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地理是历史的舞台还是“剧中主角”？

从发生论看，人是自然地理环境之一部分。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与动植物的化育生死无有不同，人类智力发展使其具备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秀超群生而有文化和文化景观建设，并能持续地书写历史生活。

那么人类与自然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人类历史其实是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史。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地理景观，而又被自己创造的地理景观重塑（如村落、城市、道路、桥梁、宫观等），层累地完成文明的绵延与发展。所谓“层累”就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迭代更新。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早期阶段受地理环境影响最大，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达。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以描述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增强，西方便产生或然论、人定胜天等思想。但中国文明自始至终主张天人和谐，不以相互征服为目的。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1901)第四节“地势”中说：“凡此诸端，无不一一与地理有极要之关系。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说：“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如肉体与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他对于历史的真知灼见可谓深透，两者结合，才成文明与历史，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

现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强，上天入地，巡游太空，探幽察微，便妄想与自然平起平坐，甚至产生人定胜天的雄心与壮志。可人类至今的种种施为，仍无非改造自然、适应自然，如高速公路、机场、水力发电站，皆在平复和缩短地理差距，改造和利用自然，只是技术先进、人类的能力提高而已。这种提高又反身影响地理环境之变（如全球变暖），更让人类担忧自己的可持续生存（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签署），念起自律以调控环境恶化的“经言咒语”。因此，人类仍未摆脱自然之性，仍在地理环境的牢笼里跳舞。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以及实践理性可部分地“平复”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对人类历史影响，但这种平复能力即是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的体现。如人类制造化肥、培育良种、精耕细作、整治水土，尽可能做到“旱涝保收”，可部分地平复气候剧变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或通过国际救助体系调剂余缺，平复因气候剧变而导致的地缘冲突，从而改变历史进程。

我们不能仅仅将“地理环境”视为“舞台、基础”，而应视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主角演员”，决定着历史走向与历史戏剧情节的书写和演绎。例如，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往西域征伐大宛，首次出征未果（前104），原因之一就在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变化，如沿途黄沙漫漫，飞蝗肆虐，农作物歉收，汉朝兵马无食，饥饿疾病交加，到达前线，战力大损，不得不回撤敦煌。历史分析中，史学家们往往记载人类自身的施为、宫廷的钩心斗角，而忽略了自然地理环境的“主角”身份，以致因果关系不清晰，找不到历史进程的终极操纵者！

我们由“地理是历史的舞台”之说的译入、再认识可看出学界对地理与历史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1934年《禹贡半月刊》发刊词有言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经考证，该文大概出自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之手。但“地理是历史舞台”思想却是当时民国学界的共识，如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在其名著《西周地理考》中论曰：“自人文地理之学兴，然后地理与文化之关系，始可得而解。世人始知各民族文化之特点，往往有地理上之原因。盖地理为历史之舞台，两者关系之密切，固非不明地学者所得而知也。泰西治地理沿革者，以地证史，以史论地，其相互关系，粲然大明。窃思吾国古代地理，前人所论者不过地名之考证，而犹聚讼纷纭，得失参半，至于史地关系，犹未之及。周初地名，争论尤多，时贤所论，亦多待商，爰考其地望，论其形势，究其与历史发展之关系，以说明周初文化之背景，而为古地学辟一新径焉。”可见其思想方法是从历史记载推断古代地理环境，再由地理环境反演历史进程。经考，齐先生之说盖源自“泰西治地理沿革者”乔治(H.B.George,1838—1910)的《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一书。

“地理为历史舞台”说的源头在西方史学、地学，是西方“地理是历史舞台说”的舶来品。早在1930年10月，张其昀就译介了法国地理学家白菱汉（Jean Brunhes,1869—1930，今通行译作“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商务印书馆印行），辗转为顾颉刚所知而又较“地理是历史舞台”有新识——地理与历史的关系远较舞台说更复杂(1936)，只是此时距《禹贡半月刊》出刊已2年了。

而“舞台”一词最早发端于1903年的日本，随着一批新名词从日本译入而流行。早在1903年，汤调鼎作文《论中国当兴地理教育》云：

我尝闻厉支泰庐之言曰：“地理为历史之舞台，历史为地理之活动物。”又曰：“地球与居民有最重之交涉，彼此影响，相为倚伏。”地理之关系亦重矣。虽然，闻之吾国读书士流，学校科目，则地理之位置，乃退缩于各科学之下，亦不过可有可无之一物耳。此时，清政府刚刚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壬寅学制），规定将地理教育纳入各级学堂。1903年，近代地理学的先驱张相文参考日文著作，结合所教，出版《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此是西方地理学思想经日本加工辗转传入中国的路径。

