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棉花价格对我国棉产业发展的影响

考虑到棉花产业链较长和我国棉纺产业的对外依存度较高，棉花产业链各环节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差异较大等因素的影响，主要采用多元线性模型计量实证模型，在充分控制价格之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棉花价格波动对上下游产业的影响。

（一）对棉花生产的影响

1.棉花价格影响棉花生产供应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民适应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在逐步增强，同时考虑到棉花价格本身，商品化程度高，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较大，与其他粮食作物相比，其价格的波动性比较大，故采用更加符合现实的Mark Nerlove（1956）分析框架来测算我国的棉花供给与棉花价格弹性。[4]本文利用1990～2011年数据，以1999年我国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为界，对1990～2000和2000～2012年的数据分别进行了回归拟合，回归结果显示，1990～2000年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之前，我国棉花种植、销售体系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棉农的行为方式不符合Nerlove模型基本前提假设：棉农对价格变化的适应性预期和棉花种植面积的局部调整性。根据2000～2012年回归结果，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当期的棉花供给量同上一期的棉花供给量和棉花价格为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证实了Nerlove模型的基本假设，即棉农的植棉决策是建立在多期价格变动规律和对自己的价格预期和调整基础之上。

第二，回归结果显示我国棉花供给的价格弹性为0.79，即当期的棉花价格上升1%，下一期的棉花供给量会上升约0.8%。

第三，棉花供给量的变动同棉花成本的变动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棉农在做决策时，不仅考虑上期的棉花价格和多期棉花价格，而且综合考虑种植成本和收益的变动。这基本符合棉农种植决策习惯。回归结果显示，棉花供给的成本弹性为-0.757，即当期的棉花种植成本上升1%，棉花产量会下降约0.76%。同棉花供给价格弹性相比来看，两者弹性绝对值大小相当，可见，近年来我国棉花种植成本上升较快是造成当前我国棉花种植面积出现下滑的重要原因。

2.目前棉花价格能基本到保证棉花种植面积和棉花产量，但短期种植面积仍将继续减少

2010年以来，在国际棉花价格大跌的背景下，国家临时收储制度的及时出台和实施，有效地保证了我国棉花价格的稳定运行。2010～2012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下滑的趋势得到缓解，且我国的棉花产量稳步增加。其中，对新疆地区而言，其地理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棉花种植面积和棉花产量均在稳步增加，且产量和种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分别由2010年的30.12%和41.59%上升到2012年的34.41%和45.49%。然而，临时收储价格的实施并没有扭转内地省份棉花种植面积长期下降的趋势，但如果考虑国际棉花价格的持续走低，内地省份的棉花种植面积下降幅度明显得到缓解（见表1-4）。以内地植棉大省山东为例，2012年山东省的棉花种植面积为1034.8万亩，较2011年的1128.9万亩减少94.1万亩，同比减少8.3%；棉花总产量为69.84万吨，较2011年78.5万吨减少8.7万吨，同比减少11%。[5]

尽管我国制定的临时收储价格远高于国际棉花价格水平，但考虑到短期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我国的植棉成本利润率仍然较低，短期内我国的棉花种植面积仍将呈现下滑态势。据农业部门的一项统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当种植棉花的利润率低于30%时，棉农的种植意愿趋于下降，棉花种植面积将会下降，而当棉花的种植利润率高于30%时，棉农的种植意愿才会上升（见图1-9）。据相关部门测算，2011年全国植棉成本利润率只有12.84%，而2012年国家收储价格较2011年只提高3%，2012年人工成本和物化成本的上涨幅度远高于此比例，据此可知，2012年棉农的植棉成本利润率将会更低。如果2013年度国家的收储价格保持此水平或者小幅提升的话，可以预见2013年度的棉花种植面积仍将继续走低。

3.同粮食价格相比，棉花种植的比较效益仍然偏低

目前，尽管受到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的支持，我国的棉花价格保持在高位运行，但同种植粮食作物相比，种植棉花的比较效益仍然较低。从利润水平来看，尽管棉花亩均利润额较大，但考虑到较高的种植成本和用工日相比，每工日的利润水平仍低于小麦的每工日利润水平。以小麦为例，棉花的工时较多，每亩工时达到20个工日，而小麦的工日仅为5.5工日，棉花工日是小麦的近4倍。同时，小麦等其他粮食作物的季节性更强，而棉花的作物的田间管理更为复杂和耗时更长，种植棉花的机会成本显得更加巨大，棉农的比较效益更低。

