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基于商业视角的私有制批判理论：内涵与意义
唐正东
我们通常说到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时，总会说它在私有制批判、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问题的分析等方面的特点，并联系到青年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只是专注于对政治、法权等问题的批判性解读，因而得出结论：恩格斯在此书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既领先于青年马克思，又着实对后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的私有制批判理论直接产生了影响。这一观点尽管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但有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辨析。譬如，青年恩格斯此时的私有制批判理论是从对商业关系的批判视角入手的，而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却是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入手的。这两种不同的批判视角会对他们的批判理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的确把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包括在他称作“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特性的著作”[1]之中，但考虑到他同时还把魏特林、赫斯等人的著作也包括在其中，因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基于异化劳动视角的私有制批判理论只是在青年恩格斯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辨析，当然不只是对某种学术史实的剖析，而且还牵涉到我们该如何从马克思、恩格斯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角度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层本质的理解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国外学界一直有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说，那么，此项研究的意义就更明显了。
一 商业关系的伪善性与私有制批判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一开始，恩格斯就给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设定了解读视角，即商业的视角，“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2]。随后，他便对重商主义之前的金银即财富论、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亚当·斯密的商业是友谊和团结的纽带等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在恩格斯看来，不管是金银即财富论者的守财奴心态，还是重商主义者的贱买贵卖，都是商业贪婪性的具体表现。而表面上体现了18世纪经济学革命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只不过是以人道、仁爱、友谊及团结的外表掩盖了伪善及不道德的本质而已。“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3]
恩格斯的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他居然没有看出斯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所实现的重大突破，他事实上依然是沿着商业关系的线索来理解斯密古典经济学的本质的。我们知道，青年恩格斯是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后，再写作《大纲》一书的。可在《国富论》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斯密明确地批评了重商主义的原理。“我竭力说明，即根据重商主义的原理，对于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货物的输入，也不必加以异常的限制。然而，此种限制以及许多其他商业条例所根据的整个贸易差额学说，是再不合理不过的。当两地通商时，这种学说认为，如果贸易额平衡，则两地各无得失；如果贸易额略有偏倚，就必一方损失、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称。但这两种设想都是错误的。”[4]也就是说，斯密是明确地认识到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及货币财富论的观点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往后的发展是有待于超越这一观点的。在此基础上，斯密在第四篇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非常清晰地阐明了他对重农主义观点的评价。“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因此，凡愿细心研讨这个极重要科学的原理的人，都得对它十分留意。这一学说把投在土地上的劳动，看做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方面的见解，未免失之褊狭；但这一学说认为，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并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产能以最大程度增进的唯一有效方策，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公正而又毫无偏见的。”[5]《国富论》中的这种从社会劳动视角入手来对重农学派的深层内涵进行剖析的思想，似乎并未对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说史研究产生影响，这一点我们要加以注意。
一般来说，看到了斯密的上述观点之后就不应该再从商业的角度来理解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可青年恩格斯偏偏漏掉了重农学派这一重要的转折点，并用商业关系的线索直接把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联系了起来。如果这还不足为奇的话，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恩格斯为了撰写《大纲》而阅读的斯密的《国富论》，其实是麦克库洛赫的编辑版，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作者生平、序文、注释和补充论述》（四卷集），1828年爱丁堡版。麦克库洛赫在这个版的序文中对政治经济学在斯密《国富论》之前及之后的发展历程是有较为详细的分析的。而关键是：麦克库洛赫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把重商主义的商业精神与现代商业理论中的商业精神区别了开来。他借用一个外国作者（斯托赫）的话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很少有的政治上的错误产生过比重商主义更多的不幸。它以权力来控制和禁止了它只应该保护的东西。它掀起了管制的狂热，在很多方面危害了工业，迫使它离开自然发展的道路。它使得每一个国家认为邻国的福利和本国不能相容，因而彼此互相毁伤和破坏，使商业上的竞争精神，成为现代许多战争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正是这个制度鼓励了国家采用武力或机诈，强迫其他弱国或落后国家订立对他们自己也不产生真正利益的条约”。