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 社会交往

在《沟通分析心理治疗》[1]中已经详细概述的社交理论可以归纳如下。

斯皮兹[2]发现，长时间缺乏照看的婴儿，会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最终很容易死于并发疾病。实际上，这意味着情绪剥夺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些观察引发出“刺激——饥饿”的观点。它表明，最重要的刺激形式源自身体的亲密接触。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一结论不难接受。

相关的现象出现在遭受感觉剥夺的成年人身上。在实验中，这样的剥夺可能会引发短暂的精神疾病，至少会引起暂时的精神障碍。过去，人们发现，社交和感觉剥夺对受到长期监禁的个人来说会有类似的影响。事实上，单独监禁是最可怕的惩罚之一，即便是对身体暴力麻木不仁的囚犯也是如此。[3]，[4]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诱导政治顺从的手段。（相反，反对政治顺从的公认的最好武器是社会组织）。[5]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情感和感觉剥夺有可能会导致或加速器官变化。如果脑干的网状活化系统[6]没有得到充分的刺激，神经细胞可能会发生衰退变化，至少是间接发生的。这可能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副作用，但营养不良本身可能是冷漠的产物，就像患消瘦症的婴儿一样。因此，这里形成了一条生物链，情感和感觉剥夺，通过冷漠，导致衰退变化乃至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刺激——饥饿和食物——饥饿，对人体器官的生存有着同样的关系。

事实上，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心理和社交上，刺激——饥饿在许多方面都与对食物的渴望十分相似。类似营养不良、饱食、美食家、贪吃者、挑剔者、苦行僧、烹饪艺术和好厨师等术语，很容易从营养领域转移到感觉领域。过饱与过度刺激有相似之处。在这两个领域里，通常情况下，在供应充足、菜品丰富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个人爱好的影响。一些爱好或许与体质有关，但和本文的问题毫无关系。

社会精神病学家关心的是，婴儿在正常成长过程中与母亲分离后会发生什么。已有的说法可以用“俗语”[7]来概括：“如果得不到抚摸，你的脊髓就会萎缩。”因此，母子亲密关系结束以后，个体的余生将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他的命运和生存将摇摆不定。一方面，社会、心理和生物的力量，阻碍了个体像婴儿一样继续享受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另一方面，他会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妥协。他学会了用更加微妙的甚至是象征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直到达到最低的目标，虽然他对身体接触的渴望可能会有增无减。

这个妥协的过程可以用不同的概念来称呼，如“升华”。但是不管它叫什么，其结果是，婴儿时期的刺激——饥饿部分地转化为所谓的认同——饥饿。随着妥协复杂性的增加，个体的认同需求越来越个性化。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社会交往的丰富多彩，并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一名电影演员每周可能需要数以百计的匿名粉丝和同质粉丝的安抚，以保持他的热情；而一位科学家每年只需要得到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师的安抚，便可以保持身心健康。

“安抚”可以概括为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实际上，它可以有多种形式。有人会真的抚摸一个婴儿，有人会拥抱或轻拍他，也有人会半开玩笑地捏捏他或用指尖弹他。这些都和谈话有相似之处。所以，听一个人说话，似乎就可以推测出他会如何对待一个婴儿。将含义引申开来，安抚，通俗地讲，是指任何一种承认他人存在的行为。因此，安抚可以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单位。相互安抚构成了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交往的单位。

就游戏理论而言，这里的原理是，无论何种社会交往，都比没有社会交往更具有生物学上的优势。这一点已被S. 莱文[8]著名的老鼠实验所证实。实验发现，通过交往，不仅老鼠的身体、精神和情感得以发展，而且，其大脑的生物化学过程，甚至其对白血病的抵抗力，都受到了直面的影响。这些实验的一大显著特点是，轻轻的安抚和痛苦的电击对促进动物健康同样有效。

上述理论的验证，使我们满怀信心地进入下一部分。

2. 时间结构

假设对婴儿的安抚及其在成人身上的象征——认同均具有生存价值，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从日常情况来看，无论是西方人一句简单的“哈啰”，还是东方人连续数小时的寒暄，人们在相互问候之后，又会做什么呢？在刺激——饥饿和认知——饥饿之后，又出现了结构——饥饿。青少年常问的问题是：“之后你跟她（他）说了什么？”除了青少年，在许多人眼里，没有什么比“社交中断”更令人尴尬的了。在这段沉默、松散的时间里，在场的人想不出比“今晚的墙壁是垂直的”更有趣的话题来。人类的永恒问题是如何安排醒着的时间。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社会生活，其目的就是提供相互支持。

时间结构的操作要素可以称为程序化，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物质、社会和个人。安排时间最常见、最方便、最舒适、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制定一个方案，处理外部现实中的物质，即通常所说的“工作”。这样的方案在技术上称为“活动”。“工作”一词不太合适，因为社会精神病学的一般理论必须认识到，社会交往也是一种“工作形式”。

“物质程序化”发生在处理外部现实时遇到的变迁。只有当这些活动为安抚、认同和其他更加复杂的社交形式提供母体时才有意义。“物质规划”本质上不是社交问题，而是数据处理问题。建造一艘船需要一系列的测量和可行性评估。为了使造船工作顺利进行，任何社会交往都必须处于次要地位。