一般而言，棉粮比价是衡量棉花和粮食比较效益的重要指标。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棉花和粮食的比价基本维持在8∶1左右。但考虑到近年小麦和棉花种植成本结构和单产的变动情况，这一比例应适度提高。若保证棉花和小麦每亩的比较效益相同，按照每工日利润相同的原则测算，棉花和小麦的价格比约10∶1[6]（见表1-5）。

（二）对我国纺织行业的影响

1.我国纺织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指数，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根据该理论如果一国某一产业的RCA指数大于2.5，则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2.5～1.25之间，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1.25～0.8之间，则认为该国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RCA小于0.8，则表明该国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2000年以来，我国的纺织行业RCA指数一直大于2.5（见表1-6），说明我国的纺织行业在国际贸易中仍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从竞争力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纺织行业的竞争力水平在加入WTO之初，由于我国其他部门产品出口的迅速增加，纺织行业在我国总出口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整个纺织行业的比较优势呈现降低趋势。2005～2011年，我国纺织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

2.国内外棉花价格差价大直接影响纺织业的利润水平

由于1999年之前国内棉花价格不具有市场价格，同时考虑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历史条件的影响和时间序列数据的限制，主要对2001～201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中，相关行业利润总额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国内的棉花价格为328国内棉花价格指数，国外棉花价格为同期CotlookA指数，两者均来自于中国棉花协会网站，且为2001～2012年的自然年度数据，其中CotlookA棉花价格指数根据当年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进行折算得出（见表1-7）。

通过对2001～201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7]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国内外棉花价差和行业利润水平的变动来看，纺织业的利润水平和国内外棉花价差成反比关系，国内外棉价差每增加1元/吨，纺织业的利润减少约628万。一般而言，棉花成本占到纺织企业成本60%～70%，棉花价格成为决定纺织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我国的棉花贸易政策和收储制度的不协调。一方面我国对棉花进口实行进口配额和高关税政策，同时，国家通过无限量收储进一步减少国内棉花市场的棉花流通量，将国内棉花市场价格抬高。另一方面国家按照抬高的国内市场价格销售国家储备棉，从而导致国内、国际市场形成较大的棉花价差。

然而，我国的纺织业产品的进口不受国家配额和关税的限制，国内纺织业会受到国外同类纺织产品的竞争；同时，我国的纺织品出口依存度较高，国内外棉价差拉大必然导致纺织业成本的增加，国内纺织企业竞争力下降，企业盈利水平降低。

第二，棉花价格和纺织业利润水平为正相关关系，这同对行业企业的调研情况是相吻合的。纺织行业的相关人士均反映，当棉花价格保持稳中上升时，有利于整个行业的生产和运行，这一结果反映在利润层面，则表现为利润水平的增加。从棉花产业本身的运行机制来看，棉花作为全球范围内可以配置的大宗商品，其价格的变动源于需求和供给力量的相对变化，因此，棉花价格的上涨往往意味着下游产品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自然带动相关企业利润水平的提升。

第三，纺织业下游的纺织服装、服饰业利润水平和纺织业利润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纺织服装、服饰业利润水平的增加表明下游需求的增加、国内产业转移和产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这种需求增加和比较优势的发挥必然带动对上游纺织品的需求和纺织业利润水平的上升。

3.我国的棉花贸易呈现无效率运行

由于受到国际棉花价格的持续走低和国内棉花临时收储价格刚性的影响，2012以来国内外棉花价差持续拉大。在巨大的内外价差下，我国的棉花进口量急剧增加，由2011年的336.50万吨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513.50万吨，涨幅达到52.6%（见表1-8）。而同期，我国的棉花耗用量为820万吨，国内棉花产量为684万吨。一般而言，一国的库存消费比同该国的棉花价格呈反比，棉花进口量呈现下降趋势。然而，2012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国内棉价高、库存消费比高、进口量大增的“奇怪”现象。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国内的棉花市场和棉花贸易均处于无效率运行。

4.国内的纺织企业竞争力有所下降

根据现行关税政策，我国的纱线进口量是没有配额和高关税保护的工业制成品。在国内外棉花价差拉大到4000～5000元/吨的背景下，国产纱线价格远远高于进口纱线，尤其是低端纱线品种，以32支纱线为例，我国的棉花价格甚至高于印度纱线的价格。据相关业内人士提供的一组数据，以棉花成本占纺织企业成本的70%，其他成本占30%计算，当前国内棉花价格比国外高30%以上，转化为产品的棉花成本高出国际市场21%，即在同国外企业竞争时，需要企业的其他成本比国际低70%，这对于纺织企业来说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我国处于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阶段而言，这种成本压力更加明显，企业竞争力下降更加明显。2012年我国纺织业利润水平出现明显下滑，同2011年相比，纺织业利润总额同比下滑13.1%，据山东省纺织工业协会的调查显示，当地50%～60%的中小纺织企业出现停产、倒闭。