[6]而真正的商业精神是跟重商主义理念完全不同的，“商业的真正精神和垄断的黑暗、自私和浅薄的政策绝不相容，人类的自利心和他们的义务一样，都要求他们和平相处，并培养一种公平、友好的相互交往精神”[7]。麦克库洛赫实际上是延续了斯密的思路，把重商主义与商业社会区别了开来。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他对魁奈及斯密的经济学观点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关于魁奈，他说，“首先立志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企图研究和分析财富源泉的功劳，无疑地应该是属于他的；他就是这样地给了政治经济学一个系统的公式，并把它升高到一门科学的地位”[8]。关于斯密，他指出，“在1776年，我们卓越的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部著作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一如洛克的论文对思维哲学的贡献一样。在这本著作里，这门科学第一次作了最广大范围的探讨；财富生产所依据的基本原理，被放在无可指摘和非议的地位上。与法国的经济学家们相反，斯密博士指出了，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泉源……他证明了，劳动之用于工业和商业与用于土地的耕种时一样，都是生产财富的”[9]。
二 为什么专注于商业的解读视角？
既然麦克库洛赫在序文中如此清晰地把魁奈、斯密从农业劳动、一般劳动的角度所展开的财富本质论，与重商主义者从商业的角度所提出的财富观明确地区分了开来，并且还清晰地指出了重商主义观点的局限性，那么，恩格斯在阅读了麦克库洛赫的序文之后，为什么似乎无视了他在序文中的上述观点，并且坚持从商业关系的贪婪与自私性的角度来审视包括斯密古典经济学在内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呢？我以为，原因有二。
一是在现实关照层面，恩格斯此时重点关注的是商业的社会副作用（如商业对工业力量的破坏作用等）以及商业危机为社会革命提供现实条件等问题。譬如，就前者而言，在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差不多同一时期所写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商业关系对工业力量的吞并作用以及它对所有交往关系的消解作用。在他看来，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应该是文明程度的提升，“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化，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10]。但在私有制条件下，这种文明程度的提高却会被商业化为乌有，“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11]。就后者来说，在写于1842年11月底的《国内危机》一文中，恩格斯就已经指出了商业危机将带来无产者阶级的革命。“商业稍微一停滞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会使整个阶级都挨饿。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这些人除了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办法呢？况且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12]
对商业的重视使恩格斯清晰地看到了个人之间及国家之间的一切交往关系都消融在商业交换关系之中，从而使世界彻底地物化了。当他把这种物化的根源与私有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便可以把这种对商业的批判理论提升到私有制批判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从理论逻辑上说，这里已经没有解读上的漏洞了。这使得恩格斯在阅读麦克库洛赫编辑的《国富论》时，即使看到了斯密在正文中、麦氏在序文中所强调的劳动价值论在整个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而是仍然把对政治经济学史的阐释视角定位在商业关系的贪婪与自私性上。由于恩格斯此时觉得已经可以从对商业的批判直达对私有制的批判，因此，他并不会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观意义上。相反，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因为撇开了商业的竞争关系，在此时恩格斯的眼里只具有抽象的特性，“经济学家是一刻也不能坚持他的抽象的——这是做不到的。不仅他所竭力避开的竞争，而且连他所攻击的效用，随时都可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13]。
二是从理论逻辑的层面来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的确取得了重要的思想进步，但均留有一根“尾巴”，即具有不彻底性。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手稿中对这一点做过非常清晰的阐述。“斯密的功绩在于，他强调指出了下面这一点（而这一点也把他完全弄糊涂了）：随着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因而随着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独立化，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变，价值规律似乎变成了（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变成了）它的对立面。……李嘉图胜过亚·斯密的地方是，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并没有把他弄糊涂。但是，他不如亚·斯密的地方是，他竟从来没有料到这里有问题，因此价值规律随着资本的形成而发生的特殊发展，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更没有促使他去研究这个问题。”[14]应该说，他们在劳动价值论上的不彻底性直接为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提供了机会。站在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我们当然知道剩余价值不是来自与等量活劳动相交换的对象化劳动，而是来自在这个交换活动中没有被支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那部分活劳动，来自在这种虚假的交换活动中资本所无偿占有的无酬劳动。但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也承认，由于斯密事实上没有正确解读、而李嘉图则根本没有关注上述这个占有无酬劳动的中介环节，因此，“如果只考察这一过程的实际内容和结果，那么价值增殖，利润，货币或商品之转化为资本，都不是来自商品按价值规律进行交换，即与它们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成比例地进行交换，相反倒是来自商品或货币（对象化劳动）同比它所包含的或者说耗费的劳动更多的活劳动相交换”[15]。
这种回归到重商主义的让渡利润概念的学术思路，不仅把詹姆斯·穆勒拖下了水，使他相信工人所出卖的只是在他生产出产品之前他自己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即已经被资本家支付了的那个份额，由此劳资交换关系被建构成了一般商品所有者之间的普通交易，而且也使麦克库洛赫彻底瓦解了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因为，就像马克思批判他时所说的那样，“商品不仅同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更多的直接劳动相交换，而且同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其他商品中的物化劳动相交换；也就是说，利润就是‘让渡利润’，这样，我们就又回到重商主义者那里去了”[16]。马克思说，麦克库洛赫只学到了“李嘉图的‘咳嗽和吐痰’的姿态”[17]，这真的是很恰当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麦克库洛赫和穆勒来说，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商业交换的基础上的。因此，如果青年恩格斯不能看出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那他就很有可能忽视古典经济学思路中已经具有的劳动线索的重要性，而只从商业的角度来纵论整个政治经济学史的基本逻辑。