“社交程序化”导致传统仪式或半仪式地交流，其基本准则是“入乡随俗”，俗称“礼貌”。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在教给孩子正确的礼仪，这意味着孩子们知道问候、饮食、排泄、求爱和哀悼的恰当仪式，懂得如何收放自如地与他人对话。收放自如体现的是机智和敏锐，其中一些做法具有普遍性，另一些则带有地方色彩。根据某些地方的传统习俗，吃饭时打嗝或问候别人的妻子，有的是可以的，有的则是禁止的。事实上，在这些特定的互动之中存在着高度的反向关联。一般而言，在吃饭时可以打嗝的地方，问候女眷是不明智的；而在可以问候女眷的地方，吃饭时打嗝则是不明智的。通常，正式的仪式先于半仪式性的话题谈话，后者可以称为“消遣”。

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多的“个体程序化”产生了，各种“事件”也随之而至。从表面上看，这些事件都是偶然发生的，有关各方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都遵循着某些明确的模式，分门别类，而且，这一序列受到潜在规则和规定的约束。根据霍伊尔的理论，只要友好的行为或敌对的行为存在，这些规定就一直潜伏着。但是，如果有人做出非法举动，引起象征性的、口头上的或法律上的“犯规”，这些规定就会显现出来。与消遣相比，这些序列更多的是基于个体规划，而不是社交规划，可以称之为“游戏”。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以及各种组织生活，可能基于同一游戏的变化，且年复一年地继续着。

说大部分社交活动包含着游戏，并不意味着游戏很有趣，或有关各方很不严肃。

消遣和游戏是现实生活中亲密关系的替代品。正因如此，它们可能被视为初步接触，而非最终结合。这就是它们带有明显游戏特征的原因。当个体规划（通常是本能）变得异常激烈，亲密关系也就开始了，社会模式和内部限制与动机开始让路。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完全满足刺激——饥饿、认同——饥饿和结构——饥饿模式的答案。其原型是爱的浸渍行为。

结构——饥饿和刺激——饥饿具有相同的生存意义。刺激——饥饿和认同——饥饿表明，有必要避免感官和情感的缺乏。结构——饥饿表明，有必要避免无聊，而克尔凯郭尔[9]就曾指出松散时间带来的弊端。如果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太长，无聊就会变成情感缺乏的同义词，并会带来相应的后果。

孤独的个体可以通过活动和幻想两种方式来安排时间。有的人，即便待在人堆里，也会感到孤独。这一点，每个教师都知道。作为由两人或多人组成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有多种方法来安排时间。按照复杂程度，分别为：①仪式；②消遣；③游戏；④亲密关系；⑤活动等，共同构成它们的母体。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希望，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尽可能得到满足。个体越容易接近，就越容易得到满足，且其社交行为的大部分规划都是自动的。由于某些“满意”（如“自我破坏”）是在规划下获得的，因此，很难用一般意义上的“满意”来理解，最好用一些非约束性的术语来代替，如“获得”或“获益”等。

社会交往的获益围绕着身体和精神的平衡展开。它们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缓解紧张；②避免有害情况；③获得安抚；④维持平衡。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对上述几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讨论。用社会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表述，分别为：①基本的内在获益；②基本的外在获益；③次级获益；④现实获益。前三项与弗洛伊德描述的“疾病获益”相对应，分别是内在妄想症获益、外在妄想症获益和有害获益。[10]经验表明，从获益（而非防御）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交往，更实用，更有启发性。首先，最好的防御是没有任何社会交往；其次，“防御”只包含前两类的部分获益；其余的获益，连同第三类和第四类获益，都被这种观点忽略了。

最令人满意的社交形式是游戏和亲密关系，不管它们是否包含在活动序列当中。至于重要的社会交往，最常见的形式是游戏，这也是我们在此重点关注的话题。与时间结构有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作者撰写的群体动力学著作。[11]

注释：

[1] Berne, E. Transactional Analysis in Psychotherapy. Evergreen, 1961.

[2] Spitz, R. “Hospitalism:Genesis of Psychiatric Conditions in Early Childhood”,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53–74, 1945.

[3] Belbenoit, Rene. Dry Guillotine. Cape. 1938.

[4] Seaton, G. J. Scars on my Passport. Hutchinson, 1951.

[5] Kinkead, E. Why They Collaborated. Longmans, 1960.

[6] French, J. D. The Reticular Form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196:54–60, May 1957.

[7] The“colloquialisms”used are those evolved in the course of time at the San Francisco Social Psychiatry Seminars.

[8] Levine, S. “Stimulation in Infancy”. Scientific American, 202:80–86, May 1960. Levine, S. Infantile Experience and Resistance to Physiological Stress. Science, 126:405, 30 August 1957.

[9] Kierkegaard, S. A Kierkegaard Anthology（ed. R. Bret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22ff.

[10] Freud, S. General Remarks on Hysterical Attacks. Standard Edn, n. Hogarth Press, London, 1955. Freud, S.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ibid. , VI, 1953.

[11] Berne, E.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Pitman Medical,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