此后，西方学界的地理舞台说又被直接译介到中国，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以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旨趣。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身在美国时，1933年3月与张其昀通信说：“地理与历史可分为姊妹科学，其相辅相成之处甚多。通一时代之史而不明其地理环境，犹演戏而无配景，乌乎可？”看来，他还是将地理视为“配景”而非“主角”。后来，张荫麟在探讨历史哲学中的“文化变迁之因果律”问题时又指出：

“在文化范围外，而与文化有密切之关系者，厥惟地理环境与个人材质。二者均尝为解释文化变迁者所侧重。然地理环境中，若地形土质，自有历史以来，并无显著之变迁；其有显著之变迁，可与文化上之变迁相提并论者，只有气候？以气候解释文化变迁之学说，可称气候史观。”

当然，还有其他历史学家提出类似的看法，如本土历史学家蔡尚思提出“戏场与剧具”的观点，不出“地理是历史舞台”之说。后来，此等看法受到挑战。1960年，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如何研究历史地理”的讲演中说：“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

钱穆先生可谓抓住了“地理与历史”关系的奥妙。地理最大的特点是“区域差异”，或者“地区差别”，人类在这些存有差别的地理环境生存而有不同的文化（或曰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人群空间权益，人与地理空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须臾难离。当地理环境变化，则生活在其上的人群亦要变，引起历史变化。若前张荫麟先生说“地形、地貌不变”，就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的舞台，可事实是，地形、地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积日累月而有沧海桑田。例如，梁惠王迁都大梁，开通鸿沟，黄河冲积平原才有袅袅人烟，大梁被立为都城。隋唐时，因北方仰赖南方衣食襄助，大运河枢纽地位日彰，汴梁得以崛起；五代十国时，汴梁为割据政权的都城，北宋因势建都于此，长达160余年；后因黄河改道南流，摧毁流经开封的运河体系，它才失去政治中心地位。这些是地理环境变迁对人类历史影响的明显证据。更明显的证据是：地理面貌未动，因气候冷暖交替，北方游牧民族为生存而南侵，与中原农耕民族爆发激烈冲突，甚至引发王朝兴替。再如晚清骤变，其一，世界地理格局大变，中国脱离“中央”进入“万国”。其二，自1820年气候转冷，至1910年降到最低点，1911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改天换地。大约在1820年，中国人口到达高点，人的吃饭问题格外突出。天灾叠加人祸，再有洋夷外患侵略，清朝难支而塌落。地理舞台变了，历史当然也随之变！

黄仁宇所著《中国大历史》，其前三章（西安与黄土地带，亚圣与始皇，土壤、风向与雨量）围绕地理环境展开。他说：“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气候，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既然是“重要功臣”，就是“历史演员”，虽然其作用潜移默化，也不能仅仅视为“历史舞台”，降格为“历史背景”。

就地理与历史之关系，现代史学家宁可有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认为：“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环境似乎就是人类活动的背景，起着类似舞台、布景乃至道具的作用。但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或者说，通过对自然物质的调整、控制和改造，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地理环境不单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沉默背景和消极的旁观者，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参与者，是这种活动的对象和材料。地理环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它自身也在与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中不断改变面貌。自有人类以来，地理环境因自然本身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一般来说是缓慢的，而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下引起的变化，却随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而不断扩大和加深。因此，作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的地理环境主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从舞台、背景，进化到“参与者”“历史范畴”，显然是认识的一大进步。但认为人类社会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缓慢，而在与人交互的过程中变化显著，旨在扩大人类社会的能动性，似乎与史不合。例如，按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年平均气温上下变化2℃以内，就是盛世和衰乱世的分野，甚至引起族群攻杀、民变纷起，王朝更替。研究证实，平均温度降低1℃，相当于中国各种气候带向南推移200～300千米；降水减少100毫米，则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千米。气候带的200千米与农区向南退缩的差距，其实是农区活动的韧性，或者说人类活动对自然抵御能力的展现（文明的尺度）。温度的微小变化其实是人类历史惊心动魄的变化。例如元明之际，全球气候持续性变冷（小冰河期），持续九次气温下降和天灾降临，将社会生机与活力榨取干净，陷社会于深渊，元朝因以亡，明末，纵然崇祯帝力图重振，无奈气候严重恶化，瘟疫随之而行，神仙也无回天之力，明覆清兴，改朝换代。一个微小事件就有可能导致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地理与历史关系问题上，西方倾向于“二分法”，认为地理与历史不过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元素。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又名《法意》），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命题，并以此建立其自然法为基础的法律思想体系，即以地理环境的运行规律和人的自然之性为轨则立法。黑格尔《自然哲学原理》受其影响专列一章，论述“历史的地理基础”，将“地理”视为人类历史演进的“基础”。不论是“决定”还是“基础”，都是事实上的“二元论”，源于西方思想的“地理是历史舞台”之说也有二元论的思维——人类历史是独立于自然地理历史而单独书写的（这符合西方的分析哲学）。历史地看，地理并非舞台，而是“历史主角”，是参与历史的重要演员，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过程及其书写。