5.纺织业转型升级步伐受到限制

从短期来看，棉花保护价格可以起到保护棉农的利益，不利于纺织企业的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将降低企业盈利空间，不利于纺织企业资金积累，不利于鼓励向更高的技术水平进行升级改造。在企业收回固定投资成本之后可能减少对纺织行业投入，进而不利于产业本身的转型升级，最终减少纺织行业对于棉花的需求量，降低企业的棉花需求量，这将不利于棉纺织整个产业链的长期发展，并与我国的实施棉花产业战略保护目标和结果相背离。纺织业是棉花的需求者，而当我国的纺纱项目往国外转移，国内的棉花消费量将进一步下降。

从技术层面而言，纺纱织造是纺织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这是其他一切生产环节的基础，是占领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所在。根据对相关企业的调研，部分具有自主品牌的企业正是拥有了自己的核心纺织技术而创造了自己的品牌，提升了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和赚取了更多的附加值。巨大的国内外价差显然是不利于纺织企业对于纺纱织造项目的投资，长远来看必然造成纺织环节的萎缩，核心环节的缺失将影响纱线生产下游的织布、印染等多个环节的转型升级。

（三）对全产业链的影响

1.国内棉花库存消费比急剧上升，收储成本巨大

临时收储制度实施两年来，我国的棉花库存消费比快速上升，由2010年的23%上升到2012年的114%，上升了91个百分点，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为同期全球最高水平。一般而言，一国的棉花库存消费比和棉花价格为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国内棉价远高于国际市场，棉花进口量仍在持续增加，相当于国外库存向国内转移。截至2012年11月份，我国从美国和印度的棉花进口量为138.44万吨和130.49万吨，而同期美国和印度的棉花库存消费比仅分别为34%和31%，远低于我国的库存水平（见表1-9与图1-10）。

我国巨大的棉花收储量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资金压力，收储成本巨大。按照2012年国家收储600万吨、收储价格为20400元/吨、抛储价格约19400元/吨计算，棉花收储总占用资金约为1200亿元，若全部抛出价差损失60亿元左右，加上储备棉存放一年的利息费用支出约65亿元，以及仓库、保管、库存损耗等费用，国家一年需要为此支付130亿元左右。

2.棉花产业上下游脱节、棉花质量下降

由于国家收储、抛储及市场之间的价格差，作为产业链上游的棉花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不再面对下游的棉纺织企业，而是成为了国家储备棉的供应商。而棉纺织企业作为用棉企业，其购棉对象不再是棉花加工和流通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储备棉公司购买棉花。最为典型的是，部分企业原本具有从上游棉花加工到下游棉纺织的完整产业链，但在新的价格形势下，同一企业的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完全脱节运行。

上下游企业之间利益链条断裂，其直接后果是造成相互之间的质量、资金等多重利益约束关系消失，造成棉花品级难以保证，甚至在收购、交储过程中存在抬级抬价现象。[8]从长远来看，棉花国内外价差的拉大，将使企业加快进口纱线和化纤对国内纱线和棉花的替代步伐，最终将减少对国内棉花的需求，从而又进一步抑制国内棉花生产。总之，我国棉花价格新形势一定程度使棉产业链的传统经营模式受到新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暴露了带有传统计划经济烙印的调控方式也容易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两难困境。

（四）棉花价格社会的福利影响

1.临时收储制度福利分析模型

如图1-11，图中P2为国家棉花收储价格；P0为无国家收储制度影响的情况下棉花市场的均衡价格[9]；P1为国家棉花放储价格。S为棉花供给曲线，D为棉花需求曲线。

从图1-11可以看出，当国家棉花收储价格定为P2时，对于棉花生产者而言，其增加的生产者剩余为a+b+c+d+e的区域；假定国家以P1的价格放出储备棉，则纺织企业的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为d+e。如果只考虑棉花生产者的剩余和棉花消费者剩余的变动，则全社会的净福利变动为（a+b+c+d+e）-（d+e）。国家收购储备棉需要承担的成本为（P2-P1）Q1+P2（Q2-Q1）、国家收储和放储过程中的资金占用成本为P1（Q2-Q1）r（r表示利率），库存和损耗等额外成本为G。整个社会的净福利变化为：

ΔZ=（a+b+c+d+e）-（d+e）-（P2-P1）Q1-P2（Q2-Q1）-P2（Q2-Q1）×r-G

当ΔZ＞0时，表明临时收储政策改善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反之，当ΔZ≤0时，表明临时收储政策使得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或未得到改善。

