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

如今，“神经典型”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正常”一词。神经典型者通常用来描述在可预知的时间内按照可预测的方式稳定发展的人群。但是，我有意回避这个术语，因为定义什么是神经典型就像询问狗的平均体型大小一样毫无意义。什么是典型呢？吉娃娃还是大丹犬？一个看上去有点“极客”[2]或者木讷的孩子什么时候会被认定患有孤独症？注意力不集中什么时候会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或者什么时候喜怒无常会变成躁郁症？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连续的特征。

最近，出现在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中的物理学家谢尔顿·库珀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单调的科学家的刻板印象。谢尔顿的说话方式是使用一连串不加修饰的句子，他处理感情时犹如抹刀一般。不过，与他的怪胎室友相比，他的智商完全可以拯救地球。他们都很聪明，但他又在一帮聪明人中鹤立鸡群。在这部电视作品中，谢尔顿的典型特征被用来制造喜剧效果。事实上，现实生活却并非如此。数学天才往往是被同伴欺负或孤立的对象。只有当这些“怪胎”成为出色的编程员、数学家、企业家和火箭科学家时，我们才会欣赏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埃隆·马斯克就曾经在学校里备受欺凌。在一群恶霸学生将他推下楼梯后，他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他自学编程，并在12岁那年以500美元的价格售出了自己的第一款电子游戏。根据他的传记作者阿什莉·万斯（Ashlee Vance）的说法，马斯克将学校图书馆和当地图书馆里的所有书都读完了，接着又翻阅了两套百科全书。他过目不忘的本领和乐于分享的性格并没有为他赢得朋友或影响力。相反，他在别人眼中只不过是个“百事通”。可以说，马斯克非常优秀。不久前，他在参加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时透露自己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

我也是一个别人眼中的“怪胎”，在中学时常被人欺负。直到开始参与建筑项目，我才找到了自己的同类。与我共事的工程师和焊工都是和我一样的视觉思维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合作愉快且相处融洽，因为我们在使用同一种语言。在那样的一个舞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技能，而非我们的外表、背景、大学教育等其他东西。他们一旦看到了我的作品，我是否“古怪”就不再重要了。

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因绘制蓝图精准而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大家对我的工作赞叹不已，但我没有上过一节绘图课。有些人觉得我在这方面天赋了得。不过，对我来说，所谓天才是指那些能够创作出一段音乐、背诵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长篇文章或看一次就记住数学序列的人。（在有关天才与神经多样性的章节中，我会对此多加讨论。）弄清楚如何起草蓝图曾花费我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仔细观察了一位同事起草蓝图的过程，而后再逐一复制，细致到他使用的是哪种铅笔、哪种铜版纸。草图出炉后，我会带着它来到工厂，走过工厂的每一寸土地，将图纸上的每一条线与工厂里的实物一一对应。现在回头看，我的工作方式表现出了一种纯粹的视觉思维。除非我将图纸与实物联系起来，否则我将无法理解蓝图。

当我踏进泥泞的牛栏，手里拿着的蓝图在微风中轻轻飘动时，养牛场的人又一次觉得我就是个疯子。但是，唯有如此，我才能将工厂平面图上的抽象图形与养牛场的结构特征联系起来，譬如将正方形与支撑柱联系起来。或许，空间可视化者通过阅读蓝图就能够实现思维的直接飞跃。可是，对我来说，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在脑海中完成视觉模拟，从而准确地绘制出最终的效果图。这个过程就好像是我把脑海中的图形画到了草稿纸上一样。

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和这个世界上的“谢尔顿们”一起工作。他们才华横溢，却也因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备受排挤。我之前有位同事，“社恐”且没有大学学位。如果他出生在现在，一定会被诊断为孤独症患者。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开发了20项专利，拥有一家自己的五金店，并为客户研发和定制设备。他做事时头脑清晰，胸有成竹。我还曾和一个有阅读障碍且口吃的人一起工作过。他后来将自己研发的专利设备销往了世界各地。我有时忍不住会想，如果他是在今天的教育体系中长大的，他又会经历些什么呢？毕竟他成功的职业生涯最早源于当时学校里的焊接课。我还和一些可以自动将二维图片转变成三维结构的人一起工作过。他们就像是电影《钢铁侠》中的托尼·斯塔克，当触摸车库车间的屏幕时，他们的脑海中会自然地浮现出三维画面。

