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鲁迅：
“文学革命”实绩的创造者与开拓者

鲁迅（1881—1936）无疑是“五四”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的关键性人物，但他并不像胡适、周作人那样作理论的倡导，他更重视创作的实践。他对自己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有两个很好的总结和概括。一是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二是“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坟·论睁了眼看》），而他自己就是这样的“闯将”。鲁迅正是以其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且可以与之并肩而立、在思想和手法上都全新的现代小说、现代散文（包括杂文），以其辉煌的创作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显示了现代汉语文学语言表达现代中国人思想情感的生命活力、艺术上的高水平与巨大的可能性。这对现代文学在中国这块有着深远文学传统的土地上立足、扎根，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鲁迅也并非完全不关注现代文学的理论建设，他只是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经过细心观察与思考，在运动高潮过去以后，才陆续作出理论的概括，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发表于1927年的《无声的中国》（收《三闲集》）就是这样的力作。文章所揭示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如何继承中、外传统文化，又坚守自身的异质性与独立性——将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

1927

《无声的中国》

历史性的要求：『说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真心的话』

鲁迅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二月十八日

（原载香港报纸，1927年3月23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转载）

延伸思考

文章首先将十年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提出的创造现代文学的基本诉求，概括为这样的话：“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将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不是中国古人或现代外国人的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他人说的话，或他人要自己说的话；说“真心的话”，而不是违心的假话。

人们不难注意到，这些大白话里，包含了深刻的焦虑与隐忧：当年促成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的社会与文学危机，十年后越发严重了。我们依然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问题出在哪里？

除了社会的原因，鲁迅更要追问与讨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内在危机。鲁迅提醒注意，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强大的文化、文学传统：中国古代人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以及外国人创造的世界文化、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既是古代文学的延续，又是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和世界文学、文化必须有所继承，它们都是我们“说自己的话”的不可或缺的资源，拒绝学习与借鉴是愚蠢的。但如果缺乏独立自主性，却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声音。鲁迅警告说，我们“不是学韩，就是学苏”，或者模仿外国某个大师，某个其他什么人，用他们的思维、表达方式做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更不是自己的声音。在鲁迅看来，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危机所在：或者让别人（古人，外国人，或其他什么人）来代表自己，或者用别人（古人，外国人，或其他什么人）的话语来描写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鲁迅说的“被描写”的地位（《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也即被主宰和奴役的地位，整个中国就依然是“无声的中国”。言说的危机首先造成的是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危机，如鲁迅所说，这样的“哑人”最后就成了“枯竭渺小”的“末人”，最终导致民族的危机：一个发不出自己独立的、真的声音的民族，不可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样，鲁迅就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本质性问题：它和中国古代和世界文学传统都有着血缘性的纠缠，但更有文学变革带来的异质性和独立自主性。它是“现代”“中国”的“文学”，“现代中国人”的文学。这是我们以后阅读和学习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必须紧紧把握住的。

·鲁迅文章开头就谈到，中国文字，即汉字，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这是他不仅支持文学的变革，也支持汉字的改革——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原因，他的理由是什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看？你也不妨和朋友们一起思考与议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