长久地存在,也不会在许多古代社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人人都喜欢占卜

占卜者深受欢迎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中国、迦勒底和亚述。然而,随着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到来,由于这些不科学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怀疑,占卜者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下降,许多占卜仪式被淘汰了。随着欧洲人不断扩大其殖民版图,这种怀疑传遍了世界。

今天,我们很多人对这些巫师不屑一顾,认为他们的预测并不可信,都是无稽之谈。但是,许多现代“信徒”仍然愿意相信超感官能力(通过惯用感官以外的方式形成的模糊意识或接收的模糊信息)的存在。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2005年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4的美国人相信有人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而超过3/4的人相信包括心灵感应、占星术在内的10种超自然现象中的至少一种。[2]那么,为什么在占星术、预感和“通灵学”与现代科学共识相悖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人对这些超自然的力量深信不疑呢?

我之所以去了解招魂术,让宝拉给我算命,就是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来这里是要了解这个行业的套路,了解伪通灵师每天在那些心甘情愿的受害者身上施加的心理魔咒。不过,即使宝拉真的在我身上施加了魔咒,这个魔咒也几乎在她把我带到楼下咨询室的那一瞬间就被打破了。我进入的并不是一间光线幽暗、亮着氤氲灯光的接待室,而是一间比普通厕所隔间大不了多少的狭小房间,既看不到舒适的躺椅和水晶球,也听不到轻柔的叮叮当当的背景音乐。房间里灯光明亮夺目,墙壁光秃秃的,两张直背椅子之间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副破旧的纸牌。我想起来了,宝拉是塔罗牌占卜师,这些一定是她的占卜工具。

我们坐下来,宝拉问我:“你想让我帮你看什么?”我编了一套含糊但可信的说辞,说我发现我以前可能无意识地把一些东西埋在了心里,这可能会限制我的未来。宝拉把塔罗牌递给我,让我洗牌。她花了几秒钟把牌一字排开,让我随机抽取5张。这时我犯了第一个错误。

因为我已经通过洗牌使这副牌变成了随机排列,所以我认为从哪里选择牌并不重要。我从排开的这副牌中选取了最右端的5张牌,把它们面朝下,从桌子上滑过去。宝拉扬起眉毛。我的选择在她看来并不是随机的。我提醒自己,就像英国每周有10000人购买彩票时会选择1、2、3、4、5、6这组号码一样,作为一个懂数学的聪明人,这个身份在这里并没有带给我最大利益[他们的推理很正确(我们将在第3章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这组号码与其他任意6位数字中奖的可能性都一样,但是万一这串数字真的中奖的话,头奖将会被10000人瓜分]。我暗暗记住这一点,下次选牌时要加大“随机性”。

当宝拉把牌翻过来,开始告诉我她“从过去的阴霾中收集到的线索”时,我马上发现,她正在对我进行所谓的冷读术(cold reading)。她没有任何背景资料,所以她要依靠从我这里提取的信息来完成她的预测。她看着翻过来的牌,开始对我说一些恭维的话,说我有很强的“直觉”,非常“有同理心”,“能读懂别人”。这些陈词滥调被称为巴纳姆语句[3](以美国商人、马戏团老板和著名心理操纵者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的名字命名),是通灵师常用的开场白,宝拉显然认为这是了解我的更多信息的安全切入点。巴纳姆的表演包含大量精心设计的骗局,他号称他的马戏团“适用于所有人”。他的观点很好地概括了巴纳姆语句的理念——几乎适用于任何人的一般性格特征。例如,想一想下面这个评语能否反映你的性格:

你迫切需要别人喜欢和欣赏你。你常常对自己不满意。你很有能力,但是你没有把它们转化为你的优势。虽然你有一些个性上的弱点,但你通常能够弥补自己的这些不足。你表现出了很高的自律性和自控力,内心却焦虑不安、缺乏安全感。有时,你会严重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或做的事情是不正确的。你喜欢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旦受到限制,你就会不高兴。你为自己拥有独立思考能力而自豪,你不会接受别人的说辞,除非对方有理有据。你发现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是不明智的。

听起来很准确,对吧?事实上,这只是把一些巴纳姆语句堆砌到了一起,旨在引发福勒效应[4]。福勒效应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特征,指人们往往把一些笼统模糊的人格评述解读为针对自己量身定制的评价。这是以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Bertram Forer)的名字命名的。福勒让39名学生做了性格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针对每个人进行了性格描述,然后要求学生给描述的准确性打分,分值从0到5分。学生们给出了4.3分的平均分,这表明他们认为福勒的描述与他们的性格非常吻合。后来,福勒透露,他给每个学生的性格描述都完全相同,其中包括上面列出的很多语句,都是他从一本占星术书上直接摘抄下来的。

巴纳姆语句和福勒效应在线上性格测试中找到了新的应用,这些测试往往会问你几个看似无关的问题,然后说你最像《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哪个角色,或者你像哪个迪士尼公主。我在Buzzfeed网站上做“哈利·波特”测试时,被告知我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阿不思·邓布利多:“你聪明、古怪,非常信任别人。你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但你总是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这有时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这些都是经典的巴纳姆语句,我很乐意接受。在测试的最后,屏幕下方显示出了人们给出的评论,其中包括“哇,太准确了”“这说的就是我!”,充分展示了福勒效应的力量。

福勒还为他的学生挑选了下面这个评论:

你有时外向、友好、善于交际,有时内向、谨慎、保守。

这句话不仅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巴纳姆语句,还使用了所谓的彩虹策略(rainbow ruse)。彩虹策略的特点就是全面、笼统,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对立的语句描述特定情感或经历的特征,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在他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这些语句旨在从积极端到消极端全面覆盖某种情感或性格特征,就像彩虹将白光分成从红色到紫色的全光谱一样。证真偏倚(confirmation bias)会帮助通灵师完成剩下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大脑会从这些陈述中选择最适合我们的一个或多个特征。

