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争论、演进历程与实践创新

（一）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争论

回顾和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相关理论问题的争论和研究进展，有利于准确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实质，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发展和创新主要是基于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围绕社会主义要不要建立和怎样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无社会主义属性、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等问题展开。

一是社会主义要不要建立和怎样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研究基本上是以苏联经济理论为标杆，把商品经济作为暂时被“保留”并将逐步过渡为产品经济的经济形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一些资深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必要性，并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做了大量的探索。吴敬琏认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而从运行状态的角度来讲的计划经济与从运行方式角度来讲的市场经济不属于同一层次，二者不存在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1]赵石宝提出，传统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那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甚至是互相排斥的，而指导性计划实际上是被市场改造过的计划形式，它与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2]张朝尊和文力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排斥计划经济，相反，这恰恰为计划经济准确科学实施提供了新的客观依据和条件；他们认为，应该使两种调节手段有机结合起来。[3]

总体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只不过问题在于结合的方式。学界在讨论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时，主要有三种看法，即板块式结合、渗透式板块结合和胶体式融合。板块式结合，是指为了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把一部分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调节，形成一块是计划调节、另一块是市场调节的板块结构。渗透式板块结合，是指一方面，通过国家调控市场，把计划调节渗透到市场调节领域，意味着市场调节的经济部分也要受计划指导；另一方面，通过企业自身活动对指导性计划的信息反馈，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渗透到计划调节领域，意味着计划调节也要考虑市场需求。胶体式融合指的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融合，在不同层次上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这种方式是较为成熟、完善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卫兴华提出，计划经济体制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调节要借助市场机制，市场则检验与校正计划，同时计划也要调节市场；但在指导性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和市场在同一经济领域中共同起作用，两者是有机结合而不是分割的关系，因此不存在谁是主体、谁是补充或辅助的问题。[4]

二是市场经济有无社会主义属性问题。1984年，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1991年2—4月，《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提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强调计划和市场是与社会制度无内在联系的资源配置机制，再次引发了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的大讨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这个精辟论断，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破除了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匹配、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匹配的陈旧观点，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学界在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等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卫兴华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区分两者的标准应该是所有制的不同。[6]范恒山指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选择原本只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以适应不同的生产力基础、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下的经济运行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它们既不为特定的社会所属，更不带有特定的社会性质。[7]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于光远认为，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个词，就意味着我国改革中形成的市场经济是姓“社”的。[8]而刘仁华和陈亚平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总是要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的是依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还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市场经济都不具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属性。[9]

三是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2013年以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之后，理论界对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以及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结合、“市场决定”背景下的政府地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些学者紧密结合中央精神，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阐释，批判了“市场决定的有为政府”论、政府改革核心说等错误观点。周新城认为，市场主要是对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并且应区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例如，政治思想领域、公益领域、精神生产领域不能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10]程恩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提出了市场与政府的“双重调节体系”，这种双重调节表现在宏微观层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物质资源范围、非物质生产领域资源配置方面、资源配置的所有制层面以及分配领域。[11]刘国光提出按照资源配置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划分市场与政府或计划的功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限制在微观层面，对在宏观层面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会对宏观产生重大影响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12]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争，关系到如何全面正确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历程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在传统经济学认知中，现代社会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匹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匹配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受到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因此放弃市场，采取计划供应。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统得过多、过死，所以国内经济出现短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最终开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实行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打破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资源体制，主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主动选择引入市场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陈云也提出市场调节部分是计划调节部分的有益补充，[13]党逐渐打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的传统思想束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深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区分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以及它们的方向、范围与界限，同时承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后来，此说法在《宪法》中得以确认，还作为原则被正式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从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的一大步。

第二阶段（1984—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对待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上，党中央不再区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主辅关系，明确承认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性，计划经济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从1984年底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并且改革具有了明显的市场取向。

第三阶段（1987—1991年），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当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生产要素市场。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强调两者相结合的程度、结合方式及范围界限须动态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比，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机结合。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88年“价格闯关”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以及1989年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使有些人质疑“市场取向”的改革，更有人把发展市场经济提升到瓦解公有制、否定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自由化、和平演变的高度进行批判，甚至提出重回计划经济时代。在这个关键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4]将计划控制和市场经济看作独立于经济制度之外的手段或方法，拨开了长期困扰人们认知的迷雾，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南方谈话的巨大政治感召力和话语影响力，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肃清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兼容以及计划和市场具有制度属性的僵化教条，深化了党对市场经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把经济制度问题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区分开来，标志着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极大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进程。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七大，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党始终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五大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大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然而，无论如何强调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市场都只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市场经济体制中还存在诸如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政府行政行为干预过多、越位、缺位与错位并存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从而更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16]

中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进入新时代，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开放型经济等方面进一步规划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目标。党的十九大又有了新的调整，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之前此说法中间的“和”变成了“逗号”，更加突出两者的作用及差异性，呈现出强政府作用和强市场作用的双强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肯定了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但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成功，更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从根本上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所决定，在其与分配制度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和规定。[17]

（三）计划经济与自由放任市场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上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观念：一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市场论；二是完全市场化论，即市场派，或者更为极端地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党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不搞极端化，强调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

