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比较
（一）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重商主义产生到古典经济学建立和发展，到凯恩斯革命发生，再到新自由主义兴起，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因此，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之前，有必要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梳理。
1.重商主义：利益导向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末，全盛于16世纪，17世纪下半叶开始式微，它是西欧封建制度瓦解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形成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世界呈现出国家间相互竞争的格局，而重商主义则因能为国家争夺利益服务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思潮。在重商主义影响下，“经济学”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在此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全是利益导向的，采取自由贸易还是政府管制，取决于哪个能满足当权者的利益诉求。
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与其为扩大政治影响要求通过贸易顺差获得金银输入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观点，即政府应对经济事务实施广泛管制。重商主义把政治和经济政策统一在国家的旗帜下。[1]重商主义者开启了通过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潮。
2.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政府职能的缺位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象征着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始形成体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构建。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他认为自由化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经济活动不能靠政府的调节，而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对自利个体的干预反而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所以政府只需要承担“守夜人”的职责。
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他认为在交易完全自由的制度下，按照自然趋势，各国都把资本劳动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个人利益的贪图，极有利于全体幸福。[2]与亚当·斯密在核心思想上一脉相承，他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行为。李嘉图将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学派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将各学派理论兼收并蓄，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在对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研究方法如何更新换代，在市场均衡理论的研究中，政府经济职能始终是缺位的，即其默认政府在经济方面仅仅是旁观者。
从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了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淡化甚至排斥政府的经济职能。主流经济学把政府所有的经济职能剥离给市场，而政府承担的只能是社会职能。因此，可以说，此阶段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没有政府，只有市场。
3.凯恩斯革命：政府作用的再提出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给世界带来波动，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市场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它深刻暴露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局限性，市场自发均衡理论的破产使主流经济学转向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
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由此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也预示着经济学发生“凯恩斯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表现出产品大量过剩，失业人数暴增，打破了萨伊关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理论“神话”。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凯恩斯指出，尽管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供给创造的需求会存在有效性不足问题，并且在短期内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本身存在局限性。因此，此时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有效需求的扩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中，宏观经济政策崭露头角，政府经济职能从缺位到补位，“看得见的手”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具体实践中，美国罗斯福新政拉开了政府干预的序幕，而且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在此后一段时间，政府干预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因此，市场存在失灵现象，需要政府进行修正，这不仅在观念上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中也显示出了有效性和必要性。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黄金时代”。
4.政府失灵，回归市场：各学派对古典学派的复归
历史从来是螺旋式上升、曲折中前进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也不例外。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诸多国家出现“滞胀”危机，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宣告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破产。由此西方经济学中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再度兴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相继出现了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多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这些学派实际上都是在回归古典经济学，由此自由放任思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将“滞胀”归因于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因此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当完全不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应当保持独立性，这样经济会实现自动平衡。
在众多的经济学派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逐渐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认为计划者永远不会获取足够的信息和知识以正确地配置资源。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提出：应当重视产权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竞争应当占据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竞争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应尽量让竞争发挥主导作用。即使在公共服务领域，他也反对垄断，认为至少应该允许市场主体平等地进入该领域，展开公平竞争。
历史河流的主干道，虽有涓涓逆流，却不能阻挡汹涌的大潮：从主张自由放任到强调政府干预，再到崇尚自由市场的复归，主流经济学思想呈现出钟摆状态。纵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政府与市场的排斥与对立贯穿其核心，而且市场化和自由放任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线。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西方主流经济学出现了很多观点不一的学派，但是在这些学派的理论框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二元对立的替代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了历史上的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宏大的视野、超前的眼光审视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鉴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相对完整和系统翔实的论述，所以我们主要基于他们对国家职能和市场调节的论述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观点。
1.国家经济职能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生产力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从而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私有化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随着这种矛盾日益激化，最终经济危机会爆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要推行计划经济，根据社会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制订计划，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国家职能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国家职能具有二重性，国家一方面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管理整个国家的共同事务；另一方面又具有阶级统治职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3]而西方经济学将国家的职能单一化，国家只负责社会管理，将经济职能全部剥离给市场，因此其不能辩证全面地看待国家经济职能。
第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家经济职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家权力，通过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促进和缩短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过程和时间，具体包括构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家暴力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力助推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
第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首先，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国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从14世纪到17世纪末，其更多是索取绝对剩余价值，主要是借助国家政权力量来延长工作日的长度，保护资本吮吸足够数量剩余劳动的权利，故绝对剩余价值必须依靠国家规定来实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为了节制资本家无限制榨取劳动力，国家则通过工厂法对工作日的长度进行了限制。此外，国家还规定了工资率。为了确保利润，把工资强制性地限制在有利于资本家赚钱的范围内，从14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规定了工资的最高界限，但从不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其次，对金融市场的调节。国家发行纸币并强制流通。国家根据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来确定纸币的发行量，国家银行既是发行纸币的银行，也是管理纸币的银行。国家信用为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国家通过发行纸币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还以国债的形式提供信用工具。再次，国家修筑公共工程。公路、铁路、通信等公共工程的修筑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经济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最后，允许合法的垄断。早期的股份制公司，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国家特许垄断公司，其实质上是以公司名义利用国家力量推进对外殖民贸易活动。
2.市场的职能
首先，马克思以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把“商品”作为分析的起点。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马克思提出，市场经济之中商品交换的起源在外部，即“市场经济外生论”，市场经济起源于社会系统各个要素之间而非社会内部。这一观点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其次，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口号。在“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形态中，阶级、实体国家不复存在，“国家”的概念已然消亡，国家职能也随之消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简明地把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联合体”，称它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5]