在尝试为我诊断潜在的“情感障碍”时,宝拉用粗糙的手法施展了彩虹策略。她对我说道:“你高兴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她的手高高举起。接着,她把手放低,同时说道:“悲伤的时候,就到了这个位置。”我想,谁在一生中不曾感受过快乐又感受过悲伤呢?但我还是低声表示同意。

渐入佳境

在听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表述之后,我明白了宝拉的目的并不是要传递启示性的信息,而是要让我尽可能多地同意她的陈述,让我相信她的能力,这样我才有可能再次光顾,或者至少不会要求退钱。使用含糊而宽泛的陈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奉承。一般来说,人们都喜欢听到别人用积极的语言描述自己(例如说他们技术过硬、心地善良、有亲和力),我也不例外。所以当宝拉对我说“你很有活力,非常深刻,很容易感知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点头同意,尽管我不相信超自然力量。宝拉一边观察我的反应,一边进一步完善她的猜测:“我很喜欢我在你身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因为,是的,你善于心灵沟通,而且你很有活力,非常热情,愿意关心和帮助他人。”

她的奉承策略依赖于一种被称为波利安娜效应[5](Pollyanna principle)的潜意识偏倚,即人们倾向于接受和回想起积极的反馈,而不是消极的反馈。这种现象是以埃莉诺·H.波特1913年的儿童小说《波利安娜》命名的。小说的同名主人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快乐。即使被车撞后不能行走了,她还是为自己当初有一双能跑能跳的腿而感到高兴。

日本国立生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家甚至从神经学中找到了赞美让我们心情愉悦的原因。[6]实验参与者被要求填写性格问卷,并录制一段自我介绍的短视频。然后,研究人员让他们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扫描,同时对他们的回答给出反馈。扫描发现,当接收的反馈是一些赞美之词时,受试者大脑中的纹状体区域明显被激活。当实验参与者被赠送食物、饮料等生活必需品,甚至是金钱时,这个奖赏中枢也会亮起来。这一结果表明,赞美可以被认为等同于情感贿赂。

人们用特定语言激发出虚荣心,以确保得到求问者的配合。“作为一个聪明人,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述几乎就是要求求问者表示同意。求问者可能会认为,如果不承认理解通灵师的观点,就等于是默认自己愚蠢。宝拉几乎每说一句话就会问“能理解吗?”,即使是这样温和的一个句子,也没有留下表示异议的余地。对于“你正敞开心扉,接受信息”这句话,我几乎不可能理解错误,即使我根本不相信。

最后这句话展示出宝拉使用的另一个策略。她称赞我思想开放,甚至暗示我有超自然的能力(“很奇怪,虽然这是你第一次进行心灵交流,但我必须说你的通灵能力很强”),这样做的目的是赋予我在通灵上的信任。如果宝拉能让求问者相信他们也被赋予了通灵能力,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质疑她采用的方法或占卜得出的结论。宝拉举了一个证真偏倚的例子来增加我的“通灵信任度”:“这就像你想到某人,某人就会联系你。”

当然,这种事我遇到过,你也可能遇到过。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这类巧合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我肯定在接电话时说过“我正想着你呢”。然而,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我要和某个朋友见面,而且我们都意识到需要联系对方以便具体聊聊的时候,或者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某人通话,而且我们都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时候。无论谁先打电话,另一方都会因为这种暖心的巧合而感到愉快。你联系的人越多,你打的电话或发的短信越多,这种情况就越有可能发生。事实上,这是最常被说起的巧合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对宝拉来说,利用这个巧合来暗示我有超感官知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魔法思维

这种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但看似有意义的巧合在业内被称为共时性(synchronicity)。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7],并用它来论证因果效应实际上是超自然活动。这是所谓魔法思维的一个例子:当两个相关事件之间看不出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时,我们的大脑会迅速推断出一些不合理的假设。我们将在下一章具体讨论这种现象。“信徒”错误地认为偶然事件具有某种意义,有可能导致迷信的发展。

许多运动员和球迷都熟悉赛前仪式这种形式化的魔法思维。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前队长约翰·特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就逐渐养成了一些赛前迷信的做法,例如在开车去球场的路上播放同一张唱片,在开球前用同一个小便池。通常,在一场胜利之后,特里会想起他在比赛前做了哪些不同的事情,并将胜利归为这种行为的因果效应。当他在切尔西的职业生涯进入尾声阶段时,他在赛前要完成的例行动作已积累到50个,他甚至都有点儿记不住这些动作了。

特里回忆说,2004年,在巴塞罗那诺坎普球场的一场欧冠比赛中失利后,他的“幸运”护腿板丢失了,他要求切尔西的工作人员去寻遍球场的每个角落。他后来回忆说:“那副护腿板让我在比赛中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但我把它弄丢了。”他相信,穿戴这些特殊的物品会对他和球队的表现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没有它们,他的运气就会耗尽。他记得自己当时想:“这副护腿板我已经戴这么久了,但现在完了,我将彻底失去它了。”护腿板最终也没有找到,所以特里不得不向队友弗兰克·兰帕德借了一副备用护腿板。戴上新护腿板的第一场比赛就取得了大胜,这给特里迷信套路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招来了质疑。然而,由于这场胜利,这副借来的护腿板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神秘意义,从那时起,它就成了特里的新的幸运护腿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京驹泽大学的行为心理学家小野浩一对人类迷信行为是如何形成的非常感兴趣。他精心设计了一项实验[8],以证明人类会在没有任何合理证据的情况下,将某个结果归因于自己的某个举动——迷信行为就是这样定义的。每个学生参与者被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三根控制杆,墙上有一个计数器,用来记录参与者的得分。学生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得分。每得一分,就会有灯光闪烁,同时蜂鸣器鸣响,让他们知道自己得分了。在发现某个动作刚做完就被加一分之后,许多学生为这个动作赋予了某种意义,并为了得更多分而反复做这个动作。然而,学生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行为对是否得分完全没有影响。有些学生产生了迷信行为,即使这些行为并不能带来加分,他们也一直坚持。另外一些人则发展出更灵活的控制杆操控套路,根据得分情况不断改变和适应。有一名学生的做法非常复杂。当她把右手放在控制杆的外壳上并得到一分后,为了继续得分,她决定跳到桌子上,用同一只手触摸计数器、灯或墙壁。10分钟后,她从桌子上跳了下来,但刚一跳下来,她就得了一分。于是,她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开始蹦跳。她跳起来用拖鞋击中天花板后,得到了一分,于是她继续蹦跳,直到大约25分钟后,筋疲力尽的她才停了下来。就像约翰·特里的新护腿板一样,新的迷信在得到适当的加强之后,可以取代以前的迷信。