（二）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地理还是从地理的角度释读历史？

为寻求历史事件的因果解释，从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变化角度出发，确认或者修正历史过程，早就是研究的热点。由于地理学者掌握地理思想与方法，历史学者掌握历史分析思想与方法，两者在此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例如，竺可桢先生早在1925年就于《东方杂志》发表“中国历史气候之变迁”，又在《国风》发表同名文章(1933)，揭开我国历史与地理互动认识的篇章。他将历史记录、科学研究结论（如冰川测年与判断气温波动）和历史演进结合，形成对历史的新解释。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采用多样的测年技术探索古代遗存的绝对年代，判定古文明发生时间，是历史研究的有力工具。环境考古揭示文明起源期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化关系的更多可能性和多样性。再如，2022年8月，中国专家张健平等在《科学通报》(Science Bulletin)发文：“Crossing of the Hu line by Neolithic population in response to seesaw precipitation changes in China”，研究胡焕庸线被突破的可能性——该文以4883个中国考古遗址的碳-14数据为基础，排除大误差样品、通过卡方检验减少人为采样偏差，通过对2万年以来碳-14数据概率密度的时间分布、核密度和数据平均中心的空间分布分析，发现全新世（约1万年前开始）以来，我国西部降水增加，都促进了人类活动密度和强度中心向西移动，特别是在距今约5200年、3800年和2800年，出现了三次人类活动强度中心突破胡焕庸线向西发展的事件：河南偃师河洛古国遗址距今53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3900～4300年，相当于尧舜禹时代；距今2800年的是西周，恰好是周穆王时代，这反映了气候变化对史前人口分布的深远影响，表明人类活动历史与地理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在总结大量学术思想与成果的基础上，潘玉君、武友德先生提出建立“地理历史学”，并尝试从地理角度解释阐述中国古典文明的诞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冲突和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等4个问题。地理历史学主要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的集团的存在和发展的作用，包括稳定的或者变化的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求阐明人类集团历史行为与地理环境的内在联系或统一性，以揭示客观存在的“地理—历史”规律。

地理历史学，重点是通过地理环境变迁研究发现历史材料，对比历史记录，形成对历史的新解读，当这些成果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则更使古代地理面貌清晰，反身解释历史，则更有说服力。正因为这种彼此依存的关系，地理历史学还未有真正发展，因为它在地理科学的轨道上运行，历史解释只是其副产品。

（三）何以称历史的地理密码？

有历史学家说，一切史都是当代史，即书写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记录和解读历史，因此难免失真。基于此，现代人抛开历史文本，通过考古方法直接追寻源头以寻求真相，检验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地理学则通过重建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以判断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活，进而认识历史真相，不断发现历史秘密。至今学术界已获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需要向大众传播。本书之所以用“地理密码”替代“地理是历史舞台”观念，旨在强调地理在历史演进中的“参与者、主角”作用，揭示地理因素对历史演进的“秘密”作用力和当下依然衔接拓展的空间张力。具体而言，它有如下含义。

第一，地理空间探索与发现豁然打开新空间，揭开地理密码，先民们积极开拓，书写气势磅礴的历史。例如，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获得丰富的西域地理知识，为汉朝开拓西域、西南夷做出巨大贡献（见《史记·大宛列传》）；唐蒙出使南越，从“枸酱”中读出夜郎国的地理密码，从而打开西南夷的广阔天空（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第二，区域不平衡发展引起天下政治格局动荡，导致历史进程大变。例如，秦国偏居关中盆地一隅，久与戎狄杂处，却终能统一天下，原因是秦国因若干地理工程（如巴蜀都江堰、关中郑国渠）发挥效能得以富国强兵，积累巨大的社会财富。再如，春秋时楚国强大，灭国无数，称霸一方，令尹孙叔敖规划建设的“芍陂蓄水灌溉”工程贡献至伟。

第三，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累积性的资源配置失衡决定历史走向。例如，契丹之辽，在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不断向南推进，以致大后方空虚，长期得不到有效经营和管控。女真人乞颜部得到在三江平原迅速崛起的机会，建立金，反手攻灭辽国，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女真之金又不断向南迁徙，在元人的逼仄下，不思返回故巢，继续南迁建都汴梁（南京），迫近南宋，以致腹背受敌，最终被族灭。

第四，区域差异和地理环境变化而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因差异才形成异质的部落邦国，因差异才有统一之必要，因差异才有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之事业。因为地理环境之变才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向南压、游牧交错地带的刀光剑影和民族融合。中原民族的波浪式南迁，南方发展为经济和人口中心，从而引起地理景观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