客观地说，此时的青年恩格斯的确还无法区别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因为，首先，他阅读的《国富论》是麦克库洛赫的编辑版。从恩格斯《大纲》的具体内容来看，他除了阅读过麦氏编辑版中的那篇序文之外，应该还阅读过麦氏本人的经济学著作，因为恩格斯在《大纲》中曾说“英国人——特别是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请注意，是抽象价值，不是交换价值”[18]。当恩格斯自身还无法看出商业的解读视角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史来说的局限性时，或者说，当他还无法看出斯密等人所说的劳动线索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时，他当然会受到麦克库洛赫的具有重商主义倾向的解读路径的影响。其次，在阅读麦克库洛赫编辑的《国富论》之前，恩格斯所阅读的主要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傅立叶、约·布雷、威·汤普逊等人的著作。这些人所讲的大多是现实中劳动者所遭遇的不公正状况、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等问题，而并没有涉及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种社会劳动的可能性理论空间问题。譬如，布雷在《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一书中谈到人类所受到的迫害及其根源时说：“追根求源，我们就将发现任何政府形式，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迫害都产生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产生于现仍存在的私有制度。所以立即永远消灭现有的不公平和罪恶，必须彻底摧毁现时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符合于公平和人类理性原则的制度。”[19]在谈到劳动所遭受的迫害与私有制度之间的中介环节时，布雷又说：“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每一桩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案件，或多或少是受常常提心吊胆和你死我活的竞争原则所支配的。它常常使个人和阶级都是互相敌对地冲突起来。”[20]汤普逊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也只是忙于论证“分配的自然法则即‘自由劳动、完全享用劳动产品和自愿交换’”[21]。恩格斯在《大纲》中曾两次提到布雷和汤普逊的著作，并认为他们作为英国社会主义者是反对私有制的，并且是“能够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22]的。既然如此，他当然还不可能在商业关系与私有制批判之间插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环节，并进而把私有制批判直接提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相反，此时的恩格斯只可能把导致社会弊病的商业竞争关系直接与所有制联系起来，并进而建构起对私有制的基于人性的理论批判。
于是，我们看到，恩格斯在《大纲》中虽然明确地提出了古典经济学没有关注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但他事实上尚未对私有制为何是不合理的这一问题做出深刻的阐述。青年恩格斯目前仍然只是从商业的贪婪和自私性的角度，来阐释古典经济学关于商业的论述是伪善的和前后不一致的，并认为其根源就在于没有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23]在展开对商业本身的批判时，恩格斯也是这种思路。“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与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引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对情绪，就太不明智了。它表现得越友好，对它就越有利。这就是商业的人道，而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这种伪善方式就是贸易自由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24]客观地说，当恩格斯把商业解读为私有制最直接的结果并展开批判思路时，他的确没有对商业和私有制这两个概念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即没有区分一般商业关系与资本主义商业关系、一般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不同。他只是站在前者的角度来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的。
三 商业关系的悖论以及生产力与私有制的内在矛盾
如果把恩格斯在《大纲》中的这种思路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批判的思路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解读视角的确与恩格斯不尽相同。当青年恩格斯专注于从商业的角度来展开私有制批判的理论线索时，马克思则是从劳动的角度来拓展其思路的。马克思也看到了工人的非现实化这一客观事实，但他并没有把这一事实通过竞争这一中介环节直接与私有制的可恶性联系在一起，并建构其私有制批判的理论。他是从劳动的现实化的角度来展开思路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25]这一解读视角使马克思很容易把阐释思路不是转向商业的伪善性与自私性，而是转向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核心内容的人的本质的异化。由此，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私有制的批判便建立在人本主义异化观的理论逻辑上。他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是由此线索展开的。在他看来，由于私有财产的本质不是财富本身，而是人的自我异化，因此，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的共产主义，也必然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6]
青年马克思的这种解读思路也决定了即使他要阐述工业或对象化劳动的历史，也必然只会在人的本质的展开史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27]在他看来，现实的工业无非是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而已。客观地说，这种思路在解读起点上由于引入了劳动的范畴，因而比直接从商业关系视角入手的解读思路拥有更多的理论生成空间。青年马克思事实上从异化劳动、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等角度的确也展开了很丰富的理论空间。而且，从解读思路的未来发展来说，这种思路也由于在事实上面对了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对立或矛盾的问题，因而在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辩证法思路的展开上有较大的思想优势。当我们说青年马克思是通过哲学思考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我们所说的就是上述这种基于哲学理论的思考而展开的政治目标选择及理论方向的确定。当然，我们也不难发现，青年马克思的这种解读思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即对现实经济关系本身的研究显得不够。他在哲学维度上只是用异化劳动来指称了这种经济现实，而在经济学维度上则仍然从竞争、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劳资之间、资本家之间以及租地农场主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在青年马克思那里，经济学维度与哲学维度之间只是一种二元的关系。