会形成迷信反应的绝不只有成年人。1987年,堪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格里高利·瓦格纳和爱德华·莫里斯对3~6岁的儿童进行了一项实验。[9]每名儿童被依次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一个随机分发弹珠的机械小丑。他们告诉这些儿童,如果收集到足够多的弹珠,就可以用它们交换自己选中的玩具。3/4的儿童产生了某种诱使小丑分发弹珠的迷信反应。一些儿童对着小丑做鬼脸,还有一些摸他的脸或者在他面前跳舞。一个小女孩甚至断定,得到弹珠的最好方法是亲吻小丑的鼻子。

“魔法思维”一词源于我们在观看优秀魔术师精心设计的魔术表演时产生的认知失调。当魔术师把她可爱的助手锯成两半时,我们的大脑就会同时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

1.助手被锯成两半,而被锯成两半的人活不了多久。

2.助手面带笑容,他的腿在摆动,表明他还活着。

如果大脑无法理解其中的机关,那么当它后来再次被幻觉所迷惑时,它能找到的解释这种不舒服情况的最简单方法之一就是诉诸魔法。如果我们弄不清楚魔术是怎么变的,我们也许就会推断,魔术师真的有某种特殊的能力。

巴德尔-迈因霍夫效应

通灵师就像魔术师一样,也会利用我们对魔法思维的倾向性。通灵师将巧合包装成“共时性”,并利用巧合欺骗我们,让我们认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从而制造一种认知失调,寄希望于他们的受众通过认可他们的超感官能力来解决这种失调。通灵师还会利用另一类巧合,即巴德尔–迈因霍夫效应引起的巧合,来说服顾客相信他们的预知能力,并让他们再次光顾。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种效应,但你很快就会再次听说它。这种效应指的是在接收到一条不熟悉的信息(例如不常见的词语或名字)后不久又偶然甚至是多次接收到这条信息的现象。巴德尔–迈因霍夫效应诞生于1995年的一个论坛,当时参与讨论的各方意识到这种现象缺少一个通用的名称,于是以此命名。命名者很有可能在第一次听到“巴德尔–迈因霍夫”这个联邦德国极左翼恐怖组织之后,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反复地听到它,于是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字,希望它能引起这种效应。

后来这种效应有了一个不那么容易引发联想的名字:频率错觉[10]。当你了解到一些新奇的东西后,它似乎就会以更高的频率出现在各种地方。词语越不寻常、越容易记住,效果就越强。你会问自己,你以前从未遇到这个词语,现在却在一周里碰到三次,这怎么可能呢?这种巧合似乎如此难以置信,简直不可能发生,以至于你可能会去寻找有可能似是而非的逻辑来解释它。

事实上,在你第一次认识到这个词语之后,它多半并没有出现得更频繁,而且你认为自己是第一次听到它,但有可能这并不是第一次了。要让频率错觉发挥作用,这个新词语必须容易记忆,足以留在你的脑海中,要么读音异乎寻常,要么出现在一个有趣的背景中,让它显得非常突出。考虑到我们每天接触到多少词语,我们经常遇到重复的信息也不足为奇。当已经熟悉的词语重复出现时,它们往往不值得我们予以评论,甚至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选择性注意,我们的大脑往往会过滤掉这些“无趣”的信息。然而,近因效应(易得性启发的一种,这是一类范围更广的现象,我们将在第9章中再次遇到这个概念)会将新获得的观察结果和信息保留在注意力的前沿位置。这意味着我们更倾向于识别我们最近吸收的信息。再加上证真偏倚(在这种情况下,你相信你确实频繁地看到这个词语,因此会把它记下来),这些巧合就会显得很不可思议。

我最近亲身经历了一个与巴德尔–迈因霍夫效应相关的例子。在孩子们的不断纠缠之下,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看了一部音乐传记片《马戏之王》。这部电影讲述了P.T.巴纳姆的一生,以及他创建的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演员的命运。虽然我不记得以前听说过巴纳姆,但在观看了半小时关于他的生平记录后,他占据了我的注意力的最前沿。大约一个星期后,当我为这一章的创作收集资料时,我不出意外地遇到了巴纳姆语句(我们在本章前面遇到的旨在引发福勒效应的通用语句),并不可避免地和它们建立了联系。由于我本来就知道巴德尔–迈因霍夫效应,因此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一个有趣的巧合,而不是一种我应该加入马戏团的征兆。

几周后,一个朋友在和我讨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电影(我认为他演的大部分影片都可以)之后,建议我重新看一遍《纽约黑帮》。巴纳姆再次出现了,我上学期间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边缘角色。《马戏之王》并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巴纳姆,但这是他第一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是电影的主角),因此不久之后当我再次接触到他时,我就想起他来了。同样,虽然我不记得以前遇到过共时性这个概念,但是当宝拉向我介绍并建议我注意它时,我确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再次遇到它。不出所料,在撰写本章的过程中,我在几个不同的场合遇到了这个概念。