1.纠正“只要政府、不要市场”的错误观点

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走过一些弯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列宁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包括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列宁认为：“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18]列宁始终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先后实施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前者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来安排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新经济政策实施了几年后就被废除了，之后的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走上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计划经济体制道路。

苏联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计划被意识形态化，其取消市场，敌视所有非政府经济形式。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国家计划体制，最终形成了以产品和要素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经济体系。但即使在苏联模式下，国家计划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经济活动。具有强烈计划性的苏联模式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也迅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即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这就是“一化三改造”。1956年，我国完成了“一化三改造”，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国家完全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由国家控制。

然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部门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计划经济的弊端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实践证明，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一味排斥市场的作用是不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且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应当避免教条主义。过去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因此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事实上，他们混淆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制度的对立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的对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好地破解了这一认识误区，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立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使市场参与经济活动，克服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等弊端，大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2.纠正新自由主义“只要市场、不要政府”的错误观点

另一种极端的错误认识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为代表，认为政府与市场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只能消极地发挥有限作用[20]。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下，市场经济指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资源配置。西方市场经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并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天然绑定的关系，因此在使用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范畴时不会称其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市场经济只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运行，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匹配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综合国力不强，与西方的冲突还不大，但是，经过了4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的防范、敌视情绪增强，不断指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曾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必定形成一件赝品。[21]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打破了此“魔咒”，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掀起对华经贸冲突，同时贸易保护主义逆潮流甚嚣尘上，其还给中国经济体制贴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主导的实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实行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产业政策等。[22]

针对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疑，我们必须突破西方话语的陷阱。长久以来，“市场经济”都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范畴，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概念来裁定和认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必然得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的结论。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丰富和发展，不能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裁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扬弃。[2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不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和确保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保障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局。正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才更好地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道路，使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超越。

（四）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既破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误读，也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重大突破。

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程反映了西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从古典主义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到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角色与市场角色出现了第一次大转换，政府从“守夜人”角色转换为强干预的角色。凯恩斯主义宣告失败后，西方发达国家再一次回到了由自由市场主导的新古典主义，主张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并不如设想的那样——自由市场的运行可以有效地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所有问题。相反，市场失灵的情况时常可见，且不可避免。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再一次验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摇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没有突破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局限。

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效果来看，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和过度竞争带来的价格失灵、产能过剩、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无法克服的固有弊病。从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来看，不平等的产生，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市场竞争导致的市场垄断，不仅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加速了贫困的积累，直接的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扩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数百年发展的实证研究发现，财富分配不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这种势头还在不断扩大；从本质上来看，由于劳动者拥有的初始要素禀赋与数量均存在巨大差异，而资本的收益率要远大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所以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采取按要素分配的方式必然带来差异性的要素收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从1980年到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69%，中位数家庭收入仅增长了11%，而底层群体的收入仅仅与以前的一样。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仅仅关注效率，因而在收入分配上采用市场机制，放任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此激发出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无法克服其自身的缺陷，并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起了误导作用。早期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受西方理论影响，照搬和复制西方发展模式，非但没有成功走向现代化，反而饱尝西方模式带来的苦果，不断退化甚至落入发展“陷阱”，一些国家甚至出现党争纷起、战祸不断、社会动荡等问题。[24]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就是鲜活的例证。“华盛顿共识”的理论背景是复兴的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然而“华盛顿共识”却混淆了手段和目标，把私有化、自由化等试图促使市场更有效率、更有竞争性的手段当成了改革的目标本身，以应对拉美国家发展与改革中产生的严重债务、通货膨胀等危机，结果那些受到“华盛顿共识”影响的拉美国家却一直没有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开辟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新路，使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不同，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政府与市场的有机融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正如习近平所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政府与市场协调的世界性难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市场本身具有开放性、交易性、融合性等显著特点，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使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还需要承担提供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责任，并防止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同时也要避免在教育、医疗等关乎民生的重要领域出现过度市场化的现象。政府采取科学的宏观调控能够有效减少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宏观经济和市场秩序的稳定，为社会生产力提供保护。因此，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既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又可以维护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有效减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样既弥补了市场失灵，又避免了政府失灵。习近平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2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体现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一方面，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市场活力不断激发，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22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 085.7万户增长到2021年的4 457.5万户，实现了10年翻两番，民营企业数量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了92.1%。可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重视技术创新，积极推动传统技术升级、传统经营方式转型，造就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中国在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2010年我国民营企业仅有1家，2022年增加到了26家。我国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能够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还能在面对外部冲击之时维护经济运行的稳定。以2020年暴发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简称“新冠疫情”）为例，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但给我国造成供给缺口和需求萎缩，而且深刻影响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应对疫情的冲击时，我国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的作用，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迅速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进行有效干预，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等。在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巨大冲击而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增长，2020年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2021年全年GDP增速达到8.1%，两年平均每年增长5%以上。中国能够迅速控制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平稳地度过疫情，实现经济的快速复苏，关键在于政府的积极作为。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放任市场无法自主调节以应对疫情冲击，因而导致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出现衰退。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的规律层面总结出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开创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良好局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两者对立的传统认知。[27]实践经验也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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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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