韩国庆熙大学的赵智英（Ji Young Cho）和辛辛那提大学的徐珠里（Joori Suh）专门研究这些视觉思维技能。她们通过衡量数学视觉空间技能对室内设计项目的影响来评估其作用。学习室内设计的学生会先接受一项评估他们视觉空间技能的相关测试。而后，他们会按要求用废弃的材料设计出一款三维防晒霜。最终的设计作品会交由一个独立小组进行评审。研究发现，在更为抽象的数学视觉空间技能上得分较低的对象可视化者反而会在比赛中轻松获胜。这就说明缺乏抽象的数学视觉空间技能并不会妨碍他们做出好的设计。这一结论完全印证了我在每一家曾经合作过的焊接及建筑公司中所观察到的情况。赵智英和徐珠里的独立研究再次印证了科热夫尼科夫的研究成果。

那么，语言思维者在视觉思维方面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根据科学文献的说法，一些位于视觉-语言思维谱系最远端的语言思维者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图片或表格。在科热夫尼科夫的一篇原创论文中，参与测试的学生们拿到了一幅看上去像是一座山的图形图片。对对象可视化者和空间可视化者来说，山丘压倒性地呈向下运动的趋势。但是，语言思维者丝毫没有提及山丘向下的运动状态，相反，他们的反应很随机。例如，一位受试者表示有一个小女孩在街上推着手推车，而后将手推车停在了那里；另一位受试者则想起了一辆停下来的汽车。最近发表在《人类行为中的计算机》（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上的一篇文章记录了研究人员对视觉思维者和语言思维者进行的一项测试。这项测试要求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者通过文本和图片学习新东西。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的是，眼动追踪表明视觉思维者专注于图片，而语言思维者专注于文字。当语言思维者观看图片时，他们往往只会看到图片四周对获取新信息毫无帮助的区域。

在阅读科热夫尼科夫及其同事奥列夏·布拉任科娃（Olesya Blazhenkova）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时，我遇到了另一个难题。她们的这项研究没有大脑扫描仪、对照组和调查问卷，而是让几组6～8名分别在艺术、科学和人文方面颇有天赋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画出一个未知的星球。这是受试者接收到的唯一要求。研究人员想观察他们的创作是否会反映出不同类型的创造力。学生们的绘画作品会交由对这项研究一无所知的其他专业人士进行评估。

有艺术天赋的学生（对象可视化者）会创作出一个个生动、奇幻的星球。有一幅作品表现的是一个方形的星球，上面绘有从金字塔到企鹅等各种地球上物体的图案。还有一幅作品展现的是一个独特的水晶星球。在另一幅作品上，你会看到一座奇妙的建筑跃然纸上。具有科学家潜质的学生（空间可视化者）则对星球质地有着更加清晰的想象，他们画出来的星球都是圆形且无色的，更像是一种传统的表达。来自人文领域的学生（语言思维者）则普遍缺乏想象力，他们的作品看上去像是斑斑点点的抽象画，但是他们会配上文字。因为他们觉得不应该在纯粹绘画的表现形式中加上文字，所以还对文字进行了涂色处理。（语言思维者通常都会循规蹈矩。）

科热夫尼科夫和布拉任科娃又将她们的工作往前推进了一步。她们想要探究不同类型的思维者在接收到要求后究竟是如何产生想法的。具有艺术和科学天赋的学生在项目一开始就形成了他们的关键创意，不同类型的思想家组成的混合团队也是如此。擅长对象可视化的艺术生讨论的是星球的外观，而擅长空间可视化的理科生会讨论星球的重力、化学物质和生命形态。擅长语言思维的文科生则会对他们画出来的物体进行命名，但无法描述他们的绘制计划。这三种类型学生的创作方式以及他们之后对作品的描述完全符合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三种思维方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