钓鱼式刺探

在和我说话的过程中,宝拉一直把我朝着那些难以捉摸的奇谈怪论上引导。为了把话题转移到具体的领域,我决定多透露一点儿关于我自己的信息。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书(但是我故意没有提这次占卜其实是在为写这本书收集资料),而且我刚刚出版了另一本书(《救命的数学》)。我小心翼翼,没有透露这两本书的任何具体内容,而是问宝拉她认为这两本书怎么样。她让我再随机抽一组塔罗牌。我小心翼翼地抽牌,尽量让这次抽牌显得“更随机”。我把塔罗牌从桌面滑过去,宝拉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了她的钓鱼式刺探。

她开始碰运气,认为我应该符合大多数有抱负的作家的刻板印象:默默无闻的梦想家,迫切希望世人相信他们的第一部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暗示我在写小说,并有意含糊其词地说我的书会“让读者沉浸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当然,任何作者,甚至是非虚构类作者,都愿意相信自己把读者从日常生活中带到了另一个更鼓舞人心的地方,所以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听到我说“嗯”,宝拉以为她说对了,我是在鼓励她。她接着告诉我,我的第一本书会卖得很好,第二本书也会成为畅销书。当然,尽管对她的话持怀疑态度,但我听了这话之后并不失望,而且愿意相信。然而,当我追问更多细节时,她的钓鱼式刺探开始露出了马脚。她暗示我的新书中的一个人物将受到我的一个孩子的启发。对于一本小说来说,这个暗示合情合理,但对于科普书来说就不对了。在预测我的小说将取得成功之后,她接着暗示我可能是教授英国文学的,并把我将要写的书与安妮·赖斯的吸血鬼系列魔幻小说做比较。说到这里,我发现很难再点头表示同意了,于是我试图转换话题。

钓鱼式刺探是通灵师收集信息时使用的另一种经典工具,它能让求问者反过来以为通灵师向他们传递了一些看起来他不可能知道的信息。通常,通灵师会给出一个有根据的猜测(抛下诱饵),利用求问者提过的信息或他们外表的某些方面来碰运气:求问者戴着结婚戒指,或者从求问者的年龄看,他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已经去世。例如,宝拉就把我透露的为数不多的一条个人具体信息(我有孩子)编进了她对我的书的预测中。

即使没有个人信息,利用一些常见的诱饵,通灵师仍然有机可乘。例如,在假装与死者交流时,许多通灵师会通过询问“一个男性,名字首字母是J或G,你能不能想到谁?”来刺探信息。这只是在碰运气。在过去的150年里,美国男孩名字最常用的首字母就是J,占所有名字首字母的15%~20%。加上受欢迎程度稍低的字母G,总比例将在20%以上。如果你能想到家里的10个男性亲戚,并且假设他们的名字彼此独立(也就是说,在你的家族中没有使用特定名字或字母的倾向),那么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的名字以J或G开头的概率接近90%,这就给了通灵师一个机会。就我而言,我的叔叔杰里米(Jeremy)和杰拉尔德(Gerald)以及我的哥哥杰夫(Geof)都满足这个条件。

考虑到一些通灵师以一对多的方式工作,房间里有很多人,这种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增加。在英国或美国,如果一个房间里有30个人,每个人只要想到2名男性亲属,那么命中的概率就会超过99.99%。如果人足够多,灵媒甚至会使用“乱枪打鸟”的方法,快速列出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首字母是J或G的名字:“是约翰(John)、杰克(Jack)、杰森(Jason)、詹姆斯(James)、乔(Joe)、杰里(Jerry)吗?你们能想到什么人吗?”如果这些名字中有一个命中了,那么他们列出的其他错误答案很快就会被在场众人忘记。如果现场众人当中有人提供了一个不在名单上的首字母是J或G的名字,通灵师仍然可以让人们觉得他成功找到了正确答案,只是还没来得及指出这个正确的名字。即使是像正确首字母一样普通的东西也能说服那些愿意相信的人。他们想不到去质疑为什么与通灵师交流的亲人只记得自己名字的首字母,而不是全名。很明显,他们接收到的灵界的信号很差。

抛出一个看似具体,其实模糊而且普遍适用的陈述,并让观众填补空白,这是通灵猜谜游戏的关键。例如,他们通常会用一个似乎很具体的数字来量化他们的预测,以提高可信度,比如他们会说“我能看到家里有4个人”。他们可能一开始就冒险猜测这个数字与求问者的兄弟姐妹的数量一致;如果求问者只有3个兄弟姐妹,通灵师就会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还有自己,加上自己就是4个了;如果家里只有3个孩子,那么通灵师会把父母都算进去,这样家里就有了4个成员(不包括求问者本人);如果求问者只有一个兄弟姐妹,那么全家正好4个人;如果求问者是独生子女,那么灵媒为了补足数字,甚至可能大胆猜测母亲曾经流产过。如果正确的话,这就是一石二鸟,既证明灵媒是正确的,又与求问者产生了情感共鸣,似乎进一步证明灵媒认识“另一个世界”的人。由于多达1/4的怀孕以流产告终,所以找到母亲曾经流产的独生子女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如果数字4不直接适用于求问者的家庭,那么通灵师可能要求求问者在他们的伴侣或父母的家庭或他们希望与之交流的已故亲人的家庭中寻找这个数字。通灵师依赖于占卜对象的意愿来增加猜中的概率,从中找到联系,使占卜对象忘记他们在利用乱枪打鸟的方法寻找答案时所犯的错误。

一次糟糕的回忆之旅

乱枪打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冯·雷斯托夫效应,一种被称为记忆偏倚的根深蒂固的偏见。顾名思义,这种认知缺陷会阻碍或改变对记忆的回忆。求问者出现的这种倾向往往对通灵师有利。1933年,心理学家黑德维希·冯·雷斯托夫在实验中发现,参与者往往会记住一组物品中与众不同的那个。[11]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了解这种效应的影响力。看一遍下面这个购物清单。然后,把视线移开,看看你能记住多少物品。

