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少年时:我的求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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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曲

重现的时光远比当初的一切有意味。只有认真生活过的人,才有值得回忆的一生。回忆是另一种生活。没有值得回忆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而美好的,哪怕是痛苦的回忆,则保证了一个人照样活上两辈子。如果回忆变成了一部书,那就是永恒的回忆。

——普鲁斯特

我这一生最值得回忆的第一件事,大约是我出生时震天动地的哭声。那时,恰巧父亲有一个会算命的朋友到家里来,根据生辰八字给我算了一个命,就对父亲说:“这个孩子命大。”

我怎么命大呢?

我小学时羡慕过的第一名是神童熊传诏。他比我高一年级,作文中有一句“行人如织”,得到全校大会表扬。升中学后,国文老师看见他在教室外面玩耍,问他书背熟了没有。他没有背,却说是背熟了,然后临时抱佛脚读了两遍,背书时居然一字不错。他能诗善画,画了一张水边楼台,几只帆船,水中还有楼台倒影,说这是“颠倒画”。他还在画上题了四句诗:“岸柳含烟晓,残月落天高。宦游悲远梦,帆归待涨潮。”这倒过来念是:“晓烟含柳岸,高天落月残。梦远悲游宦,潮涨待归帆。”是一首回文诗,可见他的才思工巧。我的小学、中学同班涂茀生说他:“翩翩少年,仪容俊伟,磊落潇洒,是我们低班小子的楷模偶像。”他在中学毕业之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因为家境困难没有升学,只在中学教书。1957年他不知怎么给打成了“右派”,从此潦倒一生。涂茀生说:“以他的聪明才智,博闻强记,本可能成为陈寅恪型的大学者,但因遭遇时艰,以致落拓坎坷,不能不为他的才智叹息,也为时代叹息!”比起熊传诏来,我真可以算是命大的了。

我考取第二中学后,在初一时,羡慕过熊传诏的同班,跑百米、二百米的第一名涂曰谦。记得四百米决赛时,一马当先的是高人一头的程应镠,涂曰谦只跑第二,使我大失所望;不料到最后五十米时,涂曰谦大力冲刺,居然超过了程应镠,使我又惊又喜,仿佛自己成了“起跑虽居第二位,成绩须达最高峰”的英雄似的。那时我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上涂曰谦一样的有“二中”字样的运动背心和米黄色的方格短裤。但我年纪太小,个子太低,做运动员的梦想很难实现。刚好那时大表姐从美国寄来了奥运会的邮票,票面上有一个体型完美的铁饼运动员,于是我就移情于邮票了。当时一同集邮的涂茀生写了一首咏邮票的诗:

玲珑艳丽小华笺,入眼缤纷别有天。

百代英雄齐入彀,五洲动植竞争妍。

四方戚友传鱼雁,万国风光等闲廛。

史迹新闻留纪念,怡情益智乐陶然。

这样,我就从追求阳刚之美转向柔和之美了。对茀生说来,集邮是怡情益智的好事,所以初中毕业时,他的考试成绩很好,免考升入高中。对我而言,集邮却成了玩物丧志、冥思幻游的乐趣,结果学习成绩平平,需要重考才能升入高中。

到了高一,熊一奇老师讲几何学。熊老师讲得形象生动,活灵活现;涂茀生听得印象深刻,考试分数全班最高;我却听得神游“九度空间”,结果考不及格,几乎升不了班。高一下学期去西山受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多半被迫参加国民党复兴社,我却因为成绩平平,反倒免了此难,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了。西山归来之后,茀生填了一首《如梦令》词:

三月韶光空溜,皮为骄阳炙皱。

操罢倦归来,苦汗侵衣欲透。

胡闹,胡闹!父母惊余黑瘦。

但是他对国民党反感,后来被打成“右派”,真是左右不讨好了。

我的学习成绩不如涂茀生,更不如熊传诏,却比熊晚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那年日本侵略华北,占领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清华和北大、南开一同迁到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从沦陷区到大后方来的学生,不但不交学费,还由国家发给贷金,交付每月膳费。就这样,我的家境虽然不比熊家好多少,却到昆明升入了联大。大学一年级时,我和后来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同班上英文,又在“文化昆仑”钱锺书教授班上听课。我从杨振宁那里学到的,是在同中见异的敏锐目光,从现象出发建立理论的过硬本领,用简明公式表达思想的精确方法。在钱先生那里看到的,是见人所不能见的慧眼,说人所说不出的妙语,过目不忘,打通古今中外的才智。杨振宁的治学方法虽然可以学到,但他取得的突出成绩,却是难以企及的。钱先生的业绩也许可以追踪,但他那过人的智慧,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追随钱先生之后,去了英法两国,学了两种语言,本来以为回国之后,可以尽其所能,得其所值,不料那时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而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可适用于男子,于是有德便成了无才的保护伞,有才却成了无德的同义词。其实,所谓的“德”只是唯唯诺诺,上面说一,下面决不说二,不敢说真话,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已。知识分子经过小会批判、大会斗争,头上棱角早已磨光,尾巴不再翘起,这样日积月累,习惯成了自然,只会唯命是听,不说半个“不”字,甚至连是非对错观念都没有了。这样难得糊涂也好,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等到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又可东山再起。不料有德无才之士,哪里容得下真才实学,就说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谁也不许出人头地。于是武大郎一直坐天下,不许人比他高。当“翻译腔”和分行散文在外文界盛行的时候,钱先生第一个说我以诗译诗,好比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杨振宁更为我的回忆录写了英文序言,说我译诗用韵,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了“诗译英法唯一人”。说是命大,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