而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虽然没有从劳动异化的角度来阐述工人的非现实化以及私有制的可恶性，但他与青年马克思相比的一个长处是：直接切入了对现实社会关系尤其是基于竞争的商业关系本身的批判性解读之中，并从中引申出了对私有制的批判观点。在这一领域中，恩格斯此时的思路有两个特点。
其一，敏锐地抓住了亚当·斯密等人的所谓“新经济学”及其所推动的贸易自由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恩格斯看到了18世纪的重商主义体系是赤裸裸地展现其商业的不道德本质的，从不试图用伪善的道德外表来对此加以掩饰。而到斯密那里，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经济学的路德，即亚当·斯密，批判过去的经济学的时候，情况大大地改变了。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恒权利了。强迫订立的通商条约、商业战争、民族间的严重孤立状态与前进了的意识异常激烈地发生冲突。新教的伪善代替了天主教的坦率。”[28]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恩格斯在这段话中除了揭示出斯密等人的“新经济学”的伪善与不道德之外，还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业交换或贸易自由本身的内在矛盾或悖论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商业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道德的欺诈关系，但它却必然会以人道的、理性的、团结的纽带式关系的外表呈现出来。
说实话，在现实社会关系分析上的这种矛盾式或辩证式的解读思路，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不具备的。马克思在这一手稿的序言中虽然把恩格斯的《大纲》称为“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29]，但我认为，他的劳动异化思路暂时阻断了他对恩格斯在现实商业关系分析上的这种辩证式思路的理论价值的认知。或者说，劳动异化思路关注的是私有财产的异化劳动本质以及这种异化劳动与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而不是现实社会关系是如何让劳动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此时的马克思还无法抓住恩格斯上述思路的准确内涵及学术意义。而实际上，恩格斯的这种辩证式思路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是有很大的理论空间的。譬如，随着对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很容易从上述商业关系的内在矛盾现象中，梳理出阶级斗争的理论线索。也就是说，从中看出导致上述内在矛盾现象的根源，不是商业关系本身，而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实现的思想发展，“厂主对工人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断言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这个人的确除了其他特性，也还具有劳动的特性）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30]。
再进一步，如果这种关于商业关系的辩证式思路被置于唯物史观的平台上来加以提升，那就可能产生更重要的理论成果了。譬如，一旦研究者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并且去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但却能够以平等的、人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问题，他就很容易触及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以及劳资交换关系与普通商品交换关系之间的不同。当然，恩格斯在1846年之后并没有重点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此，这种可能性的理论空间在他本人那里并没有得到体现。但当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把恩格斯的《大纲》再一次地加以高度评价，并指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31]的时候，我以为，这可以被看成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对恩格斯的上述关于商业关系的辩证式思路的创造性发展。因为就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新政治经济学思路其实就是建立在对劳资交换关系的内在矛盾式解读之基础上的，“如果我们考察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流通）在内容上的区别，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区别不是通过外表上的关联或比较而产生的，而是在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的总体中，第二个形式本身就使自己同第一个形式区别开了，这种比较本身已经包含在过程中……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是交换，它完全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第二个行为是在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过程是直接同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种范畴”[32]。
其二，敏锐地抓住了生产力与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的理论线索。恩格斯在《大纲》中是具有十分清晰的生产力线索的，而且他还是从现实生产力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对象化劳动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的。“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33]客观地说，他对生产力的这种理解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对象化劳动的角度所展开的理论思路要更具现实性。其实，恩格斯早在1842年11月底的《国内危机》一文中就已经谈到了工业使国家富裕的思想，“因为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勉强糊口的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因为它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34]。也就是说，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就看到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的重要性，只不过当时他更关注的是基于私有制的竞争关系导致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的问题，即赤贫者阶级、无产者阶级的急剧增多问题。