香蕉,橙子,梨,葡萄柚,长颈鹿,葡萄,柠檬,橘子,苹果。

现在闭上眼睛,一口气说出清单上有哪些物品。你不太可能记住所有这些物品,但我敢打赌你一定记得长颈鹿。不仅“长颈鹿”的格式在清单中显得很醒目,而且与其他物品在语境上的不一致也会吸引你的更多注意力。与所有物品都属于同一类别的清单相比,分散注意力的独特物品会降低你能回忆起的对象的总数。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通灵师乱枪打鸟的一长串未被识别的名字中,一个被注意到的目标会在记忆中占据不成比例的权重,缩减其他名字占据的记忆空间。

也许对通灵师最有利的记忆偏倚是证真偏倚,它会影响通灵师的大多数客户(在某种程度上,持怀疑态度的作者除外),即那些希望他们真的拥有通灵能力的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求问者往往会记起通灵师所说的与他们最初的期望相一致的话语(对他们认为通灵师不可能知道的个人信息的准确认知重建),而忽略了通灵师犯的错误。选择性记忆以一种互补方式作用于通灵师对未来的碰运气式的预测。如果你以足够快的速度接二连三地将预测抛向求问者,使他们记不住所有的预测,那么很可能只有那些与实际情况相似的预测才会被记住。

这就好像很多人到一天的晚些时候才因为发生的某些事情回忆起一个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梦具有某种程度的预言性。相反,它表明,如果没有触发回忆的那段经历,我们根本就不会回忆起那个梦或那段记忆。同样,信徒们只会记住少数似乎真的命中的预言,而忘记了众多没有命中的预言——突出成功的预言,掩盖失败的预言。

通灵师包裹在记忆蛋糕上的最后一层糖衣是后见之明偏倚:根据后来事件而发生的记忆失真。这可能会使最初模糊的预测看起来与之后发生的事件相符,因为只有相关的细节被回忆起来,同时这些细节还被重塑,使其与实际情况相一致。诺查丹玛斯的门徒就是最著名的依赖后见之明偏倚的预言者。在《百诗集》(Les Prophéties)一书中,这位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写了942首含糊其词、包含大量隐喻的四行诗,据说这些诗是对未来的预测。以下几句诗经常被他的现代追随者用来证明他的远见,据说预言了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它在起飞后不久就解体了:

九个人与人类这个群体分离,

无法接收其他人的判断与建议。

他们的命运在出发的时候就已经确定,

卡帕,西塔,拉姆达,被放逐的亡灵犯下了错误。

为了支持他们的说法,信徒们指出,导致灾难发生的有缺陷的部件是一家名叫Thiokol的公司制造的。如果仔细看的话,它很像是四行诗最后一行中希腊字母卡帕(Kappa)、西塔(Theta)和拉姆达(Lambda)对应的罗马字母(k、th和l)的组合。虽然是7名宇航员死亡,而不是9名(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但这个事实很容易被掩盖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诺查丹玛斯的942个“预言”没有一个被用来在特定事件发生之前预测该事件的发生。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在事后才被用于追溯既往。关于诺查丹玛斯的预测能力,坦率地说,如果一个预言只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宣称可以预测该事件,而且只能用来预测该事件,那么这样的预言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否定消失

有证据表明,我们能够回忆起的记忆的准确性也会受到高涨情绪的影响。事实上,情绪可能会引导人们接受他们最想听到的陈述,即使这些陈述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这正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动机性推理。最近失去亲人的人通常处于这种高涨的情绪状态。很多哀悼者可能无法或不愿意接受亲人已经无法联系的事实,因此会去拜访通灵师或灵媒。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的死亡会让人十分痛苦,在悲痛情绪的推动下积极寻找和保留能给自己带来慰藉的信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确实会让心情悲痛、迫切希望联系最近失去的亲人的客户更容易接受灵媒关于死者的猜测性暗示。

当我感觉到我的时间快要用完时,我决定测试宝拉对我失去的亲人(我的父亲)的了解有多少。(我必须在这里透露我的父亲仍然健在的事实,但我很想知道宝拉是否能够查明这一点,还是毫无察觉地继续进行没有根据的预测。)我问她“那个世界有没有给我的留言”。宝拉说她“刚开始与那边接触”,让我不要抱太高期望。

“你有什么特别希望我联系的人吗?”她问道。

我告诉她:“我很想听听我父亲的消息,他很久前去世了。”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她问我。

我回答道:“蒂姆。”

宝拉闭上眼睛,似乎很努力地做出一副很放松的样子。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回到我身边。

“我找到了一名男性。”她告诉我,“他个子不高,是吗?”

“不高,他比我矮,我也不算个子高的吧。”我笑着回答,等着她改口。

“啊,我不这么认为。”她搪塞了一句,试图把她的预言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她继续说道:“我看到他站在我面前,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好像很害羞……”我父亲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害羞,他是我认识的最外向、最活泼的人之一,是所有聚会的焦点。我不知道这次她将如何自圆其说。我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认可她的表情,既没有明显的表示承认的微笑,也没有轻轻点头,因此她很快意识到她错了,于是继续说道:“……这很奇怪,因为他通常都很外向。”我忍不住点头,对她的技巧表示赞同和钦佩。

这两个180度大转弯是通灵师经常使用的被称为“事后陈述”的预言技巧,即可以在事实发生之后解释或重新解释的语句。宝拉用来猜测我爸爸身高的第一个转折使用了否定消失这个策略。这项技术通常使用否定反义疑问句的形式,在这种结构中,一个肯定的疑问句被附加在一个否定的陈述句后面,使提问者的意图变得模棱两可。这是我们很多人在不太确定某人的观点时,为了不冒犯对方而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例如,反义疑问句“你不相信通灵术,是吗?”的回答可能是“不,我相信通灵术”。对于这个回答,可以给出安抚性的回应:“哦,就是嘛,我本来就认为你相信通灵术。”反之,如果对方回答“对,我当然不相信通灵术”,你或许可以这样妥帖地回应:“是啊,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那些胡言乱语。”同样,否定消失可以让通灵师发现关于求问者的重要信息,同时还能表现出洞悉一切的样子。