上述分析仅考虑了当期国家支付承担的费用，未考虑未来放出剩余储备棉时国家获得收益，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临时收储制度的运行机制。为了准确分析现行收储制度的福利变动状况，假定未来，国家仍以价格P1作为国家出售储备棉的价格，抛出（Q2-Q1）的现今收储棉花，在此种情形下全社会福利变动Δz*可表示为，

ΔZ*=（a+b+c+d+e）-（d+e）-（P2-P1）Q1-P2（Q2-Q1）+P1（Q2-Q1）-P2（Q2-Q1）×r-G

=（a+b+c+d+e）-（d+e）-（P2-P1）（Q2-Q1）-P2（Q2-Q1）×r-G

我们将Δz*作为评价棉花临时收储制度有效性的指标。当Δz*＞0时，表明临时收储政策所引起的社会总体福利的改善超过了政策支出成本，即从福利改善的角度讲，该政策是有效的；反之，当Δz*≤0时，表明临时收储政策引起的社会总体福利的改善小于或等于政策支出成本，意味着从福利改善的角度讲，该政策是无效的。

2.2012/2013年度棉花临时收储制度社会净收益[10]分析

我国棉花市场涉及收储、放储、进口等多种市场，同时，下游的纱线、服装等面临多种用途，难以获得可靠的数据以对上述福利分析中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做出有效估计。因此，本文在上述福利分析框架下，对当前临时收储制对棉花产业上下游产业的收益和损失进行近似估算。

2012/2013年度，我国的棉花产量为684万吨，国家棉花收储量达到634.2万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司2013年1月份市场月报数据显示，我国2012/2013年度上半年计划放出储备约450万吨，据此抛售计划推算，在9月份2013/2014年度棉花上市之前，全年的抛储量将达到600万吨。2012/2013年度国家棉花收储价格为20400元/吨，抛储价格约为19400元/吨（2013年1月份价格），国内棉花市场价为19400元/吨。根据以往经验，我国国内棉花市场的均衡价格[11]一般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1000～2000元/吨，以国际棉花市场价格为15400元/吨计算，按此推算相应的国内市场均衡价格（按高限计算）约为17400元/吨。

按上述福利计算公式计算，棉农增加的收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向国家交储备获得的收益，另一部分是按照高于正常均衡价格的当前国内市场价格出售部分多获得的收益，两者合计约为196.8亿元，即：

棉农获得收益=按照国家收储价出售多获得的收益+按照现在国内市场价出售多获得的收益

=634万吨×（20400-17400）元/吨+（684-634）万吨×（19400-17400）元/吨

=200.2亿元

纺织企业利益损失包括按照当前市场价格购买（684-634=50）50万吨损失的收益和购买的国家储备棉600万吨的利益损失，即：

纺织企业的利益损失=企业利益损失+国家储备利益损失

=（684-634）万吨×（19400-17400）元/吨+600万吨×（19400-17400）元/吨

=130亿元

2012/2013年度国家棉花收储634万吨，收储价为20400元/吨，抛储价为19400元/吨，若634万吨储备棉全部抛出，则国家承担的价差支出，即：

国家收储和放储的价差支出=国家收储的和放储价差×收储量

=634万吨×（20400-19400）元/吨

=63.4亿元

另外，2012/2013年度国家棉花收储占用资金约为（634万吨×20400元/吨=1293亿元）1293亿元，收储时限为2012年9月份到2013年3月份，考虑到放储和收储均为一个持续收储和放储的过程，因此，保守计算资金占用时间取为6个月。

资金占用支出=占用资金×年利率×时间

=1293亿元×0.05×0.5

=32.3亿元

由于国家进行收储和放储备承担的库存和损耗费用难以根据公开信息加以估计，因此本文不予计算在内，假设库存和损耗支出为0。

国家总计承担的成本=价差损失+资金占用成本+库存和损耗支出

=63.4亿元+32.3亿元

=95.7亿元

综上可得：

社会总收益变动=棉农收益-纺织企业利益损失-国家承担的成本

=200.2亿元-130亿元-95.7亿元

=-15.5亿元

上述结果表明，全社会的净收益为负值，即2012/2013年度棉花临时收储制度，不但未能使社会总福利得到改善，反而造成了社会总福利的下降。此外，如果将临时收储制度运作过程中库存和损耗支出、隐形成本——储备棉花质量的下降和企业承担的额外运输、资金结算成本等一一考虑进来，则其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将会更大。因此，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看，2012/2013年度棉花收储制度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