现在来看，这一部分的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马克思虽然没有对其具体的实现形式给出详细解释，但市场活动的自发性和政府调控的约束性隐含其中；生产和分配是泾渭分明的，不可混淆。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形态的生产和分配时，“国家”虽已不复存在——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来源于此——但国家的管理职能却仍需要通过政府机构实现，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也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失。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具有消灭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特征。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6]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一定质疑，表现为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产生的种种弊端，例如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并将其视为需要革除的弊病；同时他因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对市场经济产生了相对负面的看法，也正因如此，后来才有了为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提供理论支撑的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等同于消除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并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产生于分工和交换经济，从逻辑上讲，是市场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马克思设想和研究未来社会时，并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他无法也不可能对市场经济有系统的理论阐释。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背诵和重复具体结论和词句。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只有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得到发挥。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7]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活动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到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我国在改革实践中不断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道世界性经济学难题，取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认知，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两大关键理解：有机融合与完整性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呈现“马铃薯”状态，一袋马铃薯是由一个一个马铃薯组成的，每个部分是分离的、离散的；[8]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呈现“混凝土”状态，是一种有机融合状态，每个部分无法分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机制的超越。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要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在市场经济一词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一词，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还提出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涉及许多领域。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面，即多种资源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市场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率，发挥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面，如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各部门各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以及涉及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场来调节，更不用说让其起“决定性”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在这些宏观层面的领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国家干预、政府管理、计划调节，以矫正、约束和补充市场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9]
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从来没有否定计划，一再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资源配置的手段都要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可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对于在宏观层面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于为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督、做“守夜人”，政府责无旁贷。
第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要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马克思说过：“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10]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人们自觉安排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它不能等同于传统的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更不是某些人贬称的“命令经济”。“有计划”主要指的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计划，用以从宏观上导向国家资源的配置和国民经济的发展。[11]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习近平曾指出：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12]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不同经济学派，每个学派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均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总体上在对待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上，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市场作用是主旋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完善和逐步走向衰落，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也相应发展，在应对市场调节、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了若干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但是，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崇拜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学者要么弱化政府的作用，倡导西方的“守夜人”理论；要么忽视政府的作用，倡导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基于国情的不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基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我们应当认识到其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和服务的经济学，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2.基本方法遵循
首先，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是研究和看待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前提。习近平指出：“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3]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认清矛盾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完善上层建筑，使其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必须动态地分析矛盾，通过不断改革化解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而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是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本方法。习近平曾深入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领域存在的基本矛盾，认为政府方面“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过细，宏观经济调节还不完善，市场监管问题较多，社会管理亟待加强，公共服务比较薄弱”。[14]他也曾深入分析市场方面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15]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难以形成。
其次，坚持两点论、辩证法，是研究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基础。习近平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6]市场和政府的职能是不同的，深化改革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范围。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需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在保障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使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微观经济主体依据价格机制来决定市场行为；另一方面，要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同时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的职能，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等。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作用促进价格机制有效运行，从而激发市场的活力。辩证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意味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习近平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削弱和淡化政府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政府不是退出、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18]
最后，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研究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关键。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9]因此，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要把政府和市场关系看作一个系统和一个整体，注重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同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20]因此，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过程中应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就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统筹兼顾各个领域的发展。
3.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核心。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21]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出了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道路，创造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良好局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形成了“党、政府、市场”组成的稳定结构。这一种结构被称为经济学的“三维谱系”，它既可以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又可以促使政府发挥主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其中，党的领导是市场和政府发挥作用的政治保证。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我们说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让它起全部作用，我们还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更好发展。
习近平指出：“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新形势下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原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形成工作合力的体制保证。”[2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根本上来说，得益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优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经济发展方向正确，驾驭好经济发展大局，可以避免市场的失灵和政府的失效，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立场。党中央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执政兴国的根本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党也具有超越党派和利益集团约束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和超越，可以使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还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的信息优势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不断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3]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由党和政府的宗旨与性质决定的，该思想能否贯彻好也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我们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时必须把发展经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全面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目标。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2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5]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于我国这一基本国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属于生产力范畴，政府职能的转变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层建筑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经济基础，进而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共同作用，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有利于化解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方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大成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6]习近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27]自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坚定市场化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可以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既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必然之举。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此，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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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里的“马铃薯”借用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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