第二个转折使用了间断彩虹策略。所谓间断彩虹策略,就是对人物性格做出某个极端陈述,如果在阅读非言语反应线索后发现没有明显说中,就迅速颠覆原来的陈述。这个分两步完成的技巧可能比基本的彩虹策略更有效,因为它使通灵师可以收集到信息,而不是在求问者求问时直接说中。此外,如果策略的第一部分是正确的,通灵师就根本不需要使用另一半性格特征。“直接命中”似乎比简单的巴纳姆语句更能给求问者留下深刻印象。

暖读术

宝拉再次尝试猜测我父亲的具体信息。这一次,她想猜测他是怎么死的。“他不停地跟我说,他是因为胸部问题去世的。”在猜测的同时,她用手从脖子到腰部比画着。当然,宝拉用手势指示的身体部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主要器官——肝脏、胃、肠、胰腺,当然还有心脏和肺。最起码,每个人到最后都会停止呼吸,心脏会停止跳动。这是死亡的终极标志,所以预测胸部出了问题肯定会得到那些愿意相信的人的认同。

宝拉今晚在我身上尝试的大多数技巧(彩虹策略、否定消失、钓鱼式刺探、乱枪打鸟、赠予通灵信任度等)都可以归为“冷读术”,通过阅读我的肢体语言、外表和反应,从我身上提取信息。但她最后使用的这个技巧与巴纳姆语句十分相似——暖读术,即利用一些笼统的表述,让通灵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说中。这些方法或许能让人们觉得占卜师拥有心灵直觉能力,但这些暗示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占卜师无论是否拥有超感官知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一语中的。

显然,因为我父亲还活着,我无法如实回答宝拉关于他死因的问题。要清除这个障碍,我最简单的选择就是点头,告诉她他死于心脏病。在宝拉看来,这就是承认她说对了。客户会出于对社交尴尬的恐惧而认同(或至少不积极反对)占卜师陈述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集体占卜的情况下。

在占卜的最后几分钟,宝拉对我父亲又做了几次不那么成功的猜测,包括他戴着一顶平顶帽,他与煤矿开采有关(这两个猜测大概是因为她听出我有一点儿北方口音),以及一些笼统的陈词滥调,诸如“他经常陪伴在我身边”“他非常爱我”。后者不可能受到质疑:哪个求问者不想听到失去的亲人挂念自己呢?

热读术

尽管宝拉熟练使用冷读术和暖读术这两种通灵方法,但从她今晚很低的成功率来看,她明显还不够精通热读术。在使用热读术之前,通灵师会做一些准备工作。他们会积极调查潜在的求问者,以便提前掌握求问者期望他们通过超自然手段获取的信息。通常,占卜者会在电话簿上寻找目标,然后假装是一名上门推销员或传教士,目的是与目标人物交谈。他们还可能与当地其他灵媒交换信息,甚至去墓地查看墓碑上目标人物已故亲人的名字。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热读术通常需要完成大量的准备工作,因此,这个方法通常仅限于少数经验丰富的知名通灵师,他们有足够的钱,雇人为他们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著名的通灵师甚至会雇用托儿,在占卜之前进入大厅,与真正的观众混在一起。他们的工作是仔细挑选目标,巧妙地盘问他们,然后把这些信息告诉台上的同事。卧底记者报道说,一位著名的美国灵媒甚至在他的电视节目开机前与一些观众交谈,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开始拍摄后,他就会再次找到这些观众,利用他收集到的信息,给出非常准确的解读(至少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这种感觉)。著名通灵师为拉拢现场观众而抛出的冷读术往往不太成功(这并不奇怪),最终在剪辑时被一剪了之。考虑到幕后发生的一切,不出所料的是,这位灵媒会让他的所有观众签署保密协议,以防止他们透露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事情。

互联网的出现给热读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借助表演地点、出席人员名单等强大而便利的条件,再加上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热读通灵师了解潜在观众私人生活的机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多。幸运的是,互联网也让持怀疑态度的“义务警察”更容易给热读通灵师制造麻烦。

苏珊·格比克和马克·爱德华就是这样的人。2017年,他们组建了一个揭秘小组,揭露通灵师托马斯·约翰的行为。在约翰的一场表演之前,这个团队用已婚夫妇苏珊娜·威尔逊和马克·威尔逊的化名,创建了假的脸书用户。他们还制造了多个虚假的个人用户,并用化名与“威尔逊夫妇”在脸书上互动,回忆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捏造了几个亲戚并暴露他们的名字,以便约翰掌握这些信息。而所有这些信息都对格比克和爱德华保密。这些假的脸书好友甚至在一些帖子中标记了约翰,详细描述了苏珊娜对去看约翰的表演有多兴奋,还说她希望能和她最近去世的双胞胎兄弟安迪(虚构人物)取得联系。马克的虚假资料详细描述了他希望与几年前因心脏病去世的父亲(同样是虚构人物)的鬼魂团聚的愿望。在表演开始前团队只告诉了格比克和爱德华这些虚构的已故亲属。

占卜表演那天,格比克和爱德华扮演成威尔逊夫妇,坐在观众席第三排的贵宾座位上,希望能被叫到并感受约翰的“超感官能力”。在完成了三四次解读后,约翰说“我接下来联系的是某个人的双胞胎兄弟”。格比克适时地举起了手,然后被邀请到了聚光灯下。在舞台上,约翰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安迪患胰腺癌的细节,格比克表示认同,并带着虚假但看起来很真诚的表情予以回应。接着,约翰开始讲述威尔逊夫妇虚构的脸书好友在网上分享过但格比克和爱德华并不知情的信息。约翰想知道为什么他老是听到史蒂夫这个名字。格比克先是迟疑不定,然后猜测史蒂夫可能是安迪的好朋友(其实应该是马克父亲的名字)。