在《大纲》中，恩格斯已经不再只是专注于对无产者赤贫现象的阐述，而是在生产力与私有制的内在矛盾问题上凸显了一条清晰的解读线索。在上述文中谈了如果自觉运用生产力就可以让它为大众造福之后，恩格斯话锋一转，“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它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之中起作用。一部分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土地……却荒芜着。一部分资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资本却闲置在钱柜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或16小时，而另一部分工人却无所事事，无活可干，活活饿死”[35]。在他看来，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关系，就是使人们无法自觉运用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关系。因此，这段话实际上是说，以竞争为代表形式的私有制的社会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构成内在矛盾关系的。
应该说，恩格斯在私有制批判上的这种思路，在当时的理论界来说，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在朝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维度上最具有理论生长空间的。当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读到这样的话：“［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36]我们或许会感受到恩格斯在《大纲》中的上述引文中的相关观点的“影子”。当然，这不是说直接搬用，而是来自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我们指出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批判私有制时的理论思路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并非想说他在1843年就已经具备了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正确方法。事实上，他此时在哲学方法论上离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段距离。他在商业关系上的辩证式思路以及在生产力与私有制的内在矛盾问题上的观点，总体上说还没有在唯物史观的层面上加以展开，譬如，他意识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关系，但他还只是从表象的层面对这种内在矛盾进行了描述，而对这种内在矛盾的社会历史机理尚未做出分析；他意识到了商业关系的自我矛盾性，但他无法对导致这种商业关系之自我矛盾性的社会历史过程做出分析。但是，如果我们对恩格斯在此书的观点与思路能够进行准确的解读，那么，我们不仅能够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作用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也能够依此对唯物史观的内涵与本质做出清晰的解读。
原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2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4页。
[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60～61页。
[5]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45页。
[6]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Notes，And Supplemental Dissertations. By J. B. McCulloch，Edinburgh，1828，p.XXiii. ［注：麦克库洛赫在此处“序文”中的论述与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一章“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中的论述有较多的雷同之处，因此，此处采用了后书中的译文，特此说明。下同。］
[7]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Notes，And Supplemental Dissertations. By J. B. McCulloch，Edinburgh，1828，p.XXv.
[8]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Notes，And Supplemental Dissertations. By J. B. McCulloch，Edinburgh，1828，p.lviii.
[9]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Notes，And Supplemental Dissertations. By J. B. McCulloch，Edinburgh，1828，p.lxviii.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54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54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1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5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4～6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1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18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18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50页。
[19] 〔英〕约翰·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7页。（作者名字的翻译有改动。原译名为约翰·勃雷，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版的译名，改为约翰·布雷，特此说明。下同。）
[20] 〔英〕约翰·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25页。
[21] 〔英〕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18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6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9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06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2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63～46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1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6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6页。