约翰问:“巴迪是谁?”格比克不确定地告诉约翰,这可能是她哥哥和父亲的昵称(事实上,这是这些怀疑派人士虚构的格比克的狗的名字)。毫无疑问,约翰很困惑,因为格比克不知道她心爱的宠物的名字,而希望联系父亲灵魂的马克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但是,从格比克和爱德华在占卜过程中犯的错误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这些虚假的信息一无所知,这些信息明显都是约翰直接从脸书上获取的。由于这些伪造的信息对格比克和爱德华严格保密,因此在他们揭露约翰之后,约翰没有理由声称他是直接从他们的头脑中读取这些信息的(这是热读通灵师经常使用的借口),因为格比克和爱德华显然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信息。

在这次精心策划的行动完成两年后,《纽约时报》整理并记录下格比克和爱德华的行动,发表了一篇详细揭露约翰热读术的文章。这个故事在网上疯传,约翰的名声一落千丈。尽管有确定且明显的证据,但约翰仍然声称他没有使用热读术:“不,我不会利用谷歌网站查询人们的资料,不会去收集人们的信息,不会去查看人们的讣告,也不会去浏览家谱网站Ancestry.com。”

为了回应他的说法,格比克和她的团队仔细搜索了约翰的网站上的在线研讨会视频,发现了更多关于他的通灵术的诈骗证据。其中一个视频的几张截图显示出了约翰的谷歌搜索历史(这是他不小心暴露出来的),里面有搜索几个人的讣告的记录,以及在Intelius.com上搜索的证据。Intelius网站上的宣传语是,“如果你想找到某个人,无论是想和大学室友重聚,还是想更多地了解你女儿正在约会的人,Intelius都是你的首选资源”。所有这些都会让你感到奇怪:真正的通灵师可以直接接通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热线,为什么还要做家谱调查呢?

无伤大雅的趣事

对我来说,去找通灵师是一件有趣的事,能让我近距离体验灵媒、占卜者、传神谕者和预言家赖以生存了数千年的原因。但对许多正在悲伤的旅途中蹒跚前行、情况日益糟糕的人来说,通灵师是他们迫切需要的补给站。一些人为了得到他们所寻求的答案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在一些悲剧事件,比如谋杀案或失踪人口调查中,经常会有自称“通灵侦探”的人蜂拥而至,去寻找那些正处于情感脆弱状态的人。

1989年10月,一起案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一位名叫雅各布·韦特林的11岁男学生失踪。雅各布从明尼苏达州圣约瑟夫的一家录像带出租店骑车回家时,被一名持枪的蒙面男子绑架。他10岁的弟弟和11岁的朋友目击了这个过程。接下来的几天是失踪人口案件的关键期,但警方因为过于依赖灵媒提供的信息而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在一次受到误导的行动中,由联邦调查局、艾奥瓦州警察、地方官员和来自4个县的治安官组成的联合行动队根据一名纽约通灵师的提示,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沿着艾奥瓦州一条25英里长的公路搜索每间农舍和棚屋,结果一无所获。此时距离绑架案发生不到一个月。调查人员忙于追查这条毫无希望的线索,却没有走访住在雅各布失踪的那条死胡同里的所有邻居,也没有询问本案的主要嫌疑人之一丹尼·海因里希,而他本身就是9个月前发生在附近一个小镇上的一起类似绑架案的嫌疑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破获,于是越来越多的灵媒出现了。许多人索要了雅各布的玩具或衣服来帮助他们进行“调查”。雅各布的绝望的父亲杰里认为他们能帮上忙,尽心尽力地把这些东西打好包寄走了。很多东西一去不复返。还有一些灵媒在晚上给他打电话。杰里觉得任何调查途径都不容错过,所以无论电话与绑架案有没有关系,他都会接听,常常和灵媒一直说到深夜。这样的时间成本,再加上杰里愿意相信灵媒的虚假说法,慢慢地在他和雅各布的母亲帕蒂之间留下了裂痕。

声名狼藉的通灵师西尔维娅·布朗甚至打电话给杰里,告诉他雅各布被两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人绑架了。布朗不是第一次插手失踪人口调查案了,她曾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她告诉失踪少女阿曼达·贝里的母亲露瓦娜·米勒,她的女儿已经死了,结果贝里却在被囚禁了10年之后,活着回来了。不幸的是,在贝里逃脱时,米勒早已去世,布朗的干预粉碎了她对女儿回家的最后一丝希望。和布朗对其他失踪人口的大多数预测一样,她对雅各布·韦特林的预测也是错误的。2016年,在雅各布被绑架27年后,本应是头号嫌疑人的丹尼·海因里希最终承认,他在那个晚上绑架、性侵并谋杀了雅各布。在随后的这些年里,他又实施了多起性侵案。如果警方当初把注意力集中在可信的本地线索上,而不是挥霍资源,在耳目不灵的预言家的指引下一头扎进死胡同,也许一切都将有所不同。


只有备受瞩目的案件,才会有通灵师主动接近受害者。不过,失去亲人后,很多人会主动向通灵师寻求安慰。这种拜访最好的结果是,寻求安慰的人在离开时相信他们真的听到了亲人传递给他们的令人安慰的信息,或者在收到了一些无害的建议后,决定就此打住。不幸的是,这个行业里总有一些不道德的从业者,他们会通过通灵实施诈骗行为。除了最容易轻信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觉得“通灵诈骗”这个表述似乎语义重复。咨询通灵师的人肯定是被欺骗了,因为他们掏钱换取了一些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这与诈骗的定义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当灵媒试图从明显弱势的客户那里敲诈钱财时,法律上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值得庆幸的是,有人正在和这些通灵术骗子做斗争。在这些义务警察中,名气最大的也许是私家侦探、通灵师克星鲍勃·尼高。尼高将很多有诈骗行为的灵媒绳之以法。在他调查的第一个案子中,迈阿密的一名医生被通灵师吉娜·玛丽·马克斯骗走了1.2万美元。马克斯告诉那位医生,她的焦虑问题是一位讨厌的同事引起的,这位同事埋了一块肉诅咒她。这个故事太离奇了,使得这位医生认为这不可能是编造的。马克斯称,对付诅咒的唯一方法是进行一个神秘的仪式,需要点燃一些特殊的蜡烛,同时抚摸一个鸡蛋。医生需要支付给马克斯几千美元,以“净化”那个鸡蛋。尼高调查后发现,马克斯总共从其他4名受害者那里骗了34万美元。经过长达10年的调查,他最终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将马克斯送进了监狱,刑期6年。

尼高调查的另一个案件以通灵师深入而且明显不合情理的欺骗手段而闻名,受害者是32岁的尼尔·赖斯。赖斯发现他深爱的女人米歇尔并不爱他,于是去找纽约的通灵师普里西拉·德尔马罗。为了帮助赖斯赢得米歇尔的芳心,德尔马罗让他购买了各种各样昂贵的礼物,包括一块价值3万美元的劳力士镀金手表。但是这些礼物并不是送给米歇尔以博取好感的。相反,这只劳力士手表被用来完成一个精心设计的仪式,以便“让时光倒流”和“净化他的过去”。德尔马罗甚至说服赖斯拿出8万美元,购买一座虚构的80英里长的灵界金桥,用来驱散恶灵。当得知米歇尔死于药物过量时,德尔马罗(在收取费用之后)说她可以让米歇尔转世为一名31岁的女性。赖斯去洛杉矶见了“新的米歇尔”,但他发现这位米歇尔看起来和原来的米歇尔不太像,这让他起了疑心,用他的话来说,“德尔马罗并不像她所声称的那样无所不能”。

这时,赖斯已经卖掉了他的公寓,前后在德尔马罗这里共花了50多万美元。在绝望之余,他找到了尼高。尽管赖斯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不是很谨慎(甚至一度与德尔马罗上了床),尼高还是成功地将德尔马罗绳之以法。

经验教训

现代通灵师用来欺骗受害者的微妙的心理操纵术,与世界各地的传神谕者、占卜师和预言家多年来一直使用的伎俩并没有什么不同。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向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请求神谕,随着波斯帝国在他的故乡安纳托利亚的势力日益强大,他是否应该采取针对性行动。神谕毫不含糊地告诉他:“如果你过河,你将摧毁一个伟大的帝国。”克罗伊斯认为预言对自己有利,于是在公元前547年正式发动了对波斯人的战争,一个伟大的帝国被摧毁了——他自己的帝国。当然,整个事件证明了神谕是正确的。事后有人评论说,神谕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就像今天使用彩虹策略的灵媒一样,神谕的预测也兼顾了所有的可能结果,战斗肯定会有赢家,所以这个预测不可能出错。如果预测有出错的危险,它就不可能在古代最强大、最受尊敬的预测机构中登上那个最高的位置。

据说,一位希腊将军向多多那神庙的女祭司请求神谕,咨询他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的命运,女祭司回答说:“You will go, you will return never in the war will you perish.”这是事后陈述的一个非常棒的早期例子,与通灵师的否定消失话术属于同一类别。这句话故意含糊其词,它可以被解释成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无论事实如何,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正确的预测。如果将军死了,就可以解释成:“You will go, you will return never, in the war will you perish.”(你将离开,你永远不会归来,你将在战争中死亡。)但如果将军胜利归来,那么这句话就应该解释成:“You will go, you will return, never in the war will you perish.”(你将离开,你将归来,你绝对不会在战争中死亡。)拉丁语ibis redibis在法律语境中指令人困惑或模棱两可的陈述,这个短语就直接来源于神谕预言的拉丁语翻译:“ibis redibis nunquam per bella peribis”。

当然,还有诺查丹玛斯的乱枪打鸟。在他近4000行含糊的预言中,必定有几句话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似。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模棱两可,以至于同一首四行诗可以被解读成对截然不同的事件的预测。很明显,这样模棱两可的预测,只要数量足够多,那么在事后审视时,必然会有一些与事实相符。那些没有变成事实的预测呢?只是尚未实现罢了。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大多数来自古代的预测要么不够具体,以至于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它们到目前为止是否已经变成事实,要么不正确,但也不引人注目,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它们不能被编成有趣的传说。没有人记得牧师、占卜师和“智者”究竟犯了多少错误,因为他们的错误被他们对一两次偶然事件的看似正确的预测掩盖了。

在与宝拉的会面接近尾声时,我对她付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尽管我觉得她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启示,但我认为她非常擅长她从事的这项工作。否则,她就无法在半个小时内猜测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生活,同时还能揭示一些基本事实。

作为回报,宝拉也给我留下了一句鼓励性的话:“祝你这本书好运。你会一直很好的。”她肯定想不到,当我想去大街上找个地方坐下整理思绪时,这句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坐在街角的一张长凳上,试着回忆宝拉今天在我身上使用的那些通灵术工具,以及我们所有人都有的认知偏倚。这些认知偏倚会让我们在这些场景中不知不觉地变成通灵师的帮凶。如果我们不想被打个措手不及,那么我们必须学会识别我们在几千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经验法则:波利安娜效应,记忆偏倚,魔法思维,“帮助”我们的近因效应——我们自己的直觉。否则,我们就会很容易被那些想要迷惑我们、从我们的不安全感中获利或不想暴露自己那些小花招的通灵师所利用。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我们不需要某个外部因素处心积虑地把我们引入歧途,就能上当受骗,因为我们自己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1]英语的gut feeling字面上的意思是“肠道的感觉”。——编者注

[2] Moore, D. W. (2005).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Believe in Paranormal: Little Change From Similar Results in 2001. Gallup Poll News Service. http://www.gallup.com/poll/16915/Three Four-Americans-Believe